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儿月儿圆圆,没月儿过年。”从过完年开始,就盼望着下一个年的来临。只觉得过年是最幸福的事情,除了老师布置的假期作业偶尔在心头闪现之外,再没有烦恼。终于到了腊月,家家都忙碌起来,村子里弥漫了年的味道。
最先热闹起来的是供销社门前的那块开阔地,那是杀猪的场所。小时候的想法很简单,仿佛猪天生就是用来被杀,供过年吃肉的,悲悯之心没有显现,倒经常兴致勃勃地看着人们把猪赶向屠宰场,看着那个职业杀猪的半老汉子穿上已经看不出颜色的大褂,看着几个人手忙脚乱地将猪抬到一个凳子上,看着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多年后,读到丰子恺的《护生画集》里一首诗:“千百年来碗里羹,冤深似海恨难平。预知世上刀兵劫,且听夜半屠门声。”忽然心有所悟,深悔当时居然那样热衷于看着一个个生命的结束。能给孩子带来快乐的是尽管“居无竹”,但马上“食有肉”。
另一件乐趣是能得到猪水泡,没有人会顾忌水泡上的腥臊,得到之后马上吹起来,拴上一段绳子,在院子中、在巷道里跑来跑去,像凯旋的将军炫耀自己的战利品。这样的快乐只属于杀了猪的家庭的孩子,所以得不到的孩子,总期待来年自己家里也杀头猪,也拿着吹足气的猪水泡在马路上飞奔。孩子的热度是有限的,扯着猪水泡在整个村子里巡回演出以后,就会将它拴到院子里晾衣服的铁丝或其他什么上,任其在寒风中摇曳,一个正月再不会取下来,渐渐,猪水泡会小下去,颜色也由白变黄,最终会瘪成小小一团。据说,猪水泡是一味药材,但孩子们只关注它能带来快乐的一面,至于最后的归宿,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我的二爷,人缘极好,知道我们对于猪水泡的渴求,也知道自己家不会每年杀猪,所以总是留心杀猪人家,倘其家里没有小孩,那猪水泡一定会归了我们,这样我们从猪水泡上得到的乐趣就比一般的孩子多。
进入腊月,还有一个期盼就是赶“花花集”, “花花集”就是腊月的集,多数的家长会给孩子几元钱,让他们零花,买小人书的、买鞭炮的、买贴画的,反正已经计划了一年,对于农村的孩子们来说,赶集是见到的最大世面了,长辈们讲起故事来,也常调侃“赶集”——“牛头卡进水缸里,赶紧找他二大爷去,他二大爷三年赶过两个集,见多识广。”结果是,他二大爷支招:“把牛头砍下来呀!”砍下来后牛头还是弄不出来,他二大爷说:“把水缸砸了呀!”问题解决了,都夸他二大爷厉害。花花集赶过以后,自己过年的物件就齐备了,精打细算的孩子不买鞭炮,而是到公社里的供销社买一些炮药、炮捻,自己做鞭炮,这样鞭炮的成本低了很多,乐趣也更多。有耐心的孩子还可以用铁锉锉下一些铁粉、铜屑,做成花炮,铁粉是亮银色,铜粉是粉红色,只是费点力气和功夫,倒不是什么高科技。也可以做二踢脚,第一段要用“竖”药,第二段用“横”药,用错了炮药就闹麻烦了,炮飞不起来,会在地下乱转,不小心钻到谁的裤子里响了,就只有吃不了兜着。
腊月里的饭食也与往日不同。先是蒸年糕,也许是黏糕吧,玉米、黏米、红枣、豆子、花生豆等掺在一起,蒸熟后切成一尺见方的方块,“送亲朋、送好友”……总之是好东西大家分享。家家蒸年糕的时间差不多,所以村子上空香甜的味道聚集到一起,久久不散。煮肉就完全不同了,这与各家的杀猪早晚有关,一家煮肉的肉香会飘满半个村子,肉香会让许多小孩垂涎欲滴,那时深恨骨头上肉太少,仅是浅尝,总不能吃个“肉饱”,近年来有机会吃到各类的“酱大骨”,“骨”够大,肉够多,但味道却差得远,这心理大概也与朱元璋寻找“珍珠翡翠白玉汤”一样,看来不仅人无再少年,有些味道也是再都找不回来的。
煮肉以后要熬腥菜,原料是肉汤和干白菜,偶尔会有一块儿肉出现,谁发现了就如获至宝。腥菜的味道倒是没有变,现在吃起来仍然回味无穷,怪不得有人说“就腥菜,吃年糕,那是皇帝的生活”,现在吃惯大鱼大肉、肯德基、麦当劳的孩子们,对于其他食品的兴趣都不大,唯有对“腥菜”百吃不厌,恐不是基因的问题,而是味道问题。
家家还要做豆腐,卤水点的,自己做自己吃,就不会将豆腐做的只重数量,不重质量,而且还要能放得住,也就尽量减少水分。“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卤是有剧毒的,农村很多想不开的人,都选择喝卤水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使用的好,掌握了用量,卤水还能造就美味,“卤水豆腐”比“石膏豆腐”要好吃得多。
“蒸糕、做豆腐”,这是过年不可或缺的环节,多数的百姓都停留在自给自足,停留在过年食用,所以终究只是普通人,很少有人想到这样的美味,原来不过年也可以食用,原来很多人的日子天天像在过年。山西王家大院的缔造者,据资料上说是做豆腐的,现在四时也能看到推着自行车,在人行道、便道上叫卖年糕的南北方口音者,见到城管标志的人、车之后,四下逃窜,风平浪静之后一如既往,当然,也保不齐这些人中日后能创造出王家大院式的辉煌。
做豆腐余下的豆渣,当然也是好东西,要做成豆渣窝头,味道虽比不上年糕,但毕竟胜于平日常吃的玉米面窝头,何况“年糕好吃,也不能贪嘴”,那东西消化起来很费些肠胃,而且老人们常常教育孩子,吃什么东西都要控制,一旦吃“顶”了,就再不能吃那样东西了,这时还常常举出几个例子来,这个人不能吃什么,那个人不能吃什么,千把人的村子并不大,主人公自然都知道,而且人们对这些人的印象也不好,不单是常常拿来做“典型”,还常常涉及到这些人的“本质”——凡是吃“顶”记录者,最起码没有听“老人言”,也就“吃亏在眼前”了,这些人往往还找不到自己的另一半,这也是被人笑话的事情,为了不成为这样的“典型”,也为了日后能继续享受,就只能克制自己了。
年关还要炸供,排场也不小,尽管有些数字的比例一年只用一次,却是老老实实记在心头的,炸馃子和面一斤面粉还需要“三矾两碱盐五钱”——这是十六两秤的,没有点功夫,还真不好换算成通行的市斤秤,再后来统一成公斤秤,也颇费一番周折。有些家庭甚至一直使用着十六两秤,也不单是为了好算账,在他们看来,把秤改来改去,并没有改变实质的东西。炸完馃子,还要炸些面鱼、山药片,名义是上供用,最后还都会落入生者口中,孔子提倡“慎终追远”,却也明白不过是“祭如在”。
置备年货,往往是全家老少齐上阵,当然有的是干的,有的是看的,还有的是要解馋的,眼巴巴地瞪着,终于能吃上一口,那感觉——舒坦。忙忙碌碌将年货置备齐全的时候,年就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