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班长与曹排长

那是一个带有暖意的冬天的下午。我挑了这样一个好天，好天可以带来好运气。我带着一身泥水来到了公社的招待所，公社的招待所是一排平房，很简陋地铺陈列于公社办公室后面。敲开招待所的门，我看见了两个穿军装的人。一个个子不高，白白的书生模样，明亮的目光里透着灵气。一个个子稍高，有些黑，露着些许憨厚。两个人热情地招呼我。我有些紧张，我告诉他们，我是这个大队的，高中毕业，在家劳动。眼下正浇冬麦，我是从麦地里回来的，说到这里我不好意思地把绾到膝盖的裤褪下来。

那个暖意里的冬天是1973年，那时我高中毕业回村当了一年农民。回村时我对父亲说给我买辆小车吧,我要推小车。胶东的小伙子都推小车，小车的用处很大。可以代替背扛肩挑。可那时我们家没有钱，所以一直没有小车。父亲望望我，叹了一口气说，回来就回来吧，回来好好干活。
　　父亲终于没有买，他到村里木匠铺给我打了个小车架子，不知从哪找了个旧车轮漆了漆，然后把车子推回来放到我跟前。说推吧，别使坏了。
　　小车推了一年，正当我琢磨着怎么把那小车的旧轮子换掉时，传来了消息，征兵的来了，听说咱公社有名额。
　　那时候农村回乡青年想走的路有两条，一是当兵，二是当民办教师。这两条出路都不容易，争得打破头。我那时候一门子心思想当兵，原因其实很单纯也很简单。一来想离开家，不愿待在家的原因是因为打心眼里嫌继母管教；二来想到部队吃饱肚子，穿个军装光彩光彩。文革中军人的社会地位高，待遇也不错。
　　仔细权衡了一下可能。我是独子，全家只有一个儿子，独子不征兵，尽管没有明确说不能征，但村里一直这么掌握着。那时父亲虽说在生产大队当会计，然而会计算个啥，是个官都比会计大。书记副书记，大队治保主任一大堆干部，咋排也排不到会计，怎么办？想来想去我只能豁出去，铤而走险。

于是，我来到了公社招待所。就这么回事。

我想当兵，我想到部队这所大学校锤炼。我鼓足勇气说。

黑高个问我：“你有什么爱好和特长？”

我说：“我爱好文学，爱写文章，写黑板报。我还会打篮球，别看我瘦，我身体没有病。”黑高个又问：“你家庭出身是什么？”我说：“下中农，我爹爹是党员，我大姐二姐也都是党员，我三姐和我都是团员，我还是生产队政治队长。”黑高个还问：“政治队长是干啥的？”我说：“什么都干，干活、读报、写材料、写黑板报、领青年人上夜校……”黑高个又问我一些别的，问得挺仔细。然而那“白面书生”始终没开口讲一句话，他自始至终看着我，看得我心里发毛，以至于到后来有些前言不搭后语。

“这样吧，你回去写一个东西吧，就写你为什么要当兵。”终于，“白面书生”开了口。
　　走出了公社的大门我觉得有些冷，这才感觉到自己出了一身汗，前胸后背的衣服都贴到了身上。

那天夜里，就着煤油灯，我写下了自己的感受，那感受带着时代的特点，如火如荼，好像就着鲜血，燃烧着青春。第二天一大早，我又敲开了招待所的门，郑重地递上了那份似乎使自个都颇为感动了的申请。

时间不长，我接到了通知书。后来才知道，是招待所里的两个军人指名道姓地要我。再后来我知道那“白面书生”是代理排长，那黑高个是班长。一言不发的“白面书生”非常得坚决，要一个也得要他。“不给这个人，你大队里的其他人我们都不带了。”这是那个代理排长对我所在的大队书记说的话。在当时我真不知道是谁起了关键作用，老父亲逐一地找了大队干部，二姐也着急地找人，还拐弯抹角找了武装部的人说了情。
　　很快地我们被集中到县武装部招待所。三姐夫用自行车驮着把我送到县城，当天下午我们换上了军装，全部是冬装，棉衣棉裤棉鞋棉帽，从头到脚捂了个严严实实。换下来的旧衣服，姐夫带回家了，继母特意叮嘱过，旧衣服得让人捎回去。
　　当天夜里，我们扎扎实实地吃了顿饱饭，武装部招待所用大笼蒸的肉包子，咬一口直流油，长这么大没吃过如此好吃的包子。
　　吃包子的场面十分壮观，致使许多年后仍记忆犹新。新兵们蹲在武装部院子里等着开饭，一个班围成一圈，从灶上直接抬来包子，热腾腾冒着气，大家就围着笼屉拿着吃，谁也不吭声，只知道不歇气地往嘴里填，眨眼的功夫一笼包子便没有了。曹班长就说同志们别动，没吃饱接着再吃。大家便不动。再抬来一笼包子转眼又光了，曹班长就瞅瞅这个，瞧瞧那个，问“饱了没？”见没人吭气，曹班长就说没饱就再等下一屉。就这样，全班没动地方一连吃了3大笼屉包子。这时有人抹抹嘴说：“班长，饱了。”还不大饱的就不好意思再吃，腆着肚子站起了身。曹班长连声说“厉害厉害，战斗力大大的。”回头看看别的班，竟还有几个仍然围着圈没起来的。曹班长又说：“那边的更厉害。”说罢自己先笑起来。我们也笑。这时曹排长走过来问：“笑啥笑？”曹班长说：“没啥没啥。”曹排长说：“赶紧去整理铺，打扫卫生，准备休息。”

晚上我们就睡在武装部的仓库里，在地上铺一层麦草人挨人睡在一起。人多，挤在一起反倒暖和，一点都不冷。曹排长曹班长也都和我们睡在一起，而且是睡在门口。门口要比里面冷些，开门关门一晚上好多次，大冬天，难免冷风会进来。
　　从县城坐卡车到了烟台，又从烟台上了火车。车厢是闷罐车，里面黑古隆咚，只听见咣当咣当火车声响，见不到沿途风光。唯一的益处是，谁想撒尿了对着铁门的缝往外泚就是,很方便,根本不用厕所。
　　闷罐车晃荡了半天，终于停住，到地方了。下了火车，见有许多高楼，一问才知道到了济南。哎呀，我们走了这么远。
　　带蓬布的大卡车一下子把我们拉到济南西边的机场。
　　“看，飞机！”有人叫着。果然，一排在太阳下闪着银色光亮的飞机整齐地排在跑道上。这使我们这些从来没有见过飞机的农村的孩子们兴奋不已。我们毫不怀疑我们当了空军地勤兵，要和飞机打交道了。
　　汽车并没在机场停下，径直开到了机场边上有几排破旧平房的院子里。后来我们才知道，这里是司令部机关的生产队，我们这批兵并不直接和飞机打交道，我们是机关兵，是机关直属队的兵。于是大家都有点失落感，当空军是要上天的，要当飞行员，不当飞行员，维护飞机也行啊。现在连飞机也维护不成，这算什么空军。
　　到了集训地，曹排长曹班长就不再是我们的排长和班长了，胶东3个县征来的80多个兵，被打乱新组成了3个排，我们的排长、班长都换了。曹排长当了3排排长。曹班长当了4班班长。我被分到了一排二班。我们的排长姓刘，班长姓孙。但我们公社来的兵们仍然与曹排长曹班长保持着亲密关系，毕竟是他们把我们带到部队来的。
　　对于二曹的情况，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知道的逐渐多了。
　　曹排长是浙江兵，六八年入伍，入伍时是小兵，年龄小，开始时因为年龄小分到了机关学机要。能当机要兵是不容易的，不但要年轻，还要聪明，反应快，灵活性强，更重要的是家庭出身要好，根正苗红，思想上不能出一点毛病。机要人员接触机密文电很多，工作太重要了。

后来不知为什么曹排长没有提干，据说机要部门准备提干的，但没有那么多名额，就没有提起来。提不起来就得复员回老家。机要人员复员是有规定的，必须要到非机要部门再呆一段时间，等多种密码忘得差不多了再复员，于是，曹排长就被分到了直属队的防化连。
　　曹排长没上过高中，但他读得书多，各种书都读过。特别对文学书看得多，聊起三国故事绘声绘色，平常见他很少讲话，但真正讲起来就滔滔不绝，特别是讲一些知识性趣味性的东西时，他眼睛里就泛着光，整张脸生动了许多。因此，曹排长无论在机关里还是防化连都是小有名气的。新兵连闲着没事我愿意往他那里跑，找他拉一拉，扯一扯，心里就觉得充实了许多。
　　曹班长也是防化连的，他和曹排长不一样，曹排长不是真的排长，在防化连是代理排长，在新兵连是征兵排长。曹班长却是真正的班长，在防化连就是班长，在新兵连还是班长。曹班长比曹排长大一岁，尽管曹排长比曹班长入伍早。曹班长是招远人，离我们老家离得近，离得近就觉得亲近些。加之曹班长又是接我们公社的兵，所以更觉得要比别人不一样，熟了他就跟我们开玩笑，见了面就“高、高”地叫，不加小字也不叫名字，就叫一“高”字，音调往上扬，叫得人心里很暖。
　　新兵刚离开家远离父母，想家是难免的，曹班长有时就叫着我们几个去打扑克，打篮球，有时候也去机场上遛达。“多写几封信给家里，写信管用，有什么事有什么心里话多给父母说说。”曹班长告诉我。那时候我真是把这二曹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我不怕苦不怕累，我怕空闲，空闲时我会想家，想父母，想姐姐，想家乡的耍伴、同学。
　　济南那时的冬天感觉特别冷，机场的冬天比其它地方更冷。北风呼啸着从早到晚肆虐。我们就在跑道上练队列，尽管棉衣棉裤很厚，却也被寒风鼓透，时间不长我们的手脚都冻得红肿。于是各班都尽可能地多跑步，齐步或是正步，尽可能地少站立，少立正稍息。曹排长和曹班长和我们一起练队列，他们比我们运动得少，他们只是喊口令，所以他们比我们要冷。我发现他们的手脚比我们还要肿得厉害。
　　新兵连的伙食无法与之后的连队相比。大家都是从农村来的，在家里大都吃不饱肚子，不花钱随便吃的饭当然要使劲吃。加之训练强度大，消耗得多，吃得就更多，吃得多伙食自然就会下降。新兵连炊事班是从各单位临时抽来的，烹饪技术实在一般。那时冬天的菜不多，大都是白菜、萝卜、土豆、粉条之类，没有别的花样。大白菜没有埋在地下，就那么堆在院子里，全都冻得梆硬，吃在嘴里怎么都嚼不烂。经常地就有馒头不熟的现象。排长班长们包括连里干部也都和我们一起吃，只不过吃的时候会皱眉头。一天，曹班长问我：“吃得还行吧？”我说：“比家里强多了。”曹班长说：“这伙食比我们连里差远去了，再熬几天，快熬出头了，分到连里就好了。”我跟曹班长说：“这还用熬，这比我们在家拔麦子，刨玉米秸子，起圈肥的活轻多了，还天天都能吃饱饭。”曹班长笑着说：“知足常乐，人能知足就行。”
　　一个月新兵训练转眼就完，要分新兵了。上级来了人，直属队各个连也来了人。我们全都整理好东西，打起背包站起队伍。连长开始点名，点几个人就有人领走。分配之前我们也打听直属队哪几个单位好，大都认为汽车队好，开个汽车挺神气，还有技术。我也想开汽车。但汽车队来领兵的人已经领走了兵，没我的份。领到最后就剩下3个兵，除了我还有两个人，都是一个县的。这时一个左耳上边有块伤疤样子有40岁左右的干部走到我们面前，对我们3个人说，跟我走吧。后来我们知道这人是防化连的连长，姓朱。头上的那块疤是抗美援越时被美国人的炸弹皮炸的。
　　朱连长带我们几个吃完中午饭，就返回连队。汽车走了很长时间到了目的地，我们才知道这里离济南还很远，我们到了一个县城的边上。朱连长把我们领到连部，没有让我们放下背包，也没有介绍连里情况，指着我们说：“你们仨，按高矮个，最高的一排，中间的二排，最矮的三排，走吧。”文书就把我们带到排里，排里又分到班里。我被分到一排一班，班长姓韩，叫韩德华，和曾经走红的歌星就差一个姓。
　　曹排长和曹班长也回到了连里，很快地两个人都复员回家了，都满了服役期，复员是很正常的事，每年都走一批。其实两个人都是有思想准备的，尽管他们都热爱军旅生涯，愿意在部队里工作，但还是要复员。曹排长回到了浙江老家，曹班长回到了胶东老家。一走就断了音讯，也不知道这二曹现在何方，情况怎么样。
　　世间有些事有些人，有的你会很快将其忘掉，而有的你却一辈子都会惦念在心。就像这两个人，40年过去了，40年前的事现在想起来如同在眼前。
　　我的老班长，我的老排长，你们过的都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