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书籍成山,网络文字铺天盖地,人们的读书热潮却逐日冷却下来,以致一些国内名家签名售书都难得一见读者,就连鲁迅和茅盾文学奖作家的作品也失去了以往的读者效应,我等此刻出书有谁来看,可想而知。况今社会世态炎凉,人情淡漠,满眼触及,无不充斥着功力和铜臭;文坛之上自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虽有好作品,一时难辨真伪。而本集作者的我又是个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缺少成就感和荣誉感的人,对出书赶时尚一直都提不起兴致来,以致年逾七旬方才想起为自己所写东西履行些义务。

       上面所说的出书赶时尚,不是指作家、理论家及各门类专家的写作,他们的文字对人们有教义,不应列在时尚当中。我所指的时尚,旨在总结和装点个人人生,试图重朔自己,让自己有些光彩,或因笔下的文字辉煌起来。不过,这在市场经济和网络文学风靡社会的时下也属正常。文字本不专属哪一社会阶层,市场经济又鼓励人们实现个人价值,允许各类表现欲得到张扬;只要不是沉醉于风花雪月声色犬马,只要不是张扬纸醉金迷趋炎附势,只要不是卖弄文字制造文字垃圾,多少显示些正能量,其作者就不必视作文痞受到鞭笞。

       本集作者虽对编选出版个人文集抱有某种逆反心理,但对关注自己文学创作的两位领航人的劝解却不能不听。这两人一是我一生最敬重的老师王泽远;一是我的莫逆之交范垂鹏。2013年王老师到上海他女儿家,我前去拜望。为汇报自己离校半个世纪的文学成就,我选了自己的几篇近作从电脑中打印出来呈送给他。王老师读后,手机短信发给我他的赞誉之辞,随后又电话嘱咐我:“所写东西不要散失,整理整理出个集子。”而我的莫逆之交范垂鹏也曾多次催促我尽快写作,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读到我的文集。范老比我大六岁,如今也已趋八旬高龄。我觉得我不能辜负了他们为师为友的这一厚望,为完却这份心愿,还是倾身就俗吧!

       我的一生半官半文,做官不入官恨官,为文又没得时间还需以官职谋生,所以一生不伦不类。在职数十年里都在做机关,36岁考入辽宁省委党校理论班进修理论经济和管理经济,其后供职在营口市委整党办和市纪委调研处,编辑市纪委相关理论调研刊物,少不得行政公文、通讯报道、调查报告、工作论文等官样文字的书写。其间参加过省市纪检、法学研讨会,得过省级优秀论文奖。

       至于文学创作,则是学生时代起的个人偏好。及至工作后,用业余时间和挤出的精力写了些小说、散文、随笔、纪实文学。因为坚持业余,所以绝不轻松,却因兼顾饭碗和业余爱好,竟在不知觉间发现自己成了两栖文人,文字的类域和文章的题材、体裁包罗万象。单就文学创作来说,在体裁上涉及各门类的书写和叙事;所观照的对象及生活广布社会各领域;而在创作方法和思想倾向上,也广涉传统文学中的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同时兼具意识流、新小说等现代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样式。在并非刻意追寻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字和写作风格,既有别于专业作家,也有别于专业新闻、理论工作者。徜徉在这一天马行空的文学书写中,颇有几分自我陶醉。说起来这并非是自我感觉良好,我曾欣慰地读到《银河悦读中文网》社长独上月楼对拙笔的盛誉,她称我外冷内热、文风厚重,文路较宽。在此,我特别要谢谢她所代表的江山文学网新雀之巢社团和银河阅读中文网等网站及诸多编辑文友的赞誉和鼓励!

       文路宽,在月楼社长的评价前,我本人并没意识到。但在其评价后对自己的这一所长也才有了认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的个人经历阅历比较丰富;另一方面则是个人知识系统庞杂。个人经历从我的作品里就能读到,这里不必细说。论及知识系统,应该说有些家庭影响,家父早年从事理论工作,因而对文史哲等社会科学知识和思想及思维深度的追求,潜移默化。我回忆自己学生时代就不把课堂上的知识和学习成绩作为唯一宿求;文革期间,别人走到社会上参加战斗队写标语搞串联,我则除开每天锻炼身体,大部分时间躲在学校和市图书馆,广泛涉猎社会科学各门类知识。工作后有机会进修了《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行政管理》以及党史党建和法律等专业,系统学习了相关理论知识。

       值得提及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有幸考入辽宁省委党校理论部政治经济专业。在校期间,除开理论经济和管理经济等各有关学科,还全文学习了马克思的开山巨著《资本论》。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资本论》与文学无关,相反,《资本论》是一部关于社会科学的大百科全书。它不仅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著作,同时囊括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而其行文叙事和论述间显现了马克思在文学方面的创造性才华,其语言的思想深度和逻辑魅力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文学价值,令文学创作失去了特有的光辉;其独具一格的抽象思维则为作家观察和认识生活、发掘作品主题,提供了最生动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我讲这些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资本论》影响和成就了我的文学创作和成长之路,包括影响到我的创作思维和语言风格。

       学过《资本论》后,我又广泛涉猎了《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分析哲学》、《现象学》、当代西方哲学中结构主义、实用主义,并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萨特《存在主义》和尼采《权力意志论》等诸多边缘哲学理论做了较深刻研究。从而丰富了自己的知识结构,拓展了视野。加上此前自己对老、庄和《周易》等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思维方法上了个台阶。文学写作理论和写作观念也随之取得了一定进展,极大地扩充了文学创作题材的视阈和幅度,也深化了文学创作取材的纵深。

       回忆我文学创作的初始就把基点选定在了小说上。所以选择小说,我以为不会写小说,只会写诗、写散文,不能算作一个完全或完整的作家、文学家,只能算诗人或散文家,而且谁都可以拿诗和散文来混混,滥竽充数。而小说这一体裁,最能体现作品的思想深度和作者的思想高度,也最能把作者和作品完美地结合起来。从我上述文字中读者不难看到,我的文学创作准备和多年来形成的知识结构都偏重于理论思想;而选择写小说便可在思想和思维的实践基地上帮助自己完成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跨越和持续提高,同时使个人文学思想水平和文化价值品味得到不断提升。本来,文学对作者的价值就是一个不断改造和持续提升的过程。因此作者的作品不只是表现,重要的是用自己对客观世界不间断的认识包括思维方法的推陈出新,提升自己,也提升读者的思想和思维水平。基于这一认识我告诉我的读者,我的写作绝不只是出作品,更重要的是通过写作不断提高自己思想水平和人生价值。所以我这样说,我的写作是我人生生命的延伸、再造和图腾。

       因为顾及生存和报恩,我的写作只能限于业余,所以我文学创作起步较晚。至上世纪的1986年处女作小说《山人酒家》发表时已近不惑之年。写了四、五年后又辍笔经年。原因是与贪官政客对阵,恶劣的从政环境极大地压抑了文学创作灵感。那个时代和当下的习近平时代不同,领导干部和官媒都倡导“看到红灯绕着走”“给改革者松绑”,政权腐败至极,领导干部已经不说人话,更兼我在执法执纪岗位上躲犹不及。对于当时的从政环境,我辽宁省委党校的同学和至交张炳义说的再确切不过了——“要么你就和他同流合污,要么你就得和他对着干!”我这同学在企业里当书记,没法和法人代表和平共处,凹糟出一身白癜风。而我几乎每天两三点钟醒来睡不着觉就闭着眼睛和贪官政客斗。从工作单位到区领导形成一堵墙甚至连接着黑社会,我一个人要对付这么庞大的黑暗势力,极少外援和同盟,只能依靠党的政策和社会人心的正义、个人的胆识、智慧和清廉。这一斗争的结局是中止了自己作为后备干部晋升为区领导的仕途,但也使自己与贪官污吏的一场场斗争立于不败之地。在我的档案里直今留存着当年组织部门的鉴定“该干部头脑僵化,适应不了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我这个市委组织部在册的后备干部是我考上省委党校抛家舍业地念书为自己挣来的。读者看,我的苦斗损失何其大焉?当我对比我的同僚无论腐败与否,几乎都先于我被罢官,他们需要倒出位置给喂幄子的年轻人,而我直到55周岁二线离岗,在仕途上寿终正寝,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从政生涯,实感欣慰。正是因为我同当政者对着干,有效地保护了自己。我的老朋友范垂鹏让我好好写写这段经历,说别白瞎了我拥有的这一可贵的写作资源。遗憾,直到我要封笔才刚刚找到切点,此刻我的人和笔都已经老了。我多想把自己刀光剑影的从政之路告知我的朋友们。

       二线离岗,我的精神和精力终于从与贪官政客和黑恶势力的苦斗中解脱出来。于是重拾旧好,厚积薄发,我的文学创作展现了一个时期的辉煌。我的个性写作及文字魅力在几家网络文学群中赢得众多粉丝。我的作品及文学理论素养享誉几家文学社团并欲聘我作其编辑和主编。囿于年龄、精力和个人情趣等原因我均予谢任。不过,我二线离岗前一直兼任所在市区文学创作的组联工作。自营口开发区1992年成立文联便一直兼任该区文联常务副主席、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和省、市作协会员、市文联委员、市作协理事,直至2002年二线离岗家迁上海。

       回忆我的写作,是受牡丹江文联主席刘柏生的影响也是经他启蒙的。这位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农民作家(系60年代初下乡知青)是被全国作协主席刘白羽捧红的。他弟弟刘青生和我同是牡丹江一中校友又下乡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同一连队,有着手足情谊。七十年代初,刘柏生已经成为较有名气的专业作家。他通过探亲的弟弟刘青生转告我一句话,“想写作,一要读名著,二要学哲学。”就是这句话,让我受益终身。因为读名著,不仅仅能受到文学大师思想和文笔的熏陶,明白如何表现生活的独特和厚重,更重要的是使你力戒形而上,思想不停滞于事物表面而赋予穿透力,作品则可突破平庸赋予新意;学哲学则能获得观察事物本质的独到思维,继而懂得文学作品必须有观察事物独到的视角和深度。就是说,要成为作家,必须经过这两方面训练,使自己具有区别于常人看世界的第三只眼睛。使你的眼睛具有X光和红外线的穿透力,透过一切客观事物的表象,辨识事物的本质。如果不具备这一能力,没有高出世人的思想水平,你的文字就会平淡如水,对读者无益,形同垃圾。如果局限在这一水平上,千万别想写书当作家,须知,平庸是写作的大敌。而练就这方面能力就须从名著中悟,从哲学中寻。

       刘柏生关于读名著的嘱咐在七七年前却很难办到,那是个文化匮乏的年代,我身边没有一本名著。只读过朋友给我拿来的莎士比亚手抄本剧作《奥赛罗》《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等,上推到六十年代还读过《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直到七七年后我所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四十一团图书馆进入大批名著,自此我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但是我的阅读能力很差,更因为只能利用工作外时间,每天做完家事躺在床上从晚九点至十一点看到眼皮睁不开为止。读得很慢很艰苦,其实那不是读,而是在咀嚼。我每读完一部都要归纳出主题明确其结构。《红与黑》《复活》《茶花女》《简爱》《萌芽》《小酒店》《包法利夫人》《巴黎圣母院》《德伯家的苔丝》《还乡》……每一部读一个月,《安娜卡列尼娜》《斯巴达克思》各读了两个月,《基督山伯爵》《悲惨世界》各读了四个月,就这样直到上世纪八五年开始写作之前我大体上读完了世界一流名著,包括诺奖文学的中短篇,当然这期间还读了国内诸多名家发表在各大文学杂志上的作品。读过外国名著后,便感到我国文学作品比之人家浅薄,思想容量和作品深度不够。当我再读八十年代以来我国中青作家的作品时,非常欣慰地看到当代我国文学创作已经与世界文学接轨,改变了此前文学作品缺少思想深度和容量的状态。通过这些反复的阅读和思考,自感文学理论水平上了个台阶,观察和认识生活与此前相较,也有了独到的认知。如对官场上道貌岸然附庸风雅的贪官政客,就像看到了他们衣着下污秽不堪的裸体。而学哲学,上边已经提到,我在辽宁省委党校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其后对萨特、弗洛伊德、尼采等现代派哲学也做了较深刻研究。在这此前此后,我常年订阅《小说评论》《写作参考》等文学理论期刊,不但研究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司汤达、托尔斯泰、雨果、左拉、莫泊桑等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也研究显克微支、茨威格、福克纳、泰戈尔、海明威、西蒙等为代表的现代派文学;同时跟踪研读国内马原、洪峰、残雪、莫言、余华等先锋派作家的作品,也研读王安忆、铁凝、刘恒、毕飞宇、刘醒龙等作家的叙事特点。2004年后,我持续订阅《文学报》《上海文化》《当代外国文学》等文学理论期刊,深入研究国别文学和诺奖文学,了解当今中外文坛“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相关理论及表现手法,借鉴其特点指导自己的写作。使我对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择取素材结构作品有了自己独到的文学创作理念。而努力变换叙事风格,避免叙事风格的千篇一律,力求可读性兼具耐读性,思想性兼顾趣味性,这些努力使自己的文学创作日趋成熟。而我所有的创作,都立足让读者读过我的作品能够掩卷沉思,感受生活及大时代带给人们的创伤和力量。

      海明威曾说“冰山在海上移动很是威严壮观,是因为它八分之七的部分在水下。”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一直以来都在影响着我对作品主题内蕴深刻性的追求,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写散文,我的所有叙事都力求用八分之一的文字表现出其外八分之七在内的思想容量。而在具体写作方法上我则遵照作家王安忆所说,“写最具体的,表现最抽象的。”于是,我把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和王安忆表现方法融合为自己的写作理念,并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主导思想。特别要求并时刻提醒自己:你是学过政治理论也研究过文学理论,特别是学过《资本论》,懂得并能自觉运用抽象思维进行写作的作者;你一生所学文史哲、理论经济、管理经济、行政管理和法律等各门类知识够得上一个博士;你所耗费的功力和自身经历绝不低于功成名就的作家,那么你可以没有他们的名气,但是你作品的思想容量及其价值绝不应输于鲁迅和茅盾文学奖作家而外的其他作家。

      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一套写作经验。这里我想告诉我的读者,我是靠个人摸爬滚打,艰难地探索完成自己的写作的。我没有机会和条件到鲁迅文学院接受正规化的培训。全部写作靠读文学评论,包括常年订阅《小说评论》《写作参考》《文学报》看作家谈创作和深悟每部作品的主题来指导自己的写作的。比如我看了有关《海明威的访谈录》中有关运用潜意识(注:潜意识可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写作的经验,我就训练自己,之后也能成功并熟练地运用海明威的潜意识创作理论,十分受益。

      我开始写作遇到许多难题,最初的难题是如何发掘主题。我注意到有些作家发掘主题是靠技巧,如冯骥才的《神鞭》,邓钢的《迷人的海》,张承志的《黑骏马》,都是寻找与现实的衔接点。其后读诺奖作家显克微之、福克纳、茨威格和我国先锋派作家马原、洪峰、残雪的作品主题看去有很大不同,隐藏的很深,完全是在叙事中,能感觉到又说不清楚,这种写作是靠材料的结构,叙事的合成及其张力实现的。前者明显属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后者属于现代派和后现代派,两者相较后者表现方法更先进些。在对不同文学表现方法的比较中我逐渐明白了,作者不需要把主题敲真带响地搞得那么确切,表现当下的现实生活你越想确切,作品的容量越窄越浅,写作难度可能越大,得不偿失。而把主题熔铸于潜移默化的叙事和作品结构中,你的作品便走向自然,便有了海明威所说的类如冰山的深度。当然,作品的冰山应从作家思维的冰山中孕育而出;正如鲁迅所说,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水管里流出的是水。作家要出好作品,必须先打造自己。

      随后遇到的难题就是作品的结构。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写的两个中篇《山人酒家》和《维纳斯的诱惑》都是按时间顺序,线性结构,但是后来写的《绿色仙子》再按那种结构和叙事就无法完成主题立意,我动了几次笔都无法写下去,琢磨多年,最后按照意识流和散文叙事相结合的表现手法终于完成了,而且有了出其不意的写作效果。这以后我特别注意研究作品的结构和叙事风格的变幻,我写知青生活的《光环》、《化蝶》等两个中篇,在寻找适合素材的不同结构形式方面,取得了成功。如果只用一种风格和叙事结构写作所有作品,时间长了读者会厌烦,自己也不满足。而作品结构和叙事风格的变幻还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写作效果。之后我尝试用小说的表现方法去写散文,用散文的叙事和语言风格写小说,均达到了相得益彰的写作效果。我最近完成的散文《成吉思汗广场》和《思南路怀想》就是用意识流和碎片式结构的叙事,穿插了一些史实,从而摆脱了以往人们常见的游记叙事模式,使该作赋予了较强的主题张力。

       接下来我须向读者说明,我的这本集子为什么取名《图腾》:

       其一,“图腾”是我人生的轨迹和自画像。我出生在一个贫困荒芜的山区,自幼父母离异,从五岁时一直跟随祖父母生活。这一人生遭际使我对市井文化有了一般农村孩子没有的认识。我必须百倍地努力,走出故土,打出一番天地,赶上或超越另立门庭的家父,为被遗弃的母亲、妹妹和自己争口气。我的人生便因此充满了向往和动力。一步步考学、下乡、进城、再考学、晋升功名,拼搏、挣扎,一路踩踏着坎坷,艰难地跋涉;这其中我的心里历程比我脚下的人生走得更远也更艰辛,是因为我的心一直在图腾。

      其二,“图腾”是一切向往辉煌追逐光明的世间事物;是这一事物拼搏、奋斗着的轨迹和图标;是社会生活海洋里时刻在凝聚、移动、碰撞的一座座冰山;是我的写作对象。当我感叹人生艰难的同时,我发现一个国家或民族,一个军队或政党,连同一个村镇或部落,世间所有事物,只要它心怀向往不甘沉沦,就必然苦苦求索,自立自强,一路打拼,像蝉蜕一样痛苦地蜕变,完成各自的历程;这一历程无论悲喜,也无论成败,都有着不朽的认识价值,可歌可泣。

       其三,“图腾”既是我的代表作非虚构小说《图腾》名,也是我对文学追求的匠心所在。如果说我的文学创作有哪些独到的东西,我可以骄傲地说,我模糊了文学写作的体裁特点、摈弃了小说的虚构模式,从真实的社会生活中感受人生的教义和鲜活的文学素材,从中提纯主题。由此我把文学和社会、人生融为一体,这是我文学创作获得的文字结构能力和文学精神的升华,也是我的文学和精神世界。在我的写作中,无所谓小说、散文、纪实文学,后现代文学理论已为我的写作做了印证。其实,司马迁的《史记》早就向世人作了说明,文章原本就可以这样写。如今,非虚构自2010年始已经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得到了《人民文学》《收获》等文学期刊的认同,我的写作却早在2003年《造物之神》篇就已经开始了。我选入本集的,除开《图腾》《远去的沧桑》及《留在挠力河畔的那座青冢》等客观叙事,还有我的自传体小说《造物之神》系列《诗与远方》《成文万天一》等。

      其四,如果说哲学家是用理论著述揭示社会、自然和人类思维三大运动规律的内在逻辑;那么我以为作家是在用文学形象向人们描绘和表述这三大运动规律的内在逻辑。而我的“图腾”正是对这三大运动规律及内在逻辑最形象的表述和描绘。

       以上四点就是我将本集冠名《图腾》的因由。

       之后,我想提及的是,这部集子没有烦请哪位大家作序,但选在本集序言部分的书评和几部诗作,可是远比作协名家的身份及其序辞对拙作及作者更有分量和价值。这些为本集作出极为珍贵精彩的评论者分别是:作者终生最崇敬的老师王泽远;前榕树下雀之巢社团社长、现银河悦读中文网董事长独上月楼;《牡丹江日报》社主任编审张庆育;我的至交好友范垂鹏和徐明;知青书友网络作家周存网、蔡妍等。作者在此对他们表示最真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与此同时也对江山文学网新雀之巢社团和银河阅读中文网几家编辑部及诸多编辑、众多文友和读者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感谢他们对作者和拙作所给予的不倦的关注、评价和鼎力支持!因为这一关注和支持使作者的作品赋予了极强的群众性和生命力。

      爱因斯坦说过,“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对照爱因斯坦这句名言,回窥并总结自己的一生,尚可自慰。虽说一生平平,却也献给了社会。毕生持之以恒,做了两方面工作:一边是从政,做组织和执法执纪工作;另一边是坚持业余文学创作。这两方面工作均隶属上层建筑,社会性都很强。前者在党建和法律工作的理论研究上;后者在文学创作实践及理论探索上,我都付出了自己艰辛的努力,进入了创造性工作;并按照国家公务员和作家的社会责任自觉要求自己,通过笔下的文字和工作职能,弘扬正义,扼制腐败,推动社会进步。可以说以自己的绵薄之力,为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期间有许多酸甜苦辣,感偿到了人生的意义。

      我十分自豪这一生能成为一名共产党人并到省委党校进修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使我人生价值得到提升;我感谢党组织对我的信任,让我一生能背附党旗,肩扛国徽,成为一名党的工作者和人民法官;我也感恩我身边的党组织党员群众,给予我全区先进工作者、全区优秀党员、市优秀纪检干部、千分之二奖励晋级等诸多荣誉称号和物质奖励。我虽然没能实现后备干部晋升区领导的功名,但我得到了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对我工作和人格的肯定。我犹感欣慰的是,到了晚年,当常人颐养天年的时候,我还能用这支笔为党为人民工作。我人生的特别意义就在于,我拥有了文学和文字,进而拥有了广阔的生存时空,激发了我人生的潜力献身于社会,由此使我生命得以延伸、再造和图腾。

      感谢读者对拙作的赏读,并诚挚地希望得到大家的评鉴!

 

                                                     2019/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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