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暑假里回老家,头发长了要理,见路口处一平房门口有旗子招摇,上面油彩涂了两个大大的字:理发。

      撩开塑料门帘,低头进得屋内。屋里没人,觉小屋很低,有些昏暗热闷,便想走开,换个地方去理。正想着,从里屋传出声音:来了,来了!随声音飘出一个女人,看去年龄比我不少,却也身子硬朗,脚步轻盈。

      女人让我坐下,打开电灯、电扇,收拾台面地面,只一会,屋子便显得敞亮舒适了许多。

此人不熟,想问又觉唐突。见房子在西村地界,便说出了一个人名,问她认不认识?女人停止了忙碌,瞪了眼问我:你是谁?

      我自报了家门。女人笑了,说,我知道你了,真巧啊,我正是你要打听的那个人的儿媳妇。

      我仔细地看着眼前这位女人,不再说话,40年前的一些事情一桩桩影像般重现眼前……

 

      村是个大村,共28个生产小队,我们是第22小队,属西村支部。印象中我们队的小队长已经当了很多年了,在村里算老资格。生产队队长是农村里最小的官。别看这官小,却不是谁想当就可以当得了的。小队长要懂农活、有威望、大家信服,那样才行。不然,自己干着难受,社员们也觉得别扭。

      提起我们队长大名,或许村里不见得有很多人知道,但说起绰号,便几乎无人不晓,这绰号是由其本人长相而来,因为他的耳朵着实比别人的要大一些,不仅大,且向外张着,格外醒目。

       大耳朵队长平日里话很少,也极少笑,从早到晚板着脸。一件脏兮兮的对襟袄披在身上,烟袋锅插于脖子后,烟布袋就在烟锅上晃悠。时不时,拿下烟袋锅抠着布袋里的旱烟,装满一袋烟点上,深吸一口,烟便袅袅地燃,烟雾里队长眯起眼,就那么一声不吭地蹲着,不知琢磨着什么。

       当队长不能不说话,实在要说,也只有那么几句。几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话,竟然可以结巴得连不成句。记得他常说的几句话是“啊……就……这么的”!“扯……他妈……的蛋”!如此而已。

       然而,话虽简短,虽然结巴,却掷地有声,往往是说完话事情就定下来了。所以尽管大耳朵队长那话拖腔拉调,结巴得让人难受,社员们仍然还是在听,且听得极为认真,因为那几句结巴话对于社员来说,实在是极为重要的。

      不但烟抽得厉害,大耳朵队长还喜欢喝酒,整天喝得脸红扑扑的。一个队几十户人家,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盖房分家,一应大小事情,都需队长出面,别人去面子不够。出了面饭是少不了的,吃饭就要有酒,酒不是什么好酒,常常是散酒。大耳朵队长并不讲究这些,有酒就行,他酒量不大,一喝脸就红,红了以后话就有些多,话多了就变得不那么结巴了。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和他喝酒,说话结巴并不影响他挑选喝酒伙伴。常常地,他要和队里几个对脾气的人一起喝,想谁了,便到谁家里,对付几个小菜,热了烧酒,一边抿着小酒杯,一边唠些只有在屋里才可以说的话。发发牢骚,骂几句娘,耍耍酒疯,张扬张扬,心里就有了一些痛快。痛快了肚子饱了,就红着一张连大耳朵都不例外的长脸,一脚高一脚低,梗着脖子踱回家里。

       胶东的男人大都喜欢摆谱,摆大老爷们的谱。在外面再窝囊的男人,回到家里立马成了皇帝。大耳朵队长本来就有谱,出了家门便端起架子,把那队长的谱摆得老大,回到家里更不得了,就像在外面立了功,常常的,背着手溜达回来,先蹲到猪圈台子上,一边望着圈里等着吃食的猪,一边不紧不慢地掏出烟袋,点上烟,抽完烟将烟袋锅往鞋上磕净烟灰,叫声:“我说呀!”于是老婆开始忙不迭地端饭,伺候他吃饭。“我说呀!”是大耳朵对老婆的尊称,他从不叫老婆名字,什么时候都是“我说呀!”这称呼全队都知道,老婆自然更知道。

      和胶东乡下其他农户一样,每逢吃饭,但凡家里有一口好吃的,也得先端到男人跟前,男人是一家之主,是全家人生活的仰仗,这个理,家家都晓得,大耳朵一家自然更清楚。

      收拾好饭,全家人炕上炕下坐好,大耳朵队长说,吃,吃吧,家里人才敢端饭碗。除了早晨,午、晚两顿饭是要有酒的,酒不见得多么好,但要有。冬天里还要用酒壶烫好,温着喝,吃饱了喝完了,老婆烧了热水,端到炕沿下,伺候着让大耳朵队长把脚洗了,水要不冷不热恰好合适才行。给大耳朵队长当女人,那就是个女人,女人就得照顾好男人,不然要女人干啥。

      在别人眼里看大耳朵队长太懒,是倒了油瓶都不扶一下的懒蛋。能把自个养一身膘,把全家人瘦成一包皮的懒人。可话又说回来,让这户人家的主人不懒,又能咋样。

      大耳朵队长的老婆瘦成一副骨头架子,就那样还不歇气地给大耳朵生了5个孩子,3个儿子两个女儿。3个儿子一个赛一个的张着耳朵,大胃口,猪一般能吃,两个女儿有一个长好大了还不会说话,整天站在街上流着口水傻傻地看着行人。

      他家就住在我家胡同口对面的过道里。因住得不远,还因为他们家老二和我年龄差不多,是个耍伴,因之我常常到他们家里去。

      那哪里是一个家,看上去倒像一个草园,大耳朵家穷得真是相当可以。院子里没有树也没有物件,太阳斜映下,屋前的泥地显得有些光亮,有些旷荡。院墙泥巴垒成,有鸡不时在那土墙上踱来踱去。屋里阴暗着,跨进门像入了地窖,那是一年四季后窗都不打开的缘故。一些做饭吃饭用的简单家具摆在正间里,除此便看不见其它物件。炕上散乱地堆着被子和衣服,一股味道扑鼻而来。

      这就是一队之长的家了。于我那时的狭隘印象里,队长应该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觉得如此境况,在别人家倒还说的过去,队长家中不该如此,孬好队长还领导着几十户人家呢?队长应该比社员家过得好才是。因为,我见过的人家,很多都比队长家要殷实。

      再者,即使大耳朵不是队长,家里也不该邋遢简陋到如此地步啊,村里人大都要个脸面,而家,则是最直接的脸面哪!况且,女儿要出嫁,儿子还要娶媳妇呢?

      随着时间推移,逐渐里,我慢慢地知道了一些事情,明白了一些道理。也许这正是队长的可贵之处,也是大耳朵可以一直将这生产队长当下去的原因之一。生产队是生产粮食的,队里不可能没有粮食,就是公粮交得再多,也还会有工分粮、饲料粮、种子粮等等。俗话说,干啥吃啥,这些粮食主要是队长说了算,实在家里揭不开锅,用这些粮救救急也不会有人说啥。

       可大耳朵队长就是饿死,也从不用队里一粒粮。那时候还有救济粮,国家给的,是救济应急用的,队长总是把粮给家里更困难些的,更需要的。眼看着自家的老婆孩子一天天清瘦下去,队长也不去动那些粮食,硬硬支棱着一双大耳朵,谁劝也不听,宁可自家人饿死,也不沾队里一丁点便宜。只此这一条,便让这大耳朵深受社员拥戴。社员们觉得,队长是啥,队长是公正,是合理,是心底无私,有这些,就足够了。即使他一点活不干,往地头一蹲,群众也觉得很正常。懒不算啥,劳力们都有使不完的力气,都能替队长去干,只要队长一心为大家,社员们就知足了。

 

      碰上好年景,风调雨顺,庄稼长得好,大耳朵队长兴致就会高一些,脸色便会好看一些,走起路来腰也会直一些,说起话结巴也少了许多。

      麦子成熟时,他会一个人长久地背着手戳在地头上,就那么一动不动,望着金黄色麦浪在眼前随风翻滚。那是自家队里的麦子,颗颗麦粒都浸润着队里一百多人的心血和汗水,饱含着几十户人家的希望。自然,这希望里,也包容着他,一队之长的功劳。这时候,他的眼里常常闪着光,那光是不由自主的,发自心底,毫不造作,带着诸多的满足感。就像带孩子,屎一把尿一把,终于带大了,需要孩子给大人回报了。

      粮食收后,该交公粮了,交公粮是按产定量的,那时各村各队大都把产量往高里报,这也是上头的意思,虚报瞒报是常有的事。产量报高了,就要多交公粮,社员们留下来的就少了。常常地粮食接济不上,家中孩子多的还好一些,口粮多些。大人多的吃得多,口粮就不够吃了。为此,大耳朵队长想了不少办法,尽可能地把公粮交少些,工分粮多分些,压低产量。如此一来,最难为的应该是队长了。这里面有个脸面问题,一算帐别的生产队都不比你的队高,看你的脸往哪摆。大耳朵队长不管那么多,他先考虑社员肚子。至于对上面,他豁出一张脸,随你千篇妙计,我有一定之规。

      然而,后进队是要挨批的,每每里,大耳朵蹲在大队部角落里,挨大队干部数落。数落是轻的,要戴高帽子,什么不愿支援国家建设,什么故意拖村里后腿,什么懒蛋一个等等等等。大耳朵任你怎么说,我稳坐钓鱼船,不分解不辩驳,只是埋着头,一个劲抽他的烟袋锅子,一双眼皮耷拉着,像刚睡醒一般。

      大队见他这般,也没有其它办法,只好由着他去。其实老支书清楚,事后笑笑,说这个大耳朵还很真有他那一套!

 

       文革中除走资派外,最难受的属地富反坏右了。村中没有最后一类,只有前四种人,称“四类分子”,我们队中就有。说来奇怪,在22小队,这几种人也并没有因出身不好而遭罪,而多么地难过,这与乡亲们对人对事的习惯做法有关系,也与大耳朵队长有关系。

      大耳朵队长看人有个标准,就是看你为人咋样,诚实不诚实、能干不能干、人品如何?除此他不看别的。队里的会计叫景智,家里是地主成分。但他人极老实,有文化,办事情仔细认真,从不多言多语。队长就看中了他,说:“啊……就他来当这个……会计!”景智也没有给大耳朵队长丢脸,这会计当得着实可以,记的工、理的帐一清二楚,深受社员夸奖。后来,家里盖了新房,景智还娶了一个漂亮媳妇。景智娶媳妇那天是个好天,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农家小院在冬日里的艳阳下格外温馨热闹,大耳朵那一天也显得特别高兴,话也比平时多了,嗓门也高了几个音调。他坐在炕上,背对着贴着喜字的窗户,脸因为酒多涨得通红,结巴着对景智和他媳妇说:“岁……数,不小啦,赶紧,生……个胖小子。”

      还有一个老孙,原本在城市里有工作,但因成分高,文革中在外被揪斗得受不了,领着全家回了老家,工作也不要了。队长说,回来……啊就回来吧,……啊就好好……种地。

      乡亲们接纳了这一家人,像惯常街坊邻居一样,并没另眼看待。老孙一家便也老老实实在村里住了下来,踏踏实实当了农民,身上也就没了一丝城市印记,像别的农户一样早晨下地晌午收工,再下地傍晚收工。老孙的小儿子和我年龄差不多,平日里我们玩得挺好。文革后,老孙一家人安然无恙又回了城市,临走时挨户道别,握住队长的手说,您和乡亲们让俺们一家活了几条命啊!

      得,得。啊就……走吧。不行,啊就……再回。大耳朵说。

      我打小叫叔的一人,本是外姓人,据说年轻时在东北闯荡,三教九流都见识过,后来在外边呆不下去,领了一个女子回来,住在西村一个草园里。没有生养,领养了一个孩子。或许在外闯荡惯了,此人性格豪爽,不拘小节,极讲义气,爱抱不平,一般人很少能放到他的眼中。

       就这样一个人,却与大耳朵队长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常常地,两个人一起聚聚,喝一点小酒,发一番感慨。都是饥寒交迫贫困潦倒之人,互相之间并不计较酒菜好歹,环境如何,只吃个痛快,聊个顺心。我父亲与我的这个叔关系也挺好,父亲在世时听他说过,你这个叔是个意气之人,帮过咱家的忙, 别忘了人家。

       现在大耳朵队长和我的那个叔都不在人世了,他们都比我父亲年龄小,但都比我父亲去世得早。我现在体会不到父亲听到他们几位离世的消息时,会有什么样的心情。我只能说我知道他们不在了之后,心里挺不是滋味。因为他们都是我的长辈,而且在我曾经的生活中给了我启迪,尤其是大耳朵队长,按辈分我叫他三叔,他是我人生旅途中最低职位的一位父母官,也是离我们生活最近的一位主事者了。

       一生中,他没有多少令人可歌可泣的壮举,但他却有着一颗善良的心,以及令几乎所有人都喜欢的耳朵……

 

      理发店平房里的电扇发着嗡嗡声响,我说,我该给您叫嫂子啊。女人笑了,说,大兄弟你甭客气。俺都不好意思让你喊嫂子,还有你哥,哪像你这般有出息,临了还不是回家种地?

      记起了,我当兵离家时,大耳朵队长家的那个老大,那个小名叫新的哥已经当了兵。至于这个嫂子什么时间嫁进了大耳朵家,我就不清楚了,难怪对她不熟悉。

      没有再详细问她。能够想象得出,在那个难以为继的艰难日子里,这个摸样周正不愁嫁不出去的女人,能够来到那个任谁都会感到头疼的家庭,那个贫困潦倒,婆婆身体不好,弟妹都小,还有一个痴呆妹妹的家庭,其本身,便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头发理得很好,我掏了钱放在椅子上,走出小屋的门。身后跑来嫂子,大兄弟您给多了,找您钱。说罢,将钱硬塞到我口袋里。一个倔强自强的女人,理一个发只要5块钱。而且,绝不要任何施舍和怜悯!

      有些暖意的风里,我远远望着随风舞动的那块招牌,想着我的大耳朵叔,想着已经过往的那些个或开心或苦涩的往事,想着招牌里的这一家人,心中似乎有些怅然。

      我在想,操劳一生,活出了自我的老队长,或许不可能给他那个家留下什么财产,但是留下了一个好名声,而且,在这个家庭里,这种美德会永远传承下去,这种美德,是村里人世代存留下来,约定俗成的,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一个部分。人活着,就应当有自个的价值观,生活可以不是坦途,但生活一定要有自个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