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石家庄，既要把握石家庄奋斗创业的历史，以其骄人业绩，成就了自己历史的辉煌，也要全面把握石家庄在中国历史大转折的关头，发挥的特殊作用，这种特殊作用，可以概括为创例之城、样本之城、范例之城和奠基之城。
石家庄解放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夺取大城市的创例”，那么，石家庄解放初的城市工作，则成为全党、全国城市工作的样本。
1947年—1949年，是中国革命战略和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根本转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探索和完善的时期。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石家庄的解放既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更是一个新起点，是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起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工作重心转移时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石家庄解放之初的城市工作，是全党城市工作的实验田。石家庄在城市工作实践中，摸索出了接收、管理、建设和改造大中城市的经验，为全党革命战略根本转折时期的城市工作提供了样本。
一、特殊背景下的历史选择
1947年11月12日，华北野战军一举攻克华北重镇石家庄，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反攻中攻克的第一座较大城市。中国历史，在石家庄掀开了新的一页。
石家庄解放的重要历史意义，不仅体现在军事战略、战术的开创上，更重要的是在政治意义上。
1947年底，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古老的中国大地，中国两大政治势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决定中国社会两种命运的博弈，到了一决胜负的关头。历史进程把新的历史任务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中国革命就要从局部胜利走向全面胜利，相应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要从建立农村根据地转向夺取和攻克城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要从武装夺取政权转向执掌全国政权。
完成这一角色转换，有一个历史阶段跨越不过去，这就是工作重心要从农村转向城市。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只有从农村走入城市，建立城市政权，才能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当中国共产党最终立足城市，便完成了自身历史角色的转变：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
历史的转折，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新课题：当中国共产党人从农村进城后，既面临着建立什么样的政权的问题，又面临着如何建政，执掌政权后干什么、怎么干、新政权如何在群众中扎下根的问题，这是完全不同于农村根据地建设的历史性课题，不仅需要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转变，还需要思想观念、工作作风、领导方法的根本转变。
新的历史任务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特别是石家庄这样重要城市的解放，为了筹划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把注意城市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8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为此，形势的发展，促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到对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政策的研究上，把注意力转向思考和研究城市工作，把制定正确的城市工作路线和方针、政策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理论的研究、探索，离不开实践经验提供依据。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有系统、完整的城市工作经验供参考，有一个城市工作的样本供借鉴。
“石家庄这样重要城市的解放”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契机。石家庄，作为历史转折关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的第一个较大城市，中国共产党在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时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被推上了新的历史舞台。为此，朱德总司令指出：“石家庄是解放军收复的第一座城市，其意义不仅在于军事方面，同时也在政治方面。我们不仅要学会打城市，还要学会恢复和管理城市。”刘少奇指出：石家庄的问题，“是党进入大城市遇到的新问题”，石家庄要“创造出一套石家庄的东西”，“要在石家庄摸索出管理大中城市的经验”，“为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提供样本”。
这是石家庄面临的历史新选择。石家庄将向历史交出怎样的答卷？
二、不平坦的样本之路
“样本”之路并不是平坦的，更不是从始至终都充满掌声和鲜花的。
1947年11月12日，攻克石门（石家庄）的炮火刚刚停息，大批干部从土改会议上，从解放区各区机关，从学校课堂，从四面八方，急匆匆跨过残缺的内、外市沟，走进了硝烟尚在弥漫的石门（石家庄）。
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迁往北平时，毛泽东主席说是进京赶考。而对于1947年11月进城的共产党干部们，何尝不是赶考？而且是在更加特殊的情况下的赶考。因为是“第一个”，面临的难题更多，没有实际经验供参考，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从面对的客观局势看。
当时，石门（石家庄）虽然人口只有20万，社情却十分复杂。有人将石门社情概括为“六多”：特务多、妓女多、地痞流氓多、票子多、毒品多、失业者多。在石门解放之时，有各类特务人员1439人，特别是国民党溃败之前，大搞“抹灰”政策，乱拉党员，滥发党证，以搅浑水，给解放后的石家庄制造混乱。以大兴纱厂为例，全厂共有职工1501人，而国民党、三青团员就有470多人。铁路系统共有职工2719人，国民党员就有1865人，占68.5％。这样，国民党员，再加上三青团员、逃亡地主、还乡团等，共计约有1.4万人，占了全市总人口的7％。此外，还有反动会道门组织百余个。妓院、毒品、赌场是三大公害。与之相伴随的，是石家庄经济濒临崩溃，大批工人失业，市面货物短缺，物价飞涨，饥民遍市。
从共产党自身看。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虽然是诞生在城市，却在1927年建立起人民武装时，被迫从城市转向广阔的农村，到今天再回到城市，时间，已过去了整整20年。
此刻，对于大多数进城干部来说，城市是陌生的，有的人惊讶马路这么宽有什么用？不明白电灯是怎么亮起来的，以至于闹出了到电灯泡上对火吸烟的大笑话。
这样一些人进了城，将扮演什么角色？是让市民恐惧的“包白毛巾的更可怕”的接收大员？还是如有些人冷笑着的“怎么进来，再怎么出去”的匆匆过客？
为此，时任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曾概括了解放之初石家庄的两个基本特点：
第一个特点：石家庄位置在根据地内部，时间上说，是在大反攻开始后解放的。地点与时间的条件，说明我们一般能守得住。从这个情况出发，我们对石家庄的方针是保护与发展的方针，不是破坏的方针。所以要很快建立秩序，以便进行建设，长期打算。
第二个特点：国民党在石家庄统治多年，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党在石家庄群众中没有基础和影响。现在，我们在石家庄的党员和干部都是从外面来的，没有对石家庄情况了解清楚，全靠这些外来人来管理石家庄，和群众缺乏实际的联系。（见《黄敬传达刘少奇对石家庄工作的指示（1947、12、6）》原件存石家庄档案馆。）
两个特点，复杂的社会基础，决定了石家庄的城市工作任务是艰巨的。但是，因为没有群众基础，更缺乏经验，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决定了石家庄解放之初的城市工作是一场比武力夺取石家庄更为艰巨的攻坚战。
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的。当时，对于进入石家庄的大多数干部来讲，还没有完全做好入城的准备。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只有农村政权建设经验，还没有比较长期的城市管理经历和完备的城市政权建设经验。而另一方面，从国民党手里夺过这座城市，没得到管理城市任何有价值的经验。所以，入城之初，一些干部思想观念还停留在农村工作时期，没有及时转变，导致走了弯路，出现了这样一些偏差。
没有准确把握城市工作依靠对象。有的入城干部认为，党的阶级路线，在农村是依靠贫农，在城市自然是依靠城市贫民了。所以，把入城之初的首要任务确定为组织贫民会，当时的指导思想是，组织得越快越好。有的区、街提出了“三天组织，五天斗争”的口号，限期完成组织贫民会的任务。于是，从11月16日开始，各街普遍发展贫民会员。发展方式有两种：一是依靠旧的保甲长，通过他们了解街道社情，找来少数贫民谈话、开会，然后让这些人去串通、发展会员，编组，选举贫民代表，正式组成贫民会。这是当时主要的方式。二是干部深入下去访穷问苦，标准是从生活穿戴等表面上去看是不是“穷人”，有的区、街干部提出：“大粪坑边寻亲人”、“五道庙里找主人”。找到骨干，然后再由他们去联合其他穷人，登记后，即成为会员，划分小组，正式成立了贫民会。还有的以行业为单位，组成不同类型的小组，共同产生街代表，成立街贫民翻身会。
贫民会成了最高权力组织。有的区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贫民会，统一领导街政权、纠察队”、“一切组织形式都要服从于斗争开展”的口号。虽然也有街政权，设有街长，但街长只是贫民会的政权委员，街政权只是对外支应军队。由于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发展会员只从生活穿戴等表面上去看是不是“穷人”，而忽略了从政治上、本质上去分别，导致了贫民会组织严重不纯，良莠混杂，一部分国民党军、政、警、特和汉奸、逃亡地主混入贫民会，有的甚至掌握了领导权。
尽管对组织不纯问题有所察觉，也曾做过纯洁组织的工作，如有的区街提出了“挤假贫民”，开小组会，互相比苦，决定真假贫民，但因为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收效甚微。虽然也挤走了一些最坏的人，但贫民会组织不纯、领导班子不纯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把农村土改清算斗争的方法搬进了城市。11月20日后，便开始了清算斗争。先开小组会诉苦，找准靶子，便开会斗争。当时，由于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觉悟没有提高，除了少数人真心为翻身复仇，目标对准敌特、恶霸外，多数人抱着“参加斗争分财物”的思想，认为“谁有钱就斗谁”，“穷人翻身，就得平分工商业”。有的外籍贫民，听到农村土改平分土地，觉得城里做小买卖难混，便产生了“趁机斗工商户，分点东西，就回家去分地”的思想。有的干部认为工商户必然和敌伪勾结，“不和敌伪勾结，就不能在石门开业”，应当清算，换“东家”，主张店员向东家清算。一时，工商户受到了贫民会清算查抄和内部伙计斗争清算的双重威胁，处于极度恐慌之中。
不仅工商户恐慌，广大贫苦市民对这种做法也极度不满。有的市民说：“不能再让贫民会斗了。要是把买卖斗得都关了门，石家庄成了小乡村，穷人更难过。说是城市吧，没有商业，说是乡村吧，没有地种。”
此时的石家庄，陷入了新的混乱之中。
好在这种混乱没有持续发展下去，仅仅一个多月就得到了纠正。
首先是中央工委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指示纠偏。石家庄各级及时从思想上、组织上检查入城后一个多月的工作，统一思想，扭正方向。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纠偏措施。立即取消了贫民会、纠察队，把方针转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社会各阶层，建设人民的石家庄上来；立即停止群众清算斗争；召开了工商业座谈会，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将查封的工商户启封，安定人心；发布布告，除人民政府及公安局外，禁止任何团体和个人没收财产及捕人、打人。
采取以上措施后，混乱状态立即得到纠正，市面逐渐安定，人心稳定，城市工作步入正确轨道。
纠偏没有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浅层次上。为了进一步从思想上纠偏，1948年4月初石家庄进行了解放后的第一次党内整风。整风解决的重点问题，主要是使全体党员深刻认识城市工作的特殊性，纠正在城市工作中将农村斗争地主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机械地应用于城市的偏向，整风进行了一个月，提高了干部队伍的政治觉悟、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
党内整风，是共产党党的建设的重要方法。而石家庄这一次的整风，虽然是局部的，却带有全局性的意义，是中国共产党执掌城市政权后，第一次为解决在城市如何掌好权、用好权的新问题而进行的整风。解决的不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主要的是城市工作的方针和方法这样事关第一个城市政权成败的大问题，是从思想上、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上的纠偏。
问题到这里并没有止步。不少干部，不论是在当时整风纠偏中，还是在后来的岁月里，都认真反思，满腔热情，为什么却走了弯路？他们认真挖掘深层次的原因。除了缺乏城市工作经验，没有准确把握城市特点，机械地照搬了农村工作的经验和方法外，以感性代替理性，感情代替政策，是更为深刻的思想根源。
经过联系实际，从思想上挖根源，通过学习、整风、到工厂参观等措施进行教育，使广大干部最终走出了感情的误区，工作重心和主要精力投入到恢复生产、恢复城市正常秩序上来，石家庄的城市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三、从石家庄的样本到七届二中全会的决策
石家庄的解放和城市接管，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转折，是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根本转折，也是工作重心从战争走向建设的转折。从1947年11月起始，到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石家庄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对复杂的社情和初入城人民群众的怀疑、观望态度，用理性的思维和从城市实际出发的方针政策、用清廉自律和艰苦奋斗的榜样力量、用一切从人民群众安危和根本利益出发的无私品格，感化群众，让群众由怀疑到信服，在陌生的城市站稳脚跟，扎牢根基，不失时机地组织和领导石家庄人民群众，同心协力，在一片废墟上，开始了人民城市的各项建设。到1948年下半年，石家庄昔日的废墟上，已是工厂林立、机器轰鸣，一派繁荣景象了。正如曾任晋察冀日报记者、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曾文经，在对石家庄解放初的城市管理和建设深入采访后于1948年9月写成的长文《石家庄——人民的城市》中所记述、描绘的：“新的石家庄正在建设，烟囱冒着黑烟，汽笛呼啸着，机器转动着，商橱摆着五光十色的货物，货车载来各地的土产。公营工厂的生产额按级数递增，私营工商业已增至三千七百七十多家。人民过着温饱、勤劳、自由和文明的生活。除了街边的防空壕和偶尔来袭的美造蒋机外，到处都是生产建设的气象。”（转摘自石家庄市档案馆存稿）
石家庄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有效接管城市、管理城市、改造城市的路子，摸索和创造了一套“石家庄自己的东西”，积累了城市工作经验，为全党城市工作提供了样本。
石家庄城市工作的主要经验
石家庄创造的城市工作经验是多方面的，其精髓，还是在于从城市工作的基本问题入手，在工作实践中摸索和总结出的城市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管理各个层面，既有城市工作大政方针、政策、又有城市管理、建设的具体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有：
1、用实践回答了城市工作依靠谁的问题。
城市工作依靠谁，在今天看来，这是常识，而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却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城市居民成分非常复杂，如果不从城市实际出发，仍然沿用农村的阶级路线，就必然出现偏差。石家庄入城之初的弯路，就是这样造成的。这是进城后，遇到的比干部的作风问题更为重要、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对每一个进城干部、对于刚刚建立的城市政权更为严峻的考验。对此，石家庄从弯路中找到了方向，从纠偏中积累了经验，正如《人民日报》1949年4月17日短论《一年来石家庄工运告诉了我们什么？》中指出的：石家庄“明确规定以依靠无产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和民主分子，建设人民石家庄作为全党和全市的工作方向”，“使石家庄工人的觉悟与积极性大大提高，党与工人紧紧结合起来了”，并总结了依靠工人阶级的三条基本经验。
市委书记毛铎与工人亲切交谈
2、解决了城市政权的性质问题。
与依靠谁相关联的，是城市政权的性质问题。在接管城市以后，建立什么样的城市政权？这是首先必须确立的城市工作方针。石家庄的政权建设实践表明，“一切权力归贫民会”只能把城市引向混乱。而单一的工人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也不利于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恢复生产，建设新城市。对于新生的石家庄城市政权性质和组成形式，市长柯庆施在1948年元旦各界人士座谈会上讲话中明确提出：“今天我们的政府是民主联合政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农民专政，而是由工农兵学商各界组成的，广泛统一战线的，地方性的联合政府。”并明确提出，现在的政权是临时的，将来要由全体公民选举产生。
3、抓住了城市工作的中心。
入城之初，工作千头万绪，先从哪里下手？石家庄从弯路中找到了方向，以生产建设为城市工作的中心，即，入城之后，不失时机地恢复生产，恢复城市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
1947年12月9日，市委书记毛铎就在市委会议上提出要把石家庄建设成为近代化工业中心城市，确定目前的三项任务之一是发展生产，恢复工厂生产和保护私营工商业发展。
市长柯庆施在1948年元旦各界人士座谈会上讲话，更为明确地提出了施政方针是建设的方针。“国民党对石家庄的方针是毁灭的方针”，而“我们的方针则是建设石家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民主政府所关心的是人民生活有无办法，工商业能不能发展”。提出了政府应是“不吃闲饭”的政府。
为此，石家庄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到1949年初，不仅使石家庄很快扭转了国民党统治下经济濒临崩溃的局面，而且使石家庄由消费城市转为生产城市，这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能在极短的时间得到群众拥护，打牢基础，站稳脚跟，起了关键作用。
召集各界代表共商大计
4、确立了国民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
在实践中，比较好地协调和解决了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关系和问题，很好地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把发展公营、私营和合作经济作为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建立了稳固的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很快医治了战争创伤，繁荣了市面，而且为长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5、把社会改造、还石家庄晴天净土作为建设人民新城市的重要环节。
面对极其复杂的社情，石家庄人民政府发动和依靠群众，制定和执行切合解放初社会实际的方针政策，在很短的时间内，清理了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清除了旧社会遗留的三大公害，使石家庄成为焕然一新的新城市。
6、加强自身建设。
石家庄城市工作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确立、实行正确的工作方针和政策，就必须很好地解决自身建设问题，包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问题。石家庄的实践经验，一是依靠党内整风、思想教育，纠正思想偏差，从城市的实际出发，克服照搬农村土改的工作方法，确立符合城市实际的工作方针和方式方法。二是解决如何取信于民、在城市各阶层群众中扎根问题，使人民政权很快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拥护和支持；三是同贪污腐化和脱离群众的作风斗争，过好廉洁关。
石家庄城市工作经验的总结推广
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涉及到从思想、政策、工作方针，甚至包括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等一系列的转变，而尤为重要的是确立正确的城市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对于进城之初的广大干部来说，由于长期以来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大部分干部了解农民，熟悉农村工作，而对城市是生疏的，对城市工作基本是门外汉，往往容易照搬农村工作的方针和政策。所以，确立正确的城市工作方针、政策，是城市工作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石家庄的经验，其历史意义也正在这里。因为从实践上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才显示了“样本”的作用。正因为如此，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及时进行总结和推广。
在石家庄的城市接管和城市社会经济生活秩序走入正常轨道后，中央工委鉴于今后要陆续收复城市，而“如何去收复城市，收复后又如何管理，这在党内一般是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就石家庄的城市工作进行总结，于1948年2月19日形成了《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的正式文件，发给有关地区和领导同志，作为“现在及将来进行城市工作的参考”，并报中共中央。在总结中，中央工委从实行保护，而不是破坏的方针、入城纪律教育、干部队伍、克服极“左”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及时宣布政策，做好各阶层人士工作等方面，总结了石家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海天出版社1998年5月版，380-384页。)
中共中央收到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的总结后，迅速于1948年2月25日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发出了《中央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指示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指出“像石家庄这样重要的经验”，“必须引起全党注意。”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必须讨论”中央工委的总结，并“当作党内文件印发至地方地委一级，军队团委一级”，各级党委“均应引起讨论”，今后“管理城市的工作方针及方法”，“应即以”“攻占石家庄初期管理石家庄的方针及方法为基本方针及方法”。并进一步要求，“为了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为了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限三至四个月内完成此项总结。”(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海天出版社1998年5月版，388页。)
在这期间，《人民日报》对石家庄的城市工作及时予以报道，一年多的时间，达300多次。1949年4月15和16日，《人民日报》连续两天报道了石家庄职工运动和增产运动的经验，17日，又以《一年来石家庄市工运告诉了我们些什么？》为题，发表了短论，进一步总结了石家庄依靠工人阶级的经验，提出“希望各地注意研究石家庄所实际走过的具体道路”。
石家庄的经验，成为日后培训城市工作干部的教材，也陆续推介到新解放的城市。
除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委发文要各地参照、《人民日报》发专稿推荐外，1948年10月，市长柯庆施为华北数千名南下干部做报告，详细介绍了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和城市工作政策。另据时任石家庄市委研究室主任的王文克回忆，1948年11月济南解放时，他就去济南，被邀介绍入城经验。他介绍了石家庄入城后执行政策的经验教训，进城不能提“开仓济贫”，不能照搬土地革命时期和土改时期农村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进城依靠什么人？不是依靠城市贫民，而是依靠工人阶级，保护工商业，发展生产，发展经济。还有，北平解放前夕，叶剑英在石家庄住了3天，详细了解石家庄的城市接管情况。
七届二中全会决策
石家庄是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实验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形势变化而及时提出的中国革命新目标，在石家庄得到了认真实践。石家庄从城市工作的基本问题入手，在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的过程中，在工作实践中摸索和总结出了城市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政策，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实践依据，为七届二中全会的决策奠定了基础。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探索、研究和各解放了的城市的实践基础上，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就建立新中国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决策。
毛泽东在七届二全会上讲话
1、关于全党工作重心转移问题。
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全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毛泽东主席在向全会作的报告中指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2、关于在城市工作中依靠对象和团结对象问题。
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
3、关于城市工作的中心问题。
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主席明确提出，入城之后的中心工作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他把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巩固城市政权联系起来，进一步指出，“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 “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4、关于经济纲领和政策。
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主席又指出：“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并分析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和经济状况，据此提出新中国的经济形态：“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并提出了新中国必须实行的经济政策。
5、关于新中国的性质。
全会明确提出，要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6、关于共产党自身建设。
提出了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7、还有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问题。
（以上参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讲到城市工作，提出的问题、应该采取的方针，包括城市工作中依靠谁的问题、中心任务问题、经济政策问题、政权性质、共产党自身建设等，完全是石家庄经历过的。
其他领导同志在讲话中，也以石家庄的经验为依据，提出党的中心工作由农村转向城市后的城市工作应遵循的方针、政策。如任弼时在发言中，就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后，工作的依靠对象问题，就总结了石家庄在干部进城之初，不了解城市，不熟悉工业，疏远工人阶级，而依靠城市贫民的工作教训，和纠正这种倾向，城市工作依靠工人阶级，出现了新气象，特别是粉碎国民党军偷袭石家庄阴谋后，在增产竞赛运动中，工人阶级呈现出的“非常积极”性，生产效率大为提高的经验，提出，城市工作必须“坚定地依靠工人阶级”。（参见任弼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 中央档案馆、西柏坡纪念馆编《西柏坡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3月版第二卷942、943页）
从石家庄解放的1947年底，到1949年3月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一年多时间，正是从总结石家庄的经验开始，经毛泽东主席悉心研究、总结，陆续解放了的城市的实践、摸索，使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逐步形成和完善，为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为七届二中全会的决策，为中国共产党顺利执掌全国政权成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