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奠基之城
石家庄市是新中国的孕育地。1948年上半年，在石家庄这块热土上，以九月会议为标志，筹建新中国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日程，正式拉开了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序幕，新中国多项事业萌芽起步。
一、毛泽东“钦点”石家庄——新的领导中心
石家庄作为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实验田，在历史大转折时期，在为全党城市工作提供样本的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又扮演着新的角色——先是华北解放区继而成为全国的领导中心。
这个中心地位是毛泽东“钦点”的。
1947年11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华北重镇石家庄，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奠定了华北解放区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统一的基础，为两大解放区合并创造了条件。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两大解放区合并的战略部署，中央工委抓住时机，紧锣密鼓地组织实施了两大解放区合并。
华北解放区的疆域包括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平原五省，北平、天津二市，辖区有279个县，12个市。幅员广大，物产丰富，有16500万亩可耕土地，有100万以上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员与几十万英勇善战的华北人民解放军，它的基本地区是经过八年抗战又经过二年解放战争考验的老根据地。
华北解放区之所以分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两区的分界线，先是被日伪，后是被国民党封锁分割而造成的。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根据地的划分上，不得不打破地理、历史及经济诸条件，而依照敌人的封锁线，划分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并各自为政。现在，石家庄已解放，正太、石德铁路线守敌已完全被消灭，两区割裂开来的客观原因已不存在。为此，1948年2月16日，在西柏坡中央工委的刘少奇向中央提议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完全合并，成立华北中央局。
那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在转战陕北。毛泽东收到刘少奇的报告，随即于1948年2月20日致电刘少奇，同意两区合并的建议，并提议中央工委3月初召集会议讨论两区合并的相关事宜。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党内通报中，明确提出：“目前我们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渤海区也许迟一点合并），这三个区包括陇海路以北、津浦路和渤海以西、同浦路以东、平绥路以南的广大地区。这三区业已连成一片，共有人口五千万，大约短期内即可完成合并任务。”“该区的领导中心设在石家庄。”（《毛泽东选集》129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中央工委遵照毛泽东的提议，于1948年3月2日在西柏坡召开会议，具体讨论了两大解放区合并问题。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在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召开的“城南庄会议”上做出决定：改变华北和中原解放区的组织建制，将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两边区政府合并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于1948年5月9日向全党发出了通知。
至此，石家庄作为华北解放区的领导中心地位逐步确立。
一些重要的机构陆续在石家庄落脚。1948年5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各部门先后搬入石家庄；其他机构还有：代行新华书店总店职责的华北新华书店总店、华北邮电总局、华北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经济建设部等。
一些重要的会议在这里召开。如：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华北政府全体会议、华北局扩大会议、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两边区文艺工作会议、两边区职工总会及各地区和华北公营企业工会代表扩大联席会议、华北财经会议等。
一些学校、医院、企业也落户石家庄，先后有华北军政大学、华北大学、外事学校、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华北军区制药厂等。
培养、锻炼了大批的管理干部和建设人才，成为培养新中国治国人才的学校和干部储备库。
随着两大解放区合并，石家庄成为华北解放区的领导中心，为中共中央在华北建立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创造了前提条件，为中共中央立足华北，靠近交通线和大城市，指挥战略决战，孕育新中国，行了奠基礼。石家庄进而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成为新中国的孕育地。
二：谋划建立新中国
新中国的蓝图是在石家庄西柏坡绘就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指挥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同时，着手谋划建立新中国，就新中国的政体、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政权设置，以及用什么方式建立新中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探索研究和实践，完成了对新中国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的设计，孕育了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制定了建立新中国的路线图。
中共中央是带着新中国的蓝图从石家庄西柏坡进入北京的。
具有历史意义的“五一”口号
中共中央经过对国际国内、党内外和政治军事形势的综合分析，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筹建新中国的现实条件已臻成熟。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史称“城南庄会议”）。会议决定，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以纪念口号的形式，公布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同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提出重要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海天出版社1998年5月版426页。）
确立筹建新中国方针的九月政治局会议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 这是一次为迎接战略决战和筹备建立新中国，确立军事上、政治上方针政策的重要会议。会议一开始，先由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的报告，包括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党的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财政经济的统一、发扬党内民主、训练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学习管理工业和学做生意的任务、加强纪律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形态等诸多内容。
会议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讨论，研究决定了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1948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将这次会议的基本情况和决定向全党通报。通知强调指出：为了“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和“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应该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准备在一九四九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
九月政治局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为最后打倒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都作了重要准备。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1342——1349页。）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就建立新中国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决策。会议批准了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决定全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明确提出，要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革命的转变关头，为党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作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三、 孕育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
新中国的两大政治制度是在石家庄孕育成熟的。而筹建新中国，是从筹划政治协商会议开始的。
“五一”口号提出的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立刻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拥护。1948年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其他民主人士，通电拥护召开新政协及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时，新加坡华侨、马来亚71个侨团、暹罗（泰国）华侨、缅甸华侨、美洲华侨、法国华侨、古巴华侨、加拿大华侨，从1948年5月至8月，先后致电中共中央或发表通电、宣言，拥护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国内各界群众也纷纷表达提出意见建议，期盼早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意愿。
收到以上各电后，毛泽东主席于8月1日复电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郭沫若等，对他们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并就召开这次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询他们的意见。（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海天出版社1998年5月版487页。）
随后，周恩来拟定了名单，决定邀请77位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此时，全国尚未全部解放，确保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安全进入解放区，是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前提。从1948年8月起，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在各地中共党组织的严密保护下，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胜利到达解放区。
在北平解放前夕，毛泽东和周恩来又致函在上海的宋庆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经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
爱国民主人士聚集华北、东北解放区，正式拉开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和中央统战部经与民主人士商讨，拟定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内容主要包括：新政协的召集、人选、召开时间地点以及准备讨论的事项等。毛泽东主席亲自审改了这一《草案》。
《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拟出后，中共中央分别致电东北局、香港分局，并指示中央统战部，约集在西柏坡、哈尔滨和香港三地的民主人士充分讨论该草案。在充分吸收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意见的基础上，1948年11月25日，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
《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达成后，筹备工作便逐步展开。经过反复酝酿，先后起草完成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等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
组建成立全国性的人民团体是新政协筹备工作的又一项重要内容。从1948年8月到1949年7月，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先后完成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中华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等六大人民团体的重建、成立等工作。虽然其中一些团体代表大会是在中央进入北京后召开的，但各人民团体的组建及其代表大会的筹备，都是在西柏坡时期完成的。
在西柏坡时期筹备工作的基础上，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新政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作为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的人民政协正式诞生。从此，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形式而确定下来，并在实践中得到逐步完善和发展。（参见《西柏坡与新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
四、拉开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序幕
在制定纲领、政策的同时，根据“九月会议”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精神，不失时机地筹划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新型的人民政权——华北人民政府。在实践中，正式拉开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序幕。
（一）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1948年6月26日，以筹备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为议题的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边区政府参议会参议员联席会议在石家庄举行。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在五省二市人民中民主选举代表的基础上，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统一的华北民主联合政府。
7月11日，两边区政府联合发布《关于召开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暨代表选举办法的决定》，规定大会的任务是，“讨论并决定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制定华北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组织，选举华北政府委员及政府主席、副主席，决定华北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方针，制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法及选举法等问题”，并确定了代表名额、界别和选举办法。之后，各地按照代表由区域代表、职业或团体代表、聘请代表构成和产生办法的规定，认真选举代表，共选出工人、农民、革命军人、妇女、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新式农民、社会贤达、开明绅士及民主同盟盟员、少数民族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团体代表共598名。
1948年8月7日至19日，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人民礼堂（人民影院）隆重召开。大会表决、通过了《华北人民政府组织法大纲》、《华北解放区施政方针》、《村县（市）人民政权组织条例》及《农业税暂行税则》等法案与提案，在代表们慎重讨论推举候选人的基础上，无记名投票选举出华北人民政府委员。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会场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在中国民主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建立的参议会、参政会等民意机关的发展，但在体制上已发生质的变化，它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开创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先河。
一是代表大会从筹备到召开，始终贯彻了民主原则。
首先是代表选举的民主性。大会的代表由三部分组成：区域代表、职业或团体代表、聘请代表。具体的产生办法为：区域代表由县、市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未成立人民代表会议的，由县、市政府召集县、市党委会及县、市各人民团体代表举行联席会议选举；职业或团体代表分行署区、两边区选举：行署区一级由行署或相当的市政府具体拟定，边区级由边区级人民团体拟定，分别呈报两边区政府批准；聘请代表，由两边区政府在社会贤达、开明绅士及工商学界聘请。
其次是代表的广泛性。出席大会的代表包括工人、农民、军队、妇女、工商业资本家、自由职业者、社会贤达、开明绅士、中国民主同盟、回族及国统区北平、天津等地的教授、学生、工人代表，具有极为广泛的代表性。
再次是选举程序的民主性。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和华北人民政府委员都是经过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这开创了人民民主制度的新局面。
二是代表大会开创了一系列新型体制。
如：召开预备会和选举主席团制；组织代表资格审查制度；设立代表提案制度，组织提案审查委员会；政府、军事工作报告和各项法律草案的说明制度；政府委员选举制度等等。这些新型体制，奠定了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各项具体制度的基础。
三是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作用，初步形成了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
重视党外民主人士的作用，广泛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参政议政。在代表构成上，大会实到代表542人中，非中共人士有166人，占近三分之一。大会主席团成员33人中，非中共人士有14人。并且，在大会上，民主人士踊跃发言，大会广泛地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二）中央人民政府前身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
1948年9月20日至24日,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会议在石家庄召开，选出了华北人民政府的领导成员，主席董必武，副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任命了政府各部、委、院领导人。会议还制定了《区人民政府暂行组织条例》、《村人民政府暂行组织通则》，规定了区、村人民政府的人员组成和职权范围。同时会议讨论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原则通过并交政府修改公布的《新农业税则》和《工商业所得税条例草案》等经济法规。
会议仔细地研究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交付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处理的163件提案，决定交各主管部门按临时人民代表会议提出的“执行”、“斟酌办理”、“参考”三种意见分别研究，呈由主席核准处理。对原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政府提请审议的21种条例草案，政府委员会分别组织6个审查委员会进行反复审查修改，再经过政府委员会通过，并一一作出决议。
9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召开就职大会。9月27日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副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发布公告，宣告华北人民政府成立。
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各地区军民欢欣鼓舞，纷纷发来贺电。中国各民主党派也纷纷电贺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北平解放以后，华北人民政府于1949年2月22日搬离石家庄，迁往北平办公。在石家庄市办公9个多月。
（三）新中国政权建设的成功实践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正式揭开了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序幕。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而由其产生的华北人民政府则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华北人民政府是中国共产党为准备建立新中国而进行的一次政权建设的成功实践，是由革命根据地政权向新中国政权的过渡形式。它既承担着为解放战争的最后战略决战提供后勤支持的任务，又肩负着领导经济建设、为新中国积累物质基础的职责。中共中央交给华北人民政府的任务是：把华北解放区建设好，使之成为巩固的根据地，从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摸索、积累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为全国解放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准备。
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任务，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在工作中始终掌握三项原则：工作重心转到城市，但不忽视农村；开始着手和平建设，但不放松对战争的关注和支援；积极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准备工作。
华北人民政府自成立以后，领导华北解放区积极支持全国解放战争，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建设，制定出一系列方针政策、管理体制。一方面，为新中国建立初期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开展各项建设事业做了必要的政策准备；另一方面，它所创立的各项管理体制，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科技、教育体制的蓝本，有些成为新中国的基本经济、教育体制，对新中国成立后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华北人民政府是新中国政权的雏形和过渡。它的组建和运转过程，为中央人民政府创建了组织基础，为新中国的各级政权机构建立了基本的政权体制和管理体制，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所属有关各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即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上组建。到1949年10月31日，华北人民政府结束时，中央人民政府的内务部、财政部、交通部、农业部等部门在华北人民政府各部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来。（参考资料：《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中央档案馆等编，海天出版社；《西柏坡与新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
五、新中国多项事业从石家庄起步
石家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是新中国的孕育之地。在这里，确立了共和国的政体和政治制度，孕育了新中国中央政权的雏形，绘就了新中国的蓝图；在这里，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在这里，新中国的多项事业创立发展；在这里，走出大批治国人才。
（一）第一套人民币在这里诞生
新中国的金融事业是从石家庄起步的。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这里建立，办公地址就在今中华北大街11号。第一套人民币在这里诞生，1948年12月1日首批人民币在石家庄发行。在石家庄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发行的人民币，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旧中国极其混乱的货币制度的结束，和新中国统一的货币制度的确立，是新中国金融事业的起步。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遵照华北人民政府的决议，发出通告：“本行于本年12月1日，发行50元、20元、10元3种钞券。”上午9时，首批人民币在石家庄正式发行。
为了使第一套人民币顺利发行，石家庄市的各个公营贸易公司和商店，事先都调拨来花色品种齐全的商品，让市场上呈现出一片热火朝天、欢欣鼓舞的场面。
第一套人民币刚刚印出，董必武就拿着几张样票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一见董老满脸笑容，便不失诙谐地说：“胡子老哥亲自前来，一定有喜讯相告啰！”董老将刚印出的人民币双手呈递过去，说：“主席，我们现在可以带着人民币进北京城了！”毛泽东接过人民币，看了又看，兴奋地说：“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有了自己的政权，有了自己的土地，现在又有了自己的银行货币，这才真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哩！”
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夏景凡写的报道《新币发行的头一天——石家庄街头特写》。文章详细地描绘了当天人们拿到崭新的钞币时兴高采烈的情景。街头巷尾人人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地议论说：“这可快啦！你看到中国人民银行的票子没有？快啦！快啦！全国快解放啦！”人们带着充满胜利信心的微笑，议论着不久就有领导全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了。报道中说，石家庄市银行早上一开门，就有人挤进去争着要看新币的样子，取款的人都要求给搭配一部分新币，营业员们忙得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当人们拿到新币在手时，总是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爱不释手。有一个人取得了新币往腰里一装之后，满面笑容地指着自己的口袋说：“看，这有多方便！”
（二）新闻事业在这发展
《人民日报》在石家庄改刊
早在1948年2月20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提议中央工委召开会议，讨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等问题，其中包括成立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3月7日，中共中央又致电中央工委：华北局成立后，大党报应如延安《解放日报》那样，由中央负责，集中新华社、《人民日报》、《晋察冀日报》在一起，有充分条件办一个较好的报纸[1]。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晋察冀边区的《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人民日报》合并，改为《人民日报》，于1948年6月15日在石家庄市附近的平山里庄创刊。毛泽东为改刊的《人民日报》重新题写了报头。改刊后的《人民日报》，虽然是华北局机关报，但中央发布的一些公告性新闻、指导性文章直接送《人民日报》发表。
人民日报创刊号丝绸版_
1948年8、9月间，为便利报纸的出版发行和投递，除继续在里庄印刷外，《人民日报》印刷厂一部搬至石家庄市北焦村，利用纸型铸版印刷《人民日报》。同时在石家庄市南大街设立《人民日报》经理部，负责纸张和印刷器材的购置、报纸的发行等业务。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人民日报》遂迁往北平出版，设在石家庄市的印刷厂和经理部也随之迁往北平。
落户石家庄井陉矿区的新华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是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1947年3月29日由陕北迁至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涉县，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后，又于5月23日在西柏坡附近开始播音。9月底，新华广播电台编辑室仍在西柏坡附近，而播音室和发射机房则迁至石家庄市井陉矿区，播音室在天户村，发射机房设在距天户村很近的库隆峰，在此正式播音，直到1949年3月24日迁往北平。
三大战役期间，国民党军队分北线和南线与人民解放军作战。毛泽东主席对辽沈战役进程进行分析后，亲自写下了评论《国民党军队北线总崩溃在即》，由广播电台播发。这时，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坐镇北平，命令傅作义偷袭石家庄。因我军主力都在远处作战，石家庄实际是一座空城。为对付敌人的进攻，广播电台在毛泽东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利用新闻武器进行了一场先声夺人的斗争，从10月25日至31日，播发了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的《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匪军进扰》、《评蒋傅匪军梦想偷袭石家庄》的新闻稿，揭露了蒋傅军“妄想以突击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的阴谋，公布了偷袭敌军的兵力配置，报道了“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敢于冒险的匪军。”对进犯之敌造成了极大的震慑。
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人民解放军前线部队打电报给中央军委，请新华社即向被解放军包围的黄伯韬第七兵团进行劝降广播。毛泽东主席立即批示：“请对黄伯韬兵团写劝降广播，能每夜广播一次，明日多播几次为好。”广播电台迅速按中央指示播发了敦促黄伯韬兵团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广播稿，反复多次广播。在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中，广播电台又投入了瓦解敌军的广播战中，先后播发了《人民解放军总部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刘伯承、陈毅两将军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人民解放军总部再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人民解放军总部给黄维兵团的最后警告》、《刘伯承、陈毅将军给黄维的命令》等广播稿，连续、反复地向黄维兵团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起到了瓦解敌军、动摇军心的作用，许多国民党中下军官和大批士兵纷纷缴械投降。12月17日，又播出了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使敌军军心大为动摇。
在送别1948年，迎接1949年，辞旧迎新的前夜，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毛泽东主席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把革命的最强音传向了大江南北。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新华广播电台抽出一部分人员随军进入北平，接管了北平广播电台。2月14日，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了北平人民庆祝解放特别节目。3月23日，新华广播电台又向全国播发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
1949年3月24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后改为北平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音，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完成了历史使命。
《中国青年》复刊
1948年春夏之交，中共中央对青年工作做出了两项重要决策：筹组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恢复《中国青年》杂志。建团和复刊工作，由中共中央书记任弼时同志亲自领导。
《中国青年》复刊时，毛泽东主席重新题写了刊头。这个刊名题字一直用到 “文革”开始前，毛主席又为《中国青年》题写了新的刊名。
毛泽东主席的亲笔题词“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首发在《中国青年》复刊号上。当时，在毛泽东主席题写了《中国青年》的新刊名后，编辑部还想请毛泽东主席为《中国青年》杂志写篇文章，于是毛泽东主席就写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题词代替，刊登在《中国青年》复刊的第一期上。此后这四句话不胫而走，响彻全军，随着战争的胜利，传遍全国。
毛泽东题词手稿
《中国青年》复刊后，共出了三期，为半月刊，每期发行达到5万份，受到各级干部和青年读者的欢迎。1949年的第四期稿子已经编好，杂志迁到北京才印刷。虽然后来改为十六开本，但期号还是从复刊开始一直连续下来。
（三）新中国人民教育起步
石家庄解放后的安定环境，为发展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自己兴办的高等学校，先后在石家庄开学。这是新中国人民教育的起步。
华北军政大学
华北军政大学是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的前身。
1948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节节胜利，形势的发展，需要培养大批高中级指挥人才。为此，1948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创建华北军事政治大学，叶剑英任校长兼政治委员，校址在石家庄的南新城。
根据中央军委给华北军大的教育任务，服从和服务于战争，解决战争提出的新课题，为部队培养大批优秀的军政指挥人才，是办好华北军政大学的中心问题。华北军政大学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要求，研究制定了教育方针：培养成千上万的政治上坚定，能掌握与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正规建军、正规作战的军政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华北军政大学的办学成绩，得到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高度评价。在学校成立一周年之际，毛泽东题词：“为着消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为着保卫人民共和国，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朱德发出号召：“在这个新的基础上，再努力进行，真正建设起新的国防教育的军大。”
华北军政大学在石家庄办学历时两年多，培养了14000多名军政指挥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军事、政治、文化教员1000余名，仅向南京军事学院就输送教员200余名。1950年9月，华北军政大学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一部分同志跟随刘伯承到南京创办军事学院，一部分同志到北京参加训练总监部的工作，大部分骨干留在石家庄组成华北陆军军官学校，以后又几经变化，经历了陆军参谋学院，直到现在的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
华北大学
华北大学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1948年诞生在石家庄市附近的正定。
1948年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决定将晋察冀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校址设在正定。华大校长为著名的教育家吴玉章，原华北联合大学校长成仿吾、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任副校长，钱俊瑞任教务长。
当时学校设置四个部：一部是政治训练速成班，学制半年，下设区队，每个区队4个班，每班学生约120人；二部是教育学院，培养中等学校师资及其他教育干部，下设国文、史地、教育、社会科学、外语及数理化六个系，学制除外语系为二年外，其他五个系均为半年；三部为文艺学院，下设工学团、文工团、美术工厂及乐器工厂；四部是研究部，研究一定的专门问题，在四部的多是教授、作家等知名人士。此外还设有农学院、工学院、图书馆和平剧院。到1948年底，仅华大一部就招生3000余名，这批青年学生大部分来自国民党统治区。
1949年4月，华大各部迁入北平，在正定设分校。6月，4000余名学员从正定分校毕业，其中1800人南下。
华北大学自成立至结束的一年多时间里，培养出毕业生16928名，为解放战争输送了大批干部，并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培养了一批师资力量。
外事学校
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是解放战争中在石家庄市成立的外事学校。
194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外事学校，由中共中央外事组领导，校址设在紧邻华北军政大学的获鹿（今鹿泉）南海山村。因为叶剑英是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同时又是中央外事组的组长，因此外事学校党和行政的领导关系都在华北军政大学。
外事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初级翻译和外事干部。学校只有英语专业，共有本科两个班（即A班和B班），预科一个班（即C班）。学制原订为本科二年、预科三年。实际上，由于工作需要，不到一年绝大部分同学都陆续分配到各外事部门工作。
1948年12月5日，平津战役开始后，叶剑英参加了平津战役的领导，并担任北平军管会主任，命令外事学校迁往即将解放的北平，外事学校便离开自己的诞生地北上，第一步先到良乡，1949年2月，又由良乡迁到北平。6月份，华北大学二部外语系合并于该校，学校改名为外国语学院。随着形势的发展又不断扩大，后变迁为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学院。
华北大学工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是华北大学工学院，于1946年底至1949年8月在石家庄办学，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
为迎接平津战役的胜利， 1948年12月，学院派出大批师生参加接管平、津两市的工作。
1949年8月，华大工学院奉命迁到北平。在石家庄的三年多时间，为革命事业输送了大批技术人才，而且为创办高等学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华大工学院更名为北京工业学院；1988年再次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
（四）文化事业发展
新华书店
1948年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解放区合并后，两区的新华书店随之合并为华北新华书店总店，由中共中央华北局领导。华北新华书店总店经理部门先设在井陉县南西焦村，后因敌机轰炸，迁往石家庄附近的获鹿县城南关，直至迁往北京。在此期间，华北新华书店总店代行了新华书店总店的职能，成为新中国新华书店总店的雏形。
1948年11月间，华北新华书店总店接到华北局通知，组织人员到平津前线准备参加接管工作。华北新华书店总店以两位副总经理为首组成小组分赴平津前线。1949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也陆续派出出版组到达北平外围准备参加接收工作，同时部署出版书籍，供应新解放的城市。北平和平解放后，东北局派人接收了国民党在王府井的正中书局，率先开办北平新华书店第一门市部，华北局在西单开设了新华书店第二门市部。
1949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出版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未到北平前属华北局领导。其主要任务就是集中统一出版工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出版工作做准备。接着，华北新华书店总店迁入北平，成为出版委员会的直属单位。原来华北新华书店总店的出版科和印刷厂的人员都调到出版委员会出版处和厂务处。到1951年1月新华书店总店成立时，总店大部分人员是从华北新华书店来的。
新华书店的店招是毛泽东在西柏坡题写的。194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出版组，先后担任华中新华书店经理、山东新华书店副经理的华应申调到西柏坡，任出版组副组长，主持出版、经营、发行工作。1948年底，平津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就要解放了，出版组准备进北平创办新华书店总店。华应申提议请毛泽东同志写个店招。通过当时中央宣传部负责人陆定一同志介绍，华应申去见毛泽东主席。听华说明情况后，毛泽东主席很高兴地答应了，顺手拿过四张《解放日报》，一张一个字，一气呵成写了“新华书店”四个大字。
毛泽东题写的新华书店店招
1949年春天，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要求7月1日全国新华书店统一启用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题写的店招，同时把题字的复制件发给各总分店。1949年2月7日，成立新华书店北平第一门市部，最先启用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题写的“新华书店”店招。此后，在平津新成立的新华书店以及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都统一使用这次题字作店招，直至现在。
文艺事业大发展
石家庄解放后，各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大批著名作家、艺术家云集至此，石家庄成为革命文艺的中心。1948年8月8日，晋察冀边区文联和晋冀鲁豫文联在石家庄联合召开文艺工作会议，决定两边区文联合并，成立华北文艺界协会。1948年11月在石家庄成立了华北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住在桥西区同庆街一号）。以后，华北平剧院、晋察冀抗敌剧社、群众剧社、工人剧社以及冀中火线剧社、前线剧社等解放区的著名文艺团体都先后进驻石家庄。革命文艺工作者云集石家庄。据粗略估计，1948年到1949年，云集石家庄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有近千人之多，其中驰誉中国文坛的佼佼者就有100多位。
文化艺术工作者齐聚石家庄，群英荟萃，带来了文化事业尤其是艺术创作亘古未有的繁荣景象，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如丁玲在石家庄创作完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联大文工团演出的《红旗歌》、石家庄铁路工人魏连珍创作的《不是蝉》、华北平剧院的现代戏《四劝》、晋察冀电影队摄制的解放战争纪录影片、大众美术社出版的“新年画”，都突出地表现了“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在全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此外在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群众文化的普及推广以及接收旧文化单位、改造旧艺人等方面都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为新中国文艺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不仅开创了石家庄文艺史上的巨大辉煌，同时也对全国解放后的文艺工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六、 治国人才从这里走出
在解放战争时期石家庄作为全党城市工作的实验田，在为全党探索和积累城市工作经验、提供样本的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城市管理和建设人才，成为锻炼、培养干部的基地。随着一批大中城市的陆续解放，中共中央从石家庄抽调了大批干部，到新解放的城市去工作。北平、天津、张家口、太原、呼和浩特等城市解放后，石家庄都支援了一批干部，有些部门的班子是在石家庄组建的。1949年8月，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吴立人、法院院长阮慕韩、公安局长王应慈、组织部副部长林润田等调往绥远，任归绥市（呼和浩特）市委书记、法院院长、公安局长等职，同往者还有15名党员干部。市委书记兼市长刘秀峰于1949年9月调往天津市任职，也有一批干部同往。有不少干部还被抽调到中共中央华北局和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开始后，又有大批干部南下。1949年4月，市长柯庆施调往南京任职，并带走了一批干部，同月，市委常委张春桥调离。仅1949年下半年统计，从石家庄调出到各地的干部就有401名，其中县级86人，区级103人。
石家庄公安战线也抽调一批干部支援新解放的城市。1948年8月，太原解放时，华北人民政府下令，调石家庄公安局20名干部，由治安科科长高杰带队赴太原，支援太原市公安工作。1948年12月20日，副局长陈叔亮奉命带领公安干部18人赴天津市，参加接收天津工作。之后，局长王应慈又受命带领30多名干部，组建绥远归绥市公安局（王应慈任局长，各科科长、分局局长全由石家庄公安局配齐）。1949年初，肖德等十多名公安干部调往北平参加北平的公安工作。先后从石家庄公安局抽调公安干警80多人，到新解放的城市工作。
另外，新闻、文化、教育等战线，也有大批专门人才和专业干部，从石家庄走向中央机关和相继解放的城市。如石家庄日报，当初参加创建《石家庄日报》的许多同志，1949年下半年，陆续调往中央新闻单位和中央国家机关。先后从上海、重庆等蒋管区来到《石家庄日报》的新闻工作者，也陆续离开石家庄。这些人，大多成为部门领导和业务骨干。仅调入《人民日报》的就有十来位。在石家庄发展壮大的美术队伍，成为新中国美术创作的骨干力量。华北大学美术系组建了中央美术学院；北京解放后，大众美术社业务骨干和领导大多进京，参与筹建人民美术出版社、新荣宝斋、木刻水印厂，一部分留石人员组建了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设在石家庄的华北军政大学、华北大学、外事学校、华北医科大学、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等院校，也为新中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人才。
石家庄铁路系统也抽调人员支援各地。
七、石家庄红星牌酒 开国大典国宴用酒
石家庄为新中国诞生所作的贡献中，有一项鲜为人知、几乎被人淡忘的事，那就是石家庄生产的“红星”牌酒成为开国大典国宴用酒。
当时，周恩来担任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负责筹划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关于国宴用酒，他要求中共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负责办理，华北人民政府委托华北酒业专卖公司石家庄公营酿酒厂承办。于是，在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两次国宴上，石家庄公营酿酒厂的红星牌酒成为宴会正式用酒。根据《华北人民政府全景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等史料记载、石酒档案馆现存资料和参加过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的亲历者回忆，当时的国宴用酒并非只有一种酒，而是包括中央直属企业石家庄公营酿酒厂出产的“红星”牌白酒、“红星”牌红葡萄酒和白兰地。
石家庄酿酒业源远流长，历经几千年，传承不息。到1947年解放前，仅石家庄（石门）市区就有酒业37家。石家庄解放后，人民政府当即对纺织、供水和酿酒等行业进行公营改造。石家庄公营酿酒厂（现石家庄酒厂前身）正式组建，下设白酒一、二、三、四、五分厂、露酒厂、麦曲厂、电磨厂和酿酒总厂，共计9个单位，成为共和国白酒工业长子。1948年9月，石酒改隶华北人民政府管辖。当时，酒厂出产产品包括“红星”牌白酒、“红星”牌红葡萄酒和白兰地。
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驻西柏坡后，1948年6月，根据上级指示，石家庄公营酿酒厂在平山和井陉增设了两个经销处，供应中共中央、解放军机关、中央部委的对外招待用酒。1948年秋天以后，中央在西柏坡接待从海内外赶来筹划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爱国民主人士，石家庄酒受到民主人士“味道甘冽、回味悠长”的评价。1949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用石家庄酒招待来访的苏联特使米高扬，善饮的米高扬大赞“此酒够劲儿”！石家庄酒同时作为战地医院使用的医疗用品，为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知，石家庄红星牌酒被选作开国大典国宴用酒，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也应该算作是石家庄为新中国诞生作出的又一贡献。
1949年年初，北平解放。石家庄公营酿酒厂接受了中央和华北人民政府在北平筹建酿酒厂任务，石家庄公营酿酒厂副厂长马少峰带领100多名技术人员和干部赴京筹建华北酒业专卖公司试验厂（北京红星酿酒集团前身）。马少峰成为该厂第一任厂长，100多名技术工人留下成为建厂元老。
石家庄授权华北酒业专卖公司试验厂可以同时使用“红星”商标。“红星”商标是石家庄公营酿酒厂下属分厂石家庄露酒厂的注册商标，是新中国第一批注册商标，寓意“红星照耀中国”，该商标1954年之前一直由石酒拥有和使用。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轻工业部发文将商标划转北京酒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