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70周年纪念日,你准备好了吗,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 


  就在太阳跃出东方地平线的瞬间,一支橄榄绿的升旗方队迈着矫健的步伐向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杆走来。千万双目光在这里聚焦,人们在这里等待日出,等待太阳和国旗一起升起。 


  敬礼!随着一声庄严的口令,国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观看升旗的人们被这神圣庄严的气氛所感染,注目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一种祖国至上的自豪感在心中油然而生。 


  像迎接每一个辉煌的日出,天安门广场每天都要举行一次隆重的升旗仪式,这里升起的是中华民族的尊严,这里演示的是龙的子孙的骄傲。 


  1997年7月1日,这是香港回归的日子,一个多世纪的民族耻辱将在这一天洗雪,一个几代人望穿双眼的等待将在这一天变为现实。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升旗,30万人汇聚天安门广场,注目这个令国人扬眉吐气的升起。 


  他们来了,肃立在国旗下,站在前来观看升旗的人群中。他们是: 


  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曾联松; 


  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缝制者赵文瑞; 


  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的国旗卫士李元谱; 


  一直升了26年国旗的北京市邮电职工胡其俊; 


  《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王莘; 


  他们应邀前来参加这个伟大的庆典,同时参加国旗教育指导委员会开展的“续国旗谱”活动,他们是国旗功臣,鲜艳的五星红旗上凝聚着他们炽热的情,无限的爱。他们和国旗的故事,为“国旗谱”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一、曾联松——国旗的设计者 


  从翩翩少年到鹤发老翁,不知道国旗的人不多,可真正知道国旗设计者的人也不多。他叫曾联松,阿拉上海人。笔者在“国旗谱”上找到这位默默无闻的老人,听他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49年6月15日,周恩来同志主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草拟国旗、国歌、国徽领导小组,组长由著名教育家马叙伦担任,副组长由叶剑英、沈雁冰同志担任。会议还决定,以政治协商会的名义通过新闻媒体向全国人民公开发表征集国旗、国徽、国歌的启事。 


  在上海市贫民窟的一间斗室里,一位年轻人正在聚精会神地伏案阅读当天的报纸,突然,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闯入他的眼帘。国旗,国家的象征,民族独立的标志,一个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一个饱受外国列强侵略的民族,今天终于站起来了,骄傲地屹立在东方,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消息太振奋人心了!作为一名党的地下工作者,一名热血澎湃的爱国青年,怎能不为此欢欣鼓舞?那一晚,曾联松彻夜未眠,往事一起涌上心头。 


  他生于浙江瑞安,少年时代酷爱书画,写得一手好字。他做过书画家的梦,可那美好的梦想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他亲眼见那块“华人如狗不能入内”的牌子对中国人的歧视和凌辱;亲眼见南京30万同胞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丧生;亲眼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挑起内战把中国人民再次投入水深火热之中。山河破碎,金瓯残缺,满目疮痍,生灵涂炭,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使曾联松走上了一条立志救国的革命道路。“九.一八”事变后,他和爱国学生一起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抵制日货;“一二.九”爱国运动爆发后,他参加游行示威并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了地下党,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又亲身体验了夺取革命胜利的卓绝与艰辛。如今,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这是多么鼓舞和振奋人心的消息啊! 


  从1900年清王朝的“金龙旗”诞生起,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在中国的蓝天上翻动过形形色色的旗帜,米字旗、星条旗、太阳旗、青天白日旗,这不断变换的每一面旗帜无不给中国人民带来屈辱和苦难。今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了,中国开始了新的纪元,中国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作为新中国象征的国旗该如何展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自尊和荣耀?曾联松决定亲手设计一面国旗来表达他的爱国之情。在谈到最初定下决心的心情时他回忆说:“我不是艺术家,也从没搞过美术设计,设计国旗图案的确是力不从心,当时之所以这么执著,这么专注,实在是一种爱国的激情使然。” 


  从八国联军入侵到民主革命兴起,从抗日战争到3年内战,中国人民在黑暗中走过了半个世纪,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黑夜的尽头已出现黎明。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曾联松凭窗眺望星空,对着满天闪烁的星斗,他突然产生灵感:人们不是常说盼星星、盼月亮吗?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中国共产党,这中国共产党不正是中国人民的救星吗?于是,他铺开画稿,画了一颗大星,数颗小星,大星居中,小星环绕四周,像众星拱北斗。大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小星象征着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团结战斗,从胜利走向胜利。设计的主题思想明确了,环绕大星的小星应该是几颗为宜?它们各代表什么?曾联松反复推敲,苦苦思索:9颗?9是一个大数,中国的道学有九九归一之说,这九字有宗教之嫌;7颗?北斗星是7颗,有众星拱月之象征;4颗?4代表一年四季,代表天地日月,代表人民大众。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对了,就是5颗,一颗大星居上,四颗小星环拱,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平衡而和谐,明朗而大气。色彩红黄相间,底色为红色,五星为黄色,红色象征热烈,象征革命,黄色象征幸福和光明。在总体设计上,曾联松把握以下几个要点,简与繁:国旗是形象化的语言,要让每个人都能看懂、读懂,且易记、易懂,必须寓意深刻,简单明了,以简胜繁。宾与主:五星中的大星居于显著位置,小星居于从属位置,大星安定庄重,稳如泰山,小星错落有致,生动活泼。大与小:五星构图成椭圆形,寓表祖国疆土,画面虽然有限,可它却要留给人们一个无限想象的空间,使人生发出“国在旗上,旗在心中”的联想。动与静:五星的安置,如果处于旗面的中央,由于绝对均衡,缺乏生动,置于右上角,不但使画面生动盎然,而且有向外伸展的蓬勃气势,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在动与静的和谐统一中相映成趣。长与宽:国旗为长方形,五星的构图为椭圆形,长方形给人以稳固长久的感觉,椭圆形给人团圆完整和饱满的感受,这两种几何图形的结合,在整体中寓于变化又能取得统一。 


  从国旗的样式到图案,从图案到内涵,曾联松都作了精心的筹划和设计。一遍又一遍地否定自己,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设计方案,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他把自己用心灵创作的国旗图案寄给了审评委员会。 


  短短一个月时间,审评委员会共收到国旗应征图案1920份,在来稿者中,有将军、有士兵、有艺术家、学者,也有普通的工人和农民。一张张国旗图案,凝聚着一颗颗爱国心。经过反复研究和筛选,评委会从中选中38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广泛征求意见,最后民主定选。 


  新中国国旗的诞生过程,是一个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38副图案在评委们面前一字形摆开,为了达到公平竞争的目的,每件作品只标代号不属名,任人评说,投票定选。 


  “国旗要有显著的特征,要一眼能看出它代表中国。这面白地红星旗,特征不明显。”钱三强对着一号设计方案发表意见。 


  “蓝地白星怎么样?”郑振铎提议说。 


  “我看,白地红星好。”艾青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这一面怎么样?”郭沫若把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另外一面国旗方案上,旗面上由两道蓝条和星组成。 


  “蓝色要改一下。”马叙伦说。 


  “改黄色的好。”钱三强的理由是“既然这两道蓝杠代表长江和黄河,长江黄河都是黄色的吗。” 


  一番激流的争论后,评委们的注意力最后集中在第17号图案上。 


  “我们可以在中山公园内搞一次国旗图案展览,让广大人民群众看一看,评一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是毛主席一贯的观点。”沈雁冰提出建议说。 


  “沈先生的意见不错,但最好把国旗做成实际的样式,看起来更直观。我也赞成第17号方案。”李立三表明自己的态度。 


  9月23日,大会再次讨论国旗方案,大多数人倾向第17号方案,但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说,4颗小星代表4个阶级的提法值得商榷,资产阶级怎能进入社会主义呢,左上方大星中间加一道黄杠代表黄河赞成的人很多,但反对者也很激烈,当时南方一些地方尚未解放,有人说,这容易引起南北分割祖国不能统一的联想。彭光涵将争论的情况整理后书面报告周总理。“彭光涵同志,你研究了这么多的国旗图案,你认为哪个方案比较好?”周总理问。“总体看,17号方案比较好,容易通过。”“那好,你按照17号方案做一面大旗,明天交给我。” 


  9月27日,周总理主持政协大会,讨论通过首都、纪元、国旗、国歌方案,表决前,由沈雁冰作关于拟制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报告,并将一面五星红旗展示在会场的主席台上,全场热烈鼓掌,举手一致通过各项提案。 


  次日的全国各大报刊上,同时刊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纪元、国旗、国歌的决议,并附有国歌、国旗词曲和图案。 


  曾联松的心愿实现了,这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心愿!多少年来,多少先贤志士,多少共产党人,为争取民族解放而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用鲜血染红了这面国旗,他们用生命铸造了国魂。 


  不久,曾联松收到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通知:曾联松同志,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册一本,人民币500万元,作为酬谢你对国家所作的贡献。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国旗的设计者曾联松已年逾古稀,可国旗却永远年轻 ,她每天和太阳一起升起,升起的是共和国的永久和希望。 


  二、赵文瑞——第一面国旗的缝制者 


  “针儿长,线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这歌声那么遥远,又那么熟悉,它从黎明前的黑暗中传来,在人们心中激荡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每当这歌声响起,人们自然会想到那些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是他们用躯体筑起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尊严,是他们用鲜血染红了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 


  1997年元旦,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荣誉室里传来“绣红旗”的歌声,这里正在举行一个“千针万线绣红旗”的活动,应邀前来参加的有第一面国旗的缝制者 赵文瑞老人,有国旗班的6任班长,有天津西宁道小学“十佳少先队员”代表,三代人同绣一面旗,同唱一首歌。 


  80岁的赵文瑞老人虽已满头银发,可她精神矍铄,记忆非凡,回忆当年缝制第一面国旗时的情景,她依然激情满怀。 


  1949年元月,大钟寺迎接新年的钟声刚刚敲过,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来。一时间,京城张灯结彩,万众欢腾,大街小巷,锣鼓震天,彩旗翻飞。赵文瑞怀着同一种喜庆的心情走进庆祝的队伍,走上街头。 


  战乱从此结束了,新的生活重新开始了,人民当家作主了,饱受战乱之苦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怎能不欢欣鼓舞? 


  少年时代,赵文瑞在一家小作坊里做童工,靠缝补浆洗挣来的微薄收入度日子,为了她的前途,姐姐和嫂子节衣缩食,供她上了地安门职业补习学校,在那里,她学会了刺绣和蜡染技术。补习班结业后,她应聘到美术供应社工作。这里不再有剥削,不再有压迫,这里是自己的工厂,政治上人人平等。当家做主人的赵文瑞浑身有股使不完的劲,每天早上班,晚下班,以十分的精力投入工作。 


  是年9月初的一天,赵文瑞刚刚上班,被领导叫到办公室。“赵文瑞同志,我们美术供应社接到一项特殊任务,为了迎接开国大典,让我们抽一些人布置怀仁堂, 你是技术骨干,要带头完成好这项光荣的任务。”领导做了动员后,一辆吉普车把她和另外几名女工拉进中南海。 


  湖光山色,亭台楼阁,曲径通幽,第一次踏进中南海,这个红墙包裹的景致令赵文瑞目不暇接。 


  中央人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要在怀仁堂举行,这是共商国事的地方,为了迎接这次重要会议召开,有关部门决定重新布置会场。 


  墙壁要粉刷,大厅要布置,窗帘要更新,修整和装饰工作在夜以继日地进行。赵文瑞分工制作窗帘和台布,时间紧,任务重,为了不误工期,她不分昼夜地加班加点工作。 


  “同志们辛苦了。”周总理来到工作间,热情地向大家打招呼。 


  “要照顾好工人们的生活和休息,不要工作得太晚。”周总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交代说。 


  周总理日理万机,还抽时间来看望我们工人,是那么慈祥,那么善良,那么平易近人,那么关心群众。第一次见到周总理,赵文瑞和工友们一样,心中油然而生敬意。 


  9月25日下午,彭光涵拿着一份国旗图案急匆匆来到美术供应社,把制作国旗的任务交给了缝纫工赵文瑞,并将国旗的规格、尺寸、图案要求一一作了详细地交代,最后强调说:“这是周总理亲自交代和部署的任务,明天必须完成,在后天召开的全会上要表决通过国旗方案,一旦获准通过,这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国旗。” 


  周总理亲自部署的任务,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重托,接过国旗方案,赵文瑞激动得热泪盈眶,一个普通的女工,将受如此重托和信任,这是终生的荣誉和骄傲。 


  自从新闻媒介征集国旗图案的通知发出后,京城一度“洛阳纸贵”,各绸布店被抢购一空。美术供应社的采购人员跑遍京城,最后在“八大祥”之一的瑞蚨祥绸缎庄买来一匹上好的红缎和半匹黄缎。赵文瑞按照国旗方案规定的尺寸认真地裁剪,精心地缝合。国旗长5米,宽3米,铺开来比一间屋子还要大,操作间没有这么大的案板,赵文瑞把面料铺在地板上,躬身趴在地上缝制。用来剪裁五星的黄锻宽度只有一尺,按设计要求裁不出完整的大五星,赵文瑞精心地拼接,使之天衣无缝,浑然一体。 


  9月27日,政协举行全体会议,当沈雁冰作完拟制国旗的报告并将一面国旗在主席台上展开时,全体与会代表热烈鼓掌,举手表决通过。 


  10月1日,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亲手升起这面国旗。 


  像当年缝制第一面国旗时的心情一样,年逾八旬的赵文瑞老人同国旗卫士和少先队员们三代人一起缝制国旗。 


  共和国已经走过50年的历程,50年,人变得越来越老,共和国却变得越来越年轻,世上的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唯一不变的是那颗爱国心。 


  1997年6月26日,在天津西宁道小学的操场上,举行一次隆重的升旗、赠旗仪式,受赠方是香港“女童军”的代表罗李妙鸾女士。她专程从香港赶来,参加这个不同寻常的赠送仪式。 


  香港回归在即,学校开展了“为香港回归做贡献”活动,少先队员们提出:让香港小朋友和我们一起在五星红旗下成长,有同学捐出自己心爱的红领巾,有同学写了“手拉手,交朋友”的信……香港有少先队组织吗?香港的小朋友认识国旗吗?少先大队辅导员赵德韵老师提出将学校珍藏的那面三代人共同缝制的五星红旗赠送给香港的小朋友,让这面国旗在香港回归之日在维多利亚上空升起,在香港小朋友心中升起。赵德韵老师的提议得到校领导的支持,经与香港“女童军”总会联系,他们欣然接受馈赠,派员从香港赶来迎接这面凝聚着三代爱国心的国旗。 


  7月1日,这面不同寻常的国旗升起在香港“女童军”总会,也同时飘扬在香港孩子们的心中。 


  三、李元谱——第一名国旗卫士 


  人的一生中有许多纷繁的经历,有些经历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漠了,有些经历虽是一个短短的瞬间却终生难以忘怀。李元谱就有一次终生难以忘怀的经历,在开国大典上,他十分荣耀地当了一次国旗卫士。

 
  开国大典的日子已经确定,华北军区宣传部长张致祥受命担负天安门广场的布置任务。天安门城楼如何布置?观礼台如何设计?广场如何装饰?国旗杆设在什么位置?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要一件一件抓落实。 


  “升国旗是新中国诞生的重要标志,要由毛主席亲手来升。从天安门城楼到国旗杆200多米的距离,如何让毛主席亲手升起这面五星红旗?”在讨论升旗的具体事项时,大家集思广益,提出种种建议和方案。 


  “我有一个设想,在天安门城楼上设一个电动开关,让毛主席按电钮升旗。”  一位年轻人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 


  “这个设想很好,它能不能成为现实?”张致祥既作了肯定,又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可以作一个尝试。”一位年轻的工程师自告奋勇。他叫林志远,是北京市建设局的电力工程师。

  “好,就这么定了,要抓紧设计,尽快付诸实施,把这个方案上报中央。”张致祥作了决定。在设想过的升旗方案中,这无疑是最佳选择。 


  在天安门城楼上安装电钮控制升降旗,在国外有过报道,可在国内尚无先例。能否实验成功,林志远心中没有底数。电线要穿过城楼、金水桥、长安街,直至广场的旗杆下,这条电线既要隐蔽又要安全,技术上的难关要攻破,这施工上的难题也不小啊!城楼的结构不能破坏,金水河、长安街如何穿过? 


  难题一个个提出,又一个个解决。 


  9月30日,电动升旗的装置安装完毕。是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预演,受周总理的委派,聂荣臻同志亲临现场检查验收。 


  电钮按下了,国旗在电动马达的带动下徐徐升起。成功了!在场观摩的领导、设计人员、施工人员怀着同样激动的心情目睹这个奇迹般的升起。就在人们积聚感情准备欢呼成功的时刻,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徐徐上升的国旗突然间停在了国旗杆的中央。国旗停了,人们的心跳却在骤然加快。 


  事故很快被排除,事故原因也同时被查清,可这次小小的事故却引起领导同志的警觉。 


  “如果停电怎么办?”聂荣臻同志问。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采用了双向电源。”电力工程师徐博文有把握地回答。 


  “这双电源来自何方?”聂荣臻同志继续问。 


  “一路来自石景山电厂,一路来自平津唐电网。” 


  “如果双电源同时出现故障怎么办?你们是否还有其他措施?”聂荣臻同志又问了一句。 


  张致祥一时无言以对。 


  聂荣臻同志说:“明天的升旗仪式全世界都在注目,要做到万无一失,绝对不能出现丝毫差错。我建议再制定一套人工升旗方案,一旦停电或电动装置失灵可以弥补。要做到有备无患,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按照聂荣臻同志的指示,张致祥立即部署成立人工升旗预备队。 


  时已深夜,人们早已沉浸在甜蜜的梦中,只有为开国大典做准备工作的人们在不知疲倦地忙碌着。 


  华北军区二纵队干部学校的电话铃响了,政委接过电话来到通信班,叫醒了睡梦中的战士。“刚才接到上级通知,要求我们抽调两名战士到国旗下执行任务,具体任务一是保证国旗安全,二是一旦升旗的电动装置出现故障后,保证在两分钟内将国旗升到旗杆顶端。” 


  “通信班长。” 


  “到!” 


  “李元谱。” 


  “到!” 


  “这个艰巨的任务由你们两人担负。” 


  “是,保证完成任务!” 


  国旗杆有多高?国旗该怎样悬挂?能否保证在两分钟之内人工将国旗升至旗杆顶端?为了保证完成任务,李元谱和班长连夜赶到天安门国旗杆下,一遍又一遍地演练,直到第二天东方发白。 


  置身于万众欢腾的天安门广场,目睹开国大典的盛况,作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李元谱心情格外激动。当兵3年了,参加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经历过炮火硝烟的无数次考验,亲眼目睹无数先烈倒在敌人的刺刀下,鲜血染红了战旗,英勇奋战也罢,流血牺牲也罢,不都是为了这一天吗? 


  此时的天安门广场,人的海洋,花的海洋,歌的海洋,翻身做主的人们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和喜悦,等待着那个伟大的庆典开始。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下午3时正,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发出庄严地宣告。 


  和平鸽带着喜讯飞向蓝天,七彩球带着希望升上天空,万众的欢呼声和28响庆典的礼炮齐鸣。 


  “请毛主席升国旗!”高音喇叭里传来大会秘书长林伯渠洪亮的声音。 


  欢腾的天安门广场顿时肃静下来,人们的目光骤然聚焦在广场的国旗杆上。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的血肉筑成我们心的长城……”在《义勇军进行曲》雄壮的旋律声中,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在人们期待的目光中冉冉升起。 


  作为第一任国旗卫士,李元谱面对国旗敬了一个两分钟的军礼。 


  “升得好!”高音喇叭里传来毛主席的赞扬声。直到这时,李元谱才意识到国旗已顺利地升到旗杆顶端,一颗紧张的心适才安定下来。 


  两分钟,一个短短的瞬间,对于李元谱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两分钟,最难忘的两分钟。 


  四、王莘——《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的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差不多半个世纪了,这首歌伴着新中国一起成长。《国旗法》实施后 ,升旗仪式进行第三次改革,在原来3人升旗的基础上,增加了佩带指挥刀的带队警官,32人的护旗方队,60人组成的军乐队,升旗的行进途中,有军乐队演奏《歌唱祖国》的旋律。从此,《歌唱祖国》和国旗自然地联系在一起。 


  《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是谁?他虽然默默无闻不为人知,可历史不会忘记他所做的贡献。王莘老人是座轮椅车从天津来北京参加“续国旗谱”活动的,他就是《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虽然已80高龄,可谈起这首歌的创作经过时,却记忆犹新。 


  “1950年9月,我来北京出差,路过天安门广场,看到一幅国泰民安的景象:装饰一新的天安门城楼上挂着毛主席巨幅画像,广场中央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少先队员吹打着鼓号从长安街穿过,休闲的人们在蓝天白云下放飞风筝,吹响歌哨。人们把欢笑写在脸上,自由自在地享受新生活。从战争硝烟中走过来的人们最懂得和平和自由的珍贵。祖国,这个饱经沧桑的母亲,经受百年屈辱,经过浴血奋战 ,终于顶天立地地站立起来,巨人般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作为她的儿女,能不为之高兴和自豪吗?就从那一刻起,我就产生了一种创作的冲动,想写一首献给祖国母亲的歌。回家的路上,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那面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那队  敲锣打鼓走过天安门广场的少先队员的身影不时在我脑海中叠现,澎湃的创作激情美好的生活感受瞬间碰撞出时代的旋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的歌声多么响亮……在回家的火车上,我写出第一段歌词,并即兴为这段歌词谱上曲。回到家后,意犹未尽,又填写了第二段、第三段歌词,反复修改词曲,创作完成了,先是自己唱,后来家人唱,再后来就是学生唱,慢慢地流传开来,从天津流传到北京,成为北京大学学生们的流行歌曲。1951年国庆节前夕,音协的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国庆节音协向全国推出两首革命歌曲,一首是《世界人民一条心》,一首是《歌唱祖国》,听说《歌唱祖国》这首歌是从天津传唱出来的,问我是否知道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当时我很激动,当我重新审视这首歌的词曲时,似乎发现它并不属于我,它属于人民,是亿万人民共同的心声。”王莘老人讲述了自己的创作经历。 


  祖国永远年轻,《歌唱祖国》的歌声永远嘹亮。一颗颗爱国心在歌声里凝聚,一代代爱国情在歌声中延伸。 


  在近半个世纪的音乐创作生涯中,最令王老难忘的是坐在轮椅上的那次指挥。1993年初,天津西宁道小学国旗教育指导委员会成立,成员有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曾联松,第一面国旗的缝制者赵文瑞,第一个国旗卫士李元谱,在天安门广场升了26年国旗的邮电职工胡其俊,《国旗法》的倡导者黄其兴,《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王莘。“续国旗谱,赞功臣业,长爱国志”,国旗教育指导委员会第一次有主题的活动在天津大戏院拉开序幕。国旗功臣们分别介绍了他们与国旗的联系,当赵文瑞把一面三代人共同缝制的国旗展现在师生们面前时,全场立即沸腾起来,大家情不自禁地唱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此刻,坐在轮椅上王老突然神奇般地站了起来,亲自指挥了这个千人大合唱。 


  近年来,王莘致力于音乐创作的研究,成立了王莘歌曲创作奖励基金会,在基金会的基础上,又构筑了一项民族未来精神文明的伟业——心灵工程。心灵工程旨在关心下一代,为孩子们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他呼吁音乐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团体、出版、发行、演出部门创作推广那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反映现实生活时代特征并催人奋进的音乐作品献给孩子。他说,“希望工程”依靠社会的力量解决贫困儿童的入学问题,“心灵工程”则在此基础上激发孩子向精神文明的目标发展。他提出的口号是:提炼你心中的黄金,构筑民族未来的精神城堡。 


  五、胡其俊——升了26年国旗的邮电局职工 


  自从升旗仪式改革之后,每逢重大节日,胡其俊总是早早地赶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每当他看到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同样是这面国旗,他在天安门广场升了整整26年。 


  最难忘的是第一次升旗。 


  1951年9月30日下午,胡其俊正准备下班,股长来了。“老胡,明天  是国庆节,你去天安门广场升旗,有不明白的地方问问陈师傅。”股长交代完任务走了,胡其俊既激动又不安。按说,升旗并不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可这是一面国旗,是国家的象征,要在万众注目中把它升起,要升得及时,升得顺利,要升起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胡其俊已经感觉到了这面旗帜的分量,要精心再精心,容不得半点差错。 


  明天升旗的时间是几点?降旗的时间是几点?是电动升旗还是人工升旗?电纽在什么位置?电源出现问题如何处置?这些问题必须弄清。下班了,胡其俊没有回家,专程赶到陈师傅家里请教。 


  从毛主席在开国大典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之后,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任务由陈红年实施,他升了整整两年国旗,由于工作调整,接任他的升旗手是本单位职工胡其俊。他们同属北京市邮电局职工,每逢节假日或天安门广场有活动,担负天安门城楼的装饰和广场的照明任务,升旗是“业余”,是上班前下班后的任务。 


  从陈师傅家里请教出来,已是星星点灯照亮家门的夜晚,胡其俊来到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杆下,反反复复地练了十多遍,虽然是“业余”工作,可他知道这是一项神圣的政治任务。那一晚,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不停地爬起来看钟点,生怕耽误了升旗。那年月,家里没有闹钟,只有一口老座钟。妻子见他魂不守舍,知道他的心思,劝慰说:“你忙活整整一天了,要好好休息,我替你值更,保证误不了你升旗  。”26年,妻子为他值了多少次更他说不清楚,能说清楚的是26年他没有误过一次升降旗。 


  “那时升国旗,没有现在这样隆重的升旗仪式,也没有这么准确的升旗时间,晴天,望着太阳出升旗,看着太阳落降旗,阴雨天,天亮了升旗,天黑了降旗。那时,北京还没有今天这么多高大的建筑物,广场东面的历史博物馆还没有建,站在国旗杆下,能望见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太阳升起来了,我就把国旗升起来,升好国旗后,然后赶到单位去上班,下班后,再赶到天安门广场把国旗降下来。当年升国旗不是每天升,而是在重大节日和有重大活动时升,重大节日我心里有数,重大活动靠上级通知。我家住右安门,每次升旗骑自行车。有一年春节北京下大雪,自行车骑不动了,为了不误升旗,我凌晨3点起床,冰雪路滑,一路上摔了十多个跟头。”回忆当年升旗时的情景,胡其俊记忆犹新。 


  时间是一条长河,人的年龄里蕴藏着历史。26年,国家经历过无数次的大事,每件大事无不和国旗联系在一起。在26年的升旗生涯中,胡其俊同样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国家大事。文革期间,毛主席9次接见红卫兵,每次接见,都要升国旗,那时天安门人山人海,红卫兵小将们通宵达旦在天安门广场等待毛主席接见,每次挤到国旗杆下升旗都要费一番周折,每次升旗红卫兵都自觉地唱起《歌唱祖国》的歌曲。人民是那样的热爱国家,热爱国旗,热爱领袖。在胡其俊经历的许许多多的大事中,最难忘和最沉痛的是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的逝世,他代表全国人民用“降半旗”的国礼向领袖们深深地哀悼。

 


  回忆当年,胡其俊深有感触地说:“我升了26年国旗,这是我一生的光荣,也是我一生的骄傲,可我看到今天这样隆重的升旗仪式,才觉得真正体现了祖国的尊严,愿国旗永远高高地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