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外的家风
石碑上刻着家风，刻着我们高随一脉绵绵近400年的家风。
整理《高氏家谱》，使我一次又一次地心潮难平，热泪盈盈。
我曾为我们高家因不识字而一代一代受到欺侮而感到自卑；也曾为世代相传守着这二亩地每天为解决温饱而犯愁，增添了要走出去的奋斗和渴望。
如今，石碑家谱的出土使我倍感自豪，倍感祖先的英明卓著，倍感生长在这个大家庭的无限荣光。
老子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是呀，始祖碑、石碑家谱、五世祖高玑的墓志表等一系列老祖碑的重见天光，彰显出我们祖先的厚重家风，但有无相生，我们高家祖祖辈辈还有多少功德没有上得了石碑，而留存在世世代代族人的心中。
面前一次又一次出现老父亲的画面，那个毕生勤劳讷言，默默耕作，为而不争的十二世高顺昌。
高顺昌，其夫人岳飞二十八世孙岳贤（岳敏），生三儿高潮、高朝殿、高朝营，三女高爱琴、高玉琴、高荣琴；其父高亮、母亲陈氏，祖父高江，曾祖父就是家谱碑所记载的第九世高湛。往前的履历无法追溯，但听庄邻们说，我爷高亮（十一世）属于世面之人，为人豁达，处事精明，族人间遇什么纠纷或解不开的疙瘩，常常找我爷调停。而我的父亲因生于乱世，1921年11月（与中国共产党同岁），成长于战乱（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既没机会识文断字，也形成了懦弱、不争的性格特征。在我的记忆深处，父亲一直与牛为伴，悄无声息，牛来牛去，听到他的声音往往是田野里使唤牛的吆喝声，“哒哒、咧咧——”，那么清脆响亮，能驱走飞鸟地虫，能将太阳唤醒。过去，我们家周围村庄举行婚礼既没有八抬大轿，也没有高头大马，而是套上牛车，上面用一领苇席圈成半圆，张在车上遮风避雨。新人的车前面挂红毡，车后面堵一领小席，其他的车只在车后面用席子挡风。由于我家有牛、有车，常常和邻家的牛配犋成套拉车。村里每逢红白大事，父亲总是执鞭驾车，迎来送往，到现在村上还有几个进入耄耋之年的老太太都是父亲赶车娶来的。父亲从小就是庄稼人，八九岁就能犁耧锄耙，十二岁就赶起了牛车，一赶就是大半辈子。
父亲既不是红军八路，更不是国军、伪军，但也曾扛过枪。扛枪干什么?用父亲的话说就是“看家院。” 1938年，日寇侵华的消息也传到我们家乡，加之土匪横行，治安混乱，村民人人自危，有钱的人家就纷纷购枪自卫，没有钱的呢，合伙购买。当时我们家有薄田8亩，也买了一杆枪。 那时，负责豫中南部地方武装的“憋司令”，召集有枪的村民分期分批集中受训，每期三个月，公家负责食宿。发军装、配徽章，练队列、学打枪。父亲扛着我们家自己购置的枪和乡邻到同乡梁李村训练，每期30人，编成一个队，名曰联防队。联防队员白天干活，晚上巡逻，遇到敌情鸣枪报警，我们家的门楼就成为了站岗的哨楼，父亲同其他队员一起，晚上住在上面，用于恐吓强盗、窃贼。1944年日寇占领我们家乡时，已到了强弩之末，队员们利用这些枪抵抗日寇，保护村民。
老实人家有枪，组织起来是股自卫的力量，分散开去便是个包袱。后来联防队解散，父亲把枪藏在红薯窖里。1947年将要解放时，一个郏县人用18斤盐买走了这杆枪。
古代有“坐贾行商”的说法。在极其艰苦的岁月，父亲靠着一条扁担两条腿，跋山涉水，足迹踏遍省内外，用现在的话是跑长途买卖的。
洛阳境内的汝阳县上店镇距我们家300多华里，父亲一星期一个来回，晓行夜宿，日行百里。去时挑香油，返程担棉花。这个古镇是山区和平原农产品的集散地，三面环山，交通闭塞，只有一条向东的山路。山路崎岖，两边高山耸峙，道路狭窄，仅能够容一人通过，担东西换肩时连扁担都横不过来。有一次父亲一行挑着香油走到汝州东20里的二铺，遭遇一伙土匪，抢劫了香油挑子，搜尽了身上的所有钱财，绳捆索绑，栓在磨房的石磨上。半夜，乘土匪分赃之机，他们一行互相解开绳索，逃出匪窝。匪窝的寨墙坚固，他们用绳索绑在棍子中间，别在城垛上，攀援而上，连夜逃跑，一直逃到宝丰校尉营，才投亲借宿。
父亲毕生不识一个字，一心埋头种田，不议论谁家长、谁家短，也不参与村上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但在刚解放时也当过“官”。我父亲躺在病床上告诉我们说是“旅长”，我根据“乡里乡亲” ， “去时里正与裹头”的诗句，判断是“里长”。任务是负责我村富人家财产的分配事宜。首先是分配土地，丈量清楚富人家的土地亩数，统计清楚全村贫困人数，然后按人头重新分配；其次分配他们的财物，先把财主的家庭财产折合成麦子，再根据贫困户的人口平均分配。父亲办事公平，虽负责分配，然我家只分得半张大床。
现在大小是个官，人们都争着当。那时相反。让谁干里长谁都不愿意，乡政治部无奈，只好民主选举。召集全村的乡民围成一个圆圈，面朝里坐下，每人背后放个碗，轮流向碗里丢黄豆或玉米，同意谁就在谁背后的碗里丢黄豆 ，不同意的就丢玉米，结果父亲碗里的黄豆最多，父亲就这样理所当然的当了里长。
现在大小是个官都有津贴补助，那时完全是尽义务。白天干田地农活，晚上为村民服务，天天忙得不可开交，想不干又交不出去。实在没有办法，父亲就把这个村官“借”给别人，原定一个月，期满再还，可一借出去，再还时，说啥父亲也不接了。这是父亲一生唯一的一次当“官”。
我们家乡1947年解放。解放后60年，父亲由一个走南闯北的青年成为矍铄硬朗的老人。父亲不知道养生之道，也不知道“仁者寿”、“生命在于运动”的经典名言，更不知道罗素 、巴金、冰心、季羡林等百岁老人的长寿秘诀，只是毫无意识地做到了勤劳不辍和与人不争。
尽管父亲曾经扛枪经商，但是他没有丝毫的粗暴武断和精明算计，总是面带笑容，默默无语。待人宽厚善良，谦卑礼让。“转庄”（成立合作社）之前，农民单干，村上只有我们几家有牛有车。牛栓在大门外，谁牵谁使；车放在门楼下，谁借谁用。1952年农历2月28日，麦子已经拔节，天降大霜，多数农户见麦苗冻死，铲去麦苗，颗粒无收。父亲心疼麦苗，不忍铲去，结果竟获丰收。街坊邻居谁一张嘴，绝不拒借。邻村的一位亲戚干脆住在我家，度过灾年。父亲跟着爷爷学会木匠活，村里村外，建房盖屋，上梁架檩，安门合货，随叫随到，绝不收一文工钱，如果有家打碗鸡蛋茶，父亲已经心满意足了。
勤劳是父亲的本色，从小到老，手脚不闲。民国三十二年灾荒，家家户户没吃没喝，东南门儿一位叫他叔的族人牵来一头瘦得东倒西歪、皮包骨头的小牛，让父亲喂，就出去要饭去了，父亲每天到路边、地头强抓地皮草喂它，等族人要饭回来，牛也长胖了许多，后将牛卖掉，换来的钱支撑起两家度过饿死人的灾荒。
刚解放时，允许土地买卖，当时一石二斗麦就可以买一亩地。为了买地，前三年我家没过过年。第一年买地，第二年打车，第三年钉车，将准备的年饭省下来，让请来的匠人们吃。老实人也有老实人的聪明。一次划分新的责任田，父亲不认识自己的名字，就把旧责任田的木撅拔出来拿到新责任田，与新责任田木撅的名字进行比对，来找出田地的界限。
后来，地越种越少。父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就置买了一个三轮车，在城里帮居民区清理垃圾。开始我们姊妹几个感到无颜，不让他干，当看到他蹬着三轮，运着垃圾，哼着小曲，越干越年轻时，就都不再干涉。
老实人时常受气。父亲木讷少语，不爱结交，自然会成为一些人的“出气筒”，面对这些人的耍威风 、“穿小鞋”，父亲既不会拍案而起，也不会据理分辩，只是默默忍受，退让回避。可父亲交了一个一生的朋友，村西头的榔头表叔。当生活在最困难时期，榔头表叔家要饿死人了，父亲将家里唯一的一提兜麸子让表叔掂走救人，而没过几天，我奶奶就因饿得得了浮肿病而殁。
永远忘不了这一幕。2014年4月初，父亲因病无救，从医院回到他一生忙碌的故土。姊妹们将父亲安排好后，我想起他一生的老朋友榔头表叔，就赶快去表叔家告知我父亲回来了。已经80多岁的榔头表叔得住信儿，就推起身边掉了牙的自行车，一步可跨过了车梁，飞疯似的到家里看望父亲。可惜，事无常态，他还比父亲早走三天，俩人又都去那边说话去了。
父亲走了，生于农历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七，卒于二O一四年三月二十，享年93岁。
人生多么奇怪啊，我守在父亲身边，却对父亲并不了解，当我最近几年学习《道德经》后，才明白，父亲原来一生都是在本能地践行“为而不争”的智慧；而当父亲走时，当看到全村人大人孩子都纷纷出动为父亲送行、当我在河山山顶一座庙前的石碑上看到建庙的捐款名录，高庄的后边，第一个出现的居然是克勤克俭一生的父亲的名字时，才蓦然懂得了父亲，理解了父亲。
孩儿对不住您啊，我的爹。真正的榜样原来就在身边，那个最近最近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