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早春。父亲脑血栓昏迷不醒,在老家栖霞县的一个乡镇卫生院治疗了八天不见好转,慕名来到解放军第107(现在更名为970))医院继续治疗。我开始了去往芝罘区的探病、陪护之路。

  父亲住院的四十多天, 107医院的医生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芒,所谓“医者仁心”,甚至远远超过这个境界。主治医生姓刘,三四十岁的年纪,竟然有那样的亲和力,他看到我愁眉苦脸的样子就给我讲笑话,带我到血疗室去查看父亲的血液被紫外线光量子照射并充氧的过程。我亲眼看着那些原本暗稠凝滞的血液变得鲜红活跃,一颗被揪紧的心切身感受到了希望,仿佛看到父亲又充满活力地站了起来。

  父亲果然醒过来了。早春的阳光有些刺眼,仿佛铆足了劲儿,在父亲的病床上停留。父亲闭着眼睛,手握住我的手摸索,摸到我无名指上刚戴上几天的订婚戒指,下意识地摩挲不止。我的眼泪滴在他的手背上,父亲终于活过来了。第一个疗程下来,父亲竟然会说话了,虽然只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表达,且犹豫不决、含混不清,也足以让我惊喜不已。

  第二个疗程开始,刘大夫教给我们怎样给父亲做康复运动,他耐心地给我们做示范,讲解康复运动的医学原理和常识,教我们怎样巧用力气按摩。刘医生双手捏按揉搓,恍惚间我有一种感觉,仿佛他才是父亲最亲的儿子。后来父亲能下地了,从开始搀扶着都举步维艰到自己扶墙挪步,到后来可以自己拖着左腿独行,前途越来越光明。期间刘大夫频频来病房鼓励父亲坚持运动,监督他不因疼痛而中断锻炼。

  很多年以后我还一直记得刘大夫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却对病房外的春意一点记忆都没有。不知是那时候的医院果真没有种植什么花草树木,还是我太专注于父亲的病情忽略了窗外的风景。

  2008年婆婆肺癌晚期,住进了烟台肿瘤医院,那是一段不忍回忆的沉重时光。我看着她一个人孤独地被推进冷冰冰的机器里放射治疗;陪着她孤独地趴在桌子上等待医生用大针管抽体内积水;扶着她到洗手间马桶里呕吐;守着她最爱吃的食物等她吃上几口;看着她头发变软、一把把地掉……眼里疼,心里痛,却无能为力。

  尽管如此,面对操劳了一辈子的婆婆,我们还是希望能在医院住下去,仿佛有医护人员相守,有药物保障,病就有治好的希望;仿佛只有在医院住着,我们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可是两个疗程之后,主治医生还是劝慰我们带婆婆回家。出院那天去和医护人员告别,表达谢意之后我习惯性地说了一句“再见!”。护士长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但愿我们永不相见!”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这是迄今为止我听到的最没有温度却又最温暖的告别语,作为肿瘤医院的医护人员,该有多么不希望与人在医院相见!

  2009年春,肝癌晚期的二哥在烟台海军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出院那天,我从蓬莱开车去烟台接他回栖霞老家,心情极其压抑。当时没有导航,路盲的我费尽周折一路打听找到了海军医院,接上孱弱的二哥及嫂子、侄女,跟在另一辆车后面回老家。车上的二哥身体状况很差,还输着液体,我不敢开快,所以没出市区就跟丢了前面的车。在一个四通八达的红绿灯路口,向南、向西都是隧道,凭感觉应该向西走,可是一犹豫就直行向南了。在可掉头的地方回转,走到十字路口还是茫然不敢转弯,后面的车鸣笛,我更加心慌无助,眼前四通八达的大道,川流不息的车龙,让我感到了走投无路般的绝望。

  路口的交警发现了我的异样朝这边走来。我也干脆豁出去了,避开车辆慢慢朝他开过去,即使受训斥、开罚单我也认了。结果交警问了缘由,看了车里的情况,就跟我详细说了路线,没有批评,没有罚单。左转的信号灯亮起,交警打手势示意我出发。我在心里默默地向他鞠了一躬。不知道芝罘区的大街上,曾经有过多少像我一样不熟悉路况的外来客在十字路口茫然四顾不知所措、妨碍交通制造混乱?

  2012年夏天,病重的姐夫准备去毓璜顶医院住院,我和先生四点半从蓬莱开车去为他排队挂号,以让他免除排队之苦。六点多到达,停车场已经没有空位。医院四周路边的人行道上几乎停满了外地车,每辆车窗上都贴着绿色的罚单,有的车竟然贴了两三张罚单,看样子是停留好些日子了。我们转了两圈没有找到停车的地方,干脆也在人行道上找个空档停下来,像其他不熟悉地形的外地车辆一样,把罚款当作停车费了。

  今年早春,亲戚的孩子因家中失火伤情严重送到了芝罘区。我和先生打着导航赶往毓璜顶医院,一路上回忆当年停车的困难,心里很打怵。医院门口看到去往地下停车场的指示松了口气,一层一层进,进到四层才停了车。很多年没来,医院的停车场竟然建得如此高大上,不禁感叹这几年芝罘区变化之大,不仅仅是城市外观那么简单。出来百度了一下,才知道毓璜顶医院的变化,也不仅仅是建新楼、增床位、更新医疗设备这么简单,还建成了这个目前国内最大的地下停车场。

  在毓璜顶医院找不到烧伤的女孩,我们才知道孩子原来是在970医院住院,也就是父亲曾经住过的原107医院。我们打着导航来到970医院大院,发觉这座念念不忘、感恩不尽的医院已经完全改变了模样。旧貌换新颜,记忆中本就模糊的原貌根本无处找寻,我仿佛从未到过这里。

  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年轻的姚大夫头发黑夹白,戴着眼镜,个头不高,瘦削,进出病房步子大而轻,对家属的解析、嘱托详尽细致,给伤者上药包扎目光专注下手麻利——烧伤面积较大,处理起来非常麻烦,稍微不慎就会引起孩子揪心的疼痛。作为医生,对患者那种发自内心的切身关怀,已经达到了一种境界,绝不是“认真负责”这样的层次了。

  后来又知道,从主治大夫到主任医师、医院院长,都被这个孩子的伤情牵动着心,为她制定治疗和手术方案,开先例把她从普通病房安排到安静的单间病房,红包一分钱不收……遭遇不幸的孩子在这里感受到了她生命中来自于家人之外的温暖和力量,以及来自学校老师同学和社会的捐助。

  以后几次又去970医院,孩子伤情一次比一次好转。我有意在大院里转转,希望能够看到一些26年前的痕迹。几幢崭新挺拔的大楼中间,有一栋低而长的老楼,亲戚说那就是107医院最早的门诊兼病房——我父亲当年住过的地方,我念念不忘、感激不尽的地方。我很想进去看一眼,看一眼这个曾挽救过父亲生命的,看一眼眉眼含笑的刘大夫还在不在治病救人。

  我终于还是没进去。深深的祝福送给他和他们——刘大夫,护士长,交警,以及姚大夫们。凡是当过铁道兵的人在这以后的几十年人生风雨中,纵然命运多舛,挫折多多,但每当想起当兵会战大兴安岭的这段历程,就觉得一切都那么微乎其微,不在话下。800里高寒的战备施工大会战,磨炼了一个军人的意志,成为个人一段丰富的人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