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孙延昭的友情,包含了老乡情、同学情、战友情等诸多内容,它没有合谋私利的利用,没有不讲原则的交换,只有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我们的友情,是人间真情。像一棵自然生长的大树根深蒂固,越长越旺。像悠扬的歌声,伴随我们一路同行,激励我们不断前进。
  人们常用骨肉相连来表达亲情的密切;用鱼水相依来表述爱情的甜美。我们的友情,虽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却深深地铭刻在脑海里,体现在行动中。我们不是同屯一起长大的光腚娃娃,不是一起同窗苦读的同班学友,也不是一起吃住的同连战友。但是,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把乡情、同学情、战友情融合到了一起,不论是距离的远近,也不论时间的长短,都始终如一,心心相印,互相牵挂。通过各种渠道,保持联系,延续、张扬友情,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一辈子的知心好友。
  1964年夏天,我考入了黑龙江省延寿县六团初级中学。这是一所规模较小的公立学校,当时学校只有两栋墙上刷着石灰的茅草房,全校共有三个年级,每个学年只有一个班,按入学先后分别叫作五班、六班、和七班(当时,学校刚建立不久,只送走四个毕业班)。我在七班,他比我高一年级在六班。全校仅有100多名师生,每天同在广场上出早操。广场不大,只有不足一万多平米的面积。用不了多长时间,都能混个“脸熟”。
  学校每次做操集合时,各班学生按个子高矮排队。由于我们俩个子不高,都站在本班队伍的前面。加之我们两个班紧挨着,抬头可见。他大大的眼睛,炯炯有神,极具吸引力。他圆圆的脸厐,挂着微笑,很有亲和力。我们很快相互认识了,时常还唠几句家常嗑。
  他家住距学校10多里地的王殿臣屯,是住宿生。我家住在学校所在地的六团屯,是通校生。开始时,接触并不多。两年以后,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大家都根据自己的观点选择“站队”,班级界限被打破了,学校也分成两个“造反团”, 我们观点相同,都加入了“红色造反团”,从这以后,联系也多了起来。
  在全国进行“革命大串联”时,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相约,一起到北京看看“精彩的世界”。又先后到公社粮库卖了皮粮,换好了全国通用粮票。出发前夕,他和几个同学还专程到我家找我,我却因家里有事,放弃了出行。
  1968年12月,我俩都在本屯报名参军,并且都通过了体检和政审,穿上了绿军装,共同到了在锦州市七里河镇(当时叫七里河公社)驻防的步兵第353团新兵连,有了“同吃、同住、同场操练”的“零距离”接触,在一起度过了朝夕相处的两个多月的日子。
  在那个年代,信息传递很落后。异地亲朋故友的联系,只有通过传递信件的一个渠道。新兵们都渴望了解家乡和亲人的情况。老乡之间,交换家乡的来信,成了共识。要好的老乡战友,甚至把自己写好的家信给老乡看看。我与他之间,更是没有秘密可言了。
  一次,他在写给家乡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斯方天气不亚于黑龙江,颇有寒冷之意,不时有风雪来袭。”我看后感到很佩服,不仅字写的潇洒流畅,而且语言优美,情景交融、内涵丰富。我还把他的信推荐给战友欣赏,大家都赞不绝口。
  两个月后,新兵训练结束。我被分配到团直通信连当通信兵,他被分配到团直卫生队当文书。半年以后,我被派到锦州市执行任务,担任我团驻市里的“三支两军”指挥部当通信兵。他被派到锦州市进修学习,在市里的沈阳军区第205医院学习化验技术。
  锦州市不是很大,我所在的团指挥部距205医院只有几站地的路程。每逢公休时间,或节假日时,我们都找机会见面聚聚。给我们在单调的部队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年末,执行完工作任务,我们先后回到了部队的营房。
  回到营房后,他当上了卫生队的化验员,我仍在的通信当通信兵。由于我们两个连队只有一道之隔,训练间歇时或逢节假日,我都找机会他所在的化验室坐坐,唠唠家常嗑。
  我每月都有一周时间在司令部值班。值班时,几乎每天都要执行给团直属连队“送通知”的任务:值班参谋把通知内容的写在通知薄上,派通信兵送到有关连队,再由接收连队的首长看后签名,然后带回值班室。由于司令部与各直属连队距离都很近,送通知所需时间不长。我时常忙里偷闲,到卫生队化验室与他见见面。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非常爱看书。入伍时,他把在读书时学过的教科书,以及和几本文学书籍都带到了部队。在学校读书时,我读完初中二年级的课程,他已读完了初中三年级的课程。他带的书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有时,我还借几本带回来看,受益颇深。
  翻看他的日记和随笔,成了我与他见面时的重要“科目”。一次我在他的本子上看到鲁迅的《自嘲》诗: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以前,我只知道“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话是鲁迅说的,但不知道是啥时说的。现在我读到作品全文,知道了这句话的来龙去脉,也加深了对这句话的理解,很高兴,就随手抄了一遍,并且很快的背会了。
  我还看到了他写的诗词篇篇精彩。在一首歌颂建党的诗词中,有“主席领导革命,巨人屹立中流”的句子。我感到,文章用的字词非常精准。对他的好学精神和写作水平更加佩服,敬意也油然而生。心想,有一天,我也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多好啊!
  我以他为榜样,不断学习,写作水平和表达能力也有了较大提高。1972年3月,我写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稿”,在连队讲完后,还被推荐到团里,又被团里推荐到师里,最后被师里看好,选定我为代表,出席了118师“读马列学雷锋经验交流会”,还被安排我在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四年后,我超过义务服役期年限,从部队退伍回乡就业。他因工作需要,继续留在部队。我们分手时,互赠了几角钱的礼物——一个小本子,还写了留言。现在,小本子虽然不在了,但是那几句留言却印在我的记忆中。他的留言是这样写的:
  在学校,我们曾风雨同舟,
  在部队,我们又共同战斗。
  为了革命需要,
  我们不为别愁。
  新工作,不断地向你招手,
  新岗位,急切地为你等候。
  愿你勤奋刻苦,
  喜收金色之秋。
  这些包含友情,又掷地有声、寓意深远的话语,成了我进步的推动机。
  我们分手后,远隔千里。那时,我们都没有手机和私人电话,相互通信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也正是书信给我们留下了友情的见证。回乡不久,我写给他信中,这样写道:
  我在县里组织的养猪工作队工作了两个多月,回到了原单位。回来后,又与公社领导到各村检查养猪情况。检查结束,公社党委安排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到永兴大队包队支援春耕。原来说让我在王殿臣屯(三小队),因为西山屯(六小队)没包队干部,就把我被派到了六小队。
  你父亲还在三小队当队长,我也常去你家,全家人都好。最近地里的庄稼也收获完毕。公社要求,在10月4日以前送完公粮,完成春定任务。你们屯变化可大了,队部实现了砖瓦化,如果明年你回来探亲,就会看到的。
  关于婚事,来信时请谈一下。你年龄不小了,也该抓紧定下来。这也许是多余的话,但我觉得该这样说。
  不知什么原因,我好像对一切都不那么感兴趣,一天糊里糊涂地向前走,工作不稳定的处境,使我时常感到犹豫和不安,什么时候能有头呢?
  我还是老样子,孩子长得挺大了,自己能上炕下地了,很讨人喜欢。
  就写到这。(1976年9月20日)
  1977年夏天,他回乡探亲,我到王殿臣屯去看他。他带回来一个十分漂亮的女朋友,听说她在阜新市某企业当电工。后来,在通信中,得知他与女友结婚了,再后来,他写信告诉我,发现她有了“外遇”,已果断地离了婚。
  我在给他回信说:
  我们都是过了而立之年的人了,30多年的坎坷道路,我们都有过胜利后的喜悦和挫折后的苦恼。人生真怪,“好人没好命,好汉没好妻”,你的命运,我深感同情”,我的命运也不理想。我不信神,但是许多事又令人费解。想干的工作,干不上。不愿干工作,又非干不可。当官的说是“革命需要,分工不同。”老百姓说是“八字造就,命里注定。”我们说“虎落平原,机会难寻”,反正都是一回事。
  从部队退伍后,我到处打“游击”,当了十几年的临时工。有时“红的发紫”,有时撞得“头破血流”,尝遍了酸甜苦辣,也让我认识了社会,发现了自己。磨练了意志,坚定了决心。
  我现在是这样想的:痛苦的回忆,会给火热心泼上冷水,是自寻烦恼。把那些不愉快的事都忘掉吧,今后的路还很长,为明天更美好,我们必须奋斗。如果凭天由命,必将被时代的浪涛所吞没。当暮年回首往事时,就会追悔莫及。如果奋斗了,目标仍没能实现,也不会感到懊悔,因为我们努力了。不知你是否也是这样想的?。
  祝你幸福,盼你探家时,我们再相聚,共述别情。(1980年4月28日)
  后来,他写信跟我说,他再婚了。爱人比他小15岁,是农村姑娘。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我对他的思念与日俱增,可是,一直没有机会。
  1987年夏天,机会终于来了:我去北京参加农民日报社举办的通讯员培训学习。我提前两天出发,途径锦州时,顺便到部队,到他家探望。他全天候的陪着我。陪我下棋,陪我营区游览,还陪我参观义县著名古迹——大佛寺。
  1991年,我被调到松花江广播电台当记者。我在第一时间写信,把这个信息吿诉了他:
  很长时间没有通信了。很是想念。
  我最近被调入哈尔滨市,在松花江电台工作。主要从事新闻编采合一的业务,在单位时编稿时,就是编辑,下乡采访新闻时。就是记者。工作还算挺好。只是住房、户口、孩子上学和爱人工作等诸多问题需进一步落实,且困难不少。
  我现在住办公室,每两周回家一趟,有时下乡也能顺道回家看看。我感到很舒心和满足。咱比不了官员的后代,一个在乡下杀猪的(当年,我曾当过屠宰工),能进省城,当了专业记者,以后就是工作不再变动了,我也知足了。你说对吗?
  儿子多大了?家人都好吧?请回信时一并告之、
  就写到这,祝全家好!( 1991年4月25日)
  几年后,他写信告诉我,把他爱人被他“办”到锦州市里的一家企业上班。意外的是,在他即将迈进天命之年时,由于某些原因,爱人带着孩子,与他分手了。
  两段不幸婚姻,令他心力憔悴。但他坚强地挺了过来。老天有眼,他离婚不久,第三次结婚,婚后生活很美满,并且有了小儿子。
  时间荏苒,岁月如梭。二十几年时光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我们都先后退休了。我“勤奋刻苦”地奋斗,终于收获了一个又一个的“金色之秋”,从农民工成长为公务员,在处长岗位退休。他持之以恒地作为,坚守在部队的工作岗位上,从普通士兵,不断进步,获上校军官军衔后退休。
  2017年建军节前夕,我到回锦州市参加“353团通信连战友聚会”。他和夫人到宾馆看我,共叙别情。散会后,他又到宾馆把我接到他家里,在他家,我们还在“楚河汉界”上大战了几个回合。令我意外的是,我这个曾经在“哈尔滨市机关干部职工中国象棋大赛”中获得过第三名的“高手”,竟被他“杀”得落花流水。我几乎全输了,在最后一盘,在他让我悔了一步祺的情况下,才勉强取得一盘和棋。当年,我们曾多次在一起下过棋,大都是互有胜负。现在,他居然还宝刀不老。连他老伴都说“你下不过他,他对象棋可有研究了”。
  我返程时,他送给我一件最珍贵的礼物——一封四十多年前我写给他的信(回来后,我在博客中发了博文《珍贵的礼物》表达了我的感恩之心),他和夫人还在锦州的一家饭店,为我准备了丰盛的送别午餐,给我带来两大盒子锦州的特产,然后,租车送我到锦州高铁站,我们再次收获了友情。遗憾的是,由于没带照相机,手机合影失败。
  万万没想到,分别刚过一年多时间。他夫人因患了癌症,在儿子考入大学不久后就去世了。现在,他儿子正在大学读书,他孤苦伶仃在老房子居住,只有儿子在假期休息时,父子才能见面。
  前不久(2019年8月),他回延寿与同学聚会,顺便到哈尔滨,听说我在住院,专程到医院来看望我。我们又一起回到我家,唠家常,吃便饭。傍晚,他要到松北区,看望在那里居住的大舅哥。我叫来儿子开车,把他送到松北。几天后,我们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
  现在,我们都学会了玩微信,虽然我们不在一地,但是,有了智能手机,都随心所欲,随时发微信唠唠家常,想见面时,就打开视频看看,上网聊聊。前几天,他告诉我,他骑自行车行80多里路,从锦州市中心出发,到七里河镇的农村看望朋友,联想到见面时他说,“今年夏天到小凌河游泳,还横渡几百米宽度的大凌河”时,我惊叹不已,一个过了古稀之年的老人,还有这样好身体,真是难得呀!祝愿他晚年健康永在,幸福百年。
  人生难得一知己。我与孙延昭与时俱进,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共筑真诚的友情,收获了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我们还要发扬“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续写友情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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