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原记事 ——从好木干线到阿里河 
我们的部队离开开拉气，乘火车又转汽车到达了新的营地——这里叫好里堡。我们的任务是修筑一条森林公路。下了汽车要徒步走两三公里。别看只有区区的两三公里要走三四个小时，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路，只有塔头地还要抬着帐篷负重行军，你想能走快吗？说起这塔头地那可真是鬼见愁，一个个大草墩子多年扎根在沼泽中像一个个孤岛，浮在水面上，你踩上去晃晃悠悠的，一不小心掉下去，你越挣扎陷的会越深，下面究竟有多深谁也不知道。要是没有人拉你一把，那你就永远别想上来了。所以出发前每个人都要拿一根长长的木棍以防掉下去。
新的营地就在一片桦树林里，潮湿的土地上铺上了一层碎石，碎石上支起了我们的军帐，安营扎寨一切就绪了，开始了我们的施工。我们连负责森林公路最外边的一段，二连负责里面的一段。铺路基所需的土石方，要从200多米外的树林子里头通过推小车、挑担子，把一方一方的土运到这沼泽地里去，全是靠一扁担一箩筐的填土运输。一个月以后路基终于有了一个截面梯形的雏形。
国庆节就要到了。在我们河北家乡此时正是秋高气爽的时候。可是大兴安岭此时已经飘起了雪花，树叶也由绿变黄，修筑公路路基任务基本上完成了，连队进行了简单的休整。到11月底了，大兴安岭的雪越下越大，天气也越来越冷。12月初又接到上级命令，我们的部队又开始转移。战士们把军帐拆了，装上汽车向着额左旗的根河转移。
到了根河，我们连住在一个大食堂里。地板当床在这里只住了三天，主要是装运帐篷和工具物资，三天当中抽空请假，第一件事情就是到照相馆去照一张军装照给家里寄去。小小的照相馆一时间爆满，大家排着长队，唯恐照不上，也就是这次照相，是我当兵多年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张带有军衔的照片。那时兵役法规定陆军服役3年，铁道兵等特种兵服役最少是5年，一般要服役6年才放人走。后来就再也没有机会去照相了。
一天刚吃完晚饭就接到命令，让我们排去车站装车，装车回来已经是下半夜了。雪越下越大，棉衣都湿透了，站在汽车上的风一吹，浑身冰凉。到了营房我们脱了棉衣，穿上了皮大衣。把湿棉衣放在炉子旁边的火上烤干去，手脚都冻僵了，没有一个人叫苦。那天晚上是连长亲自带我们去装车的，那时首长都是身先士卒，连踢带打，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是热乎乎的。
三天后才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叫阿里河。是鄂伦春族的自治旗政府所在地。那时候谁也没有个地图，阿里河在什么地方？东南西北谁也说不清楚，离多远距离更不知道，我们上了小火车就一直往南走。和春天来时很相似，小火车走走停停。
森林小火车一路风尘仆仆向北驶去，像个健壮的小伙子，动作轻捷而迅速，一路狂奔，喘着粗气。由于大兴安岭是南北走向，地势南低北高，所以小火车向大兴安岭奔驰时，几乎是一路上坡。一路上司机和司炉配合默契，司机目视远方，手握手柄，不断拉响汽门，小火车就像撒娇的孩子，拉着长音呜──呜地行驶在林海雪原之中；而司炉则光着膀子，满身汗水地向烧红的炉膛添着一锹锹的煤炭，车厢外是冰天雪地，机车车头四面透气，司机和司炉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小机车牵引着七八节绿色的车厢，每节车厢能乘30——40人，车厢里的战士们瞪大眼睛，尽情欣赏大兴安岭冬雪的风光，这时，我们的指导员带头唱起了《铁道兵之歌》：
背上了那个行装，
扛起了枪，
雄壮的那个队伍
浩浩荡荡，
同志呀，
你要问我们哪里去呀？
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离别了天山千里雪，
但见那东海万顷浪；
才听塞外牛羊叫，
又闻江南稻花香。
同志们啊迈开大步哇，
朝前走哇，
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
那铿锵有力而又悠扬动听的歌声，从一节节车厢飞出，飞向密林，飞向旷野，飞向沉睡了千百年的大兴安岭，这歌声也真实而艺术地抒发了铁道兵的战斗历程和博大胸怀。
小火车在密林中奔跑，歌声在兴安岭上空飞扬。正当我们唱得兴致勃勃时，突然车厢“咣当”一声巨响，飞驰的小火车慢慢停了下来，战士的歌声也戛然而止。战士们从车里走出来，一看小火车“趴窝”了，车轮从铁轨上滑落在路基上。原来森林的铁道线路修得不规范，加上气候严寒及部分地段的“塌方”，使得铁轨距离不尽一致，当个别地段铁轨轨距超过规定宽度时，小火车走到这里就“掉道”了。
对付这种意外事故，施工经验丰富的“老铁”们可谓“小菜一碟”。战士们迅速拿出“快马锯”，到路边丛林里，“三下五除二”放倒几棵粗细适中的落叶松，再拦腰截成几段，砍掉枝杈，把树段顺着路基支在车头两侧，用一截短木横在两根树段之间，再用一段长长的原木当作“撬杠”，一头插入掉道的车头底部，一头由十几个战士紧握“杠头”，在班长的统一号令下，大家往下猛一使劲，就把车厢撬了起来，然后手抡大锤的战士把一侧铁轨往路基中心敲打，使其轨距变窄，再把撬起的车头平稳地放在铁轨上，打好道钉，这样就抢修成功了。小火车又鸣叫着奔跑起来。在100多公里的行程中，往往能有两三次这样的经历……
今天，习惯了乘火车出行的人，可能很少有这样的经历，但在那个年代，在大兴安岭，这却是时常都会遇到的。
傍晚到了伊图里河车站连里通知下车，车站为我们准备了晚饭，吃过饭我们还参观了机务段的大修车间。工人师傅们热情的跟我们打招呼，感到十分的亲切。
我们觉得挺幸运的，正赶上中央派北京文艺团体来大兴安岭会战指挥部慰问演出，我们受邀观看了这次演出，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文艺演出，第一次亲眼目睹和聆听了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郭兰英演唱的《一条大河》和《白毛女》等歌曲，留下了一个美好的记忆。演出结束以后，大家还沉醉在兴奋不已之中，叽叽喳喳对演员们评头论足。
第二天又登上了列车向东驶去。大兴安岭的山林景色都是一样的，沿途也很少看到人烟。火车经过银河、甘河到达阿里河已经天黑了，下车以后马不停蹄地直奔营地。顺着小铁路往山里急行军，大约又走了两个来钟头。到了一个废弃的储木场，连里通知就在这里今晚宿营。走近前一看，房子既没门也没窗户，空旷的雪地上有一垛干草，各班就抱了些干草铺在地上，打开背包大家就睡下了。那晚上干草散发出来的清香也挺好闻的，也许是大家太劳累了，不一会儿就响起了鼾声。
第二天一觉醒来，一看个个连眉毛都是白的，身上几乎被飘进来的雪埋了起来，鞋穿不进去冻得硬邦邦的。费了好大劲才穿上，只靠自己的体温慢慢捂热吧。想喝口水，水壶冻得都鼓起包来了，有的还裂开了，都报废了。没有水大家就到外面雪地上抓把雪擦擦脸，然后用脸盆儿收点儿雪，点火化水，就着啃了一块儿冻得像石头一样的面饼。
集合号响了。全连集合起来继续向山里走。接近中午的时候来到了指定点。这时帐篷已经运到了。大家平整地面支起帐篷，天黑前终于鼓捣好了。晚饭是土豆疙瘩汤，发面饼。两天了，总算吃上了一顿热乎饭。
饭后不能休息，得去弄些木柴烧炉子，要不然晚上非冻坏了不可。这里是林业工人才伐过的地区，离原始森林还好远，在附近能捡一些干树杈子回来，凑合着把帐篷烧暖和，第二天再到远处去伐木吧。
排长传达连长的指示，我们班明天要派一部分人去阿里河背粮食，另一部分人上山去砍柴火。
次日清晨天气灰蒙蒙的，风不大却冷得很。班长让我和聂云生等几个人去背粮食，我们带着背包带沿着小铁路就向阿里河走去。快晌午到了火车站。去的人每人一袋面粉或者是1/4袋的高粱米，我就将面粉用背包带捆好背上，又帮助小聂背上，跟着大家往回走。这时风刮得越来越大，还夹着雪花，肚子也饿得咕咕叫。
聂云生个子不小，体质却很弱，他比我还大两岁，我看他越走越慢，只好走一会儿等他一会儿。我的棉裤膝盖那块破了个大洞，也没有功夫补。那一块儿棉花都飞了。风一吹过来膝盖又冷又疼，我只好用自己的手绢包上膝盖。我回头再看看聂云生落下老远了，有点儿于心不忍，就放下面袋返回去接应他一程。
路上不能停下来休息。其他的人早都没了影，我俩还在一步一步的往前挪。风刮着雪花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眼睁不开。终于看到帐篷了。我三步并作两步就跑到了伙房，放下面袋子赶紧回了我们的帐篷，这时候大家都已经吃完饭在休息，班长把给我留的饭菜放在炉子上热了热，我三口两口就吃下去了，虽然没吃饱，可是肚子也不那么空了。
这个半夜又轮到我站岗了，我还站在那个固定哨，一棵大松树下面。这棵大松树就是四五个战士也搂不过来，树冠有一亩地那么大，树枝上挂满了松果，据说这是一棵母树，在当地是不允许砍伐母树的。除了这棵孤零零的大松树外，周围全是灌木丛和齐腰深的荒草，为了防火，营地周围30米以内的草皮全部被铲光，大树底下没有草，雪也不厚，我把皮帽子的带系好，大衣的领子竖起来，靠在树上朝着营地的方向睁大眼睛注视着。不一会儿，我的两眼上下眼皮就开始打架，心里想这个时候千万别睡着，就来来回回的走走，不行干脆就抓把雪搓搓脸，让自己精神些。
一个小时过得真慢，时间好像凝固了。脚上虽然穿着毡靰鞡，是一种用毡子做的靴子，又保暖又轻便，此时还是冻透了。皮手套也不顶用了，浑身冻得打哆嗦，此刻估计得有零下三十多度。接岗的战友终于来了，我问口令时嘴巴都张不开了。
刚刚安排好营地又接到上级命令转场，有人发着牢骚，可是军令如山倒，命令不容商讨。刚搭好的军帐拆了捆好又装上了车，顺来时的原路又返回阿里河。出发前，连长指导员要求我们全体战士穿的干净一些，体面一些，别像以前叫花子一样。我们在森林里没有百姓，穿什么都行，到了城市就要像个军人的样子，要注意我们的军容风纪。
大家就把刚发的新棉袄都穿上，我的棉裤破了个洞，还没有来得及补上。那天我们走在阿里河的大街上，整齐的队伍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嘹亮的军歌吸引了沿途的老百姓向我们挥手致意，小孩子们跟着队伍跑，喊着解放军叔叔好！那一刻。我感到了当兵是多么的荣耀，当兵很受群众尊重。鄂伦春自治旗领导和林业局领导都出来欢迎我们。遗憾的是没顾上好好看看小城阿里河是个啥样子。几十年过去了，印象也不那么深刻了，我们离开阿里河又返回了根河，这一趟折腾，总共不过十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