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在梦中见到了他。

　　——上楼，去他家，门是虚掩着的。喊他，答应。卫生间里。水蒸气很大，渐渐看清躺在浴盆里的他。还是那张方方正正的粗糙黝黑的憨笑着的北方农民的脸，还是拿着一个酒瓶子嘴对嘴的喝，然而，泡在热水里的却是一副白花花的骨架。

　　意识到彼此阴阳两界，却毫无惧怕，非常关切的问：你在那面还好吗？缺不缺钱花？有没有酒喝？想小二了吧？我能做点什么？

　　他笑着回答我：挺好的，没人再整我了；不缺钱，这边用的是外汇；酒有，就是度数太低；能不想儿子吗，下次你给我带来吧。

　  梦醒了。我仍然紧紧地闭着眼睛，真不愿意让晨光把他融化了，还有好多话没说完呢，知道他在那边一定很寂寞——他这个人呀，向来朋友不多，但交下一个是一个。

　　他的绰号叫杠头，抬杠的杠，石头的头，特别是在领导面前，脾气犟得很。

　　杠头年长我十岁，如今却可以做我的“弟弟”，因为在那个冰冷的世界里，他已整整睡了十二个年头——年龄永远凝固在四十六岁。

　　十二年一个轮回。也许杠头现在早已转世，倘若重返人间的话，千万别再踏上仕途。

　　二十八年前，我刚好二十岁。从工厂调到机关，既踌躇满志，又忐忑不安。第一次迈进团市委的日式小洋楼，顿时觉得自己有点土。

　　第一个接待我的人便是杠头——团市委的组织部长。一看到他那沟壑纵横的脸上总像洗不干净似的，我心里突然感到有底了：原来团市委不仅有“青工”，而且还有“老农”。

　　杠头的个子不高，脸上长着大大小小的疙瘩，肿眼泡，厚嘴唇，方方楞楞的分头，脑门上常有一绺头发耷拉下来，总得往上撩，特别是打乒乓球的时候，两只手都不能闲着。每当用大角度的推挡把他调动得左奔右跑，看到他再没工夫“撩”头发的狼狈相时，我的心里快活极了。可是他却不服输，直到把你累得精疲力竭而佯装打不过他为止。

　　尽管团市委的姑娘小伙儿都挺讲究的，进了机关从模仿到习惯大都讲普通话，特别是到团中央出差回来，一般都学会了用鼻子哼哼的京腔京调。惟独杠头不行，在中央团校学习了小半年，毕业后还是不改土声土气略带沙哑的辽南口音。

　　一般情况下，杠头的脸上总是挂着憨厚而随和的笑容。可也像那红绿灯似的，说变就变，喜与怒的表情转换极快，特别是在领导面前，方才还是笑呵呵的跟你说话，经过短暂沉默，立马就能拍案而起骂你娘，这时候，出现频率最高的用语是：怎的，你再给我说一遍！操，你少给我来这套！！小样儿的，我告诉你，多余了！！！说完这几句话，就在那闷着头大口大口的抽烟，不一会儿，整个人便被笼罩在“云雾”之中。

　　除了烟抽得狠，酒也喝得凶。尽管那时候喝酒的机会并不多，可是每次有局都落不下他，而且逢喝必醉，逢醉必哭，一边哭一边揪自己的头发。为什么，谁也说不清楚。没办法，我常常去夺他的酒杯。有一次，还险些和劝他酒的朋友翻脸。

　　杠头是团市委的组织部长兼市青联、学联的秘书长，可谓重权在握。特别是在系统内提拔干部、评选先进，机关里的涨工资、分房子等等问题上，他的态度举足轻重。然而，令那些年龄比他小的书记们最头痛的是，他的意见时常与领导的想法相左，而且非常固执。一般说来，他总是为“弱者”鸣不平，却很少考虑全局之公，更不在乎领导之私。

　　营口和盘锦市地合并，机关里分成“主”、“客”两派，杠头本来深得“主队”领导的信任，却经常站在“客队”的立场上讲话：不是在干部安排上替人家争取名额，就是在生活条件上给人家提高“待遇”。于是，有人说他“胳膊肘往外扭”——不久，杠头便被“借调”到市委“清查办”去了。

　　在“清查办”里，他负责调查处理一个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错误”，结果调查来调查去，不仅没能把“大字报”上的问题查清楚，杠头反倒提出了完全与市委领导口径相反的意见：这个清查对象根本不是“三种人”，对他的各种指控大都是不实之词，应当尽快地予以平反并且安排工作。为此，杠头和“清查办”的头头大吵一场，以后，他便被“晾”了起来，自己倒险些成为“清查对象”。

　　后来，那位老领导终于重新出山，分管全市的经济工作，杠头这才被启用——委派到一家著名的改革试点企业里任党委书记。当时正在推行厂长负责制，而这个厂长又是全国闻名的改革者和企业家，于是，两个人便在“中心”与“核心”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继而又在干部管理、分配制度、职工利益等方面矛盾越来越大。最后，他终于无法接受国有资产变相流失的事实，当众与那位厂长拍起桌子，接着又和器重他的老领导闹翻了脸。随之被省报以《厂长搞改革，书记设障碍》为题广告天下，一夜之间他的名字家喻户晓，没多久便被调到另一个企业做副厂长去了。

　　他的烟抽得更狠了，他的酒喝得更凶了，他的脾气变得更糟了，他的“后院”也开始起火了。

　　杠头的妻子是个脸蛋长得很漂亮同时也很要面子的女人。自踏进这个家门就觉得有些屈：结婚时两个人把行李搬到一起就开始过了——杠头的家穷，儿子也孝顺，几乎没花爹妈一分钱；本来生了个女儿老婆就想结扎了，谁知杠头非要个男孩不可，结果儿子倒是有了，日子却更拮据；两个人都在机关工作，眼看着同事们一茬一茬地提了起来，丈夫的官却越当越小，这脸往哪搁呢；没有钱也罢，不当官也罢，脾气总该好点吧，可杠头仍是说翻脸就翻脸，谁该你的啊？

　　我和杠头是楼下楼上的邻居，于是三天两头去拉架。每次把杠头拉出去都得陪他找个小馆喝大酒，每回喝完酒他都要哭着揪自己的头发。有些话他一直憋在心里吐不出来：当年在熊岳高中，有个女同学喜欢他却说不出口，结果他选择了现在的妻子，后来那个女孩子疯了死了；现在他的妻子对他整天没个好脸，外面又时而传来一些不太中听的风言风语，让他难堪，让他恼怒，却也让他无奈。一个男人，遇到这种事情，要么在家里无缘无故地发火，要么在外头无言无语地喝酒。

　  整天泡在酒里的男人，一定是个心里有难处嘴里又说不出的男人，所谓“难人”。

　　有一段时间杠头的家里突然消停了，再没有吵闹的动静——他的头疼，一查：脑垂体瘤。立马去了北京，很快做了手术。

　　后来我要调到省里工作，临走前杠头给我饯行。他又喝醉了，他又落泪了，死死拽着我的手不放：兄弟，不走不行吗？你这一走，可能就再也见不着我了。那天晚上他还悄悄告诉我：自从得了那个病，床上的事情就彻底不行了，于是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像个男人；同时也觉得这官当得很窝囊，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有些对不起老婆孩子。

　　杠头从此竟真的没了脾气，背很快的驼了，和老婆孩子一起出门时蔫巴巴的像个小老头似的。

　　再看到杠头的时候，他脸上的皱纹全都舒展开了，没有一点愁容和怒气——静静地躺在鲜花丛中睡得那样安详，甚至像个孩子，像个在外面玩累了回到家吃饱了脑袋一歪舒舒服服地倒在母亲怀里的孩子。

　　大家都在哭。那位先是提拔了他而后又罢免了他的老领导在哭，那个把他撵出来后自己却陷了进去的“企业家”在哭，他的妻子在哭，他的儿女在哭，他的父母在哭，看着这一张一张心境各异表情相似的泪脸，我的心里也在哭。

　　 杠头患得是心肌梗塞，猝死在会议室里，脑袋一歪就过去了，什么话也没留下。

　　杠头走后，每当我去殡仪馆送葬的时候，都要捎上他最喜欢的冲烟和烈酒，后来发现他的骨灰盒不在了，据说已经送到乡下祖坟地里，却不能立碑，只有等他父母老了的时候才能把他的名字写上去——唉，活着难，死了也难，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这个东游西逛的“难人”才经常飘进我的梦乡。


本网站作品著作权归作者本人所有，凡发表在网站的文章，未经作者本人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