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创业之城
准确把握石家庄现代化城市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石家庄是以现代产业托起的现代化城市。现代城市化发展进程，赋予了石家庄特有的城市品格和城市定位：石家庄——创业之城。
一、特殊背景下的艰难起步
石家庄的现代城市化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石家庄的产业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艰难起步的。
一是社会环境恶化。石家庄现代化城市起始阶段，正是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使得城市化的进程格外艰难。封建体制和观念迟缓着现代化的进程。一条正太铁路，从清政府1896年批准立项到1903年开工，由于封建保守势力的反对、掣肘，整整拖了8年时间。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也压迫、限制着中国现代民族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像石家庄这样的内陆之地，是资本主义掠夺原料、倾销工业品的重点地区，除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东邻日本加也紧经济渗透，致使石家庄现代城市化的重要基础——民族工业步履维艰。井陉煤矿开办中，民间资本完全被排挤出局，正太铁路收归国有一波三折，石家庄大兴纱厂在日资围堵的夹缝中艰难经营，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是政治环境恶化。内忧外患，政局动荡，军阀混战，政令多变，使得石家庄设“市”一波三折，直到日本侵略者占领全华北后，看中了石家庄的军事重镇地位，欲打造“北方六大都市”，才正式批准设市。其实，这时的石家庄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仍然艰难创业，早已突破“村镇”的建置，成为冀中、冀南的政治中心，具备了“市”的规模和体制了。
三是现代化的道路是从零开始的。石家庄作为现代化城市，是延续正定而兴起发展的。石家庄成为现代化城市的机会是正定给予的，原本，铁路的交汇点应在正定，规划中的正太路起点是正定，应该的结局是现代交通催生出古城正定的嬗变。但是，1903年正太铁路动工兴建，为了减少费用，避免在滹沱河上架桥，将正太路起点由正定改为石家庄。虽然它的母体正定给了它这次机会，但是，并没有给它留下任何规模型的产业基础。其实，这时的正定，虽然历时1500多年，也没有积累下产业基础，一样需要从零开始。
从零开始，艰难起步，石家庄走出了不平凡的创业之路。
二、三大企业撑天地
石家庄是由现代工业托起的现代化城市，可以说，是井陉煤矿和焦化厂、正太铁路总机厂、大兴纱厂这三大企业支撑起了石家庄现代化城市起步的天地。
（一）井陉煤矿的创建
现代化煤炭企业井陉煤矿的创建，是石家庄市现代工业的发端，在石家庄现代化城市的兴起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有人说：“先有井陉矿，后有石家庄（市）。”
井陉矿务局办公大楼
井陉的现代化煤矿是由井陉煤矿和正丰煤矿组成。办矿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是不断排除封建官僚体制干扰的过程，也是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勾结排挤民间资本的过程。
井陉县境煤藏丰富，开发历史可以上溯到宋代，到清末，仍然是半工半农的原始开采方式，境内散布着众多的采煤小窑。鸦片战争以后，出现了近代机器工业，对煤炭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这种半工半农的生产方式已不能适应社会需求，于是出现了少者几十人，多者二三百人，集资合股经营的较大的长年挖煤民窑。
第一个股份制煤矿是井陉人张凤起开办的。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凤起集资购置土地开始以土法开办煤矿。但开矿时间不长，因资金短缺而停工。不久，他召开股东会议，商定招募股本，购置机器，使用新法开矿。次年张凤起赴天津寻找合作伙伴，结识了在北洋海军任提督的德国人汉纳根。汉纳根即刻和张凤起拟定办矿草约合同十二条，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三十日上报井陉县署和德国领事馆，转呈清政府路矿总局。经清政府官僚机构左批右审，无数次反复，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时间整整用去了五年，还卡在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手里。张凤起、汉纳根又锲而不舍地向袁世凯一连呈报五次都被驳回，最后张凤起落了个“刁生劣监”的名义被踢出而告终。申请过程如此艰难，但开矿的活动始终未停止，购置机器、运输材料、查勘测图、勘定井口、聘请矿师等都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1月，举行了第一次开工典礼，开凿南井，安置绞车及抽水机，安设大小锅炉17个，修建坑道、铁道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出煤。八月又举行北井开工典礼。
袁世凯驳回张凤起办矿请求，却于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二月设立直隶井陉矿务总局，并派津海关道梁敦彦督办直隶井陉矿务总局事宜。梁敦彦一面收买张凤起所置矿地，取消其矿权，一面又与汉纳根商定官商合办，磋商了两年，也未定下来。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北洋大臣换人，继任者杨士集委派津海道蔡绍基、大名道李德顺，依照中、比合办临城煤矿的办法，与汉纳根继续磋商，拟定合同17条，汉纳根以“井陉矿务公司”名义为一方，将矿产折合股本银25万两；井陉矿务总局代表中方，将井陉县煤田折合股本银25万两，共合本银50万两，定名为“井陉矿务局”，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奏报批准。就这样，排除了民资，官、洋合作的井陉煤矿正式开办。
“正丰煤矿”的前身是“华丰公司”。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掠夺铁路和矿山，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和经济利益，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各阶层人民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霸占中国铁路和矿山的斗争，由山西开始的赎矿运动，对井陉县影响很大，县内商绅筹设了“保井公司”。但因资金短缺停顿。当时被称为实业家的杜英魁又筹资办矿，联合正定吴雪门、王士珍等筹措本银五万两，建“华丰公司”，使用新法开采。
汉纳根看“华丰公司”日渐扩大，担心影响自己的利益，便出来横加干涉。谬称“井陉公司管有全县矿权，不准再有他人开采。”“华丰公司”拒理力争。官司打到清政府，最后裁定以绵河为界，井陉公司开采不得超过绵河以南，华丰公司开采不得超过绵河以北。民国元年（1912年）4月王士珍、吴雪门等拉拢北洋军阀、陆军总长段祺瑞的弟弟段祺勋等旧官吏入股，资金达到17。8万余元，将华丰公司改为“正丰公司”，成立了“正丰公司”董事会，推段祺勋为总经理，吴林森为协理，会址设在天津市许帽街日本租界2号。资金增多，购置锅炉、水泵等新式机器。1918年越过绵河开凿新井，建厂房，盖大楼。正丰矿从此兴盛起来。
在煤矿开采有了一定规模后，井陉矿务局从1916年又在石家庄市内筹建炼焦厂。因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建设该厂的德籍人员被遣返回国，工程搁浅。1923年4月石家庄炼焦厂再次上马，于1925年9月建成一座20孔小型废热式炼焦炉，日产焦炭40吨，经化验检测，确认焦炭质量极佳，属国内首创，产品畅销国内一些大城市并外销日本。随着国内工业的不断发展和日本的大量购买，需求量大增，废热式炼焦产量低，不能满足市场需要。1925年11月井陉矿务局谋划扩建10座大型蓄热式炼焦炉。但因受1926年北伐战争、1929年蒋桂战争、1930年3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战争的影响，蓄热式炼焦炉的建设处于暂停状态。到1930年9月，蓄热式炼焦炉才建成，11月正式投产，日产焦炭由原来的40吨增到110吨。据统计，1929年炼焦厂年产13642吨，1930年产量达到34923吨，1933年产量高达35339吨。在产品产量猛增的同时，20多种副产品的生产也大幅度增加，如1929年臭油生产551吨，1931年增加到1734吨，1929年汽车油生产71吨，1931年猛增到365吨，增长5倍。正副产品大部分销往日本，其余销往北平、天津、保定、汉口、石家庄等城市。
随着产、销量的不断增长，炼焦厂的厂房设施和管理机构也逐渐健全。到20世纪30年代初，石家庄炼焦厂建有厂房设施20多处，管理机构设有：正副主任各一人，工程师、文书、会计、化验室、医务所、工务员等。其行政管理层人员文化、专业科学技术水平是比较高的。
（二）正太铁路总机厂
正太铁路总机厂是石家庄第一个现代化的机器制造企业。是伴随着正太铁路的修建而建厂的。1905年由华俄道胜银行贷款中支付资金开始建设正太铁路总机厂。法国总工程司挨士巴尼主持，法国巴黎铁路机车公司承建。厂址选择在紧邻京汉铁路路西、正太铁路火车站以北、石家庄村东的旷野田地处，1907年正式竣工投产。
正太铁路总机厂直属正太铁路建筑总管理处，其规模在清末民初时属全国仅有。厂房占地1.23万平方米。总机厂下分锻铁厂、锅炉厂、熔炼厂、模厂、装配厂、合拢厂、锯木细木厂及修车厂、镍厂。各种设备170台（件），固定资产合银232.781万元。
正太铁路总机厂虽为法国投资兴建，但是，作为石家庄第一座现代化制造业工厂，不仅为中国人学习、掌握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提供了场所和机会，而且经过不断扩建，逐步发展为石家庄的重要支柱产业。
1907年的正太铁路总机厂 
（三）大兴纱厂
大兴纱厂是石家庄第一家大型纺织工业企业，也是河北省创办较早的大型民族纺织企业，它的创建是石家庄近代民族工业大规模崛起的主要标志，不仅标志着滹沱河流域石家庄地区纺织业从手工小生产步入了近代大机器生产阶段，也标志着石家庄近代城市化的深入。
滹沱河流域有有深厚的纺织业历史传统。早在新石器时期早期，这里就兴起了蚕丝业，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带的纺织业已经比较发达，至唐代已有很高的生产水平，成为重要的纺织业基地。明初，真定（正定）一带开始种植棉花，棉纺织业逐渐发展。
到清末，这里虽是纺织业生产发达的地区，但是生产方式仍然是手工生产为主。清末民初，石家庄一带虽然是棉花产区，仍然是以输出原料为主。1920年代，石家庄每年棉花交易额在2000万元左右。据1924年石家庄车站报告，该车站在这一年“共装棉千余车，按每车20吨计算，共装出2万吨。每吨等于16.71担，共计为33.5万担，共值2172.万元。”①（参见《河北经济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33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给中国民族资本企业造成一个发展的机会，尤其是民族纺织工业得到空前大发展，据统计，从1914年至1922年，纯由民族资本创办的纺织企业达54家，其中，在1921年和1922年创办的纺织企业就有36家。河北省（直隶）的民族工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棉纺织业有了很大发展，由沿海深入到内地，石家庄大兴纺织厂就是在这个时期建厂的。
大兴纱厂是湖北楚兴公司创办的大型民族纺织企业。1919年楚兴公司决定组成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建立大兴纱厂。在综合分析了石家庄的物产、交通和市场优势，放弃初期打算在武昌建厂的计划，在石家庄创办大兴纱厂。1921年秋经实地勘察，在休门村南购地100亩，开工建厂。1922年2月开始动工，经过七个半月的昼夜施工，当年10月5日竣工投产。
大兴建厂后，面临着严峻的的经营形势。既有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的挤压，国产纺织品滞销，市价跌落，华商企业纷纷破产；又遭受国内军阀混战的祸及，运输中断，产品运不出去，造成停工停产，再加上各路军阀派款、兵痞敲诈和支应往来军队的开销，也给工厂带来极大负担。
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兴纱厂经营者一反沿海各纱厂办厂经营的常规，实行背靠原料产地，面向初级市场，集工业、贸易和金融于一体的经营战略，使大兴纱厂成为有别于沿海各企业的独具特色的民族纺织工业企业，生产能力不断得到扩充和壮大。开工时有纺纱机20448锭，到1932年，已有钞绽29376枚，布机492台，织毯机8台，染色机1套，自备电厂，具有自纺自织自染和整理全面配套的生产能力。大兴纱厂1924年有工人1700人，1928年有3300人。从1923年起至1931年这八年中，大兴的产品产量基本呈直线上升趋势。棉纱年产量由1923年16000件，增加到1930年的27075件，增长69.34％，平均年增长率8％左右。棉布产量由1924年的75700匹，增加到1930年236318匹，增长了212.17％，平均年增长率为35％左右。连年获厚利，第一年（1922年10月—1923年12月底），盈利银40万两，折合银元57万元。第二年，即大萧条达于顶点的1924年，盈利继续上升，盈利银48万两，折合银元68万元，比头一年又有增加。8年共获利银4652877两。如果将大兴纱厂8年的经济效益与同时期其他民族纺织企业作一比较，就更显出大兴发展之块、盈利之巨。如武昌裕华纱厂生产规模比大兴多1万纱锭，布机还比大兴早开工一年，但同期利润总额只相当于大兴同期利润的73.76％。
除了经营环境，大兴上马后，面临的另一个最大问题是竞争激烈的棉纱销售市场。当时，中外棉纱销售竞争日趋激烈，既有印度、日本棉纱充斥市场，也有上海、天津、郑州等地纱厂的产品销售。
大兴纱厂靠灵活的经营、稳定的价格、可靠的质量，后来居上。
先是占领石家庄周边的初级市场。为了打开销路，大兴组织自己的销售队伍，直接深入到周周各县的城镇集市去推销产品。占领了石家庄周边的初级市场，大兴又利用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北上南下、东往西去，四路出击，开辟更广阔的市场，棉纱销路，很快从附近手工纺织户发达的各县镇迅速扩展。东路打开了徐州、开封、辛集、南宫等地的市场；西路销往山西榆次、平遥；南路到达长沙、万县、重庆、汉口、洛阳、驻马店、漯河、许昌、郑州、新乡、彰德邯郸等地；北路直至天津、北平、高阳、保定。（《石家庄大兴纺织染厂概况》1937年铅印本）
在布匹市场，大兴纱厂主要是与英国竹布、日本细布竞争而占领市场。大兴自1924年生产棉布之始，就瞄准市场行情，把着跟点放在与日产龙头细布争夺市场上，通过改造工艺、提高质量，生产出了适合市场需求、布商乐于经销、消费者也乐于选用的“山鹿牌”细布，很快在市场竞争中显出优势，占领了原日本龙头细布的销售市场。到20世纪20年代末，大兴的“山鹿”布已成为闻名省内外的名牌产品，不仅畅销华北地区．而且打入中原、西北地区，销住开封、榆次、西安、兰州、洛阳、郑州、汉口、北平、天津、张家口、大同、绥远、包头等地。在1931年以前的六七年间，大兴的棉布基本上是产多少销多少，尤其是 “山鹿”牌细布，往往供不应求。
大兴纱厂在石家庄城市现代化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大兴纱厂是石家庄第一家大型纺织工业企业，也是河北省创办较早的大型民族纺织企业，它的创建是石家庄近代民族工业大规模崛起的主要标志，不仅标志着滹沱河流域石家庄地区纺织业从手工小生产步入了近代大机器生产阶段，也标志着石家庄近代城市化的深入。
三大企业拉动了20世纪初石家庄的经济发展，带动了电力工业、中小型机械制造、针织、铁力加工等中小型企业兴起，促进了服务的商业、金融、服务、电信、交通运输等行业发展，使石家庄的城市历史发生脱胎换骨的转变，开启了现代化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
三、三驾马车开新局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获得了新生，迎来了城市创业的新机遇。在新中国成立前，石家庄不等不靠，开创性地实行保护扶持私营工商业、发展公营企业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方略，用公营经济、私营经济和合作经济这“三驾马车”，开出创业的新局面，使石家庄跃上了城市发展新的制高点，为新中国成立后蓄势而发奠定了基础。
（一）在废墟上创业
当1947年11月12日，人民解放军用枪炮打开了石门，人们在敲锣打鼓欢庆解放的时候，也不无疑虑：石家庄早已是一座死城，人民政府能让它变活吗？
说石家庄是座死城，绝非耸人听闻。
早在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一方面把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基点放在战争上，以把石家庄变成华北的重要军事基地为出发点，导致了石家庄经济和社会畸形发展。另一方面，对战略物资，如粮食、棉花、煤炭等实行疯狂掠夺，而对居民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再加上军事封锁，限制了经济贸易，石家庄一派萧条。
当国民党接收后，石家庄的情况没有任何好转。国民党政府在石家庄搞得是战争政治、战争经济，一切为战争服务，设卡封锁，出入城凭国民党党证、三青团团证，工厂无法开工，商店无法开门，使石家庄百业凋零，经济危机严重，大批工人失业，市面货物短缺，物价飞涨，饥民遍市。石家庄经济濒临崩溃，城市经济生活基本处于停止状态。
新生的人民政权就是在这样的一片废墟上开始了创业。市政府紧紧把握城市工作的中心，下大力发展生产，致力于让石家庄由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把保护私营工商业、发展公营企业和合作经济，“三驾马车”活石门，开创了石家庄城市发展的新天地。
（二）保护、扶持私营工商业发展
石家庄的城市产业起步于20世纪初，虽经近半个世纪的逐步发展，但现代工业基础仍然薄弱，支撑市面的主要是中小工商业。石家庄解放时全市有私营工业814户，职工2762人，资本4.5亿元（旧币，下同）。手工业40户，职工65人，资本2千万元。私营工业（包括手工业）产品以棉织品、铁具、木材、中西药等为主，多数是前店后厂，真正形成单一经营即只生产不零售的不多。生产方式以手工生产为主。如全市33户铁工厂，仅有钻床11台、电焊机2台、柴油机1台、10马力发电机1台、砂轮一台、电磨一台、气泵一部，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生产率不高。和工业一样，解放前石家庄的商业也是以小商小贩为主，全市共有2000余户。
解放之初，新旧交替，现实问题和观念问题缠绕在一起，困扰着人们的思想，也困扰着社会生活。石家庄解放之初，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对待私营经济。当时，各种思潮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有的认为，“穷人翻身，就得平分工商业”，“以后没穷没富了”；有的干部主张店员向东家清算，换“东家”；有的“借粮”吃大户；有的要求实行高工资。这既有“左”的思想影响，又有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还有典型的“吃大户”思想和绝对平均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工商业者对人民政府的政策不了解，再加上国民党飞机狂轰滥炸，致使工商业者怕炸、怕抢、怕捕、怕并，出现了大吃大喝、化大为小、支应门面，甚至转移资财的混乱局面。繁华地段南大街的商号几乎全都关门停业。
为了扭转混乱，使工商业尽快恢复并发展，市政府在认真教育各级干部端正思想，认真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的基础上，在保护和扶持私营工商业发展上，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首先是采取一系列措施，安定人心。通过发布告，安民告示，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宣传政府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严禁乱抓、乱抄、争购物资，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合法权益。
其次是解决私营工商业者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实际问题。如：贯彻劳资两利的政策，协调劳资关系；调整税收，减轻工商业税赋；发放贷款；供给原料，帮助扩大产品销路。
这些措施，既消除了工商业户的不安情绪，又及时解决了生产经营中的实际问题，到1948年3月份，大部分工商户复工复业。一些出走敌占区的工商户也纷纷返回，到1948年底，私营工商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48年12月工商局对私营工业30个行业的统计共计1661户，比石家庄解放时的814户，增加了一倍多。
平、津解放后，工商业中心北移，石家庄的工商业受到冲击。为适应市场变化，市政府实行“经济改组”，调整工业生产品种结构，确定工业生产以棉织、铁工业、煤炭、榨油为主，到1949年六、七月，生产便恢复正常。为了发展商业流通、活跃市场，在1948年建立的14个集市的基础上，1949年又建了粮食、棉花交易所，统一了度量衡，为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到1949年8月，全市共有私营工业户1557户，从业人员5758名，资本12.8亿元（旧币）；私营商户2501户，从业人员6558人，资本17.148亿元（旧币）；小商贩5101户。1949年粗略统计，私营工商户占全市经济行业48.5％，从业人数占51％，商品额占30％左右。
（三）公营经济的起步与发展
在保护、扶持私营工商业发展的同时，人民政府把公营经济作为城市经济建设的基础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领导力量，下大力气予以发展。
解放初，石家庄的公营经济分为两类。归属晋察冀边区（华北政府）的工商业为国营企业，归属石家庄市的为公营企业。石家庄的国营、公营工业企业共31家，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没收的官僚资本和敌伪的工商企业，主要有铁路大厂、电厂、电话厂、炼焦厂等；二是从根据地迁来的企业，主要有面粉厂、制药厂、轧油厂、烟厂等，三是新建企业，工业企业有：裕华铁工厂、华北交通工厂的机器制造、裕民玻璃厂、裕民造纸厂等。商业企业共有23家。1948年8月，国、公营工厂33个，职员、工人总计18322名，较1948年1月2035人增16287人。
市委、市政府加强对公营经济的组织领导，成立工厂工作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以协调、解决市内各经济部门、单位在生产经营中的问题。各公营工厂废除了旧的管理体制，建立民主管理体制，切实解决职工的工资、工作时间、社会福利等切身利益问题，普遍实行8小时工作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先后三次调整职工工资，真正体现按劳取酬的原则，使工资稳定增长，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管理积极性。
平、津相继解放后，石家庄抓住时机发展公营工商业，全市新近开办工厂60家，比1948年8月增加近一倍。商业相继建立了国营粮食公司、花纱布公司、煤炭公司、百货公司等。
据1949年2月全市工商大调查统计，1948年底，公营工业机器生产13大类46家，从业人员9087名，资本总额18亿多元（旧币，下同），手工业生产8大类27家，从业人员394人，资本总额0.16亿元；商业企业16行42家，从业人员1422人，资本总额2.9亿元。公营工商业资本总额占公营、私营、合作经济总资本额的65.56％，全年工商业获纯利25663万元。1947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仅2000万元左右，到1949年10月，已达4370万元。（据《石家庄市志》第二卷2页。）
公营企业的发展，巩固了社会经济基础，在建设城市、发展经济、保障人民生活、稳定物价、安定社会、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等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四）合作经济应运而生
从城市社会实际出发，在组织失业市民生产自救，解决城市就业，丰富城市市场供应过程中，顺势发展城市合作经济，不仅是救市活城的重大举措，而且完善了城市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成分。
合作经济最初是从农副产品贩运起步的。解放之初，市内市场货物奇缺，价格昂贵。如蔬菜，市郊每市斤128元（旧币，下同），市内每市斤上千元。市政府工商局工作人员在组织小商联合会时，萌发了将失业的商贩临时组织起来，到郊外购运蔬菜进市的想法，既丰富市场，又解决就业，一举两得。于是，由小商联合会出面，从1947年11月25日起，组织人数少则四五人，多达六七十人的合作社，贩购蔬菜进市销售。入社自愿，资金集股。开始获利甚丰，吸引了更多的人，到12月5日，仅仅10天，桥西组织起了工商小组135个、合作社18个，社员3694人，股金78万元。桥东排子车工会和洋车工会也起而效之，组建了合作社。市贸易公司也以赊贷方式组织了16个工人消费合作社。
于是，市场价格下浮，市场稳定，失业者有了生路，社会马上安定下来。
临时的贩运组织初显成效，市政府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形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有重要的作用，要引导发展成为合作经济组织。各级政府开始加强对这种经济组织的领导。从12月5日以后，各区、街政府开始领导、协助各街道兴办合作社，到1948年1月底，全市办起各种形式的合作社182个，有社员23429人，主要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组织起来的，而按行业组织起来的合作社有26个。市场货源充足，价格继续下落。到1948年1月底，全市合作社共获利2.9亿元，平均每天可供1.5万人生活费用开支。
合作社的兴起，不仅满足了市场需求，使大批穷苦市民绝处逢生，同时，也萌生了新的生产关系。以民生市场合作社为例，开始由穷人大院的57户贫苦小商组织起来， 1948年1月已发展到300人。这个社办社的原则和方法是：1、坚持自愿；2、为社员服务，减少中间盘剥；3、勤结账勤分红，使社员很快受益；4、民主办社，有事开社员大会商量。人多后，分成11个小组，产生代表，每7天开一次代表会；5、照顾特困户。第一次结账后，从盈利中提出4万元，替3户老弱病者入了股，第二次分红时，又提出35万元，替13户失业工人、贫民入了股。
1948年2月，市区要解严撤卡，物资交流畅通，靠运销为生的合作社面临生存问题。市政府及时决策，将临时贩运组织转型为长期固定合作经济组织，做出了将合作社纳入全市经济发展计划，改组为群众自愿结合、以行业为主的劳动集体经济组织的决定，发出了《关于发展合作社的指示》和《关于合作社的指示》，就合作社的性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经营范围、优惠政策、组织领导等做出了5条具体规定。市工商局增设了合作科，专司合作社的审查、发证、管理工作，各区政府专设了工商助理员，各街政府增设了生产委员，负责合作社各项工作。从1948年1月15日开始，对合作社进行整顿、转产等工作。各合作社纷纷瞄准市场，确定经营方向，有18个合作社转为棉织业生产社，民生市场合作社转成卷烟厂。到3月底，转为生产社的56个，供销社69个。调整转产后的合作社，形式多样，更加规范，而且由初级贩运营销发展到了较为高级的生产、营销企业。随着市场不断变化，合作社不断变更，终于出现了巩固的、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
1949年5月后，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四面八方政策，市政府及时调整合作经济组织形式，确定大量组建供销社。到1949年底，全市各行政区、行业都建立了本区域、本行业的供销社。据统计，辖区性的供销杜8个（行政区一区一个），分社23个，生产社58个，职工消费社10个，行业供销社6个，农民服务所3个，合作货栈1个，全市基本形成了供销社网络体系。
公营经济、私营经济和合作经济“三驾马车”，开创了石家庄城市发展的新局面，初步实现了由消费城市转向生产城市的目标。到1948年年底，昔日废墟上，已是工厂林立、机器轰鸣，一派繁荣景象了，到1949年7月份石家庄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石家庄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已基本建立了起来。
四、抓机遇高速发展
（一）向新兴工业城市迈进
20世纪50年代，是石家庄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此时，正是国家集中精力实行“一五”和“二五”，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石家庄抓住这个历史机遇，顺势而上，迅速崛起为新兴工业城市。
石家庄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提供了向工业城市发展的客观条件，而石家庄解放之后，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为石家庄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正因为如此，在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石家庄被国家列为“一五”重点发展城市，一些国家重点项目相继在石家庄落脚。
抓住这个机会，石家庄市确定了自己“一五”期间的发展方针为：“在五年内把石家庄市发展成为一个以纺织为中心的轻工业城市”，迅速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
现代化的纺织工业形成规模。相继建成七大大棉纺企业：石家庄国棉一厂（1953年４月３０日兴建，1954年４月２９日完工）、国棉二厂（1953年４月３０日兴建，1955年９月３０日完工）、国棉三厂（1955年４月１日兴建，1956年１０月１日完工）、国棉四厂（1956年２月１８日兴建，1957年９月３０日完工）、印染厂（1957年６月３日兴建，1959年４月１日完工）、华新纺织厂（即国棉五厂，1955年兴建，1956年４月一期工程投产）和1951年９月开工、1954年又进行扩建的石家庄棉纺厂（即国棉六厂），与原大兴棉纺厂（即国棉七厂）共同形成了重要纺织工业基地。到1957年七大棉纺企业拥有纱锭462420枚，织布机14964台。
石家庄棉纺二厂
在发展纺织工业的同时，农药厂、动力机械厂、卷烟厂也陆续建成，石家庄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医药、纺织、机械、化工四大工业门类。至1957年底，全市工业企业达277个，工业总产值由1952年1.6亿元增加到4.2亿元，平均年增长23%。
“二五“期间，虽然遭遇困难时期，国民经济全面调整，石家庄工业仍然有很大发展，在发展轻纺工业的基础上，又把重工业、装备制造业作为工业化的重点发展方向，创建了钢铁、冶金等五个较大工厂，机械行业中的水泵厂、拖拉机配件厂、农业机械厂、车床厂、建筑机械配件厂相继建成。化工行业建设了制碱厂、硬化油厂、人造石油厂。十年间，石家庄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
工业化带动和促使城市建设迈出了大步伐，到1965年，市区建成区面积47.6平方公里，市区人口65万人。石家庄已跻身于大城市行列。
（二）抓住省会迁石的新机遇趁势发展
1967年河北省会迁到石家庄，石家庄市抓住省会迁石的有利时机，推动了石家庄城市发展的又一高峰期出现。
如果说，河北省省会迁石后，使石家庄自然成为河北省的政治中心，省直文化、新闻、教育、科研机构的迁入，使石家庄顺理成章成为文化中心，那么，作为河北省经济中心的地位，则主要靠石家庄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了。
继续做大做强工业，扎牢城市发展基础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正处于国家“三五“、“四五“和“五五“计划时期，石家庄发挥城市工业基础强的优势，继续全力发展基础产业，同时创立发展新的工业门类。
纺织业。纺织业规模扩大，纺织、印染、化纤全面发展。1973年至1974年，以原石家庄市红旗纺织厂、桥东织染厂为基础，改建为市第二印染厂和市第三印染厂。同时重点发展化纤纺织，建成了石家庄纺织经编厂，年产晴纶纱3669件。同时，设计建立年产5000吨的维尼纶厂。通过加强技术改造，开发新产品，产品品种增加，纺织品由平、白、粗的单一品种，发展为多品种、多花色的系列产品。产量增加。到1975年，棉纱、棉布总产量分别是1965年的1.4倍和1.27倍。
医药化工业。1970年至1976年，石家庄电化厂、石家庄化工厂等一批化工骨干基础企业相继建立，到1976年底，石家庄化工企业达85家，化工产品品种比1965年增加50％。同时相继建起一批小药厂。石家庄炼油厂动工修建。
电子工业有较大发展。1966年2月，先后建立了石家庄半导体厂（无线电二厂）、东方红无线电元件厂（无线电三厂）。1970年组建石家庄电视机厂，当年试制成功不同样式的首批黑白电视机。1969年4月底，经多家企业合作，会战30天，试制成功生产单晶硅的单晶炉，并投入生产。到1976年，全市已有电子专业厂20个，能生产收音机、录音机、通讯机、半导体元器件、医疗电子设备。
机械工业也得到较大发展。1970年后，石家庄市汽车工业逐步发展起来，“东风“牌4吨载重汽车试制成功并开始批量生产。1972年，石家庄汽车修理厂改名为石家庄汽车制造厂。1970年5月15日，“运五“飞机动员生产定点会议在石家庄召开，“运五“飞机定点由石家庄生产。同年9月，试制完成第一架“运五“飞机样机。1970年5月14日，石家庄市水泵厂试制成功深井水泵。1971年水泵厂设计试制成功250JQ80型潜水泵。1974年初，石家庄拖拉机厂动工兴建，于1976年投人生产，试制成功“河北55型“拖拉机。石家庄纺织器材一厂由天津迁石，占地面积9.25万平方米，第二纺织器材厂新增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农用柴油机、阀门、载重汽车等生产也有发展。到1975年末，全市有机械工业企业176家，完成工业总产值4.96亿元。
到1976年底，全市工业总产值由1965年底的11.5亿元升为30.2亿元。
发展商贸流通，搞活城市经济
1972年，省会当时最大的百货商场——人民商场大楼建成开业。时有“燕赵第一家“之称的燕春饭店于1974年破土动工。年社会零售总额由1965年的1.65亿上升为3.7亿元。对外贸易得到一定发展。1970年出口商品增加到7大类34个品种，外贸收购值达6162万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48％，占河北省外贸收购总金额的20.83％。1975年，出口商品发展到10大类76个品种，贸易收购值占全市总产值的6.26％，占河北省外贸收购总额的24.17％。工商税收和企业收入完成较好，除1970年由于限产让电和价格下调等因素，企业收入减少外，其他年份一直保持了上升趋势。全市工商税收从1966年的1.16亿增加到1976年的3.3亿元；企业收人由1966年的1641万元增加到1976年的2.46亿元。
工商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市建设，促进了石家庄城市功能进一步完善。市政设施、公用事业有很大发展。石家庄市由一个城市功能以轻纺为主的新兴工业城市向综合性全面发展，市区人口1976年底达到84.5万人，成为河北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不停顿地进取、创业，为石家庄进入新时代，深入改革开放，促使城市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迅速迈向现代化大都市奠定了基础，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五、内在发展的动力
纵观石家庄百年发展历史，快速发展的奇迹不是偶然创造的，有历史的机遇，更有历史形成的内在发展动力，这是构成石家庄创业之城的内在因素。
历史机遇是重要因素。随着京汉铁路、正太铁路先后兴建通车，把现代化的发展机遇带给了中原大地。但是，能不能抓住机遇，是决定能不能登上现代化列车的关键。假如当时石家庄人对铁路在家门口落脚无动于衷，甚或也向一些地方不准“毁坏自己的风水“而拒之门外，那么，最终，随着正定由府城降为县城，而石家庄不过是一个三等小站，滹沱河流域的中心城市地位也就成为了历史。但是，石家庄人没有让历史机遇和自己插肩而过，而是抓住了机遇，石家庄的城市历史跨上了向现代化迈进的历史进程，让滹沱河流域的中心城市得以延续。 40年后的1947年，在国共两党决定中国两种命运的博弈中，历史的机遇又选准石家庄的时候，石家庄抓住了机遇。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石家庄在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过程中，也使自己跃上了历史的制高点，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并蓄势而发，占据了发展的先机。正是靠了这一历史时期奠定的基础，石家庄赢得了旺盛的“人气“，为城市发展打造了必不可少的人文因素和政治条件，使不论是“一五“时期，还是在“文革“的非常时期，石家庄都成了中共中央和国家高层关注的城市，赢得了一次又一次发展机遇。
现代化城市的发展历程，让石家庄成为饱经时代风云洗礼的城市，石家庄人也经历了时代风云的洗礼和思想观念的变革，熔铸了时代精神和时代意识，为石家庄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成为排除阻力、克服困难、冲破束缚，不间断地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的内在动力，使石家庄善于利用机遇而不坐等机遇，驶向了发展的快车道，奏响了创业之城的时代乐章。
这种时代精神和时代意识，概括起来有三点：
一是包容开放意识。
包容开放是石家庄的历史传统。在历史上，石家庄区域就是一个移民区，是各种族属、民族交融的区域。到了近代，石家庄现代化城市起步时，仍然敞开胸怀，欢迎、接纳五湖四海的淘金、创业者。井陉煤矿是吸纳德资开办的；正太铁路修建合同在1898年签订后，在山西受到地方的强烈反对和抵制，搁浅了整整5年，而石家庄区域却波澜不惊，沿线没有发生一起反对和阻挠事件；石家庄现代化城市起步之初的三大支柱企业，正太机器厂是法资开办的，炼焦厂是德资开办的，大兴纱厂是湖北楚兴公司创办的。在以后各个发展时期，石家庄都是坚持包容开放，使石家庄成为最不排外的城市。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加大了对外开放力度。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开放，转变思想观念，把对外开放作为促进全面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来抓。其次是门户开放，以招商引资、国际贸易、境外投资、国际劳务输出、旅游会展等几大支柱，撑起全面开放的新框架。
二是创新进取意识。
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改革开放之初，石家庄便以“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率先迈出了城市改革的步伐，创造性地实行了以搞活企业为中心环节的“撞击反射式“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以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加快了建设现代化大都市的步伐，使石家庄市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城市整体功能日益完善，驶上了全面发展的快车道。
三是务实苦干精神。
一次次历史机遇，最后都化为城市跨越发展的奇迹，靠的就是不等不靠的务实苦干精神。早在1949年，河北省省会落脚他处，石家庄失去中心城市地位，但是，并没有沉溺在失落中，而是发扬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进取精神和务实作风，抓住国家实行“一五“、“二五“计划的机遇，把自己推向了高速发展期，在短短几年中，就发展为我国轻纺工业基地之一，成为新型的工业城市。20世纪70年代，石家庄市广大干部职工更是凭着这种精神，抓住省会迁石的有利时机，推动了石家庄城市发展的又一高峰期出现。
综上所述，现代化城市创业发展的奇迹，赋予了石家庄城市以生机与活力，铸造了石家庄独有的城市文化，是石家庄独特的城市魅力。如何适应新的城市竞争格局，使这种城市文化整合为新的凝聚力，转化为发展的新动力，这是摆在石家庄面前的新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