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石家庄历史文化在华夏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中,有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即。学界公认,城市是文明起源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么,这一因素,在石家庄展现了怎样的图景?换句话说,石家庄的城市历史有多长?

  在学界和坊界,对石家庄城市历史的认知,长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定位。事关对石家庄历史的准确把握和认知,关乎石家庄的文化形象,也影响着石家庄人的文化自信的树立,不能不辨析清楚。

  辨析,不能凭感情,不能取片面化,更不能靠哗众取宠博眼球,而要扎扎实实到石家庄城市发展的历史全过程中追根溯源,寻求答案。 

 

  一、石家庄是火车拉来的城市吗?

  从改名争论折射出的认识误区

  要追根溯源,寻找石家庄城市的源头,需要摆脱一种思维定势,从认识的误区走出来。

  长期以来,“石家庄城市历史短、文化积淀浅”成为一部分人和某些主流媒体对世界历史的认知,“火车拉来的城市”“百年石家庄”成为石家庄城市历史的定位。

  这样的定位,符合石家庄城市发展历史的实际吗?

  我们的城市——石家庄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历来是困惑石家庄人的“死结”。能不能解开这个结,关涉到对这个城市的认知、认同,也折射出文化自信的程度。

  石家庄的历史和文化底蕴问题,是什么时候让石家庄人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大概最晚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起始,放眼看外界,有人觉得自己脚下的城市的对外形象拿不出手了。于是,“贫文”的帽子,就戴在了石家庄的头上。

  虽然经过一批专家学者和史志工作者的锲而不舍地研究、挖掘、宣传,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石家庄区域“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基本形成社会共识。但是,问题一回到石家庄城区,就失去了文化自信,“建市历史短,城区没有历史文化”便左右了人们的思维,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认识误区。

  造成这种情况,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对石家庄城市历史缺乏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古代、现代中心城市的变迁和传承关系知之甚少,有的人就被表象所困扰,把石家庄市的历史等同于石家庄村的历史;另一个因素是宣传的误导。为了追求“吸引眼球”的效果,有的学者、媒体在用语生动、形象上下功夫,全然不顾历史事实和客观效果。

  比如,在一个时期,我们太过于津津乐道“天下第一庄”,新闻媒体这样喊,文艺舞台这样唱,甚至工业产品也这样标,“天下第一庄”成了石家庄的形象标志,以至于给人们一种误导:把石家庄市和石家庄村划等号,把石家庄市的历史框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范围内。

  在一些人眼里,太过钟情于“火车拉来的城市”,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石家庄成为现代化城市的其他重要因素,无形中割裂了石家庄城市的历史传承关系,把石家庄城市的发展历史孤立起来,把石家庄“市”史卡在一个狭小的时间范畴内。

  长期以来,这样的舆论,这样的宣传,误导了多少人?我们让自己,也让世界,就是这样来认知、认同我们这个城市的。

  狭小的“时空”观,让石家庄英雄气短。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孜孜不倦地探求“突围”之路,出路之一,就是为石家庄改名。

  这不是个新话题。这样的舆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曾几起几落。早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在石家庄就有过这样的争论,随着石家庄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而偃旗息鼓。而到了2008年,又有人旧话重提,不仅炒作到报纸上,而且扩展到互联网的几个大网站上,很是热闹了一番。最后因遭到多数人的反对也无果而终。一年后,2009年8月间,改名之风又一次刮起,这次的改名风是由省内一家媒体的一篇报道《正定纳入主城区,石家庄要不要改‘正定’》引起的,在报纸、互联网上引起沸沸扬扬的争论。这一次,争论终于引起石家庄市政府的关注,市政府有关部门站出来澄清,“石家庄市委、市政府没有为石家庄更名的规划”,表明了不宜更改的态度。

  改名争论虽然再一次尘埃落定,但是,仔细分析先后几次“改”派提出的石家庄必须改名的理由,不管有几条,其核心就是石家庄历史短浅,没有文化底蕴,石家庄的名称“土”、“俗”,没有文化含量,需要通过改名来提升石家庄的文化含量。

  按说,几十年来,石家庄各界学者和历史文化研究者、史志工作者,对石家庄的历史和文化做了大量的挖掘、展示和宣传工作,仅石家庄市政协就组织编著了有关专著十数册,“石家庄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已基本形成共识。为什么有人视而不见,一而再、再而三地炒作此题?冷静下来思考,是不是也该给我们留下什么值得反思的东西?

  平心而论,这些“改派”,并没有恶意,无非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其依据和出发点,仍然是建立在狭小的石家庄城市历史“时空”观的基础上,没有抓住石家庄城市历史文化的真正“症结”。

 

  二、追根溯源 哪里是石家庄的城市原点?

  随着石家庄火车站搬迁,旧火车站干什么用,引起关注。此时,有人提出建议,在旧火车站建城市原点。

  城市原点,说白了就是城市的出发点。石家庄的出发点是在旧火车站吗?说到底,这仍然没有摆脱石家庄是“火车拉来的城市”的思维定式。

  研究城市历史,探究城市的起源和发展,不能受主观感情的左右,也不能主观臆测,而是必须从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要依据考古成果,要依据历史典籍,也离不开对当地、当时的各种因素,包括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的分析,从历史事实中得出真实的结论。

  (一)台西:石家庄城市起点溯源

  一部城市发展史表明,石家庄城市的出发点是滹沱河沿岸。

  前面我们分析过,石家庄历史悠久,母亲滹沱河孕育了一方文明。滹沱河流域是较早的人类聚集区,是人类文明开发较早、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地区。在这里,充裕的水源和肥沃的冲积扇平原,成了富庶之地,为人类生活繁衍提供了优裕的自然条件。从旧石器时代,就成为我们的先祖栖居地,成为北方最早开发的地域之一。新石器时期早期,距至今六七千年前就形成了成熟的农业文化,农耕桑植已在这里产生,有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丰富的生活资源,使人口大量繁衍聚集成为可能。在这样的生产力条件下,为城市的出现提供了必然的条件。至晚在商代已经出现城市的萌芽。在目前发现的商代文化遗址,如正定新城铺、藁城台西、鹿泉将台湾、灵寿北寨等地,都发现了大型居民点遗址,表明,至晚在商代,这一地区就部落密集、人口聚居,这为城市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在这些遗址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根据一系列出土文物和建筑规模分析,考古工作者认为,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决不是一般的村落遗址,不是一般的居民点,是商朝王畿内的一个重要都邑。

  台西遗址文物遗存和出土器物表明,在商代,台西一带是商王畿的重要地区。
  文献资料记载了商代历史和这一带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竹书纪年》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这就是说,盘庚迁殷以后,商朝后期,王都范围可能已达到了冀中一带。至于商王直接统辖的区域,即所谓的王畿,《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常山即恒山,位于曲阳县西北,现大茂山。由此可知,商末王畿的北界应达到冀中。而台西一带,正是处于这一范围。
  一系列考古资料佐证了这一结论。经文物普查、发掘,在海河水系的漳河、滏阳河、滹沱河、大清河、永定河和滦河流域曾发现过商代遗址共有100多处,石家庄地区则是商文化比较密集的地区之一。特别是在藁城前西关、正定新城铺、赵县双庙遗址,以及平山、灵寿、辛集等地的商代文化遗址发现带有族徽、族名的青铜器,说明这一带是奴隶贵族的聚集区。尤其是藁城前西关出土的铭文铜器,与过去在殷墟王陵区侯家庄西北冈1001大墓和武官大墓都曾出土过“(上几下寸,旧释为守)”字族氏的青铜器相似,而新城铺出土的“(上庚下丙)”铭族氏则是商末显赫的贵族之一。前西关、新城铺与台西均在滹沱河两岸相距不远,说明以台西为中心的滹沱河这一带,与商王室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是商王畿北部一带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关于台西遗址的性质,从发掘起,一直是历史界、考古界关注的问题之一。不少专家、学者和研究者认为,从台西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范围的大小及其所包含的文化内容看,台西可称得上商代北方一重镇,应该是商王朝畿内的一个重要都邑,是目前石家庄境内发现并确认的最早的城垣遗址。参与台西遗址发掘的文物专家唐云明先生,对台西遗址的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仅发表在各类报刊的专题研究文章就近20篇。在他发表于《华夏考古》1988年第二期《台西遗址漆器的渊源及遗址文化性质的探讨》的论文中,对台西遗址的性质做了具体分析。他认为台西遗址,“根据历年来所获的资料,我们认为有可能是被文献中漏掉的诸侯一级的重要都邑所在地。”对此,他列举了四点理由:
  一、是台西遗址、墓葬都有漆器发现,尤其遗址出土的一些,其工艺水平为安阳殷墟所不及,如果不是诸侯一级的都邑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二、是台西墓葬中发现了一些丝织品,在一个殉有一个奴隶的小奴隶主墓中,觚上居然裹有丝织品5种之多,特别是还发现了连安阳殷墟还没有发现(也许未做鉴定)的平纹组织的“穀”,这种高级丝织品显然不是一般遗址能找到的。
  三、是台西遗址出土的白陶,虽然数量不多,器形和纹饰都远不如安阳殷墟,但白陶在商代出土的地方也屈指可数,“多被统治阶级所占用。”这也说明台西遗址并不是一般的地方,而有着“统治阶级”的存在。
  四、是在1973年,与台西遗址接壤的故城村东西向的一道沟内发现过一段地下夯土墙,从遗址所获遗物看,有可能是商或东周城址,联系郑州等地发现的商城大多是板筑的夯土墙,这段夯土墙是商城也不是一点可能性也没有的。
  根据唐云明先生的分析、认定,再联系台西遗址房址中,已确认有一至两处礼仪建筑和祭祀建筑,应该可以肯定,台西是商代的重要都邑。自然,这是目前石家庄境内发现的最早的城垣遗址。

  这表明,至晚在公元前1500多年前,在滹沱河下游的平原,石家庄市区域内就出现了城市萌芽。这是石家庄市乃至河北省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原始城垣遗址之一。


  (二)滹沱河流域的城市群

  考察石家庄城市发展历史,可以看到,滹沱河流域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在这一地区,形成了城市密集的城市群。

  石家庄域内滹沱河流域城市大规模兴起,始于春秋战国时期。

  古代城垣的最重要的功能,是防护功能,用来抵御外来侵犯,保护统治者和人民。春秋战国时期是个多事的历史时期,不同族群和诸侯间的战争频发,分散居住的农村人口难以保证生命财产安全,不得不通过建造高大城垣,用以抗击敌人,将居民集中到相对安全的各个城垣中居住,保护安全,作为防御功能的城垣便随着战争的扩展而逐渐发展。
  这一时期,在滹沱河流域的石家庄域内,是不同族群和文化激烈碰撞、交流的地区。一方面,西周时期,以滹沱河为界,不同族群聚集在滹沱河两岸,滹沱河南部是西周王朝的势力范围,而北部是北方少数族部落政权控制的地区。南北对峙,相互征战,后来,晋国取代周王朝,在这一带又发生了晋与鲜虞等国的长期征战,促进了以防御功能为主的城垣兴起,于是,在这一区域内,并存着分属于不同族群、不同部落政权控制的若干城邑。
  另一方面,诸侯之间的兼并、征伐,也促使区域内的城垣兴起。特别是在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滹沱河流域是各诸侯国争夺的重要地区,也使这一地区新的城垣相继问世。约在公元前587年前后,晋国正卿栾书受封于栾(今栾城境内),成为这一地区地位显赫的城邑。公元前513年前后,晋国在滹沱河南的太行山东麓、洨河之畔,建造了另一座重要城垣——石邑(今鹿泉南故邑村北)。

  到战国初期,在石家庄滹沱河流域,崛起了一个新的诸侯国——中山国。中山强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城垣建设。都城灵寿,无论是城垣规模,还是繁华程度,都是显赫一时,成为河北先秦时期三大古都之一。这一时期,中山还先后建成了东垣(今市区东古城)、中人(今唐县西)、房子(今高邑县故城村)、苦陉(今无极东北)、棘蒲(今赵县南)等十几座城邑,在和周围大国的抗衡中,发挥了重要的防御作用。特别是东垣城,雄踞滹沱河南,扼守太行出口,衔燕赵、控中原,成为战略要邑。随着时间推移,到秦汉时期,成为石家庄区域的中心城市。

  赵国灭中山后,在中山故地的城邑有石邑、宋子、北九门(今藁城九门村)、南行唐、五陉(或作苦陉,今无极县东北)、新市(今正定新城铺)、鹿邑(今辛集旧城)、封氏(一作封斯,在今赵县封斯村),以及赤丽(在今石家庄市东南)、宜安(今藁城宜安村)、番吾(今平山县黄壁庄水库中)等20余座城邑。之后,赵国又在原中山的地盘,相继建造了南行唐城、北九门大城(今藁城市九门)、元氏城(今元氏故城村)等。
  古代城垣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在相对安全的城市街区发展市场,促进物资交流。滹沱河流域由于自然条件优越,成为当时北方地区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春秋时期位于石家庄一带的鲜虞、肥子、鼓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城邑已经具有明显的防御性城垣、城门及相应的防御建筑。而且在城垣的城门附近,还有定期进行粮食等物资交换的市场。这足以说明,这一时期,在这一带已经形成城垣与市场结合中的一种聚落形态——城市。史料记载当时的鼓国等城垣就有贸易活动。特别是中山灵寿城,成为当时泜水(今高邑县槐河)以北、太行山以西,北岳恒山(今阜平县东北缘的神仙山)以南,古大河(即黄河,今滏阳河一线)以东的重要经济活动中心。
  秦汉时期是滹沱河流域石家庄区域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除了城市数量的增加,区域分布也趋于平衡。秦统一中原后,滹沱河流域石家庄区域内的城市,见诸史籍的,除了作为恒山郡城的东垣城之外,恒山郡所辖县城大约有十余座,其中九门(今藁城九门村)、石邑(今鹿泉南故邑村北)、南行唐(今行唐)、井陉(今井陉矿区天户村)、灵寿(今灵寿县故城村)、苦陉(今无极县)、下曲阳(今晋州西故城村)、宋子(今赵县宋城,一说属于巨鹿郡)等。
  西汉时,一方面沿用秦代郡县制,另一方面设立侯国,郡国并立。汉高帝时,这一地区大部分县域属于恒山郡,郡城元氏(今元氏县故城村),管辖25城。还有分属中山郡、巨鹿郡的新市(今正定新城铺)、毋极(今无极县城西南新城村)、下曲阳(今晋州镇西)、敬武(今赵县东)、临平(今晋州镇东南)、鄡(今辛集市东北)等。
  到西汉后期,城邑变化不大,原属恒山郡的25城,除苦陉、宜安、高县、贳县、上曲阳不再存在外,其余都在,或继续隶属于恒山郡,或隶属于真定国。真定国隶属有真定城、绵蔓县城(今鹿泉北故城村)、肥累县城(今藁城西北故城)、藁城县城(今藁城丘头)。同时还有隶属于中山国的新市县城(今正定新城铺)、毋极县城(今无极新城村)、深泽县城(今深泽);隶属于巨鹿郡的宋子县城、贳县县城(今辛集大车城)、鄡县城(今辛集东北)。
  东汉基本沿袭了西汉的郡国建置,城垣数量略有变化。设常山国,都城元氏,领13座城垣,计有:元氏城、鄗邑城(今柏乡县城北固城店)、都乡侯国(今平山县城西)、房子县城、平棘县城、南行唐县城、栾城、九门县城(今藁城九门)、灵寿县城、蒲吾县城、井陉县城、真定县城;属巨鹿郡的有:下曲阳县城、鄡县县城(今辛集东北);属中山国的有毋极县城、新乐县城。
  由此,奠定了石家庄区域内的城市基本格局,以后历朝历代,城市或增或减,先后作为县或县以上政区治所的历代城垣有60余处,其中有17座古城作为州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延续到现代,而且有15座城市至今仍是县(市)政府驻地。其中具有千年以上历史的城垣有14座。
  事实表明,滹沱河流域是中国古代城垣密集的区域之一。为地域中心城市的诞生、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三、区域政治造就的中心城市

  滹沱河流域中心城市的历史演变
  铸造地域文化辉煌的是中心城市。滹沱河流域石家庄区域内的中心城市产生历史早,中心城治随着地域政治格局的变化而几经变迁,但都是环滹沱河南北而变迁。

  滹沱河流域的区位优势,为中心城治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必然产生这一区域的中心城市。这不仅表现为滹沱河流域是较早的人类聚集区,为城市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而且,更重要的因素是,这一区域的区位优势,西倚巍巍太行,雄踞华北平原,滹沱河既是天然屏障,更是重要的交通运输通道,水陆交通便利,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这里就是重要的战场,各路诸侯都千方百计要占领这块战略要地,中心城市便应运而生。
  从对石家庄城市发展史的历史考察,可以明显看到,石家庄的城市起源和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石家庄具备的客观条件,必然形成这一区域的中心城市,石家庄的城市化过程,呈现了两种形态——古代中心城市形态、现代化中心城市形态,经历了三个阶段——东垣(真定)阶段、真定-正定阶段、石家庄阶段。

  (一)东垣:滹沱河流域中心城市源头
  石家庄古代中心城市形态的第一阶段,是东垣(真定)阶段,是石家庄中心城市的源头。 

  1、雄踞滹沱河畔的战略要邑
  回顾东垣的历史,东垣作为城邑,其起源,要追溯到战国时期,是中山国建造的城垣,其产生和存在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81年中山桓公复国以后,屈指算来,已有近2500年的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城市都是和战争连在一起的。中山国在这一时期建造的这一批城邑也不例外。早在中山武公复国后,逐渐强大了的中山,在战国七雄夹缝中顽强生存,和南北两个大国赵、燕争锋频发。特别是到了中山国的灵寿时期,中山国的军事实力进一步增强,和周边国家的纠纷就格外多了起来,尤其是和赵国,不断发生摩擦。于是,在和周围大国的抗衡中,发挥重要防御作用的城邑便应运而生。为了与强邻赵国抗衡,中山国在滹沱河南今石家庄市区东古城、南高营一带置东垣城,这是中山国继灵寿都城之后的又一重要城邑。东垣城雄踞滹沱河南,扼守太行出口,衔燕赵、控中原,成为中山的战略要邑,在和赵国的南部边境争斗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那时起,至隋代真定县北迁安乐垒止,东垣城整整延续了约千年。为后来秦在此置县、设郡奠定了基础。

  2、郡、国治所

  秦汉时期,东垣作为滹沱河流域中心城市,是由两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一是作为一级区域政区——郡的治所,即恒山(常山)郡城,二是作为诸侯分封地——诸侯国的国都。

  恒山郡治所

  公元前305年,赵国攻克东垣,公元前299年攻克中山国都城灵寿,中山国灭亡。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国,在赵地推广郡县制,设立恒山郡,其疆域包括:北岳恒山(今阜平县东北的神仙山)以南,鄗邑(今柏乡县固城店) 以北,上艾县(今山西平定县北) 以东,钜鹿郡以西,辖域相当于今石家庄市及保定西部,北抵恒山(今阜平县神仙山),方圆500里,领有十余县.东垣为恒山郡的治所。由此拉开了东垣作为滹沱河流域中心城市的序幕。

  东垣作为恒山郡郡治,时间短暂。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灭亡,项羽大封诸侯,封张耳为恒山王,东垣是都城,诸侯国恒山取代了恒山郡。西汉初,公元前204年刘邦恢复设立恒山郡,将郡治设到元氏故城,东垣降为县治。

  公元前197 年八月,赵相国阳夏侯陈豨与匈奴勾结反汉,自立为代王。刘邦亲自北上征讨,第二年打到东垣,盘踞东垣的是陈豨的大将赵利。刘邦兵临城下,将东垣团团围住,日夜轮番攻打,整整打了一个多月,才攻克东垣。这一役,让刘邦领教了东垣地理位置的险要。作为军事重镇,东垣安定,燕赵一带便安定。于是,他下令,将东垣更名“真定”,取“真正安定”之意。至此,“东垣”成为历史,“真定”登上舞台。

  常山郡治所

  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刘恒即位,为避汉文帝名讳,改恒山郡为常山郡。三国曹魏时,常山郡治从元氏迁到了真定(东垣),东垣又回到了中心城市的地位。两晋时,城垣扩张,城垣规模达到鼎盛时期,成为方圆数百里内的名城。直到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把常山郡治从滹沱河南的真定(东垣),移到了滹沱河北的安乐垒(今正定)。北齐又一度迁回真定(东垣),隋开皇三年(593年),废常山郡。真定(东垣)作为郡治,先后长达约370年。

  恒山王都
  东垣曾两次做过诸侯国国都。首次是在汉高帝元年(前206年),项羽大封诸侯王,把赵地劈出一块,封张耳为恒山王,东垣成为为恒山王都。不久,张耳曾经的好友陈余忌恨张耳为王,齐王田荣反叛项羽,陈余便向田荣借兵,再加上自己封地三县的兵力,向张耳发动进攻。张耳没提防昔日盟友会向他下杀手,吃了败仗,丢弃了自己的封国,投奔了刘邦。东垣第一次作为诸侯王都城,就这样只存在了大约短短的一年多时间
  真定国都

  东垣(真定)再一次成为诸侯国都,已是一个世纪后。

  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汉景帝封皇子刘舜为常山王,首府元氏(今元氏故城村南),辖境包括滹沱河流域今石家庄市大部。刘舜死后,其子刘勃即位,与其母专横跋扈,开始挤兑众兄弟,尤其是对兄长刘梲,以先王不把刘梲算在儿子数内,拒绝分给刘梲财物。更为严重的是,在父王殁后服丧期间“私奸饮酒,博戏击筑(筑是一种乐器),与女子载驰,环城过市,入狱视囚。”按汉朝法律,这条条都是死罪。汉武帝顾念与刘舜的兄弟之情,只是下诏废除刘勃的王位,令其携家属迁居房陵(今湖北房县)。
  一个月后,汉武帝又下诏封刘舜的另一个儿子刘平三万户,为真定王,析常山的真定(治东垣)、绵蔓(今鹿泉市北故城)、藁城、肥垒(今藁城市城子村)四县立真定国。当时,真定国有37126户,178616人,都城真定城(东垣)。

  从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置真定国,到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因真定王刘扬与绵曼山区的叛军预谋谋反,被刘秀派遣大将耿纯诛杀,真定国废国,前后共计140年。之后,在三国曹魏时,又有短暂的封国时期,到西晋再次废国,时间只有11年。

  历史的车轮转到东晋末、北魏初。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将常山郡治所从真定(东垣)迁到到滹沱河北的一座军事堡垒安乐垒(今正定)。虽然北齐又一度迁回真定,但很快又迁往滹沱河北的安乐垒。到隋代,真定县治也迁于安乐垒,安乐垒变为真定城,开始了石家庄区域中心城市的历史新纪元,迈入了石家庄古代中心城市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真定(正定) 阶段。东垣(真定) 这座雄踞滹沱河南岸的中心城市,逐渐成为历史。正可谓“君王一念起,郡城渡河忙。东垣成历史,真定续辉煌。”

  自从秦汉时期,东垣成为滹沱河流域的中心城市,也使以东垣(真定) 为中心的这一区域成为战略要地,成为政治家、军事家开基创业的风水宝地。

  作为战略要邑,曾经的历史时光,在这里演绎过一幕幕金戈铁马战滹沱的雄壮活剧,在古老的滹沱河两岸踏上了风雨剥蚀不掉的印迹。尤其是因了东垣的战略地位而结下的帝王缘,中国封建社会早期的几位开国帝王,在这里演绎了开基创业的历史活剧。风云际会中,经历了多少改变区域历史格局和影响华夏历史进程的事变,留下了一座城市的历史传奇。在这里,在赵国和中山国博弈争霸的长期征战中,赵武灵王攻取东垣,在东垣夜梦神女,建神女楼,令群臣赋诗填词以记之,留下千古传奇,也留下了千古悬疑;在这里,汉高祖刘邦亲征平叛,攻城月余,结束叛乱,成就了一番武功文治大业,将有历史记载的东垣走出的第一个政治人物赵佗推上了中国历史大舞台,钦命将东垣更名为真定,改写了东垣的历史,也留下令人唏嘘扼腕的孽缘;在这里,刘秀“走国”,通过和真定王刘扬政治联姻,奠定东汉基业,也书写了一个真定(东垣) 女子的悲喜人生;在这里,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与后燕军生死搏战,据真定(东垣),定中原,统一北方。

  作为一方热土,这里既是枭雄豪杰开基创业的历史舞台,又是孕育英雄健儿的摇篮。这里是东垣传奇二赵—— 秦汉时的南越王赵佗、三国时的名将赵云的故里,他们的文治武功、胸襟情怀、人格魅力,成为这座古城的文化符号,永久地镌刻在这块热土上,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

  3、东垣城今安在?      
  作为石家庄中心城市源头,东垣今安在?奔腾不息的滹沱河水带走了千年时光,也把东垣(真定)古城的雄姿带进了历史尘封中。

  历史沧桑,给世人留下多少感慨。清代正定人、贡生容丕华曾赋诗《东垣城怀古》,诗曰:

  偶过东垣感慨增,离离禾黍满沟塍。

  水流哽咽君知否,欲向行人说废兴。

  面对昔日雄踞一方的城垣,今日却是遍野庄稼,满眼沟壑,诗人不能不发出无限感慨:滹水长流,谁论兴废?

  时空转换,时光流逝。滹沱河水淘去了故城的雄姿,赫赫故城,只有望空凭吊了吗?  

  历史不会消失。历史掩藏在典籍中。检阅浩瀚的历史典籍,沿着历史的轨迹,我们可以追怀故城的千年沧桑,仍然能领悟到东垣(真定) 的历史辉煌,感悟这座故城的传奇色彩。  

  历史也深埋在地下,历史沧桑掩藏不住东垣(真定)城的余韵。历史留下了不幸,也留下了万幸,在滹沱河畔留下了这座千年古城的遗址,让后人触摸千年城垣的余韵。

  东垣(真定) 故城遗址位于现今石家庄市区滹沱河河南岸的东古城、南高营一带,北隔石太高速公路与滹沱河相望。对东垣(真定) 故城遗址,上世纪50 年代、80 年代分别做过调查,2004 年以来,文物部门进行了局部考古钻探,初步查明,故城平面为不规则长方形,北城墙因地势原因两度转弯,城址东西长约2 公里,南北宽约1.5 公里,面积约3 平方公里。城墙基宽约20 米。

  从残留在故城遗址范围内的断垣残壁,还有那时不时从滹沱河畔的黄壤黑土中裸露出的残砖片瓦,让人们来领略和捡拾它曾经的辉煌。近几十年来,在故城遗址,不断出土和发现文物。 1963 年在城址内挖排水沟时出土成批半两钱范、泥碗、陶马。在城址附近,陆续发现过战国货币窖藏、汉代五铢钱范及铸币作坊遗址。1980年,文保部门在距东垣故城遗址约1公里的柳辛庄村南,发掘清理了一座东汉贵族墓。虽然被盗扰,但是,仍然在墓中发现了铜器、陶器、玉石器、五铢钱等。其中,铜器中的铜熨斗,柄制成龙头形状,应该是贵族使用的奢侈品。特别是墓中出土了完整的玉衣片共76 片,成方形或长方形,均为白玉质料,每一块的四角都钻有圆形小孔,不少小孔内残留有铜缕的残段。从该墓发现的铜缕玉衣片及五铢钱推断,墓主人应是地位相当高的真定国贵族。在汉代,盛行玉衣殓服,根据人物的级别,规定用不同的材质连缀,有金缕、银缕、铜缕、丝缕。其中,帝王级为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用银缕,“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铜缕玉衣残片出土,在河北省内,目前还是唯一的一次。 

  在城址东墙外有北魏至隋代定林寺遗址。在故城周边,有汉代名人墓葬—— 赵佗先人墓、张耳墓。

  和故城遗址并存的,是当地延续下来的和东垣古城有关的村落、地名,如东古城、西古城、高营,以及城角寺、城道沟、城坡口、西城坡、城疙瘩等,让后人感受到东垣古城的存在。

  2011年12月、2012年2月至4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又先后两次对东垣(真定) 故城遗址部分地域进行了勘探调查,发现城垣、护城壕、窑址、水井等遗迹222 处,确定遗迹时代与东垣故城为同时期。   省市文物部门对故城遗址进行了历史文化遗存定量评价及评分,列为一级历史文化遗存,河北省正式宣布东垣(真定)故城遗址为省文物保护单位,现已晋级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千年兴废,历史定格:东垣(真定)是石家庄中心城市的源头,是石家庄城市文化的发祥地,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真定(正定):郡国府路治所 雄踞河朔的重镇
     

  滹沱河养育了一方文明。石家庄域内的滹沱河北岸,和南岸一样,地理位置重要,曾是水陆交通枢纽,物产丰富,经济发达。早在约六七千年前的石器时代,这一带就是密集的人类聚集区。因其地处要冲,不仅控制着辽阔的地域,而且也是控制燕晋咽喉的交通要道,是沟通南北的交通中枢,具有十分重要的战路地位,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南北朝时期,滹沱河流域的中心城市——常山郡城由滹沱河南搬到河北。石家庄区域古代中心城市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开始了石家庄古代中心城市发展的新阶段——真定(正定)阶段,承继东垣(真定)的真定(正定)城,伴随着东流的滹沱河水,在历史长河中,崛起、壮大,走过了近2000年的历程,由一座军事堡垒,成为雄踞河朔的重镇,发展演变为一座从古代延续到当代的历史名城,一直作为郡州治所、府路首城,延续到20世纪初。养育了一方文明。石家庄域内的滹沱河北岸,和南岸一样,地理位置重要,曾是水陆交通枢纽,物产丰富,经济发达。早在约六七千年前的石器时代。

    1、军事堡垒安乐垒

  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拔珪兴致勃勃登上常山郡城真定(东垣)城,向滹沱河北瞭望,隔河而距的城堡安乐垒引起他的极大兴趣。据《元和郡县图志》17卷《河北道恒州》记载:拓跋珪“北望安乐垒,嘉其美名,随移郡理之。”

  此时的安乐垒并非是城垣,而是一座军事堡垒。
  坞堡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产物。汉晋时期,各地豪强地主的割据和民族纷争加剧,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为战争服务的设施应运而生。于是在平原和山区的战略要地,先后出现了名为某坞某台、某堡某垒的碉坞、堡垒。这些坞堡有的后来成为郡县治所,改建为城;有的随着战乱平息而废毁;有的留下高高的台地成为后世庙祠的地基;有的作为军事堡垒被后世所利用。
  这样的军事堡垒,在滹沱河沿岸,就有义台坞、柏肆坞、安乐垒。
  义台坞,即今新乐市伏羲台。曾是后燕慕容麟保卫新市(今正定新城铺)的外围堡垒。公元396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率军出井陉,攻占常山郡城(今东古城),夺新市,与后燕慕容麟战于义台坞,大破后燕兵。后来,人们传说伏羲曾生于此,元明建伏羲庙于台上。
  与之同一时期创建的柏肆坞,位于藁城北15公里,今无极县境内,也是后燕修筑的重要堡垒之一。公元397年后燕与北魏在此进行激战。后被魏占领,后燕随即灭亡。隋开皇十六年(596年)曾于此置柏肆县,唐初废。
  由于滹沱河流域战略地位重要,紧临滹沱河,在原有的义乌台、柏肆坞等坞堡的基础上,濒临滹沱河北岸,与常山郡城隔河相望,又一座军事堡垒产生。
  这座堡垒就是安乐垒。
  安乐垒是战争的产物。东晋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在河北一带反复征战,滹沱河沿岸的战略地位就格外突出出来,成为各政权争夺的重要地区。公元352年前后,在前燕政权和冉魏政权的征战攻伐中,前燕大将慕容恪在滹沱河北岸,与常山郡城遥遥相对,建造了军事坞堡安乐垒。在连绵不息的战争中,这座堡垒的地位日益加强,不断得到扩建,成为与常山郡城真定隔河相对的新的重镇。直到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拔珪下令将常山郡治由滹沱河南真定城,迁到北岸安乐垒,军事堡垒升格为郡城,成为新的真定城,开始了中心城市的新纪元。

 

  2、郡州治所
  从公元398年常山郡城移至此地起,真定(正定)相继为常山、恒山郡治,恒州、镇州州治。
  公元398年北魏将郡治迁至安乐垒,经过北魏、东魏、西魏,北齐时,常山郡治又迁回到滹沱河南的真定(东垣),在安乐垒设常山县,归常山郡管辖。公元578年,北周将定州和常山郡各一部分分出设立恒州,治所在安乐垒,领常山郡和蒲吾郡,安乐垒成为恒州和常山县两级政区治所。真定(东垣)为常山郡和真定县治所,不久,撤销常山县并入真定县。隋开皇三年(583年),废常山郡、赵郡,直接由州辖县,真定(东垣)城由郡城降为县城,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不久,真定县治也北移安乐垒,安乐垒从名到实,全盘承继了真定,成为这一区域唯一的中心城市。
  隋大业三年(607年)四月,隋炀帝改州为郡,恒州复改为恒山郡,治所仍在真定(安乐垒)。
  唐武德元年(618年)于石邑(今石家庄市区振头)置恒州,武德四年(621年)又将恒州迁治真定(正定),辖真定、鹿泉(至德元年改获鹿县)、石邑、井陉、藁城、房山、鼓城(今晋州)。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调整全国的地方行政体制,分全国为十道,道下设州,州领县,恒州州治仍在真定(正定)城。贞观十年(636年)改革府兵制,在十道内设置都督府,作为一种军事组织,后来演变为节度使大都督府。开元十四年(726年)于恒州城真定置恒阳军都督府。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改州为郡,恒州又改为常山郡,郡治真定。“安史之乱”后,形成了藩镇割据,唐宝应元年(762年)置成德军,真定作为成德军节度使大都督府驻地,事实上成为河北地区恒、赵、冀、深诸州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为避唐穆宗李恒名讳,改恒州为镇州。五代时期,后晋复为恒州,后汉复改为镇州。到北宋时,升镇州为真定府,镇州的名称就此完结。


  3、辽朝中京
  真定一度做过辽朝的陪都,更名中京,并且有一位辽帝在此登基即位。
  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七月,长期割据镇、冀诸州的成德军节度使王景崇病逝,其年仅十岁的儿子王镕袭位。后梁龙德元年(921年)二月,成德军发生兵变,王镕被其部将、养子王德明(本名张文礼)所杀,并遭灭族。此时,统治河北的是晋王李存勖。后梁龙德三年(923年)李存勖即帝位于魏州,国号大唐,史称后唐,以魏州为东京兴唐府(后改邺都),作为都城,太原为西京、镇州为北都,作为陪都。
  契丹会同十年(947年)二月初一,契丹帝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升镇州(恒州)为中京。
  辽兵大肆劫掠,引起各地人民纷纷起兵反抗,耶律德光率部属由开封北返,在栾城乏马驿(今栾城乏马)病死,当地民众欣喜万分,遂将此地称为“杀胡林”,意即胡人被杀的林子。
  辽太宗在北归途中病故,从征的辽军将领一致拥立也在从征军中的永康王耶律阮,在中京真定耶律阮正式即位,是为辽世宗。


  4、府路城治
  随着朝代更迭,真定(正定)城相继成为真定路、成德军大都督府、北都首廓,真定府(正定府)首府,保定(直隶)巡抚首府,其地位不断增强,成为河北中南部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真定府的建置最早始于五代。公元923年四月,成德军节度使李存勖在魏州称帝,国号大唐(史称后唐),以魏州为兴唐府,建东京,在太原府建西京,以镇州为真定府,建北都。同年十二月,又废北都真定府,复为镇州。后汉一度改为真定府。
  进入宋代,北宋初年,分全国为十三道。宋太祖乾德年间,在各道设置转运使,其辖区称为路。之后,逐步强化转运使的权利,路成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当时,今石家庄市所辖区域,属于河北路。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分河北为东西两路,真定成为河北西路的首府,从此确立了真定在河北西部政治中心的地位。庆历八年(1048年)升镇州为真定府,府城真定(今正定)。
  进入金代,真定城仍为河北西路和真定府的治所。元朝在中书省下设立路,由路来管辖府、州、县。元太宗七年(1235年)改真定府为真定路,领9县、1府、5州,路城真定,地处河北中部的真定,成为大都(北京)以南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明朝,真定的地位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真定路改为真定府,形成了以真定城为中心城市,统辖5座州城和11座县城及若干关城构成的城市体系。尤其是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以后,真定的地位更为显赫,在真定城建立神武右卫指挥使司,作为真定、保定府及周围诸州包括衡水在内驻军的最高指挥机构。真定城这种特殊的军事地位,使之成为河北中南部具有重要战略作用的中心城市,直隶于京师,成为拱卫京师的重镇,控制燕晋咽喉、沟通京师与西北、西南的交通中心。
  清朝入关之初,行政体制基本沿袭明朝旧制,直隶真定府仍辖领5州13县。由于清政权还在巩固阶段,为了控制各省局势,还是把真定列为军事重镇之一。顺治元年(1644年),清政府设真定、蓟州、通州、天津、山海关、宣府六镇总兵。真定镇总兵官(正二品)驻真定府,除镇守真定府各军事要地外,还辖制大名协营军事。顺治十三年(1656年)在北京之外的直隶地区,设立保定巡抚,驻真定。顺治十六年(1659年),改保定巡抚为直隶巡抚,从真定徙治保定。
  雍正元年(1723年),因为避讳世宗皇帝胤禛名讳,改真定为正定,真定府和真定县从此改称正定府、正定县。雍正二年(1724年)开始调整政区体系,将原来由各府管辖的州,升为直隶于省的直隶州,缩小了府一级政区的范围,事实上也削弱了府的行政权力,同时提高了州作为二级政区的政治地位。正定府辖领正定、获鹿、井陉、平山、藁城、行唐、灵寿、元氏、赞皇、无极、栾城、新乐、晋州等13州县。
  民国二年(1913年),直隶省除顺天府外,其他府州皆废,由省辖县,正定府的历史终结,正定城成为正定县治。
  从公元398年起,到民国初,先后1500多年间,正定一直是这一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三)现代中心城市形态——石家庄市兴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历史翻转着沉重的世纪之页,伴随着中华民族艰难的现代化发展步履,石家庄城市发展历史告别古代阶段,进入现代化中心城市兴起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在古代中心城市正定逐渐衰落之时,现代中心城市——石门——石家庄市在滹沱河畔、古老的东垣——真定故城附近崛起,区域的中心城治在北移滹沱河北1500多年后,再一次回归滹沱河南,成为现代化的中心城市,开创了滹沱河流域区域中心城市新的历史进程。

  现代化中心城市在滹沱河南崛起,看似是一次偶然的因素引起,实际上,这一变迁,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1、区位优势奠定的基础条件

  纵观滹沱河流域区域发展变迁的历史,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作为历史上封国和州、府、路治所的中心城市,随着社会政治变革、区域变动而兴衰多变,在长达2千多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心城市一直环滹沱河南北沿岸变迁,较为稳固。其中蕴含的深刻原因,值得认真研究探索。
  从1659年直隶巡抚由真定(正定)迁往保定起,真定(正定)中心城市的地位逐步弱化,直到20世纪民国初年,直隶省废除府州,由省辖县,正定府的历史终结。这一历史变迁,虽然使正定城失去了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但是,并没有失去使这一区域由古代中心城市过渡到现代城市的基础条件。

  到了近代,在中心城市的出现和发展中,战争因素逐渐退居次要位置,政治因素让位于经济因素,现代化工业、商业和服务业催生出现代化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地理位置(主要的是交通条件)、物产资源,仍然是重要的客观因素。

  石家庄所处的滹沱河区域,处于太行山山区和华北平原交界处,连接平原和山区,古代是沟通山区和平原的枢纽,处在南北通衢大道,居于东西咽喉要冲,其北控、南连、西扼、东延的“地利”优势,为其成为这一地区政治、经济中心城市提供了前提条件。这是血与火洗礼了数千年的土地;这是处于扼燕晋咽喉、居南北通衢要冲的交通要道;这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的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这是物产丰富、轻纺工业发达的战略要地。正是这样的条件,催生了滹沱河流域的古代中心城市。依托如此“地利”形成的中心地位,其地位是比较稳固的,虽因一时的变动,可能失却政治中心地位,但其沟通南北、连接东西的作用却不会失去,亦或暂时衰落,但最终仍有复兴的机会。

 

  2、现代化城市石家庄兴起的客观因素

  区位优势是区域中心城市形成的重要因素,滹沱河流域古代中心城市东垣——真定的形成是如此,到了近现代,区位优势仍然是促成现代化城市的重要的客观因素。正是这些非人力可以改变的优势和城市化的基础因素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酵——现代交通铺路、现代工商业奠基、现代政治催化,这些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最终促成了现代化中心城市石门——石家庄的兴起和发展。石家庄现代化城市发展,是在20世纪初,以现代交通为先导,现代工业、商业服务业为基础拉开历史进程的。

  第一个因素:现代交通为先导

  说是偶然因素,其实,偶然中蕴含着必然因素,那就是石家庄所处的连接南北、沟通东西的地理位置。正因为如此,1902年,京汉铁路在正定设二等车站,为满足滹沱河南货运、客运的需要,在离正定不足十公里的石家庄,又设立车站。车站之小,不仅隶属于正定站,而且,因石家庄弹丸小村,没有名气,车站竟以石家庄附近的大镇枕头命名,叫枕头站。可是,没过两年,地理优势便使石家庄横空出世。那是1903年正太(今石太)铁路动工兴建,工程建设方法方为了减少费用,避免在滹沱河上架桥,将正太路起点由正定改为石家庄。1907年正太路全线通车,从此,石家庄村东成了京汉、正太两条铁路的交汇点,石家庄成为交通枢纽,开始了现代化城市的历史进程。

  第二个因素:现代产业托起的现代化城市

  正太路起点南移,是石家庄向现代化城市迈进的诱因,真正起基础性作用的因素,还是现代产业的兴起和发展。石家庄现代化城市的发展之路,是伴随着现代化工业的起步和发展而一步步成熟的。工业化进程就是石家庄现代城市化的历史进程。  

  现代工业形成规模

  工业化进程就是石家庄现代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正太路起点南移,是石家庄向现代化城市迈进的诱因,真正起基础性作用的因素,还是现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石家庄现代化城市的开埠和发展,是伴随着现代化工业的起步和发展而一步步成熟的。  当时,重要的工业企业有:
  井陉煤矿。煤炭的开采、运输,是早期石家庄繁荣发达的重要因素之一。井陉煤藏丰富,清末出现了机器化开采的近代化煤矿——井陉矿和正丰矿。

  正太总机厂。这是石家庄最早的大型工厂(今石家庄车辆厂前身)。1905年创建,1907年竣工投产,1932年和正太路一起收归国有。

  石家庄炼焦厂。在煤矿发展的同时,1914年开始在石家庄筹建炼焦厂,1925年11月投产。
  大兴纱厂。1922年春破土兴建,10月5日开工生产,是华北地区建厂最早、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纺织企业。
  电力工业。先是井陉煤矿、正丰煤矿、大兴纱厂、炼焦厂、正太铁路总机厂等企业陆续自建发电厂。1919年部分绅商集资开办电灯公司——中国内地电灯公司石门分公司,1927年更名石门新记电灯股份有限公司。
  中小工业。近代大工业的兴起,带动了中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1923年前后,纺织、化工、机械制造业已初具规模。
  商贸服务业日渐兴盛

  交通运输和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商业和服务业日渐繁荣、兴盛,成为石家庄向现代化城市迈进的又一重要因素。主要有:
  转运业。正太路建成通车,使交通闭塞的山西乃至大西北,打开了一条通道,石家庄成了重要的货物集散地。由于京汉路、正太路轨距不同,一直不能接轨,货物转运业便应运而生,有些大公司也设立了转运字号。到30年代初有运输户29家,陆车发货业14家。
  服务业。早在1902年京汉路通车前后,石家庄即有饮食服务业开始经营。到30年代初,旅馆客栈和饭店就有80多家,照相馆5家,澡堂9家,理发店14家。
  金融业。1907年交通银行石家庄支行开办。到1933年,共有银行8家,银号和钱庄24家。
  邮政电讯。与交通一样,是城市化的先导和重要条件。1907年石家庄设电报房,1916年升为二等电报局,1919年设长途电话局,1933年开办了市话,市话用户50余家

  街区拓展

  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现代工业和商业兴起,新街区开辟,由不足0、1平方公里,到1933年扩展为18平方公里。

  人口变化

  人口由19世纪末的不过600余人,到20世纪30年代初猛增到6.3万多人。人口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商户占居民总户数的15%,到20年代末,石家庄的职工总数已有16000余人,占总人口的25%。

  第三个因素:人文因素的催化作用
  城市化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人文因素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人文因素既丰富了城市的内涵,又增强了城市的凝聚力和扩张力。特别是区域中心城市地位的确立,政治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石家庄随着产业工人队伍的形成和壮大,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工潮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组织诞生和发展,逐步成为了冀中、冀南一带的政治中心。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使石家庄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拉开了现代化中心城市的发展进程。

  时光荏苒,随着中华民族腾飞的脚步,特别是伴随着共和国奋勇前进的步伐,石家庄驶上了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现已发展为现代化的大城市,辖区总面积13109平方公里(不包括河北省直管的辛集市面积960平方公里),全市常住总人口1087.99万人,主城区建成区面积496平方公里,主城区常住人口321.68万人。成为河北省政治、经济、科技、金融、文化和信息中心。

  三、一脉相承的中心城市
  专家定论的石家庄城市历史
  一部城市发展史表明,滹沱河流域石家庄地区的基础因素决定了该区域必然会产生中心城市。虽然该中心城市的名称、城治几经变迁,但是,无论是古代城市形态,还是现代城市形态,从东垣(真定)到真定、正定,再到石家庄,是这一区域一脉相承的中心城市。

  对于这样的结论,站得住脚吗?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专家是怎样定论石家庄城市历史的吧。为了定论的权威性,我们选取和城市研究、历史文化有关的专家的意见。

  一位是全国著名的文物专家、河北省文物局原副局长谢飞,对石家庄的城市历史有着非常明确的定论。2010年7月,在总结河北省文物部门发掘平山水帘洞遗址文化成果时,他明确指出:“水帘洞遗址的发现为石家庄市增添了含金量较高的文化名片。我历来不赞同石家庄市没有文化的说法,石家庄市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建城历史并不亚于河北任何一个城市或地区。”

  而在2012年他在为展示石家庄中心城市历史源头著作《东垣传奇》所作的序中,分析了石家庄城市历史发展过程后,更为明确地指出:“大致受滹沱河泛滥的影响和政治、军事的需要,城市伴滹沱河南北迁移,最终又回到了它的发祥地石家庄(东垣)。其名字最早称东垣,而后称真定,称常山,称真定,称正定,称石家庄。难道还不是一脉相承吗?

  在这里,人们往往把城市的发展史人为地割断了,特别是把石家庄孤立出来,而忘记了其前身。从历史的眼光看来,滹沱河流域的政治文化中心只有一个,她既是活态的,也是连续的。因此,所谓的石家庄是‘火车拉来的城市’,‘百年历史’,‘百年石家庄’,‘没历史’,‘没文化’的说法是不科学,不实事求是的。现代石家庄是在古代东垣、真定、常山、真定、正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是火车拉来的,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然。”

  毫无疑义,谢飞先生以一个中国文物界著名专家的学养和长期对河北历史文化的执著研究把握,做出这样的结论,是具有权威性的。

  也许还有人心里不免低估:专家是本乡本土的,自家人,自话自说,外人怎么看?有外地专家的意见吗?

  一位来自历史文化名城开封的城市规划专家,曾以“建设部驻石家庄规划督察员”的身份,于2008年9月参与《燕赵晚报》关于石家庄城市内在魅力讨论时,明确建言:“凡了解石家庄历史的人都知道,石家庄建城要从东垣古城算起,经历正定时代,到如今的市区时代,是一脉相承的。”

  (参见《燕赵晚报》2008年9月4日A3、A4版)

  专家学者的见解,为我们探源石家庄的城市历史提供了明确的思路,那就是要从滹沱河流域石家庄中心城市起源、发展、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把握石家庄的城市历史。石家庄城市发展经历了东垣(真定)、正定和石家庄阶段,肯定了三个阶段的延续关系,给石家庄的城市历史做了明确定位,确定无疑地告诉人们:石家庄不是“火车拉来的城市”,石家庄中心城市的原点、城市发展历程的出发地就在东垣,石家庄的城市历史距今已有240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