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鸡蛋

  那段岁月已过去很久了,但我仍时时会想起烧鸡蛋的香味来。 

  小村的鸡婆们只有快到清明节时才开始“开张”,这也怪不得伊们,伙食不好啊。所以,只有到清明节这一天,一家人才可以敞开肚皮大吃一顿“蒸鸡蛋糕”,油花儿上浮着绿绿的葱叶儿,鸡蛋糕黄黄的,嫩嫩的,让人一想起,心里也就馋馋的了。不过,这可是奶奶积攒了七八天的成果啊。 

  当鸡婆不知在何处“个个大个个”地自吹自擂的时候,当鸡公站在高处“窝窝好窝窝好”地煞有介事的时候,奶奶知道了,鸡下蛋了。于是,脸上绽开一朵花儿,迈开小脚,满院子去找,为我烧蛋吃。 

  烧鸡蛋是个轻省活儿,但要守着火盆耐心地等。当“噗”地一声火盆里腾起一股轻烟,蛋便熟了。有时火硬了,那蛋会“叭”地一声胀破肚皮,蛋便糊了。可不管这蛋是熟还是糊,我都吃得很香甜。

  每当我吃这种蛋的时候,奶奶总会坐在一边,点燃她那根一米多长的大烟袋杆,心满意足地看着我。 

  奶奶到老也不识一字,只会从一数到二十。奶奶仔细收集起来的鸡蛋,每天总是一对一对地数一遍。现在想想,我都会忍不住笑出声来,如果奶奶积攒的鸡蛋数超出四十个,那可是大麻烦了。

  不过,在我的记忆里,奶奶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麻烦”!一想到这儿,我那将出口的笑,便化作了两行泪,一对一对地流过嘴角……  



                    葱叶咸菜

  天凉了。云白了。风清了。 秋来了。母亲有永远干不完的活计。

  自家菜园里产的大葱和白菜总得积上两缸腌上几坛吧。这事儿可马虎不得,这可是一家老小一冬一春的“嚼口儿”呀!其实,葱白是舍不得腌的,所腌的只是绿绿的葱叶。腌法也简单,洗净,装缸,撒上几把盐,压上块大青石头了事。 

  大约七八天后,葱叶咸菜便可以吃了——咸咸的,酸酸的,全然没了大葱的辛辣,很下饭的。而此时,又该割麻黄草了。 

  当时的我并不知麻黄草是一种名贵的中草药,只知道麻黄草可以换钱,每斤二三分钱,最贵的时候可卖到五分钱。母亲拿起早已磨好的镰刀,搓好的绳子,走上七八十里的沙漠,用一天的时候,可以背回一元钱。这样的一个麻黄季,母亲至少能赚到二十元钱。二十元钱,这在当时,可是我家的一笔“巨款”啊。 

  去大漠里割麻黄草,得起大早,母亲起得要更早一些,她要为我们兄弟三人准备好一天的干粮。干粮的做法仍然简单:从缸里捞出几棵葱叶咸菜,切碎,放在玉米面里加水一起和,然后用手拍成饼子,贴在热锅边,开锅就熟。作为奖励,母亲有时会为我们做上一锅香喷喷的小米饭,然后一家人围坐在小炕桌边,在油灯温暖的氛围里,就着葱叶咸菜,幸福地吃下去……



                    杀猪菜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小年是大年;小孩儿小孩儿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 小时候,刚进腊月门儿,我的小山村就开始热闹起来。杀猪匠胳肢窝夹着把杀猪刀子,两条腿儿不停地从张家跑到李家,又从李家跑到王家。小孩子们抹着油光光的嘴巴子,手里提着吹得鼓鼓的白亮亮的猪尿泡儿。 

  那时候,我心目中的大英雄是一位叫“胡一刀”的干巴小老头儿。他虽无法与《雪山飞狐》中的主人公相比,但也算是够得上是大侠的风范,不管多孬种的猪,一刀子扎下去,保准玩儿完。 

  当年,能不能杀上口年猪,在漠北农村可是件大事儿。小伙子大了,要说媳妇,媒人进院搭搭讪讪先要看猪圈,猪的肥瘦直接说明了这家人家儿是不是过日子人家儿,自然也就影响着这门亲事的成败。媒人到女方家学舌时要说,那人家儿可真是过日子人家儿,猪圈里齐刷刷地卧着两口大肥猪,一年的油水儿是不用愁的。 

  杀猪的这天,我的七大姑八大姨们都来帮忙,我的众表兄弟堂姐妹们也会穿戴整齐,来参加这一盛会。胡一刀早已“磨刀霍霍”了,摆出很神气的姿势,两腿一叉,腰一弓,左手指点一下猪头下几指处,右手挥刀,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奶奶和妈妈早已在头一天就将秋天晾晒好的干白菜用开水焯烂,用手攥干,一团团地放在一边的大泥盆里,这是杀猪菜的主料,另一种主料当然是肥猪肉了,胡一刀吆喝着人们用滚烫的水把猪毛褪掉,将白花花的胴体洗刷干净后,再一刀将猪的“血脖子”割下来,放在案板上备用,然后才是将猪胴体大卸八块。 

  杀猪菜的做法很简单,就是量大,得做满满的一大铁锅。这菜是要送人的,七街八坊,村东村西,每家一碗,如果说有一家未送到,人家“挑理”了,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儿。 

  开饭了,小屋子里摆满了桌子,饭菜一点儿也不丰盛,但棒子米饭可劲儿造(方言,大口吃饭),散装的烈性白酒敞开儿喝。最受优待的当然是胡一刀,“大侠”自有“大侠”的习惯,一大碗白水煮肥肉,不加任何的作料,只吃得顺腮帮子流油才叫痛快。

  这一天,从早上猪的绝望的嚎叫开始,到晚霞夕照结束,人们忙了一天,累了一天,也闹了一天,最后打着满意的酒嗝儿,踉跄着走出这热闹的小院子。如今,已想不起吃杀猪菜时太多的细节了,但那日子,那心情,那氛围,那朴实的人们,让我的心中常常热乎乎的。 



                    黏豆包

  我的小山村历史很久远,久远得像是从一个古老的故事里走出来的一样。 

  据说,小村的开山鼻祖是一对从山东逃荒过来的仁姓兄弟,他们来到老哈河的南岸刀耕火种。兄弟俩一路乞讨过来时也不知道在哪儿要来了一大碗大黄黍子,哪曾想就是这一碗大黄黍子,成就了我那个小山村的一宗特产——黄米黏豆包。 

  快过年了,孩子们高声唱着“蒸豆包撒年糕,老婆儿孩子闹吵吵”的儿歌,而村妇们见面儿的礼貌用语也由“你吃了吗?”换成了“你泡几斗?” 这里所说的“泡几斗”是指把黏黄米加工成面粉之前,须得用清水泡上几天,捞出晾干,再上大青石碾子轧成粉末儿。 

  小年一过,小村的上空就弥漫着一股子酸酸甜甜的味道。家家在发面,户户都在蒸豆包。此时如果进入小村人家,炕头上端坐的不再是老头子、老太太,而是一大泥盆的黄米面儿在那儿发酵,上面还要严严实实地盖着厚厚的棉被,这种待遇就是谁家的小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也不过如此而已吧。 

  面发得好不好,这可是一年的兆头。尽管那年头“大锅饭”,不许讲“发财”,哪怕是“发”字。但在村里人的心目中,这仍是个美好的愿望。 面发好,从盆里抠出一块块面团儿,“叭叭”地用手拍成一个个饼子,放上豆沙馅包好,装屉,上锅,盖盖儿,旺火,一道道的程序不敢稍有马虎。 

  豆包蒸好后,放进柳条囤子里,这叫“接年饭”,一直要吃到过了正月十五。

  唉,这就是那又酸又甜的黏豆包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