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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被认为是人类难以生存的“生命禁区”,铁道兵在荆棘中开路,在雪岭冰峰中铺轨,历史使命赋予铁道兵作为开路先锋极度艰苦、紧张、昂扬的生活旋律,

谱写了一曲曲英雄赞歌。

       我们铁三师13团是首批开赴大兴安岭的先遣部队,早在1963年春天就进驻大兴安岭安营扎寨。直到1964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转了林业部、铁道兵《关于开发大兴安岭林区的报告》,并指示:“开发大兴安岭林区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鉴于过去几次试图开发,进去都没有站住脚。这次既然我们下决心进去,就一定要站住脚,一定要取得全胜。”

       为了打开“绿色宝库”的大门,来自祖国各地的林业和铁路战线的2万多干部职工、科技人员,铁道兵三、六、九师8万多官兵汇集到祖国最北部的“高寒禁区”大兴安岭,在高寒奇冷、人迹罕至的莽莽林海中,开始了大兴安岭开发建设“大会战”。

       嫩林铁路嫩江至塔河段,于1964年8月17日开工。嫩林铁路首先修建嫩江至塔河436.34公里的铁路,而后逐步向前推进。铁道兵3个师的部署,从南向北依次是:第九师负责嫩江至大杨树段,第三师负责大杨树至大杨气段,第六师负责大杨气至塔河段。这条铁路最北部地处北纬53°,每年冰冻期达7个月以上,最低气温达零下57摄氏度。有终年冰雪不化的永冻层。

       东北铁路大会战在古老的大兴安岭摆下了战场,三个师在进行紧张的施工,由于环境恶劣,天气严寒,经常会有人负伤,甚至光荣牺牲。所有的基层连队都感到医疗力量不足,一个连100多兵员只有一个卫生员,无论架桥铺路还是凿通山洞,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和艰苦的施工环境当中,伤亡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基层连队的医疗救助不能跟上,就会影响施工,影响整个部队的战斗力。一旦非正常减员是个很挠头的事情。会战指挥部决定从士兵中选拔人才,就地培养一批助理医师,简称“医助”,配属各个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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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项工作需要,我被调到上级单位培训了一年多。一年多以后,我又回到了大会战指挥部所在地的加格达奇,这期间我曾经先后到齐齐哈尔、牡丹江市等几个医疗单位去接受“医助”培训。

       1966年春夏之交,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医训队宣布解散。我又从牡丹江返回到加格达奇。我回到铁三师后勤部联勤处待命。当时我的工作还没有安排,我就先到机关食堂去帮忙。

       过了几天马处长通知我。借调我到505指挥部机关食堂。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报道。炊事班长人挺好,是个北京人。炒得一手好菜。都是当兵的,没几天我就跟大家混熟了。九月下旬的一天吃过晚饭,收拾完正准备回宿舍休息,我突然感到肚子剧烈的疼痛,额头上的汗珠。直往下淌。我蹲在地上,班长跑过来问小姚你怎么了?一看我脸色不好就马上扶起我,咱到卫生所看看吧。这时候我腹部疼得直不起腰,他扶着我到了机关卫生所找医生,医生看了看说急性阑尾炎。边说边给我开转院单,赶紧去医院吧。班长拿着开好的转诊单,扶着我到了223医院。

       在医院做完检查,医生说必须住院手术。你们为什么不早来?我说以前从来没有得过什么病。我自己小声的嘟囔着上了医院的外科病房,一位女护士过来说你们去楼下手术室吧。班长又扶着我到了楼下。原来223野战医院的门诊楼刚盖好,手术室还在调整设备,就临时在大楼西头的帐篷里做手术,到了手术室门口,护士不让班长进去。直接扶着我走到手术床前说上去吧。我忍着痛上了手术台躺下来。“把裤子脱了”,女护士命令到。我不好意思。动作慢慢腾腾的。女护士走过来一把把我的裤子给拽下来了,当时我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一直红到耳根。“躺好别动“”。她转过身去了,拿起一把刷子往我的小肚子刷了一下。刷完肥皂水以后就拿着刮脸刀开始“备皮”。“备皮”是医学术语,也就是把手术周围皮肤的毛发刮掉。备完皮就用酒精和碘酒擦拭消毒。

       做完这些又用绷带把我的手脚捆在手术床上。打完麻药就用被单把我盖上了,这时候我心里特别紧张。一会儿两个医生和一位主任过来开始给我做手术,刀切下去感到像有东西在皮肤上划过,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可怕,神经顿时放松下来。“这是表皮,这是真皮,这是覆膜,这是脂肪”。主刀医生一边说着一边做。原来另两位是进修的医生。

       主刀医生边说,边做手术,进行的很慢,这时我感到有点儿疼。恰在这时大夫往外拽肠子,我疼的实在忍不住了,就啊了一声,两手紧紧地抠住床边,头上的汗立刻流了下来,越来越疼痛,护士给我擦了擦汗,后来感觉好像是开始缝合了,我实在是坚持不住了,就请求医生再给我打一针麻药吧,主任说“小伙子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好了”,就这样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缝完了最后一针,我的后背这时候全部都湿透了。开始感到口渴,我跟护士要水喝,护士说现在不能喝水。医生把把切掉的阑尾给我看,有小拇指那么粗,已经化脓。“你要是再晚点手术,就会穿孔,弄不好你小子连小命都没了“”。

       我不由得想起了1964年7月份在西尼气14km处的时候,一排的秦福全战友就是死于急性阑尾炎的,由于当时连队离师医院太远,连长还拦截了一辆运输木材的小火车。拉上伤员就走,山高路远,走走停停,结果没到医院,秦福全就死在了小火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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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这些,我感到自己太幸运了,如果在连队得了这种急性病还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呢?我在病床上躺了一会儿,护士扶我下床,他说要给我找担架抬我,我说不用了,我自己能走。等在手术室外的班长一直也没有走,他进来扶着我蹒跚的上了三楼到病房躺在床上,班长让我安心养病,别急着出院。一会儿又回来了,把我的毛巾牙刷都拿来了。这时已经快夜里11点了,我赶紧催班长早点儿回去休息,明天你还要早起呢,班长又嘱咐了我几句,听医生的话好好的配合治疗,班长走后我心里热乎乎的,由衷的感谢他。

       第二天早晨,给我做手术的医生过来看我,他姓梁,是铁43团卫生队的,正在这里进修。他对我说对不起了,昨天手术做的时间长了点儿,让你受了点儿苦。我知道麻醉药劲儿已经过去了。如果再给你打麻醉针,反而对你身体不好。他这么一说,我到反而不好意思了。我赶紧接过来说。没事儿,我现在不疼了。临走前他还嘱咐我,你现在不要下床,小心刀口开线。

       医生刚走,护士长来了,问我排气了没有?她和蔼的说话弄得我一头露水,没弄明白他的意思,她莞尔一笑就说,“哦,就是你放屁了没有?”同室的战友们也都笑了,我赶紧说放了,放了,护士长说那好吧,你可以吃些流食。说完她又问了其他病友的情况就出去了。

      护士长刚出门儿,同事的病友就跟我介绍开护士长了。说她已经36岁了,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对病人就像对亲人一样,尤其是重病人都是她亲自来护理,从来没有发现她有不耐烦发脾气的时候。总是那么满面春风,那么和蔼可亲。二床一位病人说起护士长来更是滔滔不绝,他给我了讲述了一段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故事。

       他是1965年的兵,辽宁锦州人,现在在铁15团。三个月前的一天傍晚吃晚饭时,他拿着饭盒去炊事班打饭,经过连部的时候只听见砰的一声枪响,自己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不知道过了多久,辗转来到了223医院,当时已经生命垂危,十分危险。一颗子弹。是从左边的太阳穴射进去的。从右边的太阳穴里穿出。身上满身是血,如果不及时抢救,如果按照常规治疗,根本就没有抢救的必要了。在战友们的强烈恳求下,医院还是决定死马当成活马医,立即组织抢救,也该着他命大,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抢救,驻地各单位组织了几十个人来献血,奇迹竟然出现了,将他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

       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还是神志不清,昏迷了20多天,说到这儿,他激动的眼泪都流下来了,要不是护士长大姐的精心护理,我也不会恢复的这么快。大姐亲自喂饭不说,还为我们这些个大男人端屎接尿擦身子,真像母亲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护士长高兴得忘记了浑身的疲惫。“你可醒来了!”当听到别的同志告诉他,护士长在你身边守护了20多天呐。感动的他嚎啕大哭起来。

       事情发生的那么突然,后来战友们给他讲了事件的经过。原来是一个新兵到连部去看报纸。见连长的手枪挂在墙上觉得挺好奇,乘没人就摘下来摆弄,并且朝窗外举枪练瞄准,不成想枪的保险打开了。扳机扣动了,呯的一声,子弹就飞出去了,立刻就听见帐篷外有人喊谁打枪,又有人在喊有人受伤了,这时吃饭的人们纷纷跑出来,就看见小张躺在地上鲜血直流。人已经昏迷。卫生员也慌了手脚。没有办法抢救,连长马上命令道赶紧送卫生队。没有担架,。就用树棍子做了个临时担架,派了一个班的人轮流着抬。

       这时天已经黑了。十几个人硬是抬着伤员走了60多里山路,送到了团卫生队。卫生队的医生们一看不行,临时先给输上血,又用汽车送到了加格达奇会指挥部的223野战医院。简直就是奇迹。一个头部贯通伤,而且在失血那么多的严重情况下,竟然生还了,太不可思议了。他深情地说,要不是战友们和医生护士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我那小命早就见阎王爷去了。

       听到小战友一番话,我对护士长更加肃然起敬,一个多星期过去了,伤口愈合得很好,拆线出院正好赶上了国庆节。过了节我告别了医生护士和同病室的病友,直接回到了铁三师后勤部联勤处。我向马处长请求还回原单位,马处长说你在这儿有什么不好吗?一再挽留我,但我还是坚持回老部队,他见我去意已决,就把档案和调令给了我,我收拾好行装,又到505机关食堂向炊事班长辞行。随后又到零二医院看望了林青春教导员和朱炳辰协理员两位老首长,首长一再千叮咛万嘱咐回到连队一定注意安全,好好工作,多多保重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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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听清楚,铁13团一营一连早已搬到了松树岭。我到师汽车连搭了一趟便车去了松树岭,一路上我想我们一连现在是个什么样子,有什么变化,连长指导员是谁?一边想一边看着公路边的铁路,路基大部分都已修筑完成,国防公路拓宽也平坦多了,还有专门的人员护理。

       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松树岭。汽车又开始爬大坡。到了松树岭山头往下一看,又是一片帐篷阵,排列的整整齐齐,汽车急匆匆地冲下山坡。司机把车停下来喊道,一连到了,我拿起背包下车告别的司机,朝一连的大门口走去,可到家了,就像久别家乡的孩子,三步并作两步地就到了连部门前,“报告!”,“进来!”我推开门一看是陈后金连长,原来的连长陈设在我调走后时间不长也调走了。

       连长握着我的手说,“欢迎你回老连队!”给我倒了一茶缸的水,叫我坐下,问了我这一年多都在哪儿都干了什么,我一一的回答了连长的问候,连长问我你愿意去哪个班?我说还是回我的老七班吧,连长同意了。领着我到了三排,正好这时全连收工回来正准备吃午饭,排长王德志见到我一个熊抱,像久别重逢的老战友说“你小子可回来了,这一年多干什么去了?你在机关多好啊,别人想去都去不成”。我说“我就是想你们啦,怎么你不欢迎我吗?”哪里,哪里?给我们讲讲外边的事情吧,我们在这山沟里蹲着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这样我又滔滔不绝地讲了我这一年多的经历。我从此又回到了阔别一年多的老连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