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耳朵队长 
那年暑假里回老家，头发长了要理，见路口处一平房门口有旗子招摇，上面油彩涂了两个大大的字：理发。
撩开塑料门帘，低头进得屋内。屋里没人，觉小屋很低，有些昏暗热闷，便想走开，换个地方去理。正想着，从里屋传出声音：来了，来了！随声音飘出一个女人，看去年龄比我不少，却也身子硬朗，脚步轻盈。
女人让我坐下，打开电灯、电扇，收拾台面地面，只一会，屋子便显得敞亮舒适了许多。
此人不熟，想问又觉唐突。见房子在西村地界，便说出了一个人名，问她认不认识？女人停止了忙碌，瞪了眼问我:你是谁？
我自报了家门。女人笑了，说，我知道你了，真巧啊，我正是你要打听的那个人的儿媳妇。
我仔细地看着眼前这位女人，不再说话，40年前的一些事情一桩桩影像般重现眼前……
村是个大村，共28个生产小队，我们是第22小队，属西村支部。印象中我们队的小队长已经当了很多年了，在村里算老资格。生产队队长是农村里最小的官。别看这官小，却不是谁想当就可以当得了的。小队长要懂农活、有威望、大家信服，那样才行。不然，自己干着难受，社员们也觉得别扭。
提起我们队长大名，或许村里不见得有很多人知道，但说起绰号，便几乎无人不晓，这绰号是由其本人长相而来，因为他的耳朵着实比别人的要大一些，不仅大，且向外张着，格外醒目。
大耳朵队长平日里话很少，也极少笑，从早到晚板着脸。一件脏兮兮的对襟袄披在身上，烟袋锅插于脖子后，烟布袋就在烟锅上晃悠。时不时，拿下烟袋锅抠着布袋里的旱烟，装满一袋烟点上，深吸一口，烟便袅袅地燃，烟雾里队长眯起眼，就那么一声不吭地蹲着，不知琢磨着什么。
当队长不能不说话，实在要说，也只有那么几句。几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话，竟然可以结巴得连不成句。记得他常说的几句话是“啊……就……这么的”！“扯……他妈……的蛋”！如此而已。
然而，话虽简短，虽然结巴，却掷地有声，往往是说完话事情就定下来了。所以尽管大耳朵队长那话拖腔拉调，结巴得让人难受，社员们仍然还是在听，且听得极为认真，因为那几句结巴话对于社员来说，实在是极为重要的。
不但烟抽得厉害，大耳朵队长还喜欢喝酒，整天喝得脸红扑扑的。一个队几十户人家，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盖房分家，一应大小事情，都需队长出面，别人去面子不够。出了面饭是少不了的，吃饭就要有酒，酒不是什么好酒，常常是散酒。大耳朵队长并不讲究这些，有酒就行，他酒量不大，一喝脸就红，红了以后话就有些多，话多了就变得不那么结巴了。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和他喝酒，说话结巴并不影响他挑选喝酒伙伴。常常地，他要和队里几个对脾气的人一起喝，想谁了，便到谁家里，对付几个小菜，热了烧酒，一边抿着小酒杯，一边唠些只有在屋里才可以说的话。发发牢骚，骂几句娘，耍耍酒疯，张扬张扬，心里就有了一些痛快。痛快了肚子饱了，就红着一张连大耳朵都不例外的长脸，一脚高一脚低，梗着脖子踱回家里。
胶东的男人大都喜欢摆谱，摆大老爷们的谱。在外面再窝囊的男人，回到家里立马成了皇帝。大耳朵队长本来就有谱，出了家门便端起架子，把那队长的谱摆得老大，回到家里更不得了，就像在外面立了功，常常的，背着手溜达回来，先蹲到猪圈台子上，一边望着圈里等着吃食的猪，一边不紧不慢地掏出烟袋，点上烟，抽完烟将烟袋锅往鞋上磕净烟灰，叫声：“我说呀！”于是老婆开始忙不迭地端饭，伺候他吃饭。“我说呀！”是大耳朵对老婆的尊称，他从不叫老婆名字，什么时候都是“我说呀！”这称呼全队都知道，老婆自然更知道。
和胶东乡下其他农户一样，每逢吃饭，但凡家里有一口好吃的，也得先端到男人跟前，男人是一家之主，是全家人生活的仰仗，这个理，家家都晓得，大耳朵一家自然更清楚。
收拾好饭，全家人炕上炕下坐好，大耳朵队长说，吃，吃吧，家里人才敢端饭碗。除了早晨，午、晚两顿饭是要有酒的，酒不见得多么好，但要有。冬天里还要用酒壶烫好，温着喝，吃饱了喝完了，老婆烧了热水，端到炕沿下，伺候着让大耳朵队长把脚洗了，水要不冷不热恰好合适才行。给大耳朵队长当女人，那就是个女人，女人就得照顾好男人，不然要女人干啥。
在别人眼里看大耳朵队长太懒，是倒了油瓶都不扶一下的懒蛋。能把自个养一身膘，把全家人瘦成一包皮的懒人。可话又说回来，让这户人家的主人不懒，又能咋样。
大耳朵队长的老婆瘦成一副骨头架子，就那样还不歇气地给大耳朵生了5个孩子，3个儿子两个女儿。3个儿子一个赛一个的张着耳朵，大胃口，猪一般能吃，两个女儿有一个长好大了还不会说话，整天站在街上流着口水傻傻地看着行人。
他家就住在我家胡同口对面的过道里。因住得不远，还因为他们家老二和我年龄差不多，是个耍伴，因之我常常到他们家里去。
那哪里是一个家，看上去倒像一个草园，大耳朵家穷得真是相当可以。院子里没有树也没有物件，太阳斜映下，屋前的泥地显得有些光亮，有些旷荡。院墙泥巴垒成，有鸡不时在那土墙上踱来踱去。屋里阴暗着，跨进门像入了地窖，那是一年四季后窗都不打开的缘故。一些做饭吃饭用的简单家具摆在正间里，除此便看不见其它物件。炕上散乱地堆着被子和衣服，一股味道扑鼻而来。
这就是一队之长的家了。于我那时的狭隘印象里，队长应该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觉得如此境况，在别人家倒还说的过去，队长家中不该如此，孬好队长还领导着几十户人家呢？队长应该比社员家过得好才是。因为，我见过的人家，很多都比队长家要殷实。
再者，即使大耳朵不是队长，家里也不该邋遢简陋到如此地步啊，村里人大都要个脸面，而家，则是最直接的脸面哪！况且，女儿要出嫁，儿子还要娶媳妇呢？
随着时间推移，逐渐里，我慢慢地知道了一些事情，明白了一些道理。也许这正是队长的可贵之处，也是大耳朵可以一直将这生产队长当下去的原因之一。生产队是生产粮食的，队里不可能没有粮食，就是公粮交得再多，也还会有工分粮、饲料粮、种子粮等等。俗话说，干啥吃啥，这些粮食主要是队长说了算，实在家里揭不开锅，用这些粮救救急也不会有人说啥。
可大耳朵队长就是饿死，也从不用队里一粒粮。那时候还有救济粮，国家给的，是救济应急用的，队长总是把粮给家里更困难些的，更需要的。眼看着自家的老婆孩子一天天清瘦下去，队长也不去动那些粮食，硬硬支棱着一双大耳朵，谁劝也不听，宁可自家人饿死，也不沾队里一丁点便宜。只此这一条，便让这大耳朵深受社员拥戴。社员们觉得，队长是啥，队长是公正，是合理，是心底无私，有这些，就足够了。即使他一点活不干，往地头一蹲，群众也觉得很正常。懒不算啥，劳力们都有使不完的力气，都能替队长去干，只要队长一心为大家，社员们就知足了。
碰上好年景，风调雨顺，庄稼长得好，大耳朵队长兴致就会高一些，脸色便会好看一些，走起路来腰也会直一些，说起话结巴也少了许多。
麦子成熟时，他会一个人长久地背着手戳在地头上，就那么一动不动，望着金黄色麦浪在眼前随风翻滚。那是自家队里的麦子，颗颗麦粒都浸润着队里一百多人的心血和汗水，饱含着几十户人家的希望。自然，这希望里，也包容着他，一队之长的功劳。这时候，他的眼里常常闪着光，那光是不由自主的，发自心底，毫不造作，带着诸多的满足感。就像带孩子，屎一把尿一把，终于带大了，需要孩子给大人回报了。
粮食收后，该交公粮了，交公粮是按产定量的，那时各村各队大都把产量往高里报，这也是上头的意思，虚报瞒报是常有的事。产量报高了，就要多交公粮，社员们留下来的就少了。常常地粮食接济不上，家中孩子多的还好一些，口粮多些。大人多的吃得多，口粮就不够吃了。为此，大耳朵队长想了不少办法，尽可能地把公粮交少些，工分粮多分些，压低产量。如此一来，最难为的应该是队长了。这里面有个脸面问题，一算帐别的生产队都不比你的队高，看你的脸往哪摆。大耳朵队长不管那么多，他先考虑社员肚子。至于对上面，他豁出一张脸，随你千篇妙计，我有一定之规。
然而，后进队是要挨批的，每每里，大耳朵蹲在大队部角落里，挨大队干部数落。数落是轻的，要戴高帽子，什么不愿支援国家建设，什么故意拖村里后腿，什么懒蛋一个等等等等。大耳朵任你怎么说，我稳坐钓鱼船，不分解不辩驳，只是埋着头，一个劲抽他的烟袋锅子，一双眼皮耷拉着，像刚睡醒一般。
大队见他这般，也没有其它办法，只好由着他去。其实老支书清楚，事后笑笑，说这个大耳朵还很真有他那一套！
文革中除走资派外，最难受的属地富反坏右了。村中没有最后一类，只有前四种人，称“四类分子”，我们队中就有。说来奇怪，在22小队，这几种人也并没有因出身不好而遭罪，而多么地难过，这与乡亲们对人对事的习惯做法有关系，也与大耳朵队长有关系。
大耳朵队长看人有个标准，就是看你为人咋样，诚实不诚实、能干不能干、人品如何？除此他不看别的。队里的会计叫景智，家里是地主成分。但他人极老实，有文化，办事情仔细认真，从不多言多语。队长就看中了他，说：“啊……就他来当这个……会计！”景智也没有给大耳朵队长丢脸，这会计当得着实可以，记的工、理的帐一清二楚，深受社员夸奖。后来，家里盖了新房，景智还娶了一个漂亮媳妇。景智娶媳妇那天是个好天，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农家小院在冬日里的艳阳下格外温馨热闹，大耳朵那一天也显得特别高兴，话也比平时多了，嗓门也高了几个音调。他坐在炕上，背对着贴着喜字的窗户，脸因为酒多涨得通红，结巴着对景智和他媳妇说：“岁……数，不小啦，赶紧，生……个胖小子。”
还有一个老孙，原本在城市里有工作，但因成分高，文革中在外被揪斗得受不了，领着全家回了老家，工作也不要了。队长说，回来……啊就回来吧，……啊就好好……种地。
乡亲们接纳了这一家人，像惯常街坊邻居一样，并没另眼看待。老孙一家便也老老实实在村里住了下来，踏踏实实当了农民，身上也就没了一丝城市印记，像别的农户一样早晨下地晌午收工，再下地傍晚收工。老孙的小儿子和我年龄差不多，平日里我们玩得挺好。文革后，老孙一家人安然无恙又回了城市，临走时挨户道别，握住队长的手说，您和乡亲们让俺们一家活了几条命啊！
得，得。啊就……走吧。不行，啊就……再回。大耳朵说。
我打小叫叔的一人，本是外姓人，据说年轻时在东北闯荡，三教九流都见识过，后来在外边呆不下去，领了一个女子回来，住在西村一个草园里。没有生养，领养了一个孩子。或许在外闯荡惯了，此人性格豪爽，不拘小节，极讲义气，爱抱不平，一般人很少能放到他的眼中。
就这样一个人，却与大耳朵队长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常常地，两个人一起聚聚，喝一点小酒，发一番感慨。都是饥寒交迫贫困潦倒之人，互相之间并不计较酒菜好歹，环境如何，只吃个痛快，聊个顺心。我父亲与我的这个叔关系也挺好，父亲在世时听他说过，你这个叔是个意气之人，帮过咱家的忙， 别忘了人家。
现在大耳朵队长和我的那个叔都不在人世了，他们都比我父亲年龄小，但都比我父亲去世得早。我现在体会不到父亲听到他们几位离世的消息时，会有什么样的心情。我只能说我知道他们不在了之后，心里挺不是滋味。因为他们都是我的长辈，而且在我曾经的生活中给了我启迪，尤其是大耳朵队长，按辈分我叫他三叔，他是我人生旅途中最低职位的一位父母官，也是离我们生活最近的一位主事者了。
一生中，他没有多少令人可歌可泣的壮举，但他却有着一颗善良的心，以及令几乎所有人都喜欢的耳朵……
理发店平房里的电扇发着嗡嗡声响，我说，我该给您叫嫂子啊。女人笑了，说，大兄弟你甭客气。俺都不好意思让你喊嫂子，还有你哥，哪像你这般有出息，临了还不是回家种地？
记起了，我当兵离家时，大耳朵队长家的那个老大，那个小名叫新的哥已经当了兵。至于这个嫂子什么时间嫁进了大耳朵家，我就不清楚了，难怪对她不熟悉。
没有再详细问她。能够想象得出，在那个难以为继的艰难日子里，这个摸样周正不愁嫁不出去的女人，能够来到那个任谁都会感到头疼的家庭，那个贫困潦倒，婆婆身体不好，弟妹都小，还有一个痴呆妹妹的家庭，其本身，便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头发理得很好，我掏了钱放在椅子上，走出小屋的门。身后跑来嫂子，大兄弟您给多了，找您钱。说罢，将钱硬塞到我口袋里。一个倔强自强的女人，理一个发只要5块钱。而且，绝不要任何施舍和怜悯！
有些暖意的风里，我远远望着随风舞动的那块招牌，想着我的大耳朵叔，想着已经过往的那些个或开心或苦涩的往事，想着招牌里的这一家人，心中似乎有些怅然。
我在想，操劳一生，活出了自我的老队长，或许不可能给他那个家留下什么财产，但是留下了一个好名声，而且，在这个家庭里，这种美德会永远传承下去，这种美德，是村里人世代存留下来，约定俗成的，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一个部分。人活着，就应当有自个的价值观，生活可以不是坦途，但生活一定要有自个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