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于占彪在内蒙古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日日夜夜 
一、喜上抗大，提高能力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为培养和造就更多的军政指挥员，中共中央决定选派一部分有实战经验的干部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提高理论水平和军事指挥艺术。于是，于占彪从“援西军”的前线，风尘仆仆赶回延安，8月到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编入专门培训军事干部的军事队，任学员区队长。
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它的前身是中国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6月1日成立于陕北瓦窑堡。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任政委、罗瑞卿任教育长。
西安事变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影响的不断扩大，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爱国青年越来越多，抗大的学员队伍也日渐壮大。之后又在各抗日根据地成立了12所分校。抗大总计培养了20多万名革命干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大的任务，是“研究革命道理，转变学员思想，培养抗日人才”。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抗大的校风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抗日军政大学旧地
抗大的课程设有军事课和政治课，还为工农出身的干部专门设置了文化课。军事课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术课、游击战术课、三大技术（射击、投弹、刺杀）课，以及关于炮兵、参谋等专业课程。政治课有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统一战线、政治工作等。文化课有语文、算术、中国历史、地理、自然常识等。教学目的是扫除文盲，让干部能基本上会读书读报、会写信和简单的报告。此外，还有一些没有列在课程表上的生产、劳动课，等等。
从1937年8月到1938年4月在抗大的学习，是于占彪一生中第一次时间较长、较系统的离职学习文化、政治和军事理论，是一次极为宝贵的机会。于占彪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不认字和不会写字等文化程度低的困难，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和军事指挥艺术，被誉为工农干部学习的典型。通过8个月艰苦、紧张，而又愉快的学习，于占彪的理论水平、军事素养和文化素质都有了很大提高。
二、急驰绥蒙，建根据地
1938年4月，于占彪从抗大第三期毕业，怀着满腔的抗日热情奔赴绥蒙，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建立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美丽的大青山
大青山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阴山山脉的中段，东西长350余公里，南北宽四五十公里。大青山地区包括原绥远省的16个市、县、旗和原察哈尔省的5个旗，面积9.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40多万，除汉族外，大多是蒙古族和回族等少数民族。大青山地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是华北通向大西北的咽喉。开辟这块根据地，既可以粉碎日军西进宁夏、甘肃，分割大西北的企图，又可以与晋西北、晋察冀部队相互配合作战，扼制日军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还可以沟通与苏联和蒙古国的联系，在抗日战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党中央、毛主席十分关心大青山地区的工作。
1937年10月，党中央在陕甘宁地区的三边（定边、定安、靖边）成立了专事绥蒙地区工作的“中共三边特别委员会”。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绥蒙地区的抗日工作，1938年4月党中央又在三边组建了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白如冰任书记，于占彪任工作委员会委员、军事部长，同年5月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改称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白如冰任书记，于占彪任工作委员会委员、军事部长，李衡任组织部长，赵通儒任宣传统战部长兼蒙民部长。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是个秘密组织，对外公开称八路军骑兵团政治部，于占彪对外身份为政治部副主任。不久，八路军警备骑兵1团从陕甘宁边区进入伊克昭盟，编为八路军绥蒙游击司令部，孔令甫任司令员，白如冰兼任政治委员，于占彪兼任副司令员。
三、绥远中滩，建立政权
1938年5月，为建立一条由陕甘宁边区经伊克昭盟、乌拉山和大青山到达蒙古国的国际交通线，中共中央指示绥蒙工作委员会在乌拉山前的中滩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6月，绥蒙工委军事部长于占彪带领边万富、钟春林、任信、苏振华等人越过鄂尔多斯高原，北渡黄河到达中滩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阻止日军西进，同时建立从延安经中滩至乌兰巴托的国际交通线。到达中滩马二圪堵村后，经调查得知，村里的青壮年不堪忍受兵匪欺凌到外地谋生，或走亲串友躲避起来。于占彪住在贫苦农民窦文林家中，在帮他干农活的同时给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经过几十天的朝夕相处和培养教育，窦文林成为八路军开辟中滩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个骨干分子。在窦文林带动下，其叔父窦二银、弟弟窦海水也都成为党在中滩地区开展工作的积极分子。
这时正是夏收季节，于占彪等白天和老乡们一起抢收小麦，晚上和他们拉家长，建立起很好的群众关系。小麦登场后，于占彪发动抗日骨干和积极分子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主张，动员群众给外出避难的家人写信捎话返回家乡。根据外逃群众生产生活困难的情况，于占彪等号召群众要相互合作，帮助困难户发展生产，这些主张和措施得到中滩各界人民群众的赞扬。于占彪认为培养一批抗日骨干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以窦文林为首，联络五分子村的郝旗英、段根湾村的郭继先、陈和鱼村的李四女、冯四等青年，在王银奎村西的石王庙举办中滩抗日骨干培训班，学员由刚开始时的几个人增至十多人。于占彪利用这个机会给学员宣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内蒙古人民宣言》等，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激发学员们的爱国热情，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造了条件。
包头沦陷后，包头和附近几个区相继成立了日伪政权和维持会。他们企图在尚未沦陷的中滩也成立为日伪服务的维持会。为阻止其阴谋得逞，于占彪和边万富等与当地民团和地方绅士多方接触，大力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主张，得到广泛赞同。在此基础上，经过充分协商，召开了中滩各界人民抗日动员会，正式成立中滩各界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和包头县四区抗日民主政府，选举窦文林为动委会主任兼四区区长。
四、抗日武装、逐一组建
中滩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于占彪等根据伊盟工委“在枪支、弹药、马匹、供给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组织游击队”的指示，着手组建中滩人民抗日武装。通过动员，有160多名青年报名参军。党组织即以抗日骨干训练班的学员为中坚，挑选130多名优秀青年组建起中滩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属八路军大青山联络支队的一个中队。中滩中队由窦文林任队长，边万富任副队长，钟春林任指导员，当地人称窦支队。窦支队下设3个分队，排级建制，1、2分队驻马二圪堵村，3分队驻蓿亥滩的丁二成圪旦村。随即部队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整顿训练。一方面抓紧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开设政治文化课，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关于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还教唱《义勇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抗日救亡歌》等革命歌曲，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部队成立初，衣着自备，粮饷由富家大户捐赠。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中滩地区各阶层积极拥军抗日，富家大户捐献出大量粮食、牲畜。
1938年9月，于占彪赴延安列席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11月于占彪回到中滩，根据上级指示将窦支队改编为八路军的一个正规连队，正式建制为陕甘宁边区骑兵团第3营第3连。于占彪还向中滩党组织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在部队中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蒙人中的工作”、“友军工件”、“汉族群众中的工作”、“伪军组织的工作”、“部队活动与扩大”等问题进行专题教育，并正式发给枪支弹药等装备，开始正规化军事训练。这是中国共产党继扒子补隆垦区建立抗日武装之后，在巴彦淖尔地区组建的又一支武装力量。1939年2月，骑3连连部迁至王银奎村。为满足广大青年积极参军要求，又组建了第4分队，驻黑柳子黄家圪旦一带，全连发展到160多人。
1940年1月，日军大举进犯河套。骑3连在蓿亥滩丁二成圪旦一带积极配合门炳岳部阻滞日军进攻。此役后该部奉命转移到伊盟乌素加汗休整，不久又随团开赴南泥湾参加大生产运动。
五、地方武装，大力争取
驻扎在中滩地区的王万富和刘占奎两个地方民团，虽经常为非作歹，祸害百姓，但还没有明显的降日动向。争取他们加入抗日阵营，关系到中滩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中滩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于占彪以共产党八路军代表身份与他们进行谈判，达成了共同抗日、不伤害百姓的协议。但王、刘两团旧习难改，抢掠行为时有发生。当地农民纷纷把粮食、耕畜、车辆乃至未出阁的大闺女转移到骑兵3连驻地。为此，王万富气势汹汹率众到八路军驻地要耕畜、要人。八路军代表于占彪严厉地质问：“你们既然是人民拥戴的仁义之师，为什么人民害怕你们？”王万富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只得作罢。
王、刘两部由于缺乏粮草，向傅作义派来整顿军纪的副官孙玉祥反映，请他与八路军联系，向老百姓筹措。孙玉祥就此与八路军代表高增培商洽。为不使两个民团倒向日伪一边，团结和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八路军协助两团筹措了部分粮草，使两团危害百姓的行为有所收敛。当时，中滩年景不好，尤其到了春耕季节，老乡们甚至无籽下种，更无力交纳军粮。中滩党组织经过研究，以拨付军粮的名义给傅作义将军写信，要求省府下拨。傅作义接信后令军需处下拨4船军粮，一船给八路军，其余三船给已收编的地方民团。这些举措使中滩八路军与地方民团的关系得到改善。
在乌拉山乌兰不浪沟里驻着一个伪蒙军中队，经常下山抢劫牲畜财物，附近老百姓被他们弄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于是老乡要求窦支队出兵攻打。窦支队经认真讨论，认为消灭乌兰不浪伪蒙军并不难，但很可能把一些少数民族武装推向日伪方面。因此决定以争取为主，于占彪遂派副连长边万富进山与其谈判，争取他们站到抗日阵营一边。边万富以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说服了伪蒙军首领，使这股伪蒙军不再下山骚扰百姓。附近几支少数民族武装也深受影响。
六、王公上层，尽力团结
奇俊峰，原名色布勒玛，1915年生于阿拉善和硕特旗王府所在地定远营一个封建蒙古族贵族家庭。1934年，奇俊峰出嫁到乌拉特前旗，做了石王福晋（夫人）。1936年9月，石王病逝。曾被石王革职的旗协理额宝斋等亲日势力妄图篡夺旗府大权。奇俊峰在傅作义的支持下，粉碎了他们的篡权阴谋。翌年8月，奇俊峰携幼子由包头回旗执政。当时，迫于日军武装进犯的压力和受所谓“协助兴蒙”宣传的欺骗，蒙旗中的一些王公上层纷纷倒向德王的伪蒙疆政权，出卖民族利益。奇俊峰执掌旗政后，日伪势力、国民党特务组织和富有民族正义感的王公贵族上层人士都想把她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争夺十分激烈。
1938年5月，根据中央指示，绥蒙工委军事部长于占彪带人到中滩发展党员，成立抗日民主政权。6月，组建了八路军大青山联络支队中滩中队。
争取乌前旗上层人士参加抗日阵营，对巩固和发展中滩抗日根据地关系极大。因此，于占彪等非常重视对乌前旗上层的统战工作，首先派人与乌前旗王府取得联系。随后，于占彪又派窦文林进山与奇俊峰见面，联系共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宜。窦文林此行消除了旗府上层人士对八路军的误解和疑虑，并派一名官员随窦文林下山拜会于占彪。这位旗府官员向旗府汇报了在中滩抗日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奇俊峰当即决定让保安团连长梢得毛请于占彪进山面商抗日大计。于占彪与梢得毛坦诚相待，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还把从延安带来的印有蒙汉两种文字的抗日宣传品送给他，并请他转达对奇俊峰的问候。
石王福晋奇俊峰
时隔不久，于占彪前往旗府拜访。奇俊峰把于占彪视为上宾，用蒙古族礼节隆重迎接了他。奇俊峰详细听取了于占彪介绍的共产党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了解了全国抗战形势，对共产党、八路军有了正确认识。她坚定地表示，要和共产党八路军密切配合，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做出积极贡献。当天晚上，奇俊峰摆全羊席，用蒙古族最高贵的礼节招待了于占彪。临别时，于占彪送给奇俊峰一支手枪，奇俊峰则回赠一骑带全副鞍辔的骏马。
于占彪下山一周后，旗府派出了以哈少那为首的官员到八路军驻地商谈。双方达成协议：八路军保护蒙古族同胞的利益，蒙古族同胞则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大局为重，下山归乡，重建家园，为抗日救国出力。
此后，于占彪还秘密发展乌前旗保安团参谋主任李隽卿为中共特别党员，在旗府隐蔽活动。在李隽卿的帮助下，奇俊峰经常与八路军保持联系。
1939年3月22日，奇俊峰率部秘密潜往五原，正式加入抗日阵营。奇俊峰是内蒙古西部地区第一个举起抗日大旗的蒙古族女王。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她深明大义，不被威逼利诱所动，受到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称赞。
1939年4月，国民党军政部任命奇俊峰为乌拉特前旗保安司令。5月，奇俊峰又被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为乌拉特前旗防守司令部司令，并授予少将军衔。奇俊峰在五原城内组建了乌拉特前旗防守司令部，下设两个团。为提高部队素质，奇俊峰仿效八路军，在每个团配备政治指导员，专门从事政治思想工作。
1939年7月，日军进犯西山咀地区，奇俊峰部队凭借熟悉的地形协助门炳岳部击退了来犯之敌。12月，傅作义部进袭包头，奇俊峰部受命配合攻打驻守在乌拉特后旗察罕高勒庙的日伪军，一举歼敌百余名。
在奇俊峰抗日救国举动的影响下，乌拉特后旗额王福晋（夫人）巴云英和茂明安旗齐王福晋（夫人）额仁庆达赖也率领全旗蒙汉群众举旗抗日，并在日寇进犯时摆脱日伪军的控制，先后来到五原加入抗日阵营。
七、列席全会，提高水平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桥儿沟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于占彪列席了此次会议。
扩大的六届六中全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参加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区负责人38人。这是1928年党的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全会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解决党内一度出现的右倾错误，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此外，张闻天、周恩来等同志也分别向会议报告了各方面和各地区的工作情况。最后，由王稼祥致闭幕词。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
延安天主教堂——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址
全会完全赞同毛泽东对15个月来抗战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抗战形势的分析。毛泽东指出：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15个月抗战的基本教训，也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目前，抗日战争正处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过渡时期。我国军民要抓住敌人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弱点，把正面战场的抵抗和敌后广泛的游击战争结合起来，大量地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从而促使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会议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批评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两种错误偏向，尤其是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强调正确的统战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全会重申，抗战时期党要把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坚持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实际上，这是中国革命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条件下继续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在当时还没有条件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下，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全会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确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了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全会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思想，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为党领导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会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
于占彪聆听了中央领导同志作的报告，积极参与了党在新时期抗战的基本战略和方针政策等问题的讨论，提高了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
八、青山支队，挺进绥蒙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经缜密论证，1938年5月作出了“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的决策。6月11日，毛泽东在给朱德、彭德怀、贺龙、肖克、关向应的电报中，要求派往大青山的八路军“须选精干者，领导人须政治军事皆能对付，且能机警耐苦，而有决心在该地区创立根据地者。”
毛泽东关于建立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指示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八路军120师决定抽调358旅715团为主力，组成大青山支队，李井泉任司令员兼政委、姚喆任参谋长、彭德大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派出由山西成成中学师生组成的四支队和以武新宇为主任的察绥边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一同到大青山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
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挺进大青山路线图
1938年7月1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出挺进大青山的命令。29日，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四支队和“动委会”人员2300多人，从晋西北五寨出发，越过绥南蛮汗山，挥师北上，历经艰难险阻，边行军边战斗，迂回前进，于9月1日抵达大青山腹地武川县大滩。10月初，八路军指战员在归绥东北大青山面铺窑子与杨植霖等领导的抗日团胜利会师，圆满完成挺进大青山的任务，打开了绥中、绥西的抗日战争局面。
到1939年春，大青山支队在三个游击区将大小股匪3000多人基本剿灭，保证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群众欢呼称快，积极拥军参军，八路军深得人心，为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群众称赞八路军：“英雄八路赛如神，白天不动黑夜行。不走大路走小路，看着向西转到东。鬼子进山找不见，夹着尾巴往回窜。土匪完蛋我平安，军民一齐杀敌顽。”
九、军事部长，掌管全局
1938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从八个方面全面部署了绥蒙工作，即任务问题；统一战线策略问题；在蒙人中的工作；友军工作；汉人群众中的工作；伪军伪组织中的工作；部队行动与扩大问题；党的组织问题。指出共产党和八路军在绥蒙工作的任务是，唤起和团结蒙汉一切力量，一致联合抗日；以正确的扶助少数民族解放的政策，消除蒙汉之间的对立；以坚持抗战的模范作用，提高蒙汉军民王公官吏抗战必胜的信心；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使绥蒙成为敌人不可征服、不能巩固的游击区，逐渐形成抗日根据地和反攻阶段的前进阵地。中共中央《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还确定：“以大青山支队的活动为中心，将大同至包头铁路沿线和大青山直到河套一带设立绥远省委，受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省委员会暂决定白如冰、武新宇、刘遂生、李井泉、赵通儒、于占彪、白成铭等七人，白如冰为书记。”绥远省委的分工是，白如冰任书记兼任蒙民部长，大青山支队司令员李井泉兼任军事部长、于占彪任军事部副部长，武新宇任宣传部长、白成铭任组织部长。1939年3月，中共绥远省委在大青山正式组成，并开始工作，下属中共河套特委、绥中特委、归陶工委和绥东工委。
1939年4月3日至5月31日，日军调一个旅团并3个师的伪军相配合，对绥中、绥西、绥南游击区进行持大“扫荡”。6月，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在剿匪和反扫荡过程中，逐步发展了骑兵的装备，正式组建了八路军120师大青山骑兵支队，李井泉任支队长、姚喆任副支队长兼参谋长，彭德大任政治部主任。7月，骑兵支队拥有指战员1500余人，战马1471匹，整编为3个营。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把敌占区党的省委一律改称区党委的决定，1939年12月，中共绥远省委改称中共绥远区委，白如冰任书记兼任蒙民部长，大青山支队司令员李井泉兼任军事部长、于占彪任区委委员、军事部副部长。下属绥西地委、绥中地委、绥东工委、归绥工委和土默特蒙古工委。
大青山往日游击根据地党组织机构序列表
于占彪先后担承军事部副部长、部长等职
1939年底，于占彪被绥远区党委推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40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调动3万余日伪军，500余辆汽车，分3路开始向绥西进攻，2月1日至4日，侵占了河套的安北和五原县、临河县以及陕坝。国民党军队傅作义部向日伪军展开反攻，在收复陕坝、临河之后，于3月20日开始围攻五原县城，经两昼夜激烈战斗收复了五原，将日伪军驱逐出河套。史称“五原大捷”。
1940年5月28日，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和政委关向应指示：将大青山骑兵支队的建制由营改为团，井指示建立绥察游击行政公署。随之，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将营建制改为团。3个团的兵力共1200余人。骑兵1团在绥南活动，骑兵2团在绥中活动，骑兵3团在绥西活动。这一年，骑兵支队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95次，粉碎敌人达50次的“扫荡”，毙伤日伪军794人，其中日军428人，伪军366人。俘日伪军193人，击毁敌汽车7辆，缴获枪支586支，战马571匹；骑兵支队牺牲指战员180人，负伤184人。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展馆
1940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绥远敌占区工作的决定》，总结了一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和问题，分析了形势与特点，确定“坚持与发展广泛的地方性与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积蓄力量以准备将来的局面，是绥远敌占区总的任务。”决定绥远敌占区与雁北地区合并组织晋绥边区党委，统一领导该地区党政军各项工作。晋绥边区党委受西北军政委员会领导。7月24日，中共晋绥边区委员会组成，白如冰任书记，刘俊秀任组织部长，王聚德任社会部长兼宣传部长，于占彪任武装部长，张达志、赵仲池为委员。
1941年2月24日，八路军晋西北军区（由120师兼）司令员、政委关向应致电姚喆、张达志：“为着绥远军区指挥统一，便于与党政配合支持长期战争，以及根据地各种建设，拟成立绥察军区。姚喆任司令员，张达志任政委，于占彪任副司令员。军区下设四个军分区。”
1941年3月，由于绥远敌占区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根据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向东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将雁北地区划回晋西北，成立中共绥察边区委员会，领导绥察地区的工作。白如冰任书记，于占彪任武装部长，白成铭任组织部长，王聚德任社会部长兼宣传部长。
十、动员青年，奔赴延安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抗日战争的需要，中央指示中共绥蒙委员会要大力培养蒙古族干部。于占彪与中共绥蒙地区各级党政军负责人遵照中央的指示，选送了一批又一批蒙古族进步青年到革命圣地延安学习。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到1942年于占彪等先后动员和组织了9批蒙古族及部分汉、回、满青年，共100多人，他们中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士兵，还有一部分是妇女，其中包括母亲康军（原名康桂英）。
选送进步青年到延安是一项既困难又危险的工作，而且还有许多阻力。当时日寇及其操纵的伪蒙各级政权对蒙古族青年严加控制，动员工作稍失谨慎，就有遭到破坏，甚至有被捕、被杀的可能。动员工作不仅要对青年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而且还要打通家长的思想。另外，于占彪等想尽各种方法护送他们到延安。从大青山到延安，行程上千里，全部徒步登程，而且沿路还经常遭到敌人的盘查和追击，困难可想而知。
于占彪当年使用的德国造驳壳枪
1939年7月15日，于占彪等组织动员的第一批去延安的23名蒙古族青年踏上赴延安的征程。他们在土默特旗小里素村集合后，在武装人员的护送下出发了。他们采取分组行动，化妆成探亲、割草、看田等各种角色，每组距离二三百米。路上，他们用一节削成箭头的高粱秆作为路标：看到高粱秆上没有缺口可继续行进；如刻有一个缺口，虽可前进但要警惕；刻有两个缺口，就停止前进；刻有三个缺口，要就地疏散……他们经过1个多月的艰难徒步，终于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1941年3月，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蒙古民族工作主要负责人舅舅贾力更的带领下，又有一批蒙古族青年从大青山启程赴延安。3月19日，行至绥西大青山张启明沟被日伪军包围，舅舅贾力更为掩护大家突围，在战斗中不幸牺牲。舅舅贾力更，为了抗日和蒙古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34岁。
一批又一批蒙古族进步青年到达延安后，有的在陕北公学学习，有的在中国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共学校学习。他们在党中央的怀抱中成长，在毛主席的身边饱尝马列主义理论的滋养。
一批批学有所成的蒙古族优秀儿女，响应党的“到抗战前线去！到民众中去”的号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巍巍宝塔山、清清延河水，告别了难以忘怀的人生最宝贵的延安之旅，有的回到家乡，有的到部队……和全国人民们一起投入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前线。
十一、独立支队，任司令员
在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开展抗日游击战的同时，绥察各级党的领导机构和政府机关也陆续建立起来，各地游击队也相继组建。为了使骑兵支队集中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发展根据地，减轻其警卫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任务，为了加强对各地游击队的统一领导，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共绥远区委于1940年六七月间，组建了八路军绥察独立第2支队，简称2支队，于占彪兼任司令员，白如冰兼任政委，白成铭兼任政治部主任，李达光任参谋长。
2支队的主要任务是警卫区党委领导机关和政权机关，统一领导各地游击队，配合党政机关开展地方工作，配合骑兵支队开展游击战争。2支队下辖3个大队，绥西各游击队编为1大队，绥中各游击队编为2大队，绥南各游击队编为3大队。
2支队成立后，带领绥西所属部队，一方面掩护地方党政工作，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斗争；另一方面协同骑兵3团进行了一系列武装斗争。1941年秋天。日伪军以两倍于我的兵力袭击绥西军政机关，并企图消灭2支队，于占彪机智果断地指挥部队冲出包围圈，歼敌数人，胜利突围。接着，在骑兵3团一个连的配合下攻打了察素齐镇，缴获各式枪支20多支，战利品无数。
1941年入冬后，部队换装的布匹和棉花等亟待解决，于占彪奉命带领2支队到察素齐镇进行了一次武装采购。经过周密细致的侦察部署，骑兵3团派一个连的骑兵包围警戒驻察素齐火车站的日军和归绥援敌，于占彪指挥4个连的部队包围察素齐镇，由王威带领突击队以及宣传队、采购队、运输队相随入镇。守镇百余名伪警察和镇公所村警被包围不敢轻举妄动。宣传队随即进行宣传解释八路军进城采购的目的和公买公卖的原则，动员各商号将布匹、棉花等军需品卖给八路军。商人们便将我需要的搬出来销售。采购队认真清点登记，并出具收据，讲明付款方式和付款地点，然后迅速将货物运上山。于占彪指挥的2支队仅用两个多小时就完成了采购任务，为部队更换冬装作出了贡献。
今日察素齐镇政府办公大楼
为发展游击队和提高游击队的政治、军事素质，2支队还先后举办了多期训练班，由党政领导人向学员讲授政治和军事，先后讲解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等，以及党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和国内外形势，为游击队培训了一批干部和骨干。
1941年8月24日，绥察区党委决定2支队和地方游击队一律归政府直接指挥调动，绥察行署设立军事部，于占彪兼任部长。
1941年12月5日，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员姚喆、副司令员陈刚、副政委张达志通令大青山党政军机关：奉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电令，决定取消绥察独立2支队，归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统一指挥。
十二、骑兵团长，任驰疆场
随着大青山根据地的扩大和兵力的不断增加，大青山骑兵支队的实力也有了较大发展。1940年5月28日，120师师长贺龙和政委关向应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等请示批准将大青山骑兵支队的建制由营改编为团。经批准，同年冬天，绥南骑兵1营改编为骑兵1团，绥中骑兵2营改编为骑兵2团，绥西骑兵3营改编为骑兵3团。同年12月初，又将原4支队改编为大青山骑兵支队独立营。骑兵支队改制后，姚喆任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员。
然而，进入1941年后，大青山地区的抗战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日寇频繁对大青山抗游击根据地各游击区进行“扫荡”、围攻和袭击。于占彪在这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临危受命，于1941年夏天兼任骑兵3团代理团长，从一个步兵指挥员变成一个骑兵指挥员。
于占彪担任骑兵团长后，一方面刻苦学习骑兵的战役战术，努力提高指挥艺术；另一方面指挥部队积极迎战日寇，英雄杀敌。从1941年5月到10月，骑兵3团在于占彪的指挥下击退了日寇对我绥西党政军机关的6次袭击。
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于占彪遵照党中央和支队的指示，将骑兵3团以连为单位，分散游击活动，机动灵活地打击日寇；在敌人“扫荡”围攻的时候，避开敌人主力，跳出外线，保存实力，扩展游击区。骑兵3团在于占彪的指挥下，除利用绥西山大川多的有利地形与日伪军周旋外，还到包头以西的中滩、高头儿梁柱，向北到百灵庙一带活动。骑兵3团还曾向西北活动到蒙古国边境地区，侦察国际通道，扩大八路军的抗日影响。
于占彪当年使用的苏联造望远镜和从日军缴获的指挥刀
在困难重重的1941年，包括于占彪任团长的骑兵3团在内的骑兵支队和地方游击队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几乎每天都处在临战状态，在敌人的“扫荡”围攻中穿梭运动，游击转移，经常是人不脱衣，马不卸鞍。由于敌人实行“三光”政策，各个游击区的大批村庄被烧毁，群众被杀害或被迫逃离，部队的供给极为困难，有的部队甚至数日不进一餐。到了冬天，大雪纷飞，寒风刺骨，不仅行军艰难，而且还要宿营旷野，以炒面充饥，饮雪止渴。就是在这样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于占彪指挥骑兵3团及所属蒙古游击队、4支队2连，与日伪军交战20余次，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计划，消灭敌人，取得了战斗胜利。
进入1942年春天后，日本侵略者加快侵华战争，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蚕食和封锁，形势日趋严重，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
在军事上，日寇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扫荡”更加频繁；在政治上，日寇加紧推行第二次“施政跃进运动”，以配合军事“扫荡”；在经济上，极力推行经济封锁政策。在这极其困难的时期，于占彪率领骑兵3团指战员一次又一次地与敌人战斗，命令部队化整为零，有准备地转移，突破敌人重围……
从1942年7月下旬开始，日寇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连续“扫荡”，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更加艰苦复杂。为保存实力，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领导机关和骑兵主力转移到晋西北偏关和雁北地区，并进行精兵简政，加强党的统一领导。1942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决定将绥远和雁北合并，将中共绥察区委员会改为塞北区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绥远和雁北地区党政军民的抗日斗争，成立塞北军分区，统一指挥绥远敌占区和雁北地区的军事斗争，取消大青山骑兵支队番号，原骑兵第1、第2、第3团番号不变……这样就进一步统一和加强了对绥远敌占区和雁北工作的领导，把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与后方紧密地连接起来。
1942年9月，于占彪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浴血奋战了5年多的大青山，离开患难与共的战友们，离开同呼吸共命运的蒙古族同胞们，押送绥蒙地区支援中共中央的钱物返回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