西汉南越王赵佗
引 言
滹沱河，以母亲般宽广的胸怀，滋养着千里沃野，使滹沱河两岸成了人杰地灵之区。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随着朝代更迭，历史演进，在历史舞台上，滹沱河流域石家庄域内涌现出众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科技文化精英、千秋英烈，他们以自己的理想、抱负和才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领域，发挥着不同的历史作用，成为一个时代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为中国历史，也为滹沱河的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载入各种典籍史册的石家庄历史名人到底有多少，谁也没有统计过，恐怕也统计不清。1993年笔者雄心勃勃，要编一部《石家庄人物志》，检阅《中国人名大辞典》，翻阅二十五史，以及《畿辅通志》、《正定府志》、部分旧县志，当代地方史志，仅检索当时的石家庄市辖区的五区四县的历史人物，就耗时半年，才编录了221人，只得草草成书，以《石家庄古今人物》面世。在编著《石家庄历史文化精华》时，收录古代和近代名人约320多人。在编著《石家庄历史文化丛书》的人物卷《石家庄历史名人》时，收人物传百篇。目前，出版的历史人物著作不少，都只能择其要，选择对历史进程有过重大影响的人，或录，或传。虽然不免挂一漏万，但是，透过这些历史人物，我们可以明晰地了解石家庄的历史风云。石家庄历代名人的业绩、成就、品德、风范，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已经综合形成了一种历史文化，因而极大地丰富了石家庄历史文化。
现在，就30年来积累的石家庄历史人物资料，选择最有代表性的部分历史人物，加以整理、展示，共分四个部分：一、称王为后一代枭雄；二、出将入相竞显风流；三、文坛科苑留芳百世；四、千秋英烈中流砥柱，作为《认知石家庄》专题的资料补充。
称王为后一代枭雄
历史造就枭雄，枭雄影响历史。在石家庄区域的历史人物中，也历史性地诞生了几位算得上是帝王后妃的显赫人物，不管是朝封的，还是自命的，在朝的，还是在野的，都演绎了一段不寻常的历史，用他们或喜或悲的人生际遇，在石家庄的历史画卷中，涂抹了多彩的一笔。
在这些人中，当数秦汉时期真定人赵佗最出彩，用当下流行话讲，那是大大地给河北、给石家庄人长了脸。至于后妃，时代造就的历史现象，深宫多幽怨，红颜薄命是她们多少人的宿命，从石家庄走进后宫的，善终者，也只有宋代的曹皇后一人。
一、西汉南越王赵佗
在石家庄历史名人中，最早的名声显赫之人，要数曾被毛泽东誉为“南下干部第一人”的“南越武帝”赵佗。
赵佗（？——公元前137年），东垣（今石家庄市东古城）人。秦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杰出的爱国将领。公元前218年受秦始皇之命率军戍越，到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逝世，驻越81年。在治理岭南地区中，推行民族亲和政策，维护国家统一，是石家庄地区最早走出的杰出的政治家，也是石家庄地区首位帝王。
统一南越，自主为王
秦朝以前的岭南地区，包括现在的香港、澳门、海南、广东、广西及贵州、福建南部，散居着众多的越族部落，被称为“百越之地”。当时，这里还是处于部落林立、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状态。部落之间经常争斗、残杀，不少越人“裸以为饰”，“断发纹身”，“披草莽而邑”。
这时的中原，秦始皇已平灭六国，开始实施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大业，他把进军的首选目标定为“百越之地”岭南。公元前218年，大将屠睢、赵佗等人率领50万大军南攻百越。主将屠睢强攻冒进，残酷征杀，激起越人反抗，秦军遭到沉重打击，屠睢也死在越人的刀枪之下，秦皇50万大军竟然“三年未能越岭”。秦始皇重新任命赵佗统军。赵佗一反屠睢的进军方针，弃残杀为亲和，“和揖百越”，团结越族部落头人、酋长，逐步得到越人的拥戴。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平定了百越之地，成功地在少数民族地区设郡置县，置南海、桂林、象三郡，建立了秦朝地方政权。赵佗又向秦皇建议，从中原地区向岭南移民50万人，与越族民众混居杂处。从此，“西涉流沙，南尽北户（夏季门窗向北为朝阳面的赤道附近），东有东海”，皆归人秦朝版图。其地域包括现在的越南、海南、香港、澳门等地。而当时的香港就隶属于南海郡番禺县（治所在今广州市区），这是中原王朝最早在岭南地区建立的行政区划，也是有文献记载以来最早确立的政权。
俗话说“功高盖主”。这时的赵佗，虽然为秦王朝平定百越立下汗马功劳，建立了千秋功业，但是，秦王朝却要削弱他的兵权，另派了任嚣出任南海郡尉，主持岭南地区军政事务，赵佗只被委任了个南海郡（治所在今广州市）龙川（今广东龙川县）令。虽然天高皇帝远，赵佗也并没有拥兵自重，还是接受任命，到龙川上任去了。
世事的发展，往往有太多不为人所预料的偶然因素。在赵佗兵多将广、秦王朝削他兵权的时候，他虽然有实力和不信任他的朝廷闹独立，但他没有和朝廷分庭抗礼，叛秦自立。但是，时隔不久，他却义无反顾地自主立国，当上了南越王。
那是秦始皇死后，赵高专权，国内矛盾激化，先是公元前209年，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随之，群雄并起，天下大乱，六国贵族纷纷复辟。中原战火四起，民不聊生。面对这种纷乱局面，南海郡的最高长官任嚣自知年迈体弱，无力控制局面，便把权位让给赵佗，请赵佗代理南海郡长官之职，主持军政要务。不久，任嚣病逝，赵佗按照任嚣关于“秦为无道，天下苦之……番禺负山险阻，南北东西数千里……可以立国”的临终嘱咐，封关，绝道，筑起了三道防线，聚兵自卫，防止中原战火波及岭南。在连年战乱、中原没有建立统一的中央王朝的情况下，赵佗出兵击并了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县西南古城）、象郡（治所在今广西祟左县），统一了岭南地区，以番禺（今广州）为都城，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
南越国的疆域，北、东、西三面分别与长沙、闽越、夜郎三国交界，东及南面濒临南海，“东西万余里”的广大地域。大体上东接泉州，北以五岭与江西、湖南交界，西北至广西西北部的南北盘江（红水河上段），西南到今越南的中北部地区。
他的这一举措，不仅保证了岭南地区政治的稳定，而且及时消除了民族和地区分裂的隐患，同时有效地防止了中原战争对岭南的袭扰，在当时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曲折的称臣之路
就在赵佗当起南越王的时候，中原大地发生了历史巨变，群雄争霸中，“无赖小子”刘邦坐了龙庭，建立大汉王朝。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阳夏侯陈豨在赵、代一带反叛。次年初的冬季，刘邦北上平叛。陈豨部将赵利占据东垣（今东古城），刘邦率军攻克了东垣。刘邦看到，东垣雄踞滹沱河畔，乃北方的重镇，对安定中原有重要作用，于是将东垣改名为真定，取“真正安定”之意。叛乱平定，中原稳固，刘邦想到了东垣的赵佗，这个控制岭南广大地区的南越王。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刘邦如何能容下这个自立为王的赵佗？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刘邦是“为中国苦”，所以赦免赵佗而不追诛。真是这样，还是此时力不从心？反正刘邦没有向岭南发兵，而是派了一介书生——大夫陆贾，带了一纸诏书，于这年（公元前196年）的五月，南下番禺，奉劝赵佗归顺汉朝，封赵佗为南越王。汉高祖在诏书中高度评价了赵佗治理和开发岭南地区的功劳，赞扬他“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中原迁徙到岭南的首批客家人）以故不耗减，越人相攻击之俗亦止，俱赖其力。”陆贾在番禺滞留数月，讲述了中原局势，汉王朝的政策，赵佗高兴地对陆贾说，在岭南，没有能够一起谈论大事的人。至你来，使我听到了平时闻所未闻的事。遂以国家统一大业为重，表示愿意奉汉称臣，接受汉高祖的封号。赵佗在奉汉称臣的前提下，享有高度行政自主权，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原保持着密切联系，至此，一个具有民族区域自治性质的政权在岭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安定的环境，中原和岭南相互支持，使得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
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将刘邦的治国方策全扔在脑后，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一反刘邦安抚的政策，而是极力推行歧视和压迫少数民族政策，公然下诏“毋予蛮夷外越（南越）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也就是说，南越之人，都是些“蛮夷”，不给金属农具，还让他们刀耕火种，过野人的生活去吧。牲畜只给公，不给母，让它们绝种去吧。这完全是在限制岭南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也就是今天超级大国动不动搞得经济封锁。尽管吕后不仁，赵佗不想不义。他一方面安抚岭南各族人民，防止民族分裂倾向；另一方面委派内史、中尉、御使，先后三次赴京上书，向吕后陈述利害，不要推行民族歧视政策。使者三往，都“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有人奔赴南越传播谣言，声称吕后要捣毁赵佗在真定的祖坟，诛灭赵氏兄弟宗族，并下诏长沙王出兵攻南越。赵佗闻听，愤然与吕后王朝决裂，于公元前182年自立为南越武帝，发兵攻打长沙国边邑。吕后七年，吕后派隆虑侯周灶领兵攻击南越，因兵士不适南越气候，疫病大发，攻不进南越，直到过了一年，吕后死去，才罢兵。
吕后死，刘恒即位，史称孝文帝。文帝即位之初，就采纳陈平等老臣建议，和南越王重新修好。为了安抚赵佗。先是重修赵佗先人墓，即现存于石家庄市区赵陵铺街东侧的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赵佗先人之墓，并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于是，汉文帝为赵佗父母修筑的墓冢，成了西汉王朝维护祖国统一措施的一个重要象征，历代真定府、获鹿县官吏和地方文人对此都十分重视，直到明清时期，这里封土高大，树木苍茫，庙祠庄严。“烟树苍茫锁赵陵”，成为获鹿县八景之一，其村名为赵陵铺，足见历代王朝对其尊崇地位之高。帝后墓葬才能称为“陵寝”，一般诸侯王的墓葬是不能称为陵的。由此可见，赵佗是享受着崇高的帝王待遇。实际上，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书，也都将赵佗列为帝王，收录了大量凭吊赵佗先人墓、称颂赵佗历史功绩的诗词歌赋。
石家庄市区赵佗公园内的赵佗先人墓及墓碑
汉文帝采取的另一个措施，是召赵佗从昆弟，尊官厚赐，宠幸有加。
之后，汉文帝又请出陆贾，再携诏书，二次南下岭南。汉文帝的宽大胸怀，使本无意和中原决裂的赵佗再一次回归汉朝，作为汉王朝的一位藩王治理南越。
千秋功过史定论
赵佗从公元前218年率兵越岭，到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逝世，驻越81年，经历了秦汉两朝8个帝后的统治。作为安定百越的主将和南越国的创始人，在发展、建设岭南地区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为汉朝建立稳定的边疆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无可置疑，在历史上，赵佗是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政治人物，这反映在一些历史典籍中，《史记》、《汉书》有传，《资治通鉴》有记载，历代地方史志也将赵佗作为帝王级的人物加以传记。《汉书·高祖纪下》记载了汉高祖刘邦对赵佗的评价。刘邦说：赵佗长期治理岭南，“甚有文理”，由中原迁徙到岭南的移民因此没有受损减员，越人相互攻击的习俗也中止，这全靠赵佗之力。
历史给了赵佗应有的评价。
斗转星移。历史并没有把赵佗埋葬。到了现代，赵佗仍然是关注的对象。不仅历史学界重视对赵佗的研究，就连政治领袖都对赵佗予以高度关注。毛泽东曾对广东省的负责人说过：作为我们共产党的领导者，要去治理广东，不知道赵佗是不行的。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29日，在涿州对准备前往广东主持工作的曾山同志说：“你们广东开化很早。秦始皇时代广东就是秦朝管辖的地方。河北人赵佗在广东作官，他对地方治理的不错。秦朝末年，天下大乱，他乘机扩占了粤西、海南岛等地方，自立为王。汉高祖平定天下后，派人去见他。他表示臣服，接受汉朝的管理，维护国家统一。 ” 
石家庄市区赵佗公园尉佗楼赵佗纪念馆中展出的毛泽东题词
在广东，无论政界还是学界，都把赵佗看作是岭南的开拓者。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广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黄淼章从广州历史文化形成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赵佗的历史功绩。他说，历史人物赵佗是一个文化符号，毛主席称他为“南下干部第一人”，赵佗是广州的重要拓荒者。广州城市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对汉文化、楚文化实行兼收并蓄的过程，汉越文化融合期为秦汉时期。秦平岭南，大批中原人随秦军南下，把中原先进的社会(政权、技术、文字、市场)、饮食与文化的根本和精华(人、谷、畜种)带到了广州，开创了岭南汉越民族融合的历史。
直到今天，广州市内发掘出的越王井，仍然被作为南越国时期重要的文化遗址来保存。1996年在广州市广播电视中心大厦施工时发现的“越王城”遗址，广东省、广州市政府为了保护这座南越国文明的代表性建筑，决定将全市重点工程——广播电视大厦位置移动几十米，为越王城让位，可见，广东人民对于赵佗历史功绩认识的深度。
赵佗的历史功绩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引导百越部落从原始氏族社会迅速走向文明时代的文化先驱
赵佗治理南越，非常重视“以诗书而化国俗”，注意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利用中原先进的文化和伦理道德教化、诱导越人，教育他们赡养老弱、废除群婚。还利用行政手段推广汉字和汉语，教育越人“习汉字，学礼仪”，从而使世代被称为蛮夷的百越人“渐见礼化”。（《汉书·南越王赵佗传》）迅速推动岭南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赵佗还是中原先进耕作技术、打井灌溉技术和冶金、纺织技术的传播者与推广者。他和首批南迁的中原官民把耕牛犁田、使用铁制农具的技术传播到岭南，极大地促进了岭南农耕业的发展。他还出动官兵助民凿井，修渠灌田，推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城市建设进入全新的文明时代。1996年在广州市广播电视中心大厦施工时发现的“越王城”遗址，反映了赵佗时代城垣建筑的伟大成就。
1983年在广州市象岗发掘的第二代南越王赵胡（赵佗之孙）墓，以其文物精美、规模宏大被列为全国20世纪80年代“十大考古成就”之一，也是在岭南地区考古发现最豪华的墓葬，出土文物之多，价值之高，器物之精美，在岭南地区首屈一指。从考古学方面证明，经过赵佗的开发，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飞跃性的发展，使一向十分落后的岭南经济赶上并在某些方面超过中原经济的发展水平。大量文物证明，赵佗治理南越，不仅把冶金、丝纺织、玉器制作技术传播到岭南，而且经过南越各族人民的共同探索，在许多方面得到新的发展。尤为可贵的，是赵佗十分重视利用沿海地利发展造船业和海洋采捞业，史料记载：南越王造大舟，容三千人。足见其造船业已经相当发达。从《史记·南越尉佗传》、《汉书·南越王赵佗传》以及《汉书·文帝纪》、《汉书·武帝纪》等文献记载的赵佗每年进呈汉室的珍宝来看，南越国海洋捕捞业已经很发达，能够捕捞珍贵的海底珊瑚和珍珠贝、紫贝等。在第二代南越王墓中出土的一个银制药匣子里面，装有产于非洲的香料，结合在非洲东岸发现的西汉早期的中国陶瓷，考古工作者认为，南越国的航船可能已经到达过非洲东岸，这就把传统史学关于汉代海上航行最远到达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的记录改写，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年代和最远距离大大推进一步。
2.推行民族亲和政策、建立长期稳定政权体系的杰出政治家
赵佗是秦汉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民族融合政策的伟大倡导者和成功实践者，他在祖国南部边疆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和治国方略，使得西汉以来在南部边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政权体系，这就显得赵佗在民族统一史上的地位尤为重要。
在民族政策上，赵佗实行“和揖百越”的政策，促进民族融合和社会和睦发展。在进军岭南时，赵佗一反前任主帅的进军方针，弃残杀为亲和，“和揖百越”，团结越族部落头人、酋长，逐步得到越人的拥戴。统一岭南以后，继续实行“和揖百越”、“汉越一家”的民族融合政策，要求中原官兵和移民尊重越人。他自称“蛮夷大长老”，身着越服，结发头顶。不仅起用一批少数民族杰出人物拜相将兵，而且大力倡导中原人与越人通婚，带头让自己的儿女与越人结姻，开创了中原汉人与少数民族亲如一家、自然融合的局面。
在整治社会和治国方略上，仿效中原，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政权体系。在政治上，实行郡国并行制，仿效汉朝制度，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并实施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确保政治上的有效控制和实际统治。在军事上，设立将军、左将军和校尉制度，又分为步兵、舟步和骑兵，对号称“带甲百万有余”的军队实行有效指挥和控制。
赵佗在祖国南部边疆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和治国方略，使西汉以来在南部边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政权体系。为了更充分认识赵佗的历史作用，我们不妨拿同时代南、北边疆的局面来比较。同时期的秦朝大将蒙恬以及西汉大将卫青、霍去病、李广等人，论军事才能，都是能征善战的名将。但是，他们在平定北部边疆地区中，不懂得推行民族和睦政策，仅凭武力征服，都没有在匈奴等北部边疆地区建立稳定的政权，只是维持了短暂的安定。南北同为边疆异族地区，局势却天差地别，赵佗在民族统一史上的地位，赵佗作为杰出政治家的历史功绩，还能不彪炳史册？
3.维护国家统一的一代英杰
在祖国统一史上，赵佗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他是秦汉以来第一个接受中央王朝封赐、维护国家统一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领袖。
对赵佗称王如何定论，是评价赵佗历史功过的核心。有人将南越政权看作是封建割据政权，照此推论，对赵佗的历史功过就得重新定位。
但是，如果不是机械地、表面地看待赵佗称王，而是认真研究当时的历史背景，客观地予以分析，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从客观上分析，赵佗两次称王，都是客观环境使然，可以说，是被迫的。
赵佗第一次称王，不是在自己平定岭南，拥兵自重时。如果赵佗主观上要和中原王朝分庭抗礼，割据为王，凭着他统领的几十万大军，岭南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和他在岭南越族人中的威望，这时候，绝对可以野心膨胀，更张易帜，做一个“占山为王”的割据者。这是从他的实力上讲。另外从他的境遇上讲，秦王朝剥夺他的兵权，让他一个领兵大元帅，屈尊就驾，到小小的龙川县作县令，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降职使用，而且是不止一两级。你不仁，我不义。他要有反叛的野心，此时不反，更待何时？
可是，他没有反，而是乖乖地交出兵权，到龙川作他的县太爷去了。
历史的发展，导致人的命运变化，有太多的偶然性。要不是中原大乱，群雄争锋，群龙无首，岭南最高长官任嚣恐怕战乱波及岭南，在自己风烛残年之时，将岭南重新托付赵佗管理，并指示赵佗，闭关、绝道，自立为国，赵佗说不定就终老在县太爷的任上了。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公元前209年，爆发了著名的陈胜、吴广起义。随之，六国贵族纷纷复辟。中原战火四起，民不聊生。面对这种纷乱局面，年迈的南海郡尉任嚣病情严重，自知无力控制局面，于是把龙川令赵佗召唤到身边，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说：“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叛秦相立。”他认为，南海僻远，唯恐中原的战火蔓延。所以他想兴兵隔绝各处关隘道路，固边自守。他认为，南海郡的首府番禺（今广州）负山险，阻南海，控制东西数千里，再加上有大批中原移民的辅助，必定能控制岭南一方的安全。足可以立国，成为一方诸侯。他对赵佗坦言：自己体弱病重，郡中其他官吏又没有可以托付之人，所以不得不召公告之。于是，任嚣发出授予赵佗主持南海郡军政要务的受权官文。任嚣病逝后，赵佗为防止中原战火波及岭南，按照任嚣的嘱托，依照任嚣的计划，断绝官道隘口，固守岭南。秦灭亡后，楚汉相争，战乱连年。在中原没有建立统一中央王朝的情况下，赵佗出兵攻占了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县西南古城）、象郡（治所在今广西崇左县），一举统一了岭南地区，以番禺为都城，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
现在我们客观的看赵佗统一岭南的这一举措，不能不说，在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不仅保证了岭南地区政治和经济的稳定，而且及时消除了民族分裂和地区分裂的隐患，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进步意义，是一位杰出政治家在国家动乱之时采取的英明抉择，这与分裂国家的野心家具有本质区别。而且从长远看，避免了国家南部疆域的后患，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至于赵佗第二次叛汉自立，那完全是吕后不仁不义，把赵佗逼上梁山的结果。
从主观上看，赵佗从来没有反叛中原的思想企图，可以说，他一直是人在岭南，心系中原。有事实为证。当他呕心沥血平定岭南后，面对秦王朝委派来取而代之的一介文官，他欣然交权；在他已自立为王，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面对汉王朝派来的一介书生和一纸诏书，他决然“面北称臣”，这种不“屈人之兵”而俯首听命，除了说明他原本就心系中原，还有什么别的解释？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当吕后发难时，他也是先“礼”，先后三次派人到朝廷疏通劝谏。直到被逼无奈，才“后兵”。而当“一介书生”陆贾奉汉文帝之命，再一次带着一纸诏书，到番禺面见赵佗时，赵佗立即罢兵，去掉帝制黄屋，奉汉称臣。这时，最能表露他的心迹的，是他的《上文帝书》。在这篇收录到西汉官方文献的《上文帝书》中，赵佗首先追忆了高祖皇帝的厚赐和信任，继而陈述了吕后篡权对南越的歧视政策，他不得不更号为帝的苦衷。他表示：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但是我仍然愿意北面而臣服于汉，为什么？不敢悖逆祖宗。我在南越已经49年（从公元前218年到公元前179年应该为39年），“于今已抱孙焉。然夙与夜寐，寝不安宁，食不味甘，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心存不安，就是因为不能奉事汉朝。如今陛下如此哀怜，恢复我的封号，通使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字里行间，表达了他对祖国和故乡的忠诚，拳拳之心溢于言表。从此，赵佗作为汉王朝的一位藩王治理南越，岁进贡赋，与朝廷保持稳定、良好的关系。
赵佗作为岭南的开拓者，推行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杰出政治家，以无可置疑的历史地位，载入了历史史册，是那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关于赵佗入秦为南下将领之前的身世，史籍中缺少记载。但是，很显然，赵佗父母的墓葬均在真定（今石家庄市区）境内，说明赵佗出生地必在真定。作为真定人士、燕赵文化造就的一代英杰，更是一个区域的文化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