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 
不是谁都可以做北大的校长的，尽管是代校长。也不是谁都可以做台大的校长的。虽然只做了两年。
北大校长是在推不掉的情况下做的。事先说好，只是代校长。胡适返国，立刻辞去。台大校长一职，他也不愿担任，有了接替人选，他可以立刻卸任。
然而他还是没有卸去一直使他苦恼的行政事务，临终，他倒在了讲台上，倒在了校长任上。
依他的个性，本就不适合做官的，但他却做了所长、校长。他是个有大本事的人。
聊城，这个运河岸边，曾经的繁华之地，不仅有光岳楼、海源阁、山陕会馆，地道出了一些个名门名人，文有鲁仲连、程昱、于慎行，武训;武有孙膑、张自忠、范筑先。还有季羡林、李苦禅、孔繁森、张海迪。傅家也是这方土地上生长繁衍起来的。
傅斯年纪念馆设在聊城老城东关街路北之中，一如傅家的为人，坦荡、平实。很不起眼的一个小门楼，隔壁一个小饭店，主人抱臂立在门前，卷起的汗衫下露着肥厚的肚皮。
其实纪念馆处并非傅氏故居，而是傅家祀堂。真正的傅氏故居还要向北，在北门里路东的相府大院里。光绪二十二年春天，傅斯年出生在那里。
聊城的一些古建筑保存较好，得益于毛泽东当年签发的《八路军解放聊城入城三项命令》：“（一）向民族英雄范筑先墓立正敬礼；（二）保护中国四大书库之一海源阁藏书楼；（三）保护中国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在聊城北街的住宅。”傅氏故宅得以保护，不仅仅是因为傅家有知名度，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对傅斯年先生的敬重。
先是从季羡林先生《谈诗友》一书中了解傅斯年的，当中有一篇文章“在孟真先生墓前”。同为聊城人的季先生留德十年归来，陈寅格向时为北大代校长的傅斯年推荐其入北大任教，那时傅斯年并没留意这个小老乡，他们的年龄和声望都有一些差距。性格耿直且做事正直的傅斯年甚至对季羡林有些误解，认为季想走后门到北大来。
狄介耿直似乎是傅家的遗传。作为鲁西名门望族，仅七品以上官员就出过100多人。不知道傅斯年的7世祖傅以渐，这位曾是清代开国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的祖先是否那么不近人情。曾为清末重臣李鸿章、丁宝祯老师，傅斯年的曾祖父傅继勋却是平和谦恭的。
从傅斯年祖父起，傅家就开始败落了。傅淦满腹经纶，但为人淡泊，宁折不弯，因此与仕途经济无缘。一次李鸿章将其叫到天津，想帮助一下老师的儿子。恰好李鸿章那天有事，下人让傅淦等一下。孤傲的傅淦等不得那一会，不辞而别。令李鸿章苦笑不得。傅斯年很多地方继承了祖父的性格。
祖父傅淦的这种性格对傅斯年的影响最大。有道是隔辈遗传，父亲傅旭安勤奋好学、仁慈宽厚。虽一直没有入仕，以教书为业。然对孩子的教育一直非常得重视。故乡良好的人文环境，家庭传统的书香氛围，培养了傅斯年国学浓厚的兴趣，也为他日后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得益于家庭的殷实，不满５岁，傅斯年就被送入聊城名师孙达宸的私塾，继而，又到了东昌府立高等小学堂读书，直到1908年他离开聊城，前往天津府立第一中学求学。
在聊城的这段时期正是傅斯年品德和学业的初步养成期，他深厚的国学功底无不得益于这段时间的寒窗苦读。17岁那年，傅斯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预科乙部(经史)，与顾颉刚、沈雁冰、俞平伯、毛子水同窗。
几个年龄相仿，才华横溢的少年凑于一处，书生意气，互相砥砺。
由于傅斯年的学识和为人，成为“五四”新思潮的学生领袖，办的刊物就叫《新潮》。与《新青年》、《湘江评论》等几乎同时。陈独秀、胡适之都很赏识他的才干，李大钊的思想对他也很有影响。或许毛泽东当时就种下了对傅斯年极深印象的种子。
《新潮》问世四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他自然地成为北大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学生领袖。那一天，在初春尚有些许凉意的阴霾里，他与被推举的20名学生代表商讨完游行路线，扛着大旗走在队伍最前面……
遗憾的是傅斯年与五四运动，最后没有画上圆满的句号，半途而废。在政治上傅斯年是幼稚的，他对当时的社会发表评说虽然尖刻，但仅止于不深刻地指责。他始终认为，革除社会弊病，不能使用暴力，不能使用政治手段，最有效的办法是组织请愿。
于是，他离开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参加官费考试出国深造，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学习。继而转赴德国柏林大学文学院，比较语言学和历史学成为他倾心钻研的新的学科领域。赵元任、陈寅恪、俞大维、罗家伦、毛子水、金岳霖、徐志摩等青年才俊，是他在德国期间经常往来的朋友。
回国后，他去了中山大学，担任文学院长兼文史两系之系主任。然后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聚集全国最优秀的学人，写出他的最有影响力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那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成为一时笑谈。他主张：“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他说：“史学便是史料学。”
那是个战火连连的年代，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他亲率专家15次赴河南，主持对殷墟有组织地考古挖掘，并将西方考古手段第一次运用到发掘中，开创了中国考古的新纪元，发掘的文物震惊世界。抗战爆发，傅斯年提议成立西南联大，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历史文化科学人才，也为国家辗转保存了大批的文物。
惟才是举是他用人的唯一标准。他那句名言：“总统介绍的人，如果有问题，我照样随时可以开除。”常常里被人们传说。说他恃才傲物，也决非空穴来风。他与顾颉刚是老友，傅到中山大学当历史系主任，不顾鲁迅反对，把顾颉刚请去办语言历史所，但只共事一年，双方便交恶，“十五年的交谊臻于破灭。”他自以为是，对顾的疑古学派缺少应有的学术宽容。这大概是道之不同不与之为谋吧。
他爱才如命。创办语言所时把赵元任等精英揽于麾下；抗战时在昆明，陈寅恪住三楼，他住一楼。每次警报一响，大家“闻机而坐，入土为安”，往楼下防空洞跑。而他却跑向三楼把患眼疾的陈寅恪扶下楼来，一起进洞。
他以耿直狷介、脾气暴躁著称，也以疾恶如仇、雄才独断扬名。史语所的人私下里称他为“傅老虎”，但都服他尊敬他。他对学问充满了眷爱，对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充满了温情。他与陈寅恪的特殊关系就是一显例。对曾经帮助过影响过自己的人，他不忘旧。1932年陈独秀被捕，他为之辩诬，说陈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1927年李大钊就义，报纸上发表消息说李在北平“就刑”。傅斯年反驳，不是“就刑”，是“被害”。
抗战胜利，身为北大代校长的他决不续用一个伪教员。为此他和蒋介石专门在文天祥墓前合影一张。不修边幅的他与衣冠楚楚的蒋介石形成了鲜明对比。
抗战开始，傅斯年对国民党高层的腐败非常愤慨，他直接上书给蒋，历数行政院长孔祥熙诸种贪赃劣迹。蒋不理睬，他便再次上书．态度愈加坚决。国民参政会成了他抨击孔的舞台，使得社会同愤，舆论哗然。蒋不得已设宴请傅，问傅对他是否信任，回答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应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这成了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之外的又一名言。孔祥熙后来终于被罢去了一切职务。
其后蒋邀请他出任国府委员，他坚辞不就。北大校长一职，他也不愿担任，为等胡适返国，只同意暂代。对胡适面临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的要职犹豫不决，他大动肝火，写信给胡适说：“借重先生，全为大粪上插一朵花。”劝胡一定不要动摇。并说蒋“只了解压力，不懂任何其他”。
抗战胜利，傅斯年率文化界参政员到延安考察，傅亲眼目击延安军民艰苦奋斗、为国为民之精神，深受感动。毛泽东如对故人，整整和傅畅谈一个晚上。临别毛应傅所请写一条幅相赠，附书：“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间陈涉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条幅写的是杜牧的一首咏史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尽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两人谈话时，毛称赞傅在“五四”时期的功绩，傅说我们不过是陈涉、吴广，你们才是刘邦、项羽。刘、项显指国共两党的领导人。毛所书诗句“古典”、“今典”均极对景，回答了傅的谦逊，也称赞了傅的以学问自立。
1948年的冬天，傅斯年在坚辞未果的情况下，接任台湾大学校长职务。他将“敦品、励学、爱国、爱人”立为校训。当时，岛上反蒋情绪高涨，学潮不断。有人在报上发文章指控台大“优容共产党”。说某某把院系变成亲共势力温床。傅斯年不怕，针锋相对在报上批驳，说“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学校不兼警察任务”，反对肆意在师生中搜捕共产党。
两年后的冬天，傅斯年于演讲台上突发脑溢血倒地，不治身亡。
一代学人陈寅格对傅斯年服膺感佩，写了《寄傅斯年》诗两首，第一首为：“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第二首为：“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傅斯年逝世，陈寅恪当即亦有诗为之追念，只不过写得很曲折，通过说傅青主之诗句从而悼念之。陈诗题为《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诗为：“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胡适更说：“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间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并不好走极端的胡适用了14个“最”字形容傅斯年，实属难得。
斯人已逝，故居依旧。陈列馆墙上傅斯年早期与聊城乡绅丁理臣长女丁馥翠结婚照已经泛黄，16岁的他神情拘谨。另一张和妻子俞大采的合影却自然许多。俞大采出身名门，傅斯年跟她的哥哥俞大维、表哥陈寅恪是好朋友，在他们的介绍下，两人认识，于1934年8月结婚。照片上傅斯年正襟危坐，俞家小姐在背后以肘托腮美丽地笑着。
台大罗斯福路尽头的热带植物标本园，傅斯年静静地卧在傅园的斯年堂里。傅钟每天敲击21下，为了兑现他的诺言：“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的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随着钟声的响起，此时的傅先生会不会想起家乡，想起1919年，曾在《新潮》杂志上发表的题为《老头子和小孩子》的白话诗：“三日的雨／接着一日的晴／到处的蛙鸣／野外的绿烟儿濛濛腾腾／……这一幅水接天连、晴霭照映的画图里／只见得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和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立在河崖堤上／仿佛这世界是他俩的模样。”
岁月如歌，世事沧桑。唯有故乡对游子不弃不离，想象着有一天那个从运河边走出去的孩子还会回来，欣赏着那水接天连的画图，惊喜这翻天覆地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