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突然间很想写点什么，是关于松枝绿、还是天空蓝、抑或浪花白。从表面上看，我的生活经历和军人没有任何交集，但根植于我内心深处的军人情结却使我魂牵梦萦。

　　一个雨后的下午，狂风和暴雨刚刚过去，高温的空气中平添了一丝清凉，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四十年前，眼前蓦地出现了一颗闪闪发光的红五星。

　　那应该是1976年，当时我只有6岁，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去电影院看电影《闪闪的红星》，片头印象很深，就是一颗大大的红星金光闪闪，好像下面的字幕是八一电影制片厂。这部电影让我记住了潘冬子、春芽子、胡汉山，更记住了红军，也记住了那句经典的台词：等映山红开遍山野，红军就回来了！这部电影大概是我和弟弟关于童年最美好的记忆。后来，能做木匠活的爸爸给弟弟做了一杆红缨枪，巧手的妈妈给他缝制了灰色的八角帽，又费尽心思托部队的阿姨给他弄了一颗真正的五角星戴在帽子上。弟弟小时候长得很漂亮，这样一捯饬，活脱脱一个小红军战士潘冬子，我远远地望着弟弟，心中羡慕不已。从此，军人情结就像山间里的古树，深深地扎下了根。

　　岁月在不经意间悄悄流逝，我和弟弟都长大了。1988年高中毕业那年，一个参军入伍的机会悄然降临。那时我的眼睛已经近视，戴上了300多度的近视镜；八十年代还没有隐形眼镜，我不想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拼命的背诵视力表，希望不要影响我的成绩。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妈妈陪我来到了县武装部的一个房间，接兵的政委对我很满意，我当时身高1.64米，体重110斤，只记得当时政委对我说了一句话：这姑娘身高、个头都可以。接下检测视力，视力表在房间的门背后贴着，我站立在三米开外，可我的眼睛只能看清前几行，后面的字符到底是第几行第几个我根本就看不清，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开口朝向，因为视力问题我被无情淘汰了。随后我参加了工作，成为了一名水电职工；随后弟弟则从西安医科大学毕业参军入伍到解放军150医院，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军人。

　　验兵的经历成为了我一生的痛，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接下来本来还有一个机会可以把握，那就是找一个军人做男朋友，成为一位军嫂。可命运女神依然没有眷顾我，希望又一次落空，军人情结像一束火苗在我的心里越来越小，微弱地跳动着但从未熄灭。

　　随后的日子按部就班的过着，生活、工作波澜不惊；但红色的情愫有增无减一如初衷。随着阅历的增加，我知道了卢氏县是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因为红二十五军1934年12月长征经过卢氏；1994年卢氏县被河南省命名为全省13个革命老区县之一；也知道了“军史布衣第一人”陈廷贤带领红军突出重围胜利入陕的英雄事迹；我心中的激情一点点被点燃、被灼烧，我被这些红色革命先辈的事迹感动着，我愿意为他们做点什么。

　　2014年春天，我采访了卢氏县文峪乡掉队小红军杨小金的后代杨红礼，写成了一篇文章《掉队的人生》，刊登在当年的《卢氏文学》上。今年夏天文峪乡编写村志，这篇文章又被收录其中。2017年的春天，我又陪同掉队红军张占英的儿子张宝峰远赴湖北红安寻亲，前后四天时间，经历了许多感人的瞬间，文章《寻亲记》被《三门峡日报西部晨风版》刊登，在微信朋友圈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每完成这样一项和革命军人有关的充满着正能量的工作，我的内心感到自豪和骄傲，我感受到了发自内心的快乐。

　　2017年上半年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有幸认识了来自北京的苏北老师和来自河南周口的陈涛先生。苏北老师15岁参军在西北黄土高原，后转业在北京市政府机构工作，2000年退休后一直担任红岩儿女联谊会干事。近年来与老战友们为伍，自负使命，自助自驾重走红军长征路，出版有《重走长征路》丛书一套五本。陈涛先生正值盛年，也是有红色情结的儒商。他听说了卢氏官坡兰草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已经濒临荒废，就义无返顾地来到卢氏，修缮规整红军遗迹旧址、开辟组建军部陈列馆和长征精神干部教育学院。他们两人一文一武一张一弛，配合默契，短短地几个月时间，已经在卢氏掀起了重温红色革命的波澜，与县旅游局一起启动我县红色旅游的热潮，目前已初见成效。我有幸追随他们的步伐，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我愿意为卢氏发展红色旅游贡献着自己的绵薄之力。这样的我乐此不疲，极其充实快乐。      

　　虽然我的本职工作和红色似乎不搭界，但我知道，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根源于我内心深处那刻骨铭心的军人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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