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时节，回乡参加一位老乡儿子的婚礼，顺便看了看我那个空寂的家：老屋完全坍塌，围墙的砖瓦完全散落丢失，唯有一点围墙的根基还在维持着我的“家”的迹象和主权。这便是我的“根”，我的“家”了！只是院子里野草枯黄，显得一片荒凉，唯有父亲种下的那棵柏树，已有两层楼房那么巍峨，高耸，我用手拤了一下树干，已经3手敞口粗细，伞状树冠青翠葱茏——这是我阔别老家30年后，“家”的唯一“生气”了。它和它的主人一样，承载过生命的希望，饱尝了生命的凄凉，也展现着生命的坚贞。

　　我拨开乱草，树下还有父亲为给小树浇水做的一圈土围。我低头看着土围，抬头望着树冠，不禁联想起了我的父亲，两眼一阵酸楚。

　　1963年的春天，我多病的母亲卧床3个多月而悲苦离世。当时我家生活困窘，母亲没有预先备下的棺木，父亲临时刨下了门前一棵枯朽的老柳树，勉强给母亲凑了一口棺材，木板很薄，又湿，又朽，母亲入殓后，送殡的乡亲们一抬起灵柩，棺盖和尾部就掉落几块。下葬后没几天，墓土就塌陷了。

　　为此，父亲总是不住的伤感。

　　翌年清明，父亲从“郎仁集”买来一棵柏树苗，一人来高，大拇指粗细。按老家的风俗，除坟茔、庙宇外，一般家宅是不种柏树的。父亲是位老道的庄稼人，他是深谙这个风俗与忌讳的，可他偏偏在自家院里——而且是院子的正中央——栽下了这棵农村家宅都避讳的柏树。

　　我们只知道父亲勤劳，年年种树已是我们的家风。所以我对老人这次种树完全没有在意。

　　70年代，我在村里当小学老师。一年清明节给烈士扫墓，我和学生们做了一个花圈。花圈做成后，我和几位老师左看右看，总觉得太单调，好像缺点什么。一位老师说插一圈柏树枝就显得丰满了，还有“长青”的意义。可是，那时我们全村除父亲那棵稚嫩的树苗外，没有一颗成年的柏树，到哪去弄柏树枝啊？我自然想到了父亲的柏树，但那时小树才一人多高，太嫩小，根本没有余枝可剪啊！有老师想打发学生去五六里路远的杨各庄村柏树坟去折，我觉得不放心，也太费时间，就试着让两个学生去找我的父亲，看父亲能否给剪一点儿。

　　没想到，两个孩子一会儿就攥着两把树枝回来了。他们说：“爷爷让给烈士们做个好花圈，让他们的精神长青。”

　　中午，学校扫墓回来，我回家一看，院子的小树显得非常清冷凋零，父亲还在打理，但看不出一点不高兴的样子。

　　父亲看了我一眼，只对我说了一句：“没事，为革命烈士剪了几根枝条，不觉得心疼。”

　　我们兄弟都在外边工作。母亲走后，我们每次回家，父亲和我们谈说最多的就是他的这棵柏树：“今年长了不少，我要再活30年，希望能用它给我做一口柏木棺材，到时和你娘埋在一起，弥补一点我对她的亏歉。”我们才知道了老人家当时种树的苦衷。

　　只可惜，柏树生长特别缓慢，到30年后父亲猝然辞世，他的柏树才长到2手多粗，父亲的柏木棺材梦远远没有实现。

　　父亲走后又将近30年了，院子周边的枣树、香椿、泡桐、榆树、柳树等，或被人采摘砍伐，或风霜干旱为害，都已了无踪影，唯有这棵柏树傲然挺立。几十年没有人给它浇过一滴水，没人为其锄过一棵草，更没人给其抓过一把肥，它完全靠着大自然的恩赐，默默地生存到了今天，一点不显得枯槁。

　　看到柏树的顽强，坚韧，又联想到我们父亲的革命情怀。

　　父亲是我村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1938年在村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武委会主任等职，领导我村的抗日斗争，我家成了抗日的“堡垒户”。父亲常说，解放后任“卫生部长”的张亮同志当年就住在我家，指导抗日斗争。我还记得，一年冬天，父亲为掩护抗日干部被敌人捉住，被鬼子捆绑吊打，用辣椒水灌口，用开水浇头，折磨得他死去活来，他毫不屈服。村支部了解到他在敌人酷刑下的坚贞和顽强，通过“内线”将其“保”了回来。

　　解放后，父亲还念念不忘革命的艰难和那战争岁月的残酷，他经常教育我们，为革命好好工作，别想家，别怕吃苦。他把我们兄弟三人都培养成了共产党员，我们都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与教诲，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了应有的成就。

　　想到这些，就更想到父亲这棵柏树，他就像我们的父亲，历经狂风恶浪，熬过孤独寂寞，顽强地生存，至今已将近60个春秋。

　　它让我们永远感念和敬畏，愿父亲和那些为民族逝去的英灵，和这棵柏树一样，万古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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