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落天涯

　　我们的高中老师，现在估计得有六七十岁了，当时就是三四十岁的模样。他两个女儿，大的和我同班，小的低我一年。同班的那个胖胖的，很可亲，各方面都中等。对这个老师的最深印象，是卷曲的头发（自来卷），阴鸷的眼。教英语的咬舌音的时候，眼睛瞪得很夸张。他是班主任，开班会，瞪着眼，叉着腰，说：“你们，做人要清正！当年我当兵的时候，最恨那些乱走后门的人！”

　　他留在我记忆里最深的一个镜头，是拿着一张保送上大学的意见表，挨个询问班里的同学们。到我这里，他说：“你对保送王蔷上大学有什么意见没？”我傻乎乎地摇摇头。反正也轮不到我，所以习惯性地不操心。他面带喜色，说：“你也认为应该保送她，是吧？对嘛！她就是品学兼优嘛！虽然她是我女儿，可是我也并没有偏袒她嘛！”

　　于是，高考前我们跑操、上自习、学习学习再学习，蔷同学悠悠闲闲地浏览学校报栏里的报纸。现在，她已经是大学教授了吧。毕业后我见过英语老师一回，穿着白衬衫，推着自行车，还是倍儿精神。和我同行的同学拉拉我，说：“快走，快走。”于是擦肩而过。到现在我没有一张毕业照，所有同学都没有。照了，是班主任帮我们照的，我们交了冲洗照片的钱，却没有拿到照片。一生的遗憾。

　　不知道我们的高中历史老师还健在不健在。十几年没有见到他了。我们毕业他退休，我已经毕业二十多年。大大圆圆的头壳，光的来寸草不生。说话的时候脖子习惯性摇啊摇，像不倒翁。一米八的大个子，浓眉大眼睛，不笑不说话，一说话满口的白牙都笑出来了。我历史学得最好，高考的时候别的科目都是估分，到了历史这里，随口说了一个74。分数下来，别的科都多一些或少一些，这个74准准当当，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如有神助。到现在我还记得1861－1865美国的南北战争，还记得罗伯斯庇尔的生卒年月。

　　有一次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我以为又是让我替他看卷子，谁知他把门一关，很严肃地问：“怎么了？这段时间怎么不开心？”我吓一跳。

　　我失恋了，你怎么知道？

　　我赶紧说没事没事，学习有点累。

　　“哦”，他放心了，“没事呀，别那么拼，文科的东西，记一记背一背，不会得零蛋。你又聪明，好赖总归有个大学上……”事实证明，他说的对，我真的好赖有个大学上，读了一个专科。读大学的时候，特意给他去了一封信，向他解释那次我对他撒了谎。也说不清为什么，就是觉得不向他解释清楚，心里有亏欠。

　　大学毕业后我见过他两面，都是在他家的小院门前。他扶着门框，还能一口叫出我的名字，古铜色的脸有些苍颜。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老师，您还好么？您还在么？我如今也不快乐，胖胖的身材清减十多斤，再也没有人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怎么了？”

　　我好想你，老师。

　　高中的老师，印象鲜明的就这两个。还有两个，一个教政治，一个教体育。教政治的女老师酷爱讲评书，到现在我还记得她给我们讲曹操被刺，猛一转身……教体育的男老师和她是两口子，打架打到操场上，政治老师拎一个小板凳，满场追。

　　到现在，我都不能直视“煤炭”二字。

　　我后桌两个男生，一个长眉细眼，面白晳，写一手好硬笔。读大学和我是隔班同学，如今据说在省政府做事；另一个，弯眉圆眼，也不丑不黑，戴眼镜，有胡须，脑袋瓜子聪明的来像个鬼。老师刚讲前半段，后半段他就能完全理解。我们班主任就说：“将来如果我们班出一个上北大的，就是你小子。”我们前后桌经常蔫淘犯坏，到如今玩些什么不记得了，他揪我小辫子的仇被我记得死死的。

　　我们那一届刚时兴分数出来再填报志愿，结果他的分数出来让人大跌眼镜。比我略强一些，北大？呵呵。后来他上了和煤炭有关的一个什么学院，写信给他同桌，他同桌又复述给我听：“我只看到了某某学院这几个大字，却忽略了前面还有两个黑色的字：煤炭。”现在？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老同学，你还好吗？抱歉啊，我连你的名字都忘了。

　　还有一个同学，圆脸，戴眼镜，长脖子走路的时候往前伸。冬天两手缩在袖子里，脖子缩在领子里，像个要缩进壳子的胖胖龟，抱着饭盆扫视饭堂，眼镜片射寒光。现在他好像已经是国家部委的一名干部，衣锦荣归都会受到政府部门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同学聚会的时候，他也回来，很夸张的一个胖子，一帮男生围住他说东说西，他的眼光从我脸上滑过去，像水银泻地，不留一丝痕迹。五洲兄，你已经不认识我了。

　　外面雷霆闪电，雨骤风狂，想起读高二的那一年。头高考一个月。天气闷热，好不容易外面下起了雨，凉快起来，极度疲乏的我们沉入黑甜乡。朦胧中听到有声音远远地传过来，好像有人在哭，还伴有什么碎裂的“哗啦哗啦”声，由下而上，由远而近。外面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我三爬两爬爬到邻床和一个同学抱成一团。

　　声音近了，是个女声，一边痛哭一边发恨声，然后一棍子下去，就听“哗啷啷”的玻璃碎裂，就这样“砰砰梆梆”。第二天起床，从我们住的五楼直到一楼，楼道里满铺了玻璃碴子，到处血迹斑斑。

　　原来是高三一个学姐，学习到半夜一点多，抄起厕所一根木棍，开始揍玻璃。等到班主任赶来，五层楼的玻璃一块完整的都没有了，她的手上，身上，脸上已经被像瀑布一样飞下的锋利的碎玻璃给扎得不能看。当天夜里她被送回家，半路上清醒过来，说：“老师，别跟我家里说我犯迷糊了呀，快高考了，我爹妈会伤心。”刚强的男子汉热泪滚滚，说：“傻孩子，我不说。没事的，你在家歇两天还来。”

　　这一走，再没有了音信。只有她打碎的玻璃和满地淋漓的血迹印在我的记忆里，觉得它暗示着一种结局。

　　我们的高考乏善可陈。惟一记得的是天气又热又闷，一个宿舍装八个姑娘，没有风扇。我堂兄当兵，从部队带回来一顶蚊帐送我，厚如棉布。外面蚊子嗡嗡嗡，蚊帐里面似蒸笼。凌晨四五点钟才迷迷糊糊睡去，一阖眼一睁眼，就该进考场了。

　　考的什么不记得，考得怎样不记得。反正是考完了。一个女同学，娇娇小小的，说：“谢谢你呀，老闫，这么鼓励我。”我看一下，是她文具盒里夹的一张纸，上面写着：“加油，你行的！”可是，不是我写的。我向来不是一个很会表达自己的关心与关切的家伙，所以我红着脸不说话。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好朋友，过年我会去她家，她做一桌子菜。

　　还有一个同学，名字我也记得，面容我也记得。中分的头，短短的胡髭，走路有些横着身子，像下斜雨。半低着头，从眉毛底下看人。一次开联欢会，他唱歌，我那个长俩大虎牙的同桌哦，激动得拉我的胳膊：“听，听，唱得多好！”对了，《一无所有》。现在闭上眼睛，好像那种沙哑的，压抑的，像是被蒙住暗燃的火炭一样的声线，还在耳边萦绕。可是他的人已经不在了。自杀了。死前得了酒精依赖。真的是一无所有，啊，一无所有。

　　可是，我一个班里，不会只有这几个同学啊。别的同学，你们都去哪里了？老师们呢，都去哪里了？又是一年高考季，一个个考场里涌出来的一个个孩子们，把书本撕掉，烧掉，扔掉，把一切都处理掉，转身自以为能够轻快地走掉。

　　可是，知道不知道，你们的青春，就这样散落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