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精神是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所形成的一种革命历史精神,是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在新形势下的丰富和发展,是中国革命史上又一座精神丰碑,是中华民族精神折射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一束耀眼光辉。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着灿烂的文化,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一种可贵的民族精神。这一民族精神在时代变迁朝代更替中,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不断更新,因而不断引领时代前进。其间自热而然将其不断丰富、发展、完善、更新的内容,折射进每一朝每一代每一个历史时期,从而形成那一朝那一代那一个历史时期所特有的时代精神,比如我们今天还在常常提到的“盛唐精神”;同时也浸润着每一片土地、每一片山川,形成一方水土特有的地方精神,比如我们今天常常听得到“长沙精神”、“上海精神”。地方精神当而然之是以其地域名称来命名的,然我们今天所说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虽然也是以地域名称命名,但众所周知,由于其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早已超越了地方精神的范畴,成为一种引领时代前进的革命历史精神,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财富。但作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精神在这方水土上的折射和渗透所形成的地方精神,它其实早就存在着,一直存在着。在朱、毛上井冈山之前,中华民族精神在在井冈山一带的折射和渗透所形成的作为地方精神的井冈山精神就已经存在,尽管还没有这一概念这一名词,但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存在于这个概念诞生之前。就像“长沙精神”这一名词是前些年才提出的,在这之前,长沙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千百年来就一直在长沙地面上存在着、发展着、完善着、更新着。同样,“上海精神”在这一名词诞生之前,就伴随着上海作为大城市的形成发展而形成发展着。只不过井冈山是幸运的,幸运的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幸运的使以地域名称命名的井冈山精神超越地方精神的范畴,成为一种革命历史精神,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财富。大家也知道,这幸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近代以来,井冈山一带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广大群众革命热情高涨,革命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党组织获得发展,农民协会力量壮大,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红色风暴,使得千百年来形成的作为地方精神的井冈山精神尤为彰显。“有扎实的群众基础”,是毛泽东选择井冈山的一个重要因素。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打造的井冈山精神,此精神已非彼精神,已经把作为地方精神的井冈山精神提升、拓展、丰富、深化为一种革命历史精神,成为那个时代先进思想的集中反映和引领时代潮流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这一历史阶段的精彩展现,是中华民族精神在这一时期这一方水土上的折射和渗透。

    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也是如此。西柏坡是幸运的,幸运地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西柏坡精神幸运地超越了地方精神的范畴上升为一种伟大的革命历史精神。而这幸运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党中央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为什么单单选择西柏坡作为最后冲刺的根据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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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关于西柏坡

    西柏坡的概念,单纯意义上应该是指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镇所辖的一个行政村。但,众所周知,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西柏坡,其意义已不仅限于此:西柏坡是党中央毛主席驻在这里并在这里决定中国命运的地方,同井冈山、延安一样,是革命圣地。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当年中央机关进驻西柏坡时,单是西柏坡村一个80多户人家的村庄是无论如何也容纳不下众多的中央机关和办事机构的。当时是以西柏坡为中心向周围村庄扩展散布而驻的:中央办公厅、中央秘书处、中央交际处、中央侨办处驻在距西柏坡五里之隔的夹峪村;中央组织部、中央机要处驻在距西柏坡三华里的南庄村;中央管理处、中央妇委、中央特会室驻在西柏坡的对面东柏坡村;中央宣传部、中央电台驻在北庄村;中央卫生部、中央医院驻在朱壕村;中央社会部驻在东、西黄泥村;中央统战部驻在李家庄村;中央供给部、中央党校驻在郭苏村;军委二局、三局散驻在东、西岗南、尚家湾、通家口、燕尾沟、窑上等村;中央马列学院、中央司法委员会驻在李家沟口村;中央警卫团驻当时西柏坡所属的建屏县县城洪子店,是守望西柏坡的门户——当时32个中央机关只有中央书记处、中央机要处、解放军总部、军委一局等四个首脑机关设在西柏坡,其余机构加上中共华北局三个机构分别散布在西柏坡周边滹沱河畔的近百个村庄。另有14个军工生产单位分别分布在建屏县北部和西部深山区的北冶、蛟潭庄一带。鉴于此,西柏坡的概念就有了广义、狭义之分:狭义上是一个行政村,使用于平山县西柏坡镇的行政事务中,使用于当地人的习惯用语中,是确指;广义上是指革命圣地,是指当年进驻过中央机关的地方及其影响所至的地方,是一个区域,使用于全国人民的习惯用语中,使用于报刊媒体的叙述用语中,是泛指。举一个例子:我们到西柏坡参观,一到西柏坡森林公园,大家就觉得是到了西柏坡了,就会说“西柏坡真美啊!”可是在西柏坡森林公园干活的农民会说“我是在梁家沟干活呢!”因为这儿是梁家沟的地面。再举个例子:我们到西柏坡纪念馆参观,这可是到了西柏坡了吧?不然,当地人会说这儿是东柏坡,纪念馆占的是东柏坡的地。原济南军区政委刘长明同志,是西柏坡时期解放军总部最年轻的一名参谋,十分熟悉这一情况。他在谈话中、在文章中多次郑重地强调:当年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进驻的是“建屏县西柏坡地区”。这一提法是非常客观、公正的。

    所以,作为革命圣地西柏坡,它不单单是指西柏坡一个行政村,而是指一个区域。这个区域涵盖了当时的平山、建屏两县。特别是建屏县滹沱河沿岸,水肥地美,是当年聂荣臻元帅称之为“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的地方;是村村都住过我党、政、军、学校、工厂等等机关机构的地方;是英雄辈出的地方,也是革命史料留存最多、革命神话诞生最多的地方。

   

二  关于西柏坡精神

     西柏坡,作为中华大地上的一片国土,中华民族精神的洋洋大河流淌在太行山脉的涓涓细流滋润着这方水土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巍巍太行山给了他们山一样坚韧不拔的性格,滔滔滹沱河给了他们“山西施粪平山肥田”的既得利益和由此衍生出无私奉献的海一样的胸怀;泱泱中华民族精神渗透在这块土地上形成了这方水土独特的风土人情和地方精神。因此,勤劳、勇敢、进取、奉献历来就是西柏坡一方百姓的品格。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之前,西柏坡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也就鲜有人瞩目这一带的风土人情、地方精神。西柏坡是幸运的,幸运地成为中国革命圣地,幸运地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留名流芳,幸运地成为缤纷浩繁的历史长卷中最令人驻足瞻仰的亮点之一。可这幸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西柏坡一方水土的百姓在上世纪30年代建党以来在白色恐怖的血与火中奋力拼搏出来的;是这方百姓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付出了超过应负担的一倍以上的人力、物力、财力的超常奉献挣来的,是西柏坡的英雄儿女拼杀疆场浴血奋战赫赫战功挣来的 ,挣来的“群众基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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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个“群众基础好”呢?——容后文详述。

    有了“群众基础好”这个底子,才得以使后来的一切成为可能: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在中华民族命运的转折关口,有足够的理由让历史选择了西柏坡,让党中央毛主席选择了西柏坡,在这里完成了全中国的解放,完成了一系列永载史册的大事件,让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不再普通,一时间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国政治军事指挥中心,成为西柏坡精神的发祥地。

      (一)西柏坡精神的形成

    西柏坡精神是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是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是中华民族精神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充分体现和发扬广大,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是全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中共中央选址西柏坡那一刻起,西柏坡精神就迈出了其形成的第一步,可以这样说,西柏坡精神是在三大战役的炮火中、土地革命的洪流中、新中国雏形的组建中、七届二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中、我们党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描绘社会主义建设蓝图的转折中在西柏坡本土上一步歩告臻形成的。

   大凡一种大精神在形成过程中,都能不拒细流,容纳百川,所以能成沧海;都能吸纳一切好的精华的东西,所以能成为大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在创建形成过程中都自觉地吸纳了当地可贵的地方精神为己所用并加以升华使其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从地方精神来讲,在一种进步的历史潮流滚滚而来之时,一方面是被吸引被吸纳被改造,一方面是自觉地去融入去参与进而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应该说,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也是一个浅而易见的道理。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作为我们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精彩写照,从名称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地域特色也是与内容水乳交融的,是没法割裂开的,也没有必要人为地硬去割裂。

    西柏坡精神是与西柏坡紧紧连在一起的。在西柏坡精神创建、形成过程中,西柏坡人民自始至终目睹并参与了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目睹并参与了西柏坡精神形成的全过程。特别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西柏坡的伟人风范、革命将士的军人风貌,作为西柏坡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深深地书写在这片土地上。西柏坡人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自觉地奉为楷模,而他们身上所固有的地方精神也象涓涓细流自觉地主动地百川归海般的融入了西柏坡精神的泱泱大河,成为其中的一滴水。从此,千百年来在这方土地上所形成的地方精神在这一千载难逢的特定历史阶段融入了一种大精神的范畴。西柏坡精神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财富,当然也是西柏坡人民的宝贵财富,更是西柏坡人民的骄傲。西柏坡人民对于西柏坡精神的崇拜和热爱,从感情上讲较之于其他地方的人来说,是深而又深的。这应该也是个常理,正如延安人民之于延安精神、井冈山人民之于井冈山精神一样,总有一种分外的亲切,一种植入骨髓的情结。所以,“平山县西柏坡精神研究会”率先由一批对西柏坡精神情有独钟的西柏坡人在西柏坡本土成立,就是这种感情和情结自然喷发的表达。

      (二)西柏坡精神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西柏坡精神的形成标志着我党完成了夺取政权的革命,挥手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告别,昂首大步踏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路。半个世纪以来,西柏坡精神一直指导着我党的理论与实践。随着社会向前推进,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西柏坡精神对于今天革命与建设的指导作用、警示作用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江泽民同志在西柏坡考察时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了西柏坡精神的核心来为今天所用;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重提了“两个务必”,并特别强调了“艰苦奋斗”,都是对西柏坡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诠释、丰富和发展。西柏坡精神传承于中华民族精神,因而不是一潭死水,不会一成不变,而是一江永向东流的春水。一代又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带领全国人民不断为这江春水注入新的智慧新的内涵,使之成为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引领时代前进的时代精神。

    西柏坡精神研究越来越显示出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是全党全民共识,也是更好的继承和发扬西柏坡精神的前提条件。     

      (三) 西柏坡精神的研究情况

       西柏坡精神创建形成于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但这一称谓这一名词的诞生却是30年以后了。据潜心研究西柏坡精神多年并取得一定成效的平山人赵鹏同志在一篇题为“西柏坡精神研究情况综述”的文章中说,石家庄的苏斯民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对西柏坡精神做过一些系统研究,并发表了论文“西柏坡精神永放光芒”,是“西柏坡精神”作为名词作为概念首次出现在报刊上。此后,平山县委、石家庄市委、河北省委都多次组织研究活动。2001年4月10日,“平山县西柏坡精神研究会”宣告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以“西柏坡精神研究会”注册的、以西柏坡精神研究为宗旨的非营利性民间社团,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文瑞为之题写会名并担任名誉会长,西柏坡时期五大书记中毛泽东的女儿李讷、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征为名誉会长。创办内刊《西柏坡报》前身《西柏坡文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西柏坡精神研究的文章。在会长王彬生的领导下做了大量调研工作,取得可喜的成绩:

    (1)走访了西柏坡、东柏坡、南庄、北庄、夹峪、通家口等凡中央机关住过的村庄,旧址已被淹没,见证过当年历史的人已所剩不多,搜集的口头资料弥为珍贵;

    (2)对设在平山的中共北方局、晋察冀边区政府、晋察冀军区、中共北岳区等机关旧址几十个村庄进行了调查、采访、拍照、存档。一批老革命家曾在平山的近60个村庄长期生活和战斗,他们的高风亮节影响了平山几代人的精神面貌。见证过当年历史的人已经是耄耋之年,抢救这些活的宝贵资料是“西柏坡精神研究会”成立以来第一位的工作

    (3)西柏坡精神研究会理论指导赵鹏同志,出于一个西柏坡人的责任,出于对这片土地的厚爱,出于对这段历史的敬仰与尊重,知难而上,自觉自发自愿地挑起西柏坡精神研究的重任,近20 年来查阅资料,笔耕不辍,他的另一篇文章“论西柏坡精神的历史定位”在理论上获得了重大突破,并分获国家级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

   (四)西柏坡精神的内涵

西柏坡精神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权威的科学定义。纵观众家之言,有王聚英、尤秀斌“深刻认识西柏坡精神的主要内涵”;有石家庄市社科院夏月娥主编的《建设一个新世界》;省委党校常瑞平、社科院历史所刘洪升等人的文章,也对西柏坡精神内涵作了不同的阐述。以上诸家把西柏坡精神主要内涵概括为:

    (1) 两个敢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

    (2) 两个善于(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科学

精神;

    (3) 两个务必(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继续创业

精神;

    (4) 两个坚持(依靠群众,团结统一)的民主精神;

    (5) 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

    (五) 弘扬西柏坡精神的意义

     西柏坡是西柏坡精神的发祥地。西柏坡精神是西柏坡时期全党、全军精神风貌的集中反映。党中央驻在西柏坡,党指挥的军队打到哪里,土地革命的风暴席卷到哪里,党制定的政策落实到哪里,西柏坡精神就渗透到哪里。也就是说,在中共党史上这一段最辉煌、最壮丽的历史时期,全国各大战场,全国各个角落,都沐浴着党央在西柏坡创建并逐步走向成熟的西柏坡精神。所以,西柏坡精神虽然是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理论与实践的结晶故而名之,但党的指挥所指、威力所及、战场铺开之广、土改运动发动之深入,却是遍及全国的,其影响是震惊全世界的,其意义之深远是渗透历史昭示未来的。国际上的有识之士对西柏坡好奇不已、惊诧不已,对西柏坡精神崇拜不已、敬仰不已。几十年过去了,人们一步步认识到西柏坡精神历久弥新的大面目、大面貌、大影响、大威力,认识到西柏坡精神是治国安邦的大宝囊、大智囊。建国几十年来,凡是坚持西柏坡精神治国的,则国盛民丰;凡是偏离了西柏坡精神,则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损失甚至是灾难。所以,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在牢牢把握西柏坡精神,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不断为西柏坡精神注入新时代的内容,使之成为永向东流的一江春水。

        继承和弘扬西柏坡精神,是全党全国全军全民都在做的事,西柏坡人更是当仁不让。“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于西柏坡人来说,继承和弘扬西柏坡精神,是从“道”和“器”两个层面进行的。西柏坡人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奉献是有党史记录和媒体报道的,有数不清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连篇累牍的。而西柏坡人在和平建设年代的奉献与牺牲,可比战争时期要多得多啊,大得多啊,难得多啊!平山县政协原文史科长康清祥的《移民的风采》和政协最近编辑的《大搬迁》,在这方面是有贡献的。这一时期西柏坡人的种种壮举,是最能体现西柏坡精神的,具体到老百姓的一句口头语就是:“当年命都舍过了,还有什么不能舍呢?”

        三  西柏坡精神在西柏坡本土的渗透与积淀

    西柏坡精神是与西柏坡紧紧连在一起的。党中央、毛主席在西柏坡的日子里,西柏坡人民一如既往的更加踊跃的舍小家、为大家,踊跃参战、支前,与党中央机关朝夕相处,共同战斗,为全中国的解放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顾全大局、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是西柏坡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西柏坡精神”这一提法,尽管至今都没有一个权威的科学的定义,但其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早已渗透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渗透到老百姓的心里、行动里。对“西柏坡精神”怎么研究、如何定义是理论家、理论界的事,西柏坡人民心里自有一杆秤,他们是西柏坡精神形成的最直观的见证人和最直接的参与者,是西柏坡精神最忠实的践行者和最热情的宣传者,他们自觉地维护着革命圣地的神圣,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和法规,自觉地学习和模仿当年所耳闻目见的伟人风范、将士风采、军人风貌。他们身上所固有的勤劳、勇敢、进取、奉献的品格罩上西柏坡精神的光环,更加彰显了自己美好的精神品质。西柏坡精神在西柏坡本土的渗透之深、积淀之厚,不是西柏坡人、不扎在这片土地上与老百姓长期摸爬滚打休戚与共裹一身泥巴脱几层肉皮,是根本无法体味得到的。

     西柏坡精神在西柏坡本土的渗透与积淀有一个天然的分水岭来划分为两个时期,这个分水岭就是修建岗南水库和黄壁庄水库。

      (一) 岗、黄水库修建前(1958年以前)

   这一时期又很自然的分为两个阶段,即中共中央进驻时期,中央离开后至1958年岗黄水库以前。

   说到党中央进驻西柏坡,必须说清楚党中央为什么选择西柏坡?

    前面说过,西柏坡的幸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西柏坡人“挣来的”,挣来的“群众基础好”,正是有了这个“群众基础好”的铺垫,才使后来的一切成为可能。

    “群众基础好”,怎么个好法?好到什么程度?能让党中央在历史转折关头选择作了最后的指挥所?

     史家断代修史,历史却偏偏不能一刀割断,精神传承更是如此。要把这个“好”说明白说彻底,还必须从源头一一道来。

      1、悠久的人文历史、优越的自然地理位置决定一方水土的风土人情和地方精神特征:

     平山县是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发源地之一,南冶有史前悬棺遗址,令人惊叹古人是如何在悬崖绝壁上“悬棺”的;三汲有古中山国遗址,战国纷争仍不失经济繁荣的痕迹印在1、9万件精美的出土文物上:洪子店有战国赵王墓遗址,有古代夯土古城墙,古城墙断层里铜箭头、红铜刀币在上世纪50年代还俯拾皆是,被考古界认定为“新石器时期人类遗存遗址”。众多的文化遗存,厚重的文化底蕴,造就了这方礼仪之邦的百姓尊礼守节而又知变、知事明理而又淳朴厚道的人生理念。特别是太行山脚下滹沱河畔的近百个村庄,自古就泽被“滹沱百害、惟富平山”的天赐恩惠,享受“山西施粪、平山肥田”的既得利益,拥有滹沱河自然灌溉的36滩10万亩稻麦两熟肥得流油的土地。受恩图报,扶危济困,救难扶贫,是这片土地滋生出的人道主义品格;勤劳、勇敢、进取、奉献是这方百姓的人文情怀。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经演绎过无数壮烈,并且从未间断过,一直继续着。

      2 白色恐怖下的红色潮:

    上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进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白色恐怖笼罩着千疮百孔的中国大地,为保存实力,我党的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然而就在这血与火撞击的危难时刻,在革命处于最低潮的1931年,在外求学入党的平山学子于光汉带着中共冀南特委在平山县建党的指示,利用暑假回到家乡,发展了王雨时、李法庄、李谨亭等20名党员,于当年8月在距西柏坡40华里的霍宾台村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建立“读书会”,秘密传读列宁《作什么》、《国家与革命》与《母亲》、《铁流》等中外30多种革命书籍,把进步思想和革命火种带回了家乡,次年暑假(于1932年8月)成立中共平山县委。平山党组织利用“九一八” 后人民群众的高昂的爱国情绪,宣传党的抗战主张,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革命的星星之火迅速在平山大地上蔓延。1934年,党的中层领导干部栗再温回到家乡工作,把党的工作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穷人会”,开始了平山党的大发展时期:1935年5月,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一零八支队”(取梁山一百零八将之意),策应红军北上抗日和东征,牵制山西阎锡山兵力;“打土豪、分田地”,领导了“木盘分粮”、“土岸借钱”、“下口砸盐店”等武装斗争;大大震慑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武器装备除了向地主“借”,党员们还献款买枪,把扛长工、打短工、吃糠咽菜省下的钱交给党买枪。顺子沟党员曹玉秀把二亩地抵押借了100块钱,全数交给党买枪;南古月党员齐彭贤把妻子娘家陪送的八元钱和银镯子交给党买枪,齐彭寿、段节绪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旧债未了又借新债也交给党买枪,平山党员的革命觉悟在白色恐怖下更加彰显,这片土地上前赴后继的壮烈像是地下彭湃的火山找到了喷发口,热流涌动,徐徐而喷,古老的土地染上了鲜艳的一片红,遥遥领先融入中国革命的前沿。(平山党史资料1第7至148页)

      3、抗日战争时期的超常奉献

    抗日战争时期是平山县最出彩的时期。由于滹沱河沿岸军事地理位置重要,又是稻麦两熟的米粮仓,其中尤以滹沱河北岸、距西柏坡5华里的洪子店镇最为富庶和繁华,是连接两省三县的交通枢纽,一街两行店铺林立,各路商家云集,有民谚云“拉不败的洪子店”,足见其物产之丰富,是冀西重要的农贸物资集散地和交易市场,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平山地下党的活动中心。1937年“七七事变”后,晋军、奉军轮番到洪子店驻扎,搜刮民财,好多家店铺关闭,百姓外逃。10月3日,刘道生率“战地救亡工作团”来到洪子店,宣传抗日,组织兵源。所到之处,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百姓闻之纷纷返乡,热情接待八路军。刘道生在洪子店集上登高一呼,一月内组成1700余人的“平山团”开赴抗日前线。象这种以“整排、整营、整团的建制”投入杀敌战场的,在边区抗战史上乃至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并且此后源源不断的继续如此这般投入着。“平山团”在战场上以骁勇善战威名远播,他的根在这片英雄的土地,是这片土地上英雄的人民给了他们勇敢的底气和营养。

      前线杀敌有平山团,平山党组织和老百姓呢?

      有史为证:

      1937年:

      九月初,平山建党人于光汉率先在霍宾台成立抗日游击队;

      9月下旬,八路军120师359旅王震旅长来平山布置扩军,与平山地下党取得联系,了解到平山县建立抗日根据地诸多有利条件;

      10月3日,刘道生率“战地工作服务团”到平山洪子店扩军,刘道生登高一呼,不到一个月,即组成1700人的平山团开赴抗日前线;

     10月6日,在洪子店成立以平山为中心的中共冀西特委;

     10月下旬,平山县抗日救国自卫会在洪子店成立;

     11月7日,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由山西移驻平山县洪子店;

     11月中旬,115师罗荣桓主任、344旅徐海东旅长、曾国华支队等驻到洪子店扩兵,平山县给344旅补充兵员800余名,给曾国华支队补充七、八百人,给师政治部输送有文化的青年一百多名。

      11月25日,冀西游击司令部在洪子店成立;

      11月下旬,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农会)在洪子店成立,公布了减租减息的决定,下设秘密游击小组、锄奸组、代耕组、担架队等;

      12月上旬,抗日少年先锋队在洪子店成立;

      12月27日,平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在洪子店成立;

      12月底,平山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在洪子店成立,平山县抗日政府在洪子店已经初具规模。

      1938年:

      1月,仅县农会收到群众捐献拥军优属慰劳品:猪羊肉3000斤,鸡蛋8000多个,大米6石多,小米2石多,白菜2000斤,还有鞋、袜、衣物等。组成慰问团到前线支前慰军,组成代耕团、服务队为抗属耕田种地、义务劳动。并且作为一个光荣传统,从此被保持和发扬下来;

      1月21——24日,日寇组织重兵力两次向八路军344旅及晋察冀第四军分区所在地洪子店发动进攻,我县游击队积极参战,组织大批担架队配合作战,打胜了保卫洪子店的战斗;

      2月,成立“农民合作社”,服务抗战需要,自办造纸厂,解决抗战中军需民用柴米油盐土布纸张等问题,繁荣了市场,活跃了根据地经济;

      2月,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总队部在洪子店成立。下设7个大队部、47个中队部、365个分队部,队员45600名。自卫队积极配合部队作战,站岗放哨;破坏敌交通,割敌电线,多方面打击敌人;

      3月,县组织垦荒团,开荒31120亩,收获粮食1144石。兴修水利,组织代耕团,以支持持久抗战,保证军需充裕;

      3月24日,平山县妇女抗日救国会(妇救会)在洪子店成立,建立妇女自卫队,组织妇女垦荒队、代耕团、慰劳团等,战时支前,平时站岗放哨、盘查行人除奸反特、宣传群众,组织做军鞋37940双,军袜3万双,鞋底3万双,枕头124个,协助组织完成500名战士的归队工作;

     4月24日,“铁血剧社”在洪子店成立,活跃了根据地文化生活,成为晋察冀边区的一支文艺轻骑兵;

     5月,全县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实行二五减租,调动了农民斗争积极性;

     6月,平山县工人抗日救国会(工会)在洪子店成立,下设组织部、宣传部、保护部、抗战动员部,开展各种斗争;

     6月2日,募集救国公债,分配平山县11万元,实际完成15万元,超额4万元;

     6月13日,周建屏司令员病逝,洪子店老人李锦缆先生将自己三四五(三寸底四寸傍五寸帽)的柏木寿棺无偿捐献给周司令用;

     6月,平山县教育界救国联合会成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6月,县政府增设军用代办所,负责八路军部队的军需供应;

     6月底,青年抗日先锋队成立;

     7月下旬,平山县商民抗日救国会成立;

     7月下旬,平山县委自办党内刊物《精神食粮》。

     8月,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由五台迁至平山县蛟潭庄一带,其中军工部、供给部、卫生部、后方医院、修械所和边区政府也迁至左近村庄,并建立边区银行、印刷厂、兵工厂等。(平山党史资料8第32——58页)

    至此,我县党政军的机关、机构已经臻于成熟、完备,足以应对复杂的战时局面,而我党老一辈革命家和党政军领导人彭真、聂荣臻、罗荣桓、贺龙、王震、刘澜涛、程子华、关向应、李保华、刘道生、徐海东、黄克诚、周建屏等先后在平山战斗、生活,指导平山党组织的工作,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带给了平山,与平山人民结下了生死与共、鱼水相依的深厚情谊。

    平山县在八年抗战中的超常奉献有数字为证:

    人力:平山县20万人就有12065名青壮年参加八路军正规部队,其中有5000多人为国捐躯;有75000多人参加县、区、村武装;

    物力:救国公粮:4533、6万斤;军草:3340万斤;军鞋:57、3万双;军袜:1948万双;棉衣:13、2万套;军衣:16、8万套;棉被:14、4万床;纺线4万斤;

     财力:交纳救国公债38万元;胜利公债3205、6万元;

战勤:8348万人次。(燕赵老年报2008年8月25日平山版2版)

     以上各项都远远超出边区政府下达任务的一倍以上。

     这些数字是平山儿女的血肉之躯堆出来的,是汗水里浸过血水里泡过的,且不说沙场征战血染征衣,且不说担架队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单说军鞋,妇女们分工合作昼夜不停赶任务,搓麻绳的妇女硬是把腿上搓出一道血沟凹槽;为伤员洗血衣的妇女能把河里的水染红了,手上感染生了疥疮还照样在洗……。此外,平山人民还长期负担着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中共北方局、北岳区、晋察冀日报社、华北联合大学(2000余人)、五团(4700余人)、军区特务团、中共五台县委、西北战地服务团等等机关单位的吃、住、行、“藏”。另外,抗战时期在平山驻扎过的单位还有:

    部队方面:七大队、八大队、九大队、九区队、七一七团、六八七团、七零七团、三十团、十二团、二十六团、三十四团、四十七团、六十六团等;

     医务方面:多所后方医院、模范医院、哈尔逊野战医院及医疗队;

     军工方面:华北兵工厂、四十一兵工厂、南冶兵工厂、罗汉坪兵工厂、分区兵工厂、三三兵工厂、修械所、修枪队、纺织厂、制药厂、军鞋厂、被服厂、石墨厂、造纸厂等;

     学校方面:华北兵工学校、荣校、抗大二分校等。

     这其中还不算在平山短期停留、休整、待命的单位,如杨成武主力三团、三五八师两个主力团和各解放区赴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等。(平山党史资料3第228——230页)

     1937年12月18日日寇正式占领平山县城,温塘以东有一半的地域和人口沦为敌占区。据当时负责公粮征收的齐佩轩讲:平山县当时20万人,按中央规定每百人负担脱产人口不得超过三人计算,平山县只能供应5000人,实际上是长期供应着万余人。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老百姓觉悟高,真正做到了“最后一粒粮,送去交公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床被,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儿,送去打东洋”;二是被聂帅称为“晋察冀边区乌克兰”的滹沱河沿岸物美粮丰,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供养这些人。所以日寇对这些地区垂涎三尺,曾九次重兵攻打我首脑机关所在地洪子店,但就是打不下来,有两次打下来,也让民兵和游击队敲打的站不住脚,灰溜溜地退到了温塘。

    还是让当年在平山工作过的当事人来说一说这个“群众基础好”是怎么个好法吧。

    成仿吾(华北联大校长):“到了平山县西部的秘家会村,第四军分区又送来许多慰劳的猪羊肉、白面、大葱……我们沿着滹沱河,经过平山县的东黄泥村、洪子店,到郭苏村……一路上,入晚无论住到那家,各家房东都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村长、村农会接待我们都很周到。(平山党史资料2第170——171页)

    封铁夫(铁血剧社成员):……杨春茂、刘道生他们这些外地同志在会上讲:为革命走了很多地方,从南到北,但他们所感受到的还是咱平山人民是最好的……“七七事变”后,石家庄、平山城都被日寇占了,我们的洪子店离平山城才60华里,离石家庄130华里呀!敌人的武装力量比我们强的很,可以说占洪子店是很有把握的,但他几次都没有占住。这些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们平山党是很有战斗力的党,平山人民是很有战斗力的人民。……平山党真正形成力量是西部山区古月、三家店等地农民里发展了党员以后,东边的霍宾台也很活跃,因而,在“七七”一事变,党的力量就那么大,八路军来到平山后,迅速发展和组织一支相当规模的人民武装,组织起农民救国会,把几万农民发动组织起来。

    朱士英:1941年至1945年的五六月份,我一直在平山工作,那里的人民群众那种舍己为人、自我牺牲的精神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不管环境怎样残酷,敌人怎样狠毒,老百姓没有忘了我们,军队来了,干部来了,给我们腾出最好的房子。1940年前后,粮食困难,老百姓自己吃大黄根、玉米核、吃瓜、吃野菜,我们的下乡干部来了,他们千方百计要给我们弄点粮食吃。敌人追来了,我们给村里留下了伤病员、产妇,村干部们千方百计去掩护,从没有说没人管。我跟着“西北战地服务团”到塔崖一带开展工作,到清风村去的头天晚上刚开完会,敌人突然间来了。半夜里,我们人地两生,着急了,但是村干部根本就没管自己家里人,赶忙带我们几个人转移,整整跑了一夜,脱离危险区后,这位村干部千方百计找粮食为我们做饭吃了,才放心地离开(平山党史资料4第131页——137页)。

    张际瑞:当时由于环境恶劣,我们只能把粮库建立在群众家里,群众虽然生活苦,缺少粮食,但从不动用我们的公粮,而且遇到战斗,还为公家转移坚壁粮食。(平山党史资料3第80页)

    齐佩轩:我在1940年担任军用代办所所长期间,办了两件大事。一是百团大战的粮秣供应:百团大战平山县是出了极大力量的,平山县供应重点是正太路沿线,仅这一线的粮秣供应,粮为120万至150万斤,马料25万斤,马草60万斤,还要烙大饼数万斤送到前线。平山县粮食库存不够,从行唐、灵寿运来一部分作为补充。最大的矛盾是运输力的安排,既要接运行唐、灵寿两县的粮食,又要集中本县的粮食,全县的民兵和毛驴几乎全出动了。因为平山城东区、回舍区及西北边远山区无法动用,只有内地150个村庄的运输力,平均每村200民兵、50头毛驴。从八月初到九月初,所有平山的交通要道上,人与毛驴缕缕不断,人山人海,毛驴满山沟,一天也没有休息,用了20个昼夜,按期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平山县的县长、区长和所有干部全体动员,以身作则,站在群众中间,汗流浃背,带头抢险,与群众同甘共苦,完成那么大的粮秣运输量,还没有计算随军的担架队和沿站转送伤残人员以及所有的弹药运送所动用的民兵。

    经过这场战斗后,军队的指战员们一说起平山的老百姓,没有不称赞的,没有不歌颂的。

    二是护送一二零师到陕北:护送一二零师到陕北任务也真够艰巨的。第一是破格供应。军粮供应已经有了一整套制度,一般部队吃粮都要经过严格的拨粮手续。但一二零师的吃粮则不同。由于他们大部队急于回延安,保卫党中央,要连夜赶路,越快越好的赶到陕北。国民党胡宗南的顽军蠢蠢欲动进攻延安,一二零师这支劲旅对延安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力量。我记得在夏天的一个上午,一二零师一位团长拿着师供给部的介绍信到平山县军用代办所找我,说明了任务,我即满口答应供给,有粮票给粮票,没有粮票打条子。我当即通知往南甸郭苏一条线上的粮站保证供给。这位团长说“还得给一百个驼骡(都要壮的),驼送过同蒲铁路后,打发他们回来”。因为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我如数给了驼骡,从我所的驼骡队拨给四十匹,其余六十匹由一二零师持我县政府的信直接向有关村要。这样,一二零师所到之村,没有一个顶回去的,都如数给了大驼骡。一二零师那位团长后来给我们写了致敬信,非常满意。我们的驼骡队送过了同蒲铁路,为了节省时间,又满载满送到了陕北。由于很久不见他们回来,驼骡的主人和赶驼骡的民兵家属不断来找,四专区的邵式平专员得知后立刻打电报给毛主席。毛主席很重视这件事,找到了贺龙同志,命令先慰劳一下护送的民兵,然后护送他们回平山,如有损失,一二零师一一补偿。队员们赶着驼骡欢天喜地回到了家乡。(平山党史资料2第199——206页)

        ……

    不厌其烦说了那么多,是因为今天的人们已经不了解这段历史了,忘记这段历史了。而要探究西柏坡精神,不了解这段历史怎么成呢?“群众基础好”是西柏坡精神形成的一支根系,党中央毛主席在西柏坡的理论和实践,让这个根系长成参天大树。——把家乡的壮烈和光荣翻检出来晒晒,可不是“王婆卖瓜”,而是一个强烈的愿望在支撑:请大家读读平山党史吧!读平山党史,能让人壮怀激烈,能让人热血沸腾,能让人潸然泪下,能让人奋发图强!

    有如此好的自然条件,有如此好的群众基础,党中央选择了西柏坡,也选择了胜利。

   (2)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

    这个时期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了。

    西柏坡距国民党重兵把守的石家庄不过几十里,党中央毛主席住在这里,中央警卫团设在滹沱河对岸的洪子店,朱总司令沿村边的芦苇地悠闲的打河鸭,毛主席在田间地头散步、和老百姓拉家常,教老百姓插稻秧,全国各地来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人员进进出出,能让石家庄的敌人浑然不觉,靠什么?人民!西柏坡人就是一堵封锁消息的铜墙铁壁!“人民伟大”在这里有了淋漓尽致的诠释!

   这些是进了中国近代史的,勿需赘言。

  (3)中共中央进京至1958年阶段

    历史的关注随着党中央进京也跟着进京了,西柏坡人仍然一如既往的热情奔放,一如既往的超常奉献。他们对兄弟县、区史上每一次灾情都一次次出手相援。1958年的滹沱河水患,平山县为支援灾区追加爱国公粮,仅滹沱两岸的西柏坡大公社就捐出70万斤。

    (4)岗黄水库修建时期

     这一时期最值得说了,最有的说了,西柏坡精神在西柏坡本土的渗透之深积淀之厚,最最集中最最彰显在这一时期。

    前面说过,平山县滹沱河两岸是聂荣臻司令员称之为“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的地方,是“山西施粪平山肥田”、“滹沱百害唯富平山”的地方。1958年,为彻底根治滹沱水患,以保京津华北京广线不受其害,在“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大旗下,修建“岗南水库”,并且“四年工程一年完”,淹没包括西柏坡在内的百十个村庄、13万亩良田,建屏县重新并入平山县。平山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平山人民身上的精神面貌、心灵境界,不是身临其境的人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的。
    和临近几个村庄一样,西柏坡村全部耕地在岗南水库197高程以内,必须全部外迁,不留一户。

    “我们要留下来给党中央毛主席看房子”,群众的强烈呼声和村长、支书扛上力争,终于争取到“留一小部分后靠。”“后靠”的人没有一分耕地啊,可全村人争做后靠“小部分”,情愿放弃政府安排的全县最富裕的大吾川。水库合拢之际,连降几天大雨,眼看水忽忽地往上涨,没有人招呼,没有人组织,东柏坡、夹峪、梁家沟等邻村的群众不约而同的奔向西柏坡,和西柏坡留下的村民一起抢拆中央大院。任凭自家的房子淹了顾不得拆,自家的祖坟淹了顾不得起,中央大院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丝毫无损。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央大院所有木料砖瓦都是原拆原修,是“原汁原味”的中央大院毛主席旧居!“原汁原味”的背后是西柏坡精神在西柏坡本土的渗透与积淀的大展演,是西柏坡精神在西柏坡本土的大弘扬!   

    洪子店是建屏县政府所在地,抗战时期住过众多党政军机关,住过好多党的高级干部,“咱们当年命都舍过了!别说拆房子淹地了,只要是国家需要,从身上割肉都行!”老党员一句话落地,洪子店哗啦啦带头拆了房,锦绣繁华的“县政府所在地”都拆了,邻村上下纷纷响应,拆迁工作十分顺利——老百姓坚守的、发扬的不是西柏坡精神又是什么?

    三汲乡河渠村在黄壁庄库区,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是个人均耕地8亩有余富庶而古老的村庄。由于富庶,除水库淹没一部分土地外又拿出一部分拨给周边被淹的几个村庄;由于富庶,河渠人要自带干粮去修筑黄壁庄水库大坝;由于富庶,河渠村的拆房、搬迁、建房,没领过一分钱!到人均耕地由八亩降为八分了,河渠村不再富庶了,可在战争岁月锻造出来的英雄的河渠人民,还是没有一句怨言,各家各户在山坡脊岭上自己动手,重建家园。——谁能说这不是西柏坡精神?
    从上缴百万斤公粮到吃救济粮,移民人口占了全县人口的五分之一,因为“一库变两库”,移民迁建费减半,耕地锐减,整个平山县的经济一落千丈。由于岗南水库泥沙淤积严重,水位不断提升,于1965年、1968年两次加高坝顶,部分移民两次乃至三次搬迁,人均耕地又经几度削减。三年困难时期, 政府拨给库区移民的救济粮、统销粮有粗粮也有细粮。在粮站领的时候,一斤细粮当场可以换二斤粗粮,是合法的;而到山西盂县,一斤能换到三斤,是违法的。那时候家家粮食不够吃,为多吃一斤粮食,多少人冒着摔下去粉身碎骨、抓住了要游街的风险,攀代下岭、走十八盘,去盂县换粮,白天不敢走,夜里摸黑赶,一天两夜打一个来回,就为了多吃一斤粮食。就在这时,周恩来总理动用国库,拨给岗南库区移民人均300斤粮食,特别言明一半粗一半细。周总理说:
      “一定要让岗南库区人民吃上细粮!”
      听听西柏坡人是怎么说的:
     “全国人民都挨饿,俺们光粗粮就行,光粗粮就行!”。

     “这是国库的粮食,给俺们粗粮就行!”
     异口同声喊出来的简单话语,谁听了不感动?是他们不愿意吃细粮吗?是他们不缺粮食吗?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吃苦受累去山西换粮食,不就为了多吃一斤粮食吗?明摆着的好事就在眼前,他们胸怀的是全国,想到的是别人,谁能说他们喊出的不是西柏坡精神?

    等靠救济粮不是平山人的风格!

    地淹了,怎么办?

    造地!

    淹没区展开了造地运动。韩庄支书韩三法带领村民在“光秃岭、沙石沟”上开山造田,几个严冬酷暑,几个大年初一,韩庄的党员、民兵都是在工地上过的,整修土地300亩,扩大耕地200亩,达到人均口粮412斤,骄傲地向国家缴纳了1、8万斤贡献粮。

    高岗旱岭粮食产量低,怎么办?
    修渠!

    修“滹北渠” 是平山县打的一场人民战争!由政府提供炸药,各村干部带队,自带工具、自带干粮,全是义务工。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打眼、放炮,丈夫倒下了,妻子接手干;哥哥倒下了,弟弟冲上来,三年修成104公里的滹北渠。修“滹北渠”是西柏坡精神的一次集体大发扬!有了“滹北渠”, 可浇耕地11万亩。有了水浇地,实现了吨粮田,西柏坡人可以粮食自给了!

        靠水吃水!改革开放以来,西柏坡人民利用水库资源办起了库湾养鱼,网箱养鱼,养牛基地,纺织厂,选矿厂,淹没区经济终于走出了低谷,人民生活一步步得到了改善。

        3 顾全大局,再度奉献

    上世纪90年代,岗南水库成了石家庄市民的饮用水。为了让市民喝上放心水,上级红头文件规定:环水库周边不许放牧、不许种植、不许养殖、不许捕捞、不许办工厂。辛辛苦苦流血流汗修成的滹北渠,灌溉范围之内就有近三分之一的耕地不能耕种。一纸文件,砍去了西柏坡人三分之一的进项。可是,政令一出,一夜之间,停厂矿,撤网葙,缩减耕地,美丽的岗南水库于西柏坡人民已无一鱼一虾之利,有的是涵养水源、净化水质、延长水库使用寿命等等山一样的责任,而西柏坡人依然不打折扣的执行!这不是西柏坡精神是什么?

    靠水不能吃水了,却有护水的义务;地不能种了,树不能伐了——吃什么呢?聪明的西柏坡人反而在这一条上悟到了商机:能不能栽一种又能护水又不用伐就能摇钱的树呢?

    郭苏村霍发祥,把眼光投到岗南水库大坝新溢洪道东侧近百亩的荒石坡上。这里与西柏坡仅一水之隔,是当年修水库时石渣和废料的堆放场地,乱石废渣不见土,沟沟壑壑草不生。“穷则思变”的巨大动力,艰苦奋斗的老传统,霍发祥一家用愚公移山的笨法儿,人拉车、小推车,拉走石头推来土,十年风霜雨雪,100亩废料场变成100亩苹果园。饱尝移民之苦的霍发祥,自己致富不算富,要和乡亲们一起致富,牵头成立“平山县一坡苹果专业合作社”,带领乡亲们一起走上有机果品发展之路。这座废料场上建起来的苹果园,向社会提供真正的健康食品,既净化了岗南水库水质,又保护了人类生存环境。他们是艰苦奋斗的楷模,是无私奉献的典型,是西柏坡精神忠实的践行者、传承者,热情的弘扬者!

    正是因为西柏坡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人,所以,岗南水库达到国家一级饮用水标准,成为省会人民放心的饮用水,有资格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备用水,成为北京市民的备用饮用水!

    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是磨练西柏坡人战斗意志的试金石,是西柏坡人在一个个不同历史阶段一次又一次践行和弘扬西柏坡精神的演练场,是展现西柏坡精神在西柏坡本土渗透与积淀的无形博物馆!很可惜,走进这个博物馆的人不多,能读懂的人更不多!即便如此,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永远是那么干干净净,那么温柔美丽,那么胸怀宽广!仔细端详端详吧,那是西柏坡人今天的精神面貌啊!是西柏坡人不变的初衷啊!是西柏坡精神渗透之深积淀之厚于道于器的有形结合体啊!所以,西柏坡永远是一片圣土!

 

(作者为平山县西柏坡精神研究会法人、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