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 红色之城
石家庄现代化城市的进程是伴随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浪潮而发展的，可以说，红色元素伴随着石家庄城市化的进程全过程。肇兴之初，石家庄就登上中国政治舞台。这里曾卷起辛亥革命风云，涌起煤矿风雷、正太风暴、纱厂工潮，掀起抗敌御辱的抗日烽火，把石家庄推上冀中冀南政治中心的地位。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末，在决定中国两种命运决战的历史转折时期，石家庄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在这里，伟人毛泽东导演了埋葬一个旧时代，开创一个新时代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巨变。石家庄在中国历史大演进中，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史册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成为最具特色的文化符号，熔铸为永不褪色的红色之城。
一、红色风暴
（一）驱逐不法洋商 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导
20世纪初，在石家庄，发生过一起驱逐不法洋商的事件，奏响了石家庄反帝反封建的先曲。
随著正太铁路修建，外国资本势力跟着涌入石家庄。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意大利奸商佛尔内洛（又名无鲁）、法国商人郎风、菲利卜地和尼格拉等人，无视清朝政府关于“洋商不准在内地非通商口岸开设货栈”的章法，非法在石家庄开设店铺，高价出售洋酒洋货。不仅如此，他们还凭借帝国主义势力，屡生事端，欺凌当地村民。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附近一农夫向郎风索要帐款，郎风抵赖不认账，还蛮横地剪去农夫的发辫。这不仅是对华人人格的污辱，而且是关乎人的性命的大事。因为留发辫是清政府的定规，剪掉发辫，就意味着反叛，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数日后，意大利奸商佛尔内洛也无事生非，对邻居洗衣馆的一伙计大打出手，致伤头部。当年五月，佛尔内洛又给雇工蔡小安了个“私入其室行窃”的罪名，私自用刑，将蔡小捆绑吊打，折磨致伤。
洋商的罪恶行径，激起了这一带居民和附近中国工人的极大愤慨，纷纷向获鹿县衙提出控告，要求惩办洋人，维护华人尊严。五月下旬，获鹿县衙派出巡察将蛮横无理的奸商佛尔内洛拘捕，连同其店内百余件货物一并送往天津。天津海关道台梁敦彦接受此案后，不敢怠慢，立刻呈文给直隶总督袁世凯。五月三十日经外务部向意大利驻津总领事教司第提出照会，要求意方查禁洋商货栈，严惩打人凶手佛尔内洛。
但教司第和意大利驻华大使无视事实真相，强辞夺理，公然袒护佛尔内洛。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二十五日，意国大使在给“大清钦命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的照会中混淆事非、颠倒黑白，声称“有贼夜间侵入佛尔内洛住所”，“佛尔内洛将贼殴打。”并无理指责“中国官有违例自开住房、擅移货物之咎，……佛尔内洛所被损害，中国从公应出赔偿之款。”
尽管各级地方官吏和石家庄民众、正太铁路广大工人同仇敌忾，强烈要求清政府取缔洋商店铺，惩办打人凶手，维护民族尊严。但由于清政府腐败软弱，致使意大利大使有恃无恐，得寸进尺，一再要求清政府“折价赔偿佛氏货物”。在帝国主义势力面前，清政府不顾民族尊严，对洋人的无理要求一让再让，竟然请“公证人”对佛尔内洛的物货进行“公正估价”，最后与意大利大使商定，向打人凶手佛尔内洛“赔偿损失”4927元8角5分。
根据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所谓“领事裁判权”，清政府对殴打华人的凶手佛尔内洛无权判决，只能交给意大利领事馆“审理”。而意方不顾中国人民和地方政府、天津海关的强烈要求，只象征性地拘留了佛尔内洛45天（实际是在领事馆内休养），便释放了。
在石家庄人民和广大工人的强烈呼吁下，获鹿县、正定府和正太铁路局多次上诉，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才照会意大利和法国领事馆，要求封禁意、法商人非法在石家庄开办的洋酒店。最后经获鹿县地方巡警的再三催促，意、法洋商才不得不撤走。、
（二） 辛亥英烈喋血石家庄
1911年11月6日，积极配合武昌起义的清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在石家庄火车站惨遭杀害，用鲜血为石家庄的历史书写了新的一页。
吴禄贞，字綬卿，湖北省云梦县吴家台人，曾考入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武备学堂。1899年入日本士官学校深造，是我国第一期留日士官生。在日本，他结交了诸多民主志士，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成为兴中会的早期会员。
1900年国内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孙中山先生在日本镰仓召开会议，研究了国内形势，决定配合义和团运动，在珠江和长江流域同时发动起义。吴禄贞及好友傅慈祥等随即回国与唐才常共同组织了“自立军”起义，吴禄贞及秦鼎彝任前军指挥，因起义走漏风声，遭到了清军的血腥镇压。吴禄贞虎口脱险，只身潜回日本复学。1901年冬毕业于士官学校。
1904年吴禄贞由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良弼推荐，到北京清政府练兵处任职。1907年4月吴禄贞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到奉天，时值日本挑起“间岛”争端，徐世昌委派吴禄贞负责延吉边务。吴禄贞不辞辛苦，亲自率员勘查边界，测量绘图，草拟《调查延吉边务报告书》10万余言，用大量确凿的证据说明此地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他团结当地军民与侵略者针锋相对，寸土不让，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企图侵吞我国领土的野心。这是清末外交史上少有的胜利。
袁世凯在小站训练新军，建成北洋六镇。1910年革命党人筹措白银2万两，贿赂当权者庆亲王奕劻，为吴禄贞谋得第六镇统制的职位，12月23日得到清政府的正式任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立即派陆军大臣荫昌前往湖北镇压，并抽调吴禄贞所辖第六镇十一协南下。吴禄贞见武昌起事，形势逼人，希望能和义军接触，配合南方行动，遂即到陆军部自荐，请求随军前往。清廷对吴禄贞早有戒心，他的请求不但未得到允准，反遭申斥，令其回保定待命。这时屯兵滦州的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在滦州举行兵谏，拒绝执行清政府的命令，并提出“二十条政纲”，迫清政府停战，实行立宪。南有义军起事，北有军队骚动，清政府内外交困，决定召派与张绍曾有同学之谊、且有深交的吴禄贞为宣抚使去滦州平息动乱。吴禄贞一到滦州不但不“宣”、不“抚”，反而鼓动张绍曾不失时机，尽快采取革命行动，调集滦州二十镇进军丰台，吴禄贞由保定进逼长辛店，兰天蔚的第二混成协作后援，形成夹击之势，攻占北京，策应武昌起义，推翻清王朝。由于张绍曾犹豫不决，使这一计划未能付诸行动。
1911年10月20日山西革命军击毙巡抚陆钟琦，宣布独立，推举阎锡山为都督。清廷惊惶，电令驻防保定的六镇十二协协统吴鸿昌率军开赴石家庄，进军太原，镇压革命军。吴禄贞在滦州接到消息后，心急如焚，深知六镇如与山西民军开火，定会造成严重后果，遂派革命党人何遂急赴保定任十二协参谋随军前往，防止发生意外。吴禄贞与张绍曾商议，准备进一步联合山西民军以实现南北夹击、推翻清廷的计划。11月1日吴禄贞经北京、保定匆匆赶到石家庄，即派副官周维祯持函到山西会见阎锡山，商谈组织燕晋联军共同举事。
11月4日清廷突然宣布任命吴禄贞为山西巡抚，想用高官厚禄笼络吴禄贞，叫吴禄贞与山西义军互相残杀。当天上午有一列由北京开往湖北前线运送军火辎重的火车开进石家庄车站，吴禄贞当即下令扣留，并奏请停战。
下午一时吴禄贞轻装简从，如约赶到娘子关与阎锡山谈判。商定推举吴禄贞做燕晋联军大都督，阎锡山、张绍曾为副都督，温寿泉为联军参谋长，燕晋联军宣告成立，决定11月7日凌晨晋军与六镇在石家庄会师，举行起义。
11月6日夜吴禄贞在石家庄车站东不远的电报局楼上（旧址在现电报局街）召集中级以上军官开会，宣布7日凌晨举行起义。布署完毕匆匆赶回设在正太车站的行辕。
此时，清廷正秘密行动，暗害吴禄贞。11月5日被吴禄贞撤职的原十二协协统周符麟和军咨府第三厅厅长陈其采先后窜至石家庄进行秘密活动。何遂等人看到这些反常现象，立即向吴禄贞报告，希望他提高警惕。6日午后由北京到石家庄投奔吴禄贞的孔庚也从北京带来消息，说军咨府已开会，准备派人来石暗杀他，希望他加倍注意。何遂建议调山西革命军来充当卫队，或换个地方住，可是吴禄贞却满不在乎地说：“骑兵营长马蕙田担任警戒，他是我的心腹，靠得住。”
骑兵营长兼警卫队长马蕙田是吴禄贞一手提拔起来的军官，因善于逢迎耍两面派，长期得到吴禄贞的信任。吴禄贞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自己所信任的人，贪图二万元的赏金出卖了他。吴禄贞本来计划翌日把司令部迁到大石桥东边不远的栗村路（现正东街）路南的英美烟草公司大楼。可是7日凌晨一点钟，车站司令部里，吴禄贞和参谋长张世膺、副官周维祯、参谋张厚琬还在紧张地工作，研究布署作战计划。吴禄贞批阅完军咨府转滦州张绍曾的电奏件，交书记员送出，此人出去后突然又惊慌折回。这时司令部已被包围，马蕙田带着一些人闯进办公室，口称大人高升，向大人贺喜，却随手拔出手枪连连射击，吴禄贞随即倒在血泊中。马蕙田遂割下吴禄贞首级去邀功请赏了。办公室案上滦州张绍曾的来电：“我军整装待发，请与山西义军前来会师”和吴禄贞的复电“愿率燕晋子弟一万八千人以从”墨迹尚未干。参谋长张世膺在车站旁同时遇难。赶到石家庄赴约的山西义军先头部队，听到吴禄贞被刺的消息，撤回山西，将吴禄贞的尸体运往娘子关入殓。
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表彰先烈，下令吴禄贞以陆军大将军例赐恤，追赠同时遇难的张世膺烈士为陆军少将衔，周维祯烈士为陆军大都尉衔。3月14日，黄兴主持在上海张园举行追悼吴禄贞活动。孙中山先生派员前往致祭，并亲撰祭文。
1913年11月7日吴禄贞烈士遇难二周年之际，石家庄人民和山西人民在烈士牺牲的正太车站北边择地修建了吴公祠和陵园，将吴禄贞的遗体由娘子关迁葬于此，将与吴禄贞同时遇难的张世膺和周维祯烈士的遗体，安葬在吴禄贞墓的两侧。举行葬礼时自动聚集万余人参加。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特派专使前来祭悼。
1982年，三烈士墓迁建于石家庄市长安公园。4月12日吴禄贞烈士的子女和亲属从国内外赶到石家庄，暨石家庄各界群众代表在烈士墓前举行了隆重的落成扫墓仪式。
辛亥三烈士喋血石家庄，其意义，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辛亥革命的进程，而且对石家庄来说，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是进入近现代石家庄发生的第一次政治事变，从此，石家庄搭起了政治舞台，融入了中华民族翻身图强的历史洪流中，拉开了新的历史进程的序幕。
（三）风起云涌闹工潮
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石家庄在时代风云的洗礼中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转变。随着产业工人队伍的形成和壮大，作为新的生产力代表，产业工人登上了政治舞台，是石家庄步人20世纪的重大事件。石家庄的工人运动，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高潮，溶入了全国工人运动大潮中，使石家庄在现代化城市的起步阶段，就具有了非凡的城市底色。
工人捐款修建大石桥
石家庄工人阶级第一次显示自己的力量，是1907年，工人自发集资修建大石桥。
京汉路和正太路相继通车后，两条铁路从石家庄中心穿过，把石家庄分成了东西两部分。铁路没有安全实施，行人车辆穿越铁路，经常发生火车轧撞人畜的事故。铁路员工和各界代表上书法国铁路总办，要求拨款建桥，法国资本家置之不理。铁路工人气愤异常，决心自筹资金建桥。在一部分工人代表的倡议下，2500多名职工每人捐献一天的工资，做建桥费用。建桥工程由唐山人赵兰承包，1907年春季动工，秋季完工。桥身由青石砌成，桥长150米，宽10米，高7米，23孔，大桥两端各塑有两尊石狮，坚固美观，同时跨越正太、京汉两条铁路共七股线路。从此，火车从桥下畅通，行人从桥上跨越，方便了过往行人和车辆。当时，市民编了歌谣：大石桥，大石桥，工人血汗来建造，一块青石一份情，青石哪有情义高。
大石桥是石家庄历史的见证，石家庄工人阶级第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从此，工人阶级登上了石家庄的历史舞台，掀开了石家庄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正太风暴
石家庄的工人运动起源于铁路。早在1920年上半年至1921年，李大钊在北京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派罗章龙、邓仲夏、张国焘等到石家庄，在铁路工人中进行宣传演讲，并通过火车将传单散发给铁路工人。经过宣传教育，发展了正太总机厂工人孙云鹏等一批积极分子。1921年5月孙云鹏代表石家庄铁路工人出席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
随着工人觉悟的提高，在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孙云鹏等积极分子串联工人，也准备成立工人俱乐部。这时，香港海员为反抗英国资本家的压迫，于1922年1月举行了大罢工。消息传来，孙云鹏、施恒清等组织正太总机厂工人成立了“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通过集会、捐款、发声援电等形式，援助香港海员罢工。这是石家庄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发端。这一事件使工人们感受到了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922年2月间，正太总机厂工会组织成立，开始名为工人联合会，后来改为“工界联合会”，最后向当局立案时定名为“工业研究会”。12日在石家庄同乐戏院召开“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工业研究会”被工头把持，为此，孙云鹏四次到北京找党组织，要求派人来石家庄领导工人运动。同年七八月间，李大钊派张昆弟来石家庄，发动工人，成立了同义俱乐部，因警察局不予立案，改名为石家庄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10月8日5000多名会员在同乐戏院召开成立大会。12月初，根据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要求，传习所改为石家庄正太铁路总工会，下设石家庄、阳泉、太原三个分工会。
正太铁路总工会的成立，掀开了石家庄工人运动崭新的一页，在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推动下，于12月15日，举行了正太铁路大罢工，向法国资本家提出了九项条件，发布了罢工宣言，组织了纠察队，规定了罢工纪律。北洋政府、军阀吴佩孚、山西督军阎锡山、直隶督军曹琨、直隶省长王承斌纷纷打电报，威胁利诱，罢工工人不为所动。王承斌派出保安队，曹琨派了一个团的兵力，企图用武力胁迫工人复工。铁路工人坚持斗争，又提出了五项补充条件，政治上要求承认正太铁路总工会有代表全路工友之权。罢工得到了石家庄工、商、农、学各界的支持，全国各地工人也给予声援。罢工坚持了12天，正太铁路局被迫答应了14项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举行了“二·七”大罢工，在石家庄地区，以正定车站为中心，1400多名铁路工人参加了罢工，石家庄电灯公司的工人也参加了铁路大罢工。正太铁路工会组织工人，于2月7日中午，举行声援罢工，提出罢工口号：罢工纯为援助京汉工友，不答应京汉工友条件，决不复工。罢工坚持到10日，京汉路复工后才结束。
声援“二·七”罢工，表明石家庄工人运动已和全国工人运动融为一体。之后，虽然工人运动处于低潮，正太铁路总工会几次被查封，但是，工人们仍然用各种方式坚持斗争。“二·七”复工后，开展了反对开除罢工工人和工会委员的斗争；5月1日，用小罢工的形式，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5月7日是袁世凯对日签订“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3000多名工人在正太饭店广场集会，游行示威，冲破了反动当局“二·七”后不准集会游行的禁令；开展了“二·七”失业工人要求复工的斗争；这年8月，为了反对法国资本家解雇工人，车房全体工人集体辞差，迫使资本家取消了解雇工人的决定。1925年“五卅”运动中，虽然正太铁路总工会两次被查封，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仍用各种方式展开了声援斗争，成立了“对英雪耻会”、“沪案后援会”，发动工人募捐，又联合石家庄商会、学界，于6月16日在大石桥广场召开了3000多人参加的石家庄各界沪案后援会成立大会。这年8月傅茂公（彭真）来石，领导石家庄工人运动。正太总机厂工人开展了夺回工人自己到山西买米权的斗争。在第三次被查封后，于1925年11月又恢复了正太铁路总工会，并成立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石家庄分工会。1925年9月24日奉系军阀秘密杀害了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19岁的共产党员高克谦。1926年1月17日，正太铁路总工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石家庄分会发起组织，在石家庄车站广场召开了高克谦追悼大会，1.2万人参加了大会，大会做出两项决议：捐款为高克谦烈士铸铜像，建坟墓；要求石家庄警备司令部严惩工贼。追悼大会前，工人敢死队抓获了三名工贼，送交了警备司令部。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对石家庄铁路工人的斗争，1926年2月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给予了很高评价：“正太铁路工会以石家庄为主脑，从第二次代表大会到反奉战争起时，该路工会虽受奉系军阀高压，没公开恢复，但该会很努力活动。曾包围过石门警察厅，以群众的力量保释出该会领袖孙云鹏。在‘五卅’惨案运动中，并领导石家庄、正定各界游行、捐款、抵制英、日货，作过很剧烈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运动。……
“工贼铲除后，该会即派宣传队协助大兴纱厂工友组织工会。……此外民主石家庄举行的高君克谦追悼会，国民大会，工农联欢会……该会均处于领导地位。”①(1926年出版的《铁总年鉴》）
纱厂工潮
大兴纱厂虽然是民族资本企业，在外部，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存在你死我活的矛盾和斗争，但在企业内部，资本家和工头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却同样残酷。大兴纱厂工人待遇低，月平均工资收入，1924年为7.96元，1925年为9.47元，而工作时间每天12小时，还时常加班加点，而加班常常是无偿的，即使发给加班费，也只有二三个铜板。工作条件恶劣，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措施，工人在车间致病、致残、致死的事件几乎天天发生。工人的人身权利没有保障，处罚制度极其残酷，规定处罚方式是罚和打。罚即扣工钱，旷一个工罚一个工；打，细纱车间打三毛棍，摇纱车间打三板子。打时不准喊叫，喊叫即加打。挨打后，双手肿起一寸厚，还得继续干活。出厂门，要挨个搜身。而童工、女工遭受的欺凌更甚。大兴资方为了获取更多剩余价值，大量雇用童工、女工，童工几乎占工人总数的一半，大的十三四岁，小的只有八九岁，而工作时间和成人一样，工资只有成人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童工经常挨工头的打骂，而女工还要受人格的侮辱。
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激起工人的强烈不满，工人开始奋起反抗。开始是自发的，用消极怠工、暗地教训工头等办法反抗。随着正太、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特别是高克谦追悼会，极大地鼓舞了其他产业工人。作为石家庄最大的工业企业大兴纱厂，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觉悟有了极大提高，迫切要求成立工会，维护自己的权益。1926年1月31日，大兴纱厂工会宣告成立。
工会成立后，执行委员会提出了不准资本家打骂工人和要求改善待遇等16项条件。厂方对16项条件迟迟不予答复，而且借晋系军阀占领石家庄之机，勾结晋军，收买打手，杀害工会积极分子。工会组织工人，宣布罢工，坚持了20多天，最后被晋系军阀镇压下去了。工人代表、积极分子、纠察队员300多人被开除。从此，石家庄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1928年大兴工会恢复， 1929年1月10日夜11时，大兴纱厂工会向资本家提出改善工人生活的10条要求。大兴经理惊恐万分，急派人报告了“正定区剿匪司令部”，又向汉口董事会报告，汉口董事会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河北省军政当局通电告急。工人们顶着驻军、河北省党部、河北省政府、石门公安局威胁和压力，坚持斗争，迫使资方答应了工会的9项条件，于1月29日达成协议。之后，大兴纱厂工人又于1933年兴起了第三次工潮，要求发放年终双薪，举行了历时一个月的罢工斗争。
煤矿风云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石家庄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但工人斗争并未完全停止。这年秋天，井陉煤矿和正丰煤矿先后建立了工会组织和纠察队，开展了一系列争取工人权益的斗争。
当时，井陉煤矿资本家大量裁减工人，大批工人失业；拖欠工资，到1927年底，对留在矿上的工人已拖欠了6个月的工资。工人生活无着，被迫起来和资本家斗争。1928年初，工会提出了九项条件，资本家不予答复，工会即组织发动工人展开罢工，经过三天三夜的激烈斗争，迫使德国资本家答应了条件。
正丰煤矿也举行了罢工斗争。开始，工人代表向德国资本家提出给工人发煤的要求，资本家克里喀不仅不答应，还要动手打工人代表。工会立即发动工人怠工，再次提出给工人发煤和增加工资的要求。克里喀只答应每月给工人发200斤煤。这时，井陉煤矿罢工取得胜利，鼓舞了正丰煤矿工人，由怠工转为罢工，工会提出了增加工资、请假不扣工资等12项条件，迫使资本家答应了其中的主要5条。在工运处于低潮时，井陉煤矿和正丰煤矿的罢工取得了胜利，为以后的工人运动打下了基础。
1932年煤矿工人反对资本家剥削的斗争再一次高涨起来。1932年12月，井陉煤矿工人为争取花红，派代表与总局交涉，取得了胜利。1933年初，正丰煤矿工人展开了索薪斗争。“九·一八”事变后，正丰煤矿资本家借口爆发战争、煤的销路不畅，一是大批裁减工人，二是让外工少上工，三是每日扣发一半工资。到1933年初，已累欠工人6个多月的工资。工人展开罢工，提出了发清欠资、增加工资等8项条件。2000多工人包围了办公大楼，资方用黄色工会欺骗，用武力威胁，工人们不屈不挠，坚持了三天三夜，迫使资本家立即发了三个月的工资，罢工取得了胜利。
（四）高涨的抗日爱国民主运动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石家庄正太铁路员工于9月29日举行大会，成立了正太铁路同人救国会。当时，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只有马占山部孤军奋战，为了慰劳东北抗日将士，救国会发了慰问电，发起了募捐，向该部捐款1000元。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战，2月10日，救国会又发起募捐，向十九路军捐款1000元。
随着形势的发展，石家庄工人群众抗日救国热情日益高涨，为了团结广大的工人群众，1932年5月17日正太铁路同人救国会决定改组扩大，8月12日召开大会，将正太铁路同人救国会改为正太铁路员工救国会。
1933年1月，日本侵略军进犯华北，华北驻军抵抗日军，在榆关与日军血战。1月11日，正太铁路员工救国会做出募捐、慰问、宣传等5条决定，全路员工2830多人踊跃捐款，立即汇往抗战部队，并两次派人携带慰问品前往医院慰问伤员。救国会还组织了救国10人团、宣传队，在车站、街道和周围村庄宣传抗日救国，并对铁路员工进行军事训练。针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救国会多次致电南京政府、北平军事委员会，呼吁“停止内争，一致御侮”。
1935年12月9日以后，以石家庄平汉扶轮学校、正太扶轮学校、正太铁路职工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为主体，投入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石家庄抗日爱国民主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石家庄平汉铁路扶轮学校后，激起广大师生的爱国热情。先由学生会主席王桂田根据地下党指示，带领几名学生，将宣传品绑在石头和砖瓦块上，投进石门中学院里，第二天，石门中学院里抗日救国的标语传单随风飘扬。“投石宣传”后一天，在共产党员、教师朱效成、周家华的组织带领下，联合正太扶轮学校、正太铁路职工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近千人举行了游行示威。游行大队冒着严寒，沿着全市各条大街，一路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高呼抗日口号，一直到天黑。第二天，全市又举行了有工人、学生、教员、市民约四五千人参加的示威游行，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传单撒遍了学校、工厂、商店。
抗日救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使石家庄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结合起来，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石门市委领导下，整顿了正太铁路员工救国会，并由共产党员朱琏组织了石门市妇女救国会，由共产党员陶鲁茄组织了石门市青年救国会，还建立了工人救国会、商界救国会，成立了全市抗日救国领导机构—石门各界慰劳前方将士后援会。1936年绥东抗战后，正太工人每人捐献一日工资，社会各界又捐献1000元，派慰问团赴绥远，慰问绥远抗日将士。还在全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热潮。由工人、学生、商人、知识分子组成了庞大的宣传队伍，组织了歌咏队、话剧团，主办了《北风》、《北光》、《大家来唱》等报纸杂志，展开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在正太铁路扶轮学校任音乐教员的赵子岳负责歌咏队，经常带歌咏队到工厂、农村、学校、车站、部队、街道去演唱，还经常到工人、学生、市民中教唱抗日歌曲。当时，《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在群众中很是普及。
1937年10月石家庄被日本侵略者霸占，石家庄各界群众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抗侵略者的不屈斗争。
二、中流砥柱
随着石家庄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产业工人逐步壮大，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石家庄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石家庄成为冀中、冀南的政治中心地位奠定了基础。
（一）石家庄第一名共产党员
随着石家庄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产业工人逐步壮大，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石家庄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石家庄成为冀中、冀南的政治中心地位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以李大钊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到石家庄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力量，发动工农运动，发展中共党员，建立中共组织。
在石家庄，较早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正太铁路总机器厂工人孙云鹏。
孙云鹏，天津沈庄子人。1905年到正太铁路总机厂的机器厂当机器匠（刨床工人）。当时，工人们生活艰难，思想苦闷，不少人下工后去聚赌、酗酒，以发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孙云鹏不喜欢这些，他到总机厂八号门外的复元堂公所，加入戒烟酒会，下工后到公所里和工人们聊天。工人们谁有什么困难，他总是跑前跑后，帮助周济，因而在工人中有很高的威信。
1921年张国焘、朱务善等人到石家庄活动时，就与孙云鹏建立了联系。1921年夏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曾派太原一中学生、后任太原团的负责人贺昌到石家庄正太铁路总机器厂活动，也向孙云鹏宣传革命道理。不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和长辛店工运领导人史文彬来到正太总机厂开展工运工作，他们向孙云鹏宣传革命道理，谈共产党的性质，启发孙云鹏觉悟。在交往中，孙云鹏等工人看到劳动组合书记部派来的人，生活上与工人同吃同住，不分彼此；为了给工人争得利益，他们总是冲在前面，不顾个人安危；他们个人生活清苦，还省下钱捐助工会，支援工人运动。对此，孙云鹏深受感动，决心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反帝反封建革命中去。鉴于孙云鹏的积极表现，1921年9月，“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吸收他为会员。同年12月，孙云鹏到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学习结束后，由罗章龙介绍，在北京大学西斋加人中国共产党，成为石家庄第一名共产党员。
入党后，孙云鹏一面积极创建地方党组织，一面积极开展工人运动。1922年2月，孙云鹏学习京汉、陇海，京绥铁路的经验，发起成立了正太铁路工界联合会（立案时改为工业研究会），组织正太路工人多次罢工斗争。
1922年5月1日，孙云鹏到广州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1923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云鹏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二七”被捕工人救济情况报告》，得到大会及国际代表的高度评价。
1924年2月7日第一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正式成立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孙云鹏当选为执行委员长。
1924年5月21日，中共北京区执委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张国焘在京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供出了在京和各铁路党员名单，其中正太路、京汉路有8人。因此，时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的孙云鹏于7月9日在石家庄被捕。孙云鹏被捕后，被解往天津金家胡同北洋行营营务处。在狱中，敌人对他多次施以严刑，威逼其承认共产党员身份。孙云鹏冷静地回答：“共产党员是要很有资格、很勇敢的工人才能加入的，我倒很想加入共产党，不知共产党肯不肯收留我。”因敌人抓不到确切证据，又经党团组织斡旋营救，孙云鹏于11月5日获释。他回到石家庄，鼓励工友说：“伙计们，咱们还得干呀！”
（二）石家庄的中共早期组织
孙云鹏加人中国共产党后，在中共北京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具体领导下，团结正太路进步工人，发展积极分子入党， 到1923年建立了正太铁路中共小组，孙云鹏任组长。同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太铁路总机器厂支部也随之成立。这是石家庄最早的共产党、青年团组织。以后又扩展到阳泉、太原，整个正太路建立起党支部，孙云鹏任支部书记。
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报告中指出：“正太情形最好。因彼方有九个C.P（共产党）同志，二十余S.P(青年团)同志，人都很好，并且都勇敢努力，他们对于工会的组织潜在外进行，执行委员会不断地开会。”在1924年5月10日至15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扩大会议上，中共北京区执委作了《京区报告》。在报告的“党务”部分指出：“石家庄有党员七人（工人）”，“唐山、石家庄皆早已成立地委。惟石家庄现因缺人主持，有等于无。”可见，在1923年11月前，石家庄就已建立了中共石家庄地方执行委员会。这时，石家庄的中共党员数占全国党员总数的1.6％。
1926年1月，中共石家庄特别支部委员会成立， 1926年1月20日组织召开了欢迎冯玉祥国民军进驻石家庄、庆祝正太铁路总工会的恢复和京汉铁路石家庄分工会建立的军民联欢大会。1月17日又组织召开了高克谦烈士追悼大会，石家庄各界1.2万人参加，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长达两华里。如此规模的集会和游行，在石家庄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中共石家庄特支又在郊区的孙村、花园村建立了党组织，发展党员20多名，与正定党组织也有了密切的工作联系。石家庄党组织的发展和革命运动有了新的局面。
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后，晋系军阀阎锡山占领石家庄，立即取缔工会组织，通缉中共石家庄特支领导成员。中共石家庄特支领导成员王光宇、傅茂公、王警昆被迫撤离石家庄。此间，石家庄市内虽然无党的组织，石家庄的革命运动处于低潮，但是，仍然有党员在活动。
（三）石家庄地区统一的中共领导机关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同时，奉系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北方也大肆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北京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者，杀害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及其他19名革命者，中共北方区执委遭到严重破坏。8月1日，中共顺直省委成立，9月顺直省委改组。改组后的省委向石家庄等地派出巡视员，帮助整顿和改组党组织。改组后的石家庄党组织为中共石家庄市委。此时，由于奉系军阀的疯狂镇压，环境十分恶劣，各种活动异常艰难，市委工作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1928年3月，顺直省委再次改组石家庄市委，对石家庄党组织的工作提出要求：一是尽快恢复正太、京汉、大兴纱厂等支部工作；二是在井陉、正丰煤矿工人中积极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的组织；三是党的组织要向市郊农村扩展延伸，建立农村支部；四是加强与省委的工作联系，及时汇报工作情况。但由于环境条件所限，石家庄市委的组织机构仍然没有完全健全起来，活动只能分散和零星地进行。
为了加强对石家庄工作的领导，1928年七八月间，顺直省委派邢克让到石家庄，对石家庄市委进行了充实和调整。新的市委组成后，根据形势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特点，加紧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市委的活动引起石家庄当局的极大恐慌，对党组织加紧破坏，多名党员被捕，市委主要负责人遭通缉，中共石家庄市委遭到严重破坏。
虽然中共石家庄市委遭到破坏，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但是市委领导隐蔽着，继续坚持开展秘密活动。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组建了新的顺直省委，决定在全省设立中心地方党部，石家庄被划为全省8个中心地方党部之一，将石家庄市委与正定中心县委合并，建立中共石家庄中心市委。中心市委直接领导石家庄市、井陉煤矿和井陉、晋县、深泽、饶阳、正定、元氏、安平、藁城、无极、行唐、栾城、高邑、赞皇、赵县等14个县党的工作。此时，在石家庄市区约有党员90多名，加上周围各县，党员人数达到495名。
至此，石家庄地区有了统一的党组织领导机关，这也是石家庄地区第一个城市与农村统一的地区性的领导机构。中共石家庄中心市委的建立是石家庄地区党组织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石家庄地区党组织已经完成了由分散走向统一、由局部领导实现统一领导的开始。至此，石家庄在冀中、冀南的政治中心地位开始确立。
之后，中共石家庄中心市委又多次遭到破坏，但是，党组织和党员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坚持斗争。 1931年5月5日，中共河北省委决定，撤销石家庄（石门）中心市委，建立中共河北省直中特别区委员会（直中特委），领导范围包括正定、井陉、灵寿、新乐、行唐、藁城、无极、深泽、栾城、晋县、束鹿、赵县、宁晋、元氏、赞皇、高邑、获鹿、平山、阜平等县党组织。直中特委机关设在石家庄市内大桥街附近。到1932年3月，直中特委党员发展到887名。
1933年3月，直中特委书记被捕变节，直中特委遭到破坏。 1936年1月，中共河北省委派人到石家庄恢复党组织，组建中共石家庄市工作委员会，属河北省委直接领导。同年3月，省委将工委改称为中共石家庄市委员会。 1936年4月，省委派人组建了新的中共直中特委，特委与新成立的中共石家庄市委接上关系后，市委也改由特委领导，特委机关与市委合署办公。
1937年5月，日军侵华形势日趋紧张。中共中央决定将河北省委一分为二，成立中共河北省委员会（驻天津）、中共平汉线省委员会，驻石家庄。平汉线省委领导保属、直中、直南、直鲁特委，机关同直中特委和石家庄市委合署办公。1937年9月底，平汉线省委根据日本侵略军南侵的形势，决定直中特委、石家庄市委带领大批共产党员撤离石家庄，西上太行山，开辟新的工作。
三、历史的新奉献
1947年11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华北重镇石家庄。历史在这里掀开了新的一页。石家庄和中国革命的进程紧密联系起来，承担着特殊的使命。红色之城有了更新的历史内涵。
石家庄的解放，成为历史的转折点。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之后，夺取的第一个2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这是更新意义上的战略反攻——攻克城市，吹响了向城市进军的号角，拉开了中国革命总战略由农村包围城市向夺取城市转变的序幕。
随着石家庄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石家庄成为了一块热土。在这块热土上，立足着中国革命的最高统帅部——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20世纪40年代末，在中国两大政治势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决定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中，中国共产党和伟人毛泽东，在石家庄导演了埋葬一个旧时代，开创一个新时代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巨变。
石家庄的城市工作成为中国革命的新起点，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夺取、接管、建设城市的新的伟大的事业，在石家庄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工作重心转移时的第一个城市政权，作为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实验田，为中国革命从农村向城市的战略转移积累了经验，提供了样本，为中国共产党确立和完善城市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实践依据。
在这里，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由夺取政权的革命党走向执政地位的历史进程。石家庄，新中国的孕育地，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石家庄市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记。在这里，确立了新中国政治、经济、组织体制和建国方略；在这里，拉开了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序幕，孕育了新中国中央政权的雏形；在这里，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在这里，新中国的多项事业创立发展。在这里，在新中国成立前，第一个召开城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人民政权，组建民主、联合的城市政权，“提供了全国实行人民民主的范例”。
这一切,都为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开辟了道路。这一切，确立了石家庄在中国历史上的新方位，确立了石家庄不同凡响的历史地位，成就了石家庄极其辉煌的历史时期，为石家庄的城市底色增添了非凡的色彩。
尤其值得重点总结的是，1947—1949年，在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大转折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在石家庄开创了“四个第一”，石家庄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以奉献“四个提供”为主要内容，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历史性的奉献
（一）解放战争中攻克的第一个大城市，
提供了“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石家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反攻开始后，解放的第一个较大城市，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总战略的根本转折——由农村包围城市转向夺取城市，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由游击战、运动战向攻坚战转变的转折点，吹响了向城市进军的号角，开始了夺取、接管、建设城市的新的伟大的事业。解放石家庄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提供了“夺取大城市之创例”。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从当时国共两党决定中国两种命运的整个战局来分析
当时，石家庄不过是一个人口近20万的城市，但是，在当时国共两党决定中国两种命运博弈的棋盘上，却是一枚大棋子。国共两党都在用巨手来拨动这枚棋子。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决定的。
首先是石家庄的战略地位。石家庄的区位优势，决定了它的政治、军事地位。审视石家庄历史，在古代，无论是从东垣故城到常山郡治，还是从真定国王都到正定府城，都雄踞滹沱河南北两岸，扼燕晋，控中原，以兵家必争之地，成为石家庄的历史“亮”点。到了近代，它处于平汉、正太、石德铁路的交汇点，成为重要交通枢纽。因此，侵华日军格外看重石家庄，作为侵华的战略据点，列为“华北六大都市”之一，重点经营。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派兵抢占了石家庄，一个军驻扎石家庄，继续加修工事，妄图长期固守。如果人民解放军攻克了石家庄，不仅切断了南北交通，而且使我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连成一片，从根本上扭转了华北战局。石门开——华北南大门洞开，北平岌岌可危，国民党就会完全处于守势。华北的战局发生根本变化，进而会对全国战局产生巨大影响。
其次，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就要找到一个拐点。1946年蒋介石撕毁和平协定，发起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爆发。此时，与国民党的实力相比较，中国共产党处于劣势。蒋介石的军队，装备先进、武器精良。国共双方兵力的对比是3.37∶1。蒋介石还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控制着全国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控制着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还有相当规模的军火工业。蒋介石还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援助。所以，在头4个月的战争中，国民党军占领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153座，解放军只收复或攻占了48座县城，得失相抵，解放军丢失了105座县级以上城市，以及大片土地。特别是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失守，使局势更加严峻。所以，占领张家口后，蒋介石以为胜局已定，则在10月18日在南京召集秘密军事会议，宣布“五个月之内打跨共军”。
但是，到了1947年下半年，解放军就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节节胜利，占领城市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从丢掉张家口，到攻克石家庄，这是一个分界线，也是一个起点。不仅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赢得了棋局中的主动权，而且，迈出了具有战略转折意义的步伐。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新阶段。
从中国革命的总战略转折意义上分析
攻打城市，牵涉到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路线和中国革命的总战略。
自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1927年从南昌城走出，到1947年，20载转战南北，从小到大，打过多少可以载入军事史册的胜仗，但在城市攻坚上，留下的却是失利的纪录。正是从这血的教训中，中国共产党和领袖毛泽东悟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的总战略。
抗日战争进入胜利阶段和解放战争初期，人民军队也发动了夺取城市的战役，也曾控制了部分城市。但是，随着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在东北由苏联红军从日本侵略者手里夺取、后由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控制的城市，相继落入国民党手里。在维护和平，反击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军事斗争中，晋察冀解放军发动的大同战役、归绥战役、集宁战役相继失利。
于是，共产党根本没有力量攻克、占领城市，似乎成了历史的定论。
石家庄的解放，打破了国民党防守的大城市不可攻克的神话，吹响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向城市进军的号角。这是继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之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进程中的又一个重要的战略转折。
从军事开创意义上分析
石家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反攻开始后，解放的第一个较大城市。其历史贡献，从军事角度考察，集中反映在军事思想的开创意义上，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适应全国战局变化的形势，由运动战转向攻坚战，提供了攻克设防大城市的战术经验。指挥战役的将帅们把之概括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发展史上，攻克20万以上人口的设防城市，还是从石家庄开始的。在此之前，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初期，我军主要进行的是游击战和运动战，军事战略战术思想，都是围绕着游击战和运动战而完善和发展。解放战争开始后，虽然也攻打过大同，围攻过归绥、包头，但都没有得手，没有为解放军攻坚提供成功的战略战术经验。因此，攻克石家庄，成功进行城市攻坚战，就有了开创性的意义。朱德总司令在石家庄战役结束不久，于1948年12月1日指出：“这次打下石家庄最大的收获是我们提高了战术，学会了攻坚，学会了打大城市。”之后，对攻坚战术进行了总结，推广到全国各个战场，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从中央工委领导，到当时参加战役的解放军指战员，以至后来史学界，都认为石家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
（ 二）中国共产党在工作重心转移时建立的
第一个城市政权，提供了城市工作的样本
石家庄这样重要的城市的解放，开启了夺取城市、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进程。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只有从农村走入城市，建立城市政权，才能最后夺取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这就不仅需要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转变，还需要思想观念、工作作风、领导方法的根本转变。这就迫切需要有系统、完整的城市工作经验供参考，有一个城市工作的样本供借鉴。而石家庄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战略根本转折时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便承担了不同寻常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刘少奇提出的：石家庄的问题，“是党进入大城市遇到的新问题”，石家庄要“创造出一套石家庄的东西”，“要在石家庄摸索出管理大中城市的经验”，“为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提供样本”。在这个问题上，石家庄的历史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和认识。
城市工作的实验田，为中国共产党确立和完善城市工作方针、政策提供了实践经验和依据。
1947年~1949年，是中国革命战略和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根本转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探索和完善的时期。石家庄解放之初的城市工作，是在中央工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中共中央城市工作的实验田。从1947年11月到1949年10月，两年间，石家庄城市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体现在城市工作的各个方面，突出地集中在了把握城市工作依靠谁的问题、解决城市政权的性质问题、抓住城市工作的中心、探索实行正确的城市经济政策、确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五个方面。这为中国共产党确立和完善城市工作方针、政策提供了实践经验和依据。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变化的进程。
石家庄解放既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更是一个新起点，是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起点，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变化——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历史进程的起点。当中国共产党最终立足城市，便完成了自身历史角色的转变：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城市人民政权建设的实践，正是这种角色转变、执政地位确立和巩固的历史过程。建立稳固的、完善的、团结民主的城市人民政权，是中国共产党确立和巩固执政地位的基础。石家庄城市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开启了中国共产党走向执政地位的历史进程。
解放初石家庄城市政权建设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中央和地方的文献资料中有比较完整和详细的记载。无论是解放石家庄战役，还是城市工作，都是中共中央、中央工委直接指挥和领导的。而且，一开始目标就非常明确，就是要在实践中开创城市接收、管理、建设和城市政权建设的经验，为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提供样本。
( 三)第一个召开城市人民代表大会，
“提供了全国实行人民民主的范例”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工作重心转移时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石家庄人民政府在城市复杂的环境中，能在极短的时间站稳脚，扎下根，得到城市各阶层群众的理解、拥护、支持和参与，为城市人民政权建设提供了经验，具有非凡的意义。特别是1949年7月，石家庄召开了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由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通过人民代表选举市政府成员，开创了城市人民政权建设的新纪元，为新中国的诞生献上了一份厚礼。
石家庄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此，《人民日报》专题报道，誉为“提供了全国实行人民民主的范例”。
(四)成为新的政治中心，为中共中央立足华北
孕育新中国提供了前提条件
华北重镇石家庄解放后，被分割开的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使石家庄成为华北乃至全国的政治中心，为中共中央立足华北，靠近交通线和大城市，指挥战略决战，奠定了基础，为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建立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创造了前提条件，为新中国的诞生做了准备。
正是石家庄的巩固和安定，使中共中央最终落脚西柏坡，石家庄和西柏坡是不可分割的一体。这时的石家庄成了中共中央对内、对外的接待站，也成为中共中央的前哨和屏障。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正是由于石家庄的巩固和安定，使中共中央有了安定的环境，可以集中精力，在这里指挥了战略决战——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这里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决策了中国革命由农村向城市的战略转移，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这里孕育了新中国，谋划了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揭开了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序幕，开启了新中国人民政权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国人民银行在这里成立，第一套人民币在这里发行，新中国的多项事业从这里起步、发展。大批的治国人才从这里走出。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红色元素，是以一个“城市”的整体和特定历史背景下“城市”的特殊含义出现的。从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中，开掘、凝结出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来。这就是在创造历史荣耀的同时，石家庄也形成了以创新意识、进取精神和务实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时代精神。在这种时代精神的激励下，70多年前，石家庄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这种时代精神的激励下，70多年来，石家庄完成了由近代城市向现代化中心城市迈进的历史嬗变。这种历史铸就的时代精神，是石家庄持续发展的推动力，是石家庄不断发展壮大的凝聚力，是石家庄城市的核心价值，是石家庄的城市之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