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老伴:

  听惯了我对你“老伴”的称呼,这一次加了“亲爱的”字样,你不会感到意外吧?没错,这是我发自内心对你的称呼,俗话说“最近不过夫妻”。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了“亲爱的”内涵。

  我们相识了半个多世纪,在一起生活了近两万个日日夜夜。说了几十年的话,唠了一辈子的嗑,我还想唠,还想说。

  7月12日,我血压升高到【120/203】,6次眩晕,经CT检查,“问题严重”。我也意识到,上帝给我发出了“生命的警报”:“意外”随时可能发生!我得抓紧时间,把想对你要唠的嗑唠完,把想说的话说明白。

  回想起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不论是遇到了怎样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我们都淡定面对,不离不弃,共同担当,携手并肩走到了今天。万千往事像电影一样,一幕幕的出现在我的眼前。

  先从我们相识说起吧。我们同窗读书四年。

  我们出生在不同的村子,1964年8月,一起迈入了延寿县六团初级中学七班的门槛。当时你很优秀,学习认真,成绩好,当上了“副班长”。我却是个贪玩的“淘小子”。虽然在入学不久的一次“代数”考试中,得了一个全班唯一的“100分”,被课任老师提名任命为“代数辅导小组”成员,但是在班里仍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同学。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对这次运动都是“不明真相”的初中学生。你明智地选择当了“逍遥派”,很少到校参与运动,远离“动乱”。我却天真的当了“造反派”,每日到学校参与运动,且被“战友”选为“新曙光战斗队队长”。我们之间兴趣不同,“共同语言”不多,很少说话,更谈不上“个别交流”了。那时,我与你还很“陌生”。

  1968年年末,我到部队当了野战军的通信兵,你在家乡当了供销社的营业员。我们没有来往,彼此的情况可谓是“一无所知”。

  1972年夏天,我回家探亲,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是“你”。那时,我们都很保守,说话和行动谨慎小心。不仅没有当时流行的挽胳膊走路或互相拥抱的激情“亲热”,更没有当代年轻人那样“开放”。我们见面时,虽有摸摸你手的心,却没有摸摸你手的胆。把背靠在你身上,就感到很温暖了。

  我回到部队后,开始与你“通信”联系,相互之间才渐渐有了新的“认识”。我在部队营房里,接触面窄,社会经验少,依然是那样单纯幼稚。你在供销社商店里,接触面宽,社会经验多。因此,比我更成熟。一次,你在信中说,“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我竟不知道什么是“东”。我虽然对你的信很期待,但是却没有留下一封。而你却珍藏我写给你的每一封信。在我们结婚后,你亲手交给了我,无声地彰显了你对我的深情厚谊。

  曾记得,第一次到你家的情景:你家准备了当时最丰盛的饭菜,你妈杀了小鸡,炖了榛蘑,还有猪肉炖粉条。你爹净说大实话。他在饭桌上说:“就是一个月挣20块钱,也别下庄稼地”,这句话让我铭记在心。

  可我偏偏没有条件,没有能力挣脱当时的退伍军人安置政策。退伍后,我按当时“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政策,回乡当了农民。

  不久,你顶住各种压力,与我登记结婚。

  我们的婚礼,也许外人都不会想到的寒酸:我在同村的一名同学陪同下,骑着自行车,去你家所在的东安屯,把你接到我家所在的六团屯。婚庆更简单:没有仪式,没有宴席,没有鲜花和礼炮。我们结婚时,收到最大的礼金是“六元”钱,最贵的礼物是你们单位十多个人合伙买二十几元钱的一条腈纶毯子......

  当时,我们家9口人,最小的弟弟只有8虚岁。日子过得十分艰苦,家里还欠了生产队一大笔“三角债”,不仅没有“过礼”,更没有给你的彩礼钱。成家后,唯一像样的家具是一对用旧松木板,花24元钱在县木器厂加工和喷图的一对小柜。我们没有住房,没有多余的服装,还欠了200多元的外债。

  结婚不久,县供销社要把一位领导的儿子安排在六团供销社上班,时任供销社的主任汪世光,硬是“别”来一个“指标”,安排我当了“季节临时工”。我有了收入,生活有了保障。我俩才租住了屯子西边老朱家的“一铺炕”,分家另过。

  我上班不久,单位派我领两名职工到离家20多里的老奤(读音tan)沟屯收老蕨菜,那时交通不便,且需要每天都在屯里吃住。几天后,供销社来了一批好布料(当时流行的凡立丁布),你抢购了几尺,给我做了一条裤子。委托村代销员把裤子捎给了我,我穿上后,屯里人羡慕不已,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被“爱”的幸福。

  我俩每月只有70元的工资收入,去掉日常花销,所剩无几。你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攒够了200多元,还清了结婚时欠下的最大一笔外债。春节期间,放假休息,为了过减少生活支出,你竟然主动提出上“北河套”拉烧材 。大年初六,我们借来手推车,到“北河套”割茅柴.......

  当年,我们我们对剩饭、剩菜都舍不得扔掉,甚至在大年三十,也坚持把上顿剩的大碴粥吃光后,再吃饺子。

  你与我默默地度过了这样的艰苦生活,拼争着奔向好日子。

  1974年7月,我被单位“保送”到延寿县“五七”大学商业财会专业脱产学习,住在县城。你一个人在家,既要自己挑水、劈柴,忙家务。又要上班验货、卖货,忙工作。当时全公社一万多人,就那么一个供销社,营业员一天到晚都在忙。特别在节假日前后,更是忙得不可开交。白天正常上班,有时单位货车下班后才回来,还要加班卸货,每天21点以后回家是常事。你工作要强,不肯请假休息一天,真不知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1975年,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我被安排在六团采购站当“养猪指导员”的工作,由于经常下乡和外出,无暇顾及家务,你一个人担当家庭的全部重担。你休完“56天”产假,就上班了。上班期间,还要两次回家给孩子“送奶”。孩子断奶后,你把送到了她姥姥家,才有了些许“平静”。

  1977年,我们住进了与供销社一道之隔的采购站家属房。

  一次,我家还没上学的大女儿领着3岁的弟弟在供销社院子玩耍时,受到邻居两个年纪稍大一点的男孩子欺负。你在供销社营业室里看到了,就像一只护仔的老母鸡,从屋里冲出来,对其大声“训斥”。从而,起到了“震慑”作用,邻居的孩子都知道,我家孩子有个“厉害”的妈妈。不仅再不敢欺负我家孩子,还把自家的西红柿送给我家孩子吃。

  1984年9月,老三刚满2周岁,我被招聘到县委宣传部当了新闻干事,整天忙着,只能在周日回家一次,你一个人在家,起早贪黑,忙工作,忙家务,照顾着三个孩子,比我更忙、更辛苦。

  一年后,我们攒了8000元钱,决定在县里买房。我们看过一处8000元的砖房,但是,我们想到,如果全用于买房,必将“两手空空”,孩子上学,过日子用钱都会“受憋”。于是,我们在胜利小学东院花5800元买了一处“房前没有道路,房后有条土道,出行很不方便”的三间破旧草房。我们看好了这套房子虽然不太好,但是有300多平米的大菜园,全年吃菜不愁,且离学校近,孩子上学也方便。

  年底,我们举家搬进县里,算是团聚了。我工作忙,有时陪记者采访,晚上10点以后回家是常事,家里啥事也顾不上。那时,老大和老二都上了小学,老三太小,家里没钱请保姆。不论冬夏,我们每天5点多钟就起床,一个做饭,一个照顾孩子。不到7点,我骑车子上班了(当时家里就有一辆自行车,还被我长期骑着),你带着孩子,徒步到离家2里多路的镇供销社第二门市部上班,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只能自己去上学。

  那时候,粮店供应的细粮有限,我家以粗粮为主,常常是煮一锅大碴粥,连续吃几顿。春天,市场上的黄瓜每斤一元钱,看到同事和邻居都去买,我们却很少买。吃菜就是自家在园子里种的茄子、黄瓜、豆角、白菜和土豆,夏天菜多,吃不了,就晒点干菜,我们还淹积一大缸酸菜,加上收获的土豆,一年四季几乎不到市场买菜。

  为了生活更美好,我们就是这样,节衣缩食,艰苦奋斗,艰难置家。

  1991年3月,我被调入哈尔滨市工作。你正与别人承包商店。我家的生活进入了最困难时期:我每两周回一次家,你一个人在家,既要上班,还要带着三个读书的孩子。为了过上好日子,你起早贪黑挣钱,每月收入达到400多元(我当时工资不足100元)。从而,保证了家庭的正常需要。

  我由于当记者工作忙,那年腊月二十八,才回家“过年”。我到家时候,天已经很黑了,你还在商店没回来,三个孩子可怜巴巴地等你,不难想象,你是多么的辛苦,孩子是多么的无奈,现在回想起来都有点心酸。

  两年多这样的苦日子,你硬是挺过来了。

  1994年元旦过后,我们举家搬到了哈尔滨。

  搬家的时候,是一位我的老部长、时任延寿县副县长的潘福生把他的212吉普车借给我们“拉人”,我的好朋友、时任县蔬菜公司经理的刘会杰把他单位的解放牌货车借给我们“运物”。到哈尔滨后,也许是领导不想给我们添麻烦,作了“安排”,司机连饭都没吃,就“忙自己的事”去了。

  进了大城市,我们面对租借住房、孩子入学等诸多难题,生活更加艰苦。我们手里仅有有2.95万元的存款(存单共22张,最小存单的只有150元),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花150元月租金,租了一处25平米的一屋一厨,全家5口人挤在不足14平米的居屋里。当时,我们连床都没有:我们俩睡觉的地方,是把上下双节的书柜挪开,放在地中央,再把从延寿带来的一寸木方子摆平,铺上厚被褥,将就着当床用。两个女儿在靠窗户的地方搭了一张简易床,挤在一起睡觉。儿子在门旁一对小柜上过夜。全家吃饭时,把“靠边站”桌子打开后,竟无处放椅子;孩子连写作业的桌子都没有。我们在这个屋子里“熬”了一年后,觉得“无法”住下去了,才花400元月租金,在同楼租了一处31平米的住屋。好歹有了两个“穿糖葫芦”的住屋。

  为买点便宜的蔬菜,我们从居住的文景街,到离家两站地的动物园早市,或到安乐街市场去买。不管买多少菜,份量轻重,我们都是手提肩扛,往返徒步,舍不得花两角钱车费坐公交车。

  刚到哈尔滨时,你的工作没有着落,为增加收入,你到延寿县在哈市设立的一个办事处,给人家做饭、看屋子,每月挣200元工资。一年多以后,你正式调入哈市后,工作稳定了,工资提高了,老大也参加了工作,我们才过上了抬头的日子。

  我们终于攒够了买房的钱,花9万多元钱,在河松小区买了一处50平米两室半的住房。钥匙到手后,我们只进行了简单的装修。刷墙、铺地板等活,全都自己干,甚至改电线等技术活也没雇人。我们起早贪黑抢时间,终于在1998年春节前,搬进了新房。孩子们住上了自己的新房子,都特别高兴,老三甚至赞叹:“房子真大呀!”

  2004年,我们又花14万元钱,在河政小区买了一套70平米的“两室一厅”,且进行了认真装修。住进了较宽敞的住房,全家人都十分开心。

  我们的两个女儿陆续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2010年,“儿子结婚,大事完毕。”我们想到,自己房子条件好,儿子喜欢老房子,就把房子和全套家具都留给儿子用,自己搬进在附近的环桥家园给儿子买的二手房。

  在忙忙碌碌中,我们都到了退休年龄,先后退了休。我们虽没有大富大贵,但也衣食无忧。为了少给子女打下更好的生活基础,我们在退休后,又坚持工作了六年,挣了一些钱,还给孙子买了一套房子。

  生活中,我们经历了失去父母的悲,享受生活的欢,两地分居的离,全家团圆的合;工作中,也经历了花钱抓襟见肘的苦,没有事业的辣,工作失意的酸,收获成果的甜。回首我们这一辈子,不论是生活的悲欢离合,还是工作的酸甜苦辣。虽然哭过、笑过,热过、冷过,甚至也喊过“离婚”,但是风雨过后,我们不离不弃,还是一家人。风雨兼程,携手战胜了困难,迈过了坎坷,终于走进了夕阳之年。

  我不能忘记,为了家庭和子女,你从不置贵重的家具,不买价格高昂的衣物。衣服捡旧的穿,破了,补好,继续穿。记得,有一年,我给你35元的腈纶上衣,你竟当成了“宝贝”,一直留了10多年才穿。结婚时,你从娘家带来的一件绿毛衣,竟然穿了30多年。

  我们没有当官发财的“靠山”,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虽然日子不富裕。可是,我们有的穷亲戚却时常伸手“借钱”。我又爱面子,偷偷地把我们辛苦攒下的积蓄,往外施舍。你知道后,非常气愤,往往发动“战争”,闹个不停。因此,我也有了收敛,不敢轻易施舍了。穷亲戚也“畏惧”了,都不敢“张口”了。现在想想,如果你也“打肿脸充胖子”当好人,怎么能攒下钱,帮孩子买房子,成家立业?

  当年,我们年轻气盛,又都是“急性子”的人,谁也不服输,遇事好“较真”。时常为“鸡毛蒜皮”小事,争吵不休,对你有很大的“伤害”。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觉得真是有些“后悔”,其实夫妻间本来就没有道理可讲,吵来吵去,谁是谁非,又能怎么样?

  我曾想过,我们老了,我一生中最对不起的是你。你一辈子辛辛苦苦,舍不得花钱旅游,退休前,没离开过本地。我悄悄地攒了6万元钱,打算在退休后陪你到祖国各地走走,看看外面的精彩世界。但是,你还坚持上班挣钱,我被你“感染”了,也找了一份活,忙了起来。旅游的事一拖再拖。后来,给孙子买房,又把这笔钱花了。

  现在,我们手里有了旅游的钱,可是,我又患重病,举步维艰。恐怕这一小小的愿望,也无法实现,我感到有些遗憾。前几天,当我翻开了我们班1965年师生合影的老照片,看到照片上的50多名师生中,竟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先行离去:有的少年时就走了;有的正年富力强离开了世界;有的刚近花甲之年就没能享受到夕阳的时光;也有退休以后,陷入病魔的阴霾,没能进入古稀之年;而我们还幸运地走在古稀之年的路上。心里宽慰了许多。

  我们都生在农民家庭,没靠山,没经济基础,是经过自己的奋斗,一步一个脚印,从小屯子走进县城、跨进省城,从无业游民,到临时工,再到公职人员。从无房户,到有茅屋,再到住楼房。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眼下,我们儿孙满堂、丰衣足食,后事无忧。虽然有些心愿没能实现,但是正像常说的那样:“哪能好事都是你自己的?”因此,我像你一样仍然感到知足和快乐。

  前不久,我用“一二三四五”概括了我的人生。一是干了一件事。就是用心著文章,昂首闯世界。我从小到老不懈追求,历经坎坷,初心不变,写作不停。二是编著了两部文集。收集了我在岗期间和退休以后的大部分作品。书名分别叫《追梦》和《耕耘》。三是养育了三个孩子。在“计划生育”岁月里,我们顶着“受批评,挨罚款”压力,养育了一男二女,共三个孩子,且帮助他们成家立业。四是住过过四个地方。先后在村屯、部队营房、县城和省城定居。五是干过五种职业,就是种过地(农民),当过兵(战士),教过学(老师),经过商(出纳、会计),务过工(记者、公务员);在我的人生过程中,因为有了你的合作,生活才出彩,工作才出色,日子越过越红火。

  我爱你,爱我们的儿女和孙辈后人,多想永远与你们在一起。我希望每一天睡醒来,都能见到太阳。但是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俗话说“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况且我的身体都不好,重病缠身,无法预测。说不准哪天出现意外,永远不会醒来。我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如果意外发生,请你能淡定面对现实,不要悲伤难过:这是我忙碌了一辈子,要去天堂去休息了。你不仅要自己保持镇定,还要引导孩子们,淡定面对。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只相信“人走如灯灭”,一切都结束了。不要大惊小怪

  我身后有四件事,请你按照我的意见办:

  一是如果我病入膏肓,神志不清,需要进入ICO病房,可视情节而定。请问问医生,如果有抢救余地,可以抢救。如果没有抢救余地,或抢救后变成了植物人,就不要送进病房,顺其自然,活几天,算几天,不作强求。落个“人财两空”,甚至花光了“救命钱”,给你和孩子留下麻烦。

  二是如果我不幸去世。我的后事要从简。不通知亲朋好友,不开追悼会,不搞祭祀活动,不留骨灰盒。请你和孩子把我的骨灰撒入松花江,我要随着江水走入大海,看看精彩的世界。

  三是我们的为数有限的存款和唯一的一套房产,由你全权处理,可供你养老,儿女及其他人无权干预。我的书籍,留给孩子们选读。我的私人衣物,如果家人或亲友能用的,可留用。不能用的,可与我一并焚之。

  四是你要注意保重身体,你的健康,能少给子女添麻烦,就是全家人的幸福。年龄大了,无法与年轻人相比了,也跟不上“形势”了。因此,遇事多征求儿女的意见。至于选择在那个子女家居住,还是独居,或是到老年公寓生活,你可根据情况,自己决定。

  亲爱的老伴,愿你在没有我的陪伴时,也能安度晚年。我留给你和后人的只是两部书。你和孩子们想我的时候,就随手翻翻,我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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