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盼着过年。过年时想着拜年。大年初一,天刚朦朦亮,我就迫不及待地起床,穿好新衣服,顾不上刷牙洗脸,径直来到已经起床,开始准备早饭的父母跟前,站直,然后鞠躬,真切地问父母过年好。自己多了一份比平日里的庄重,父母又多了一份慈祥,笑着连说,好,好,好。然后拿出一张簇新的钱给我。那钱我是舍不得花的,折起来,小心翼翼地把它夹到笔记本里,多年以后再看,那份暖暖的情美在心里。

吃过早饭,我们一帮孩子开始给左邻右舍的大人们拜年。有些长辈平日里不苟言笑,很让孩子们胆怵,但我们给他们拜年时,他们都很热情,我于是惊诧,他们原来是会笑的。有些邻里平时日子过得拮据,但过年时准备的好吃的可不少,花生、瓜子、糖块、柿子饼,自家人舍不得吃,却让前来拜年的孩子们多吃,走时还给装上,走过几家后,我们衣兜里和裤兜里就鼓鼓的了。倒是几户过得挺滋润的人家,对我们这些孩子小气。从外地买来的奶糖放在擦拭的有些闪光的糖果盒中,铁筷子烫过发梢的女主人用挑剔的目光逡巡我们,那个讨人喜欢的孩子是会得到一块奶糖的,从她家里出来时,大多数孩子都撅着嘴,一脸不高兴,我是其中的一个。

上学之后,要好的同学们会相跟着去给老师们拜年。各任课老师家都去。老师对我们很热情,平日里调皮捣蛋的孩子,此时得到的也是鼓励。有些年,老师们还会准备些小礼物,大多是图书。我先后有过几十本书都是老师们给的。现在,有的还保存着,有的已经丢失了。我还得到过一份很特殊的“礼物”,上小学五年级时,我在语文课上看连环画《杨七郎打擂》,不小心让教语文的吴老师给发现没收了。这本书是我向一位高年级同学借的,想还他,在书店又买不下,好在他特别喜欢攒烟标,我给了他20张他所没有的烟标,算是抵了。给吴老师拜年时,她把书给了我,还夸我知错就改,上课专心了,学习成绩也有所提高。过年时,我常会想起那一幕,想教过我的老师们,自己能够得到他们的教诲是幸运和幸福的。师恩难忘。

工作后,过年时参加团拜。大年初一早晨,大家都穿戴的干干净净到工厂,大多以分厂、处室为单位进行团拜。男职工们或西装革履或时兴打扮,有的还吹过头发,喷上发胶,打上领带,戴上手表,一改平日模样。女职工们要比平日里漂亮了许多,干脆说,不仔细瞧都不敢相认啦。团拜时气氛好极了,大伙儿互祝春节好,领导们会讲一番很带劲的话,还会给大伙儿发红包。大伙儿之间,平日里即便有些隔阂也会在笑声和祝福声中消除的了无影踪。

住了楼房以后,左邻右舍们之间相互拜年反而减少了。通讯发达了,电话拜年、短信和微信拜年普及开来。拜年,开始减少相见和热切,于是有人感慨,年味和人情味越来越淡了。

我不这样认为。看看每年春运吧,用心去量一下游子们回家的征程吧。用奋不顾身来形容人们对团圆的迫切,一点都不为过。仅从这一处折射,我们不难体会中华文明强大的亲和力和凝聚力。

拜年,变化的形式,不变的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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