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二爷
让死者有那不朽的名
让生者有那不朽的爱
——泰戈尔
1
《金刚经》有这样四句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自古及今，无数人慨叹“人生如梦”，可是有些事、有些人，不但不能忘却，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经常在脑海中显现。二爷去世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但是他的身影从来没有从我的脑海里移去，虽然他没有照片留下，我也渐渐模糊了他的影像，但是他似乎变成了一个概念、一种寄托、一种精神，我常常梦见他，但梦更是虚幻，所以只有将所知的片断写下来，算作纪念。
2
二爷刘金行，是我爷爷的二哥，有过短暂的婚姻，无儿无女，和我们在一起生活多年，1990年辞世（年65岁），葬于他颇熟悉的青山脚下一块土地中，依然孤孤单单。
3
二爷对穿衣从不讲究。
虽然每年总会有人结记着给他做新衣服，或者将旧的棉衣、棉裤拆洗，但是他本身也穿不出什么好来，什么地方都敢坐，再加上抽烟，衣服上被烫了不少的洞。
我有记忆的时候，二爷不过四十多岁，却已是一个十足的老人。光头——一年四季一条白毛巾总包在头上，满脸布满皱纹，佝偻着身子，象个半圆，夏天光着脊梁，露出古铜色的皮肤，肩上是厚厚的肌肉，人瘦但很结实，他的裤脚经常挽起，两边却不一般高，脚上的鞋子有着厚厚的鞋掌，是他自己钉的。因为常年抽烟，所以就常年咳嗽，咳嗽也成了习惯，有痰咳，没痰也咳，时不时来几声，却也不打紧，倒成了一个开路先锋，几十米以外都知道他来了。
冬天的时候，二爷绑腿，穿着大裆的棉裤，在腰间一掩，腰上别着荷包和烟袋，走到哪里抽到哪里。但是我看他抽烟，也是一个消遣，有许多次我看二爷噙着烟袋，嘴里不停地吧匝，口水顺着烟袋流下来，但是并没有点着烟，他自己也不会发觉。
二爷只能抽得起旱烟。他自己找一块很小的地方种一点烟，收获后，倍加小心，晒干碾成末，都是一个人做，有时弄一些蓖麻的叶子搀到里面，虽然味道不纯，但是能抽的时间更长久一些。因为抽烟二爷和亲戚就走动的多一些。我的老姑嫁到外村，距我们村有十几里的路程，平时是不大走动的，但是二爷将自己种的烟叶抽完以后，就到老姑所在的村子赶集，所以中午一定在老姑家吃饭，有时还住上一宿。老姑是二爷的妹妹，也算是他最亲近的人，买烟、赶集、住宿，是二爷生活的调剂，也是必须，老姑给他做好吃的，和他聊天，毕竟他们有许多共同的地方。
4
二爷能吃，天生饭量大。
在集体的时候，每到麦收或收秋种麦的大忙季节，为了节省时间，中午干活的社员是从来不回家的，午饭就由人送去，送饭的人到每家收取干粮，再从每家的锅里舀上一瓢菜汤混在一个大桶里，每家包干粮的布是不一样的，所以自己都认识自家的干粮。因为干活累，所以基本上每家都是烙一张饼，只是这饼的大小是有区别的，母亲给二爷带大大的一张饼，每次二爷都吃完。后来才听说，原本二爷是吃不了这一大张饼的，想要剩一点回来，正要包起来时，被几个社员看见，就逗二爷说：二叔，这送饭可是不能往回剩的，这次你吃不完，下一次家里人可就不给你烙这么大的饼了。几个人随声附和，还举出一些例子，哪次没有吃完后来就怎样等等。二爷害怕以后真的送饭减少，就使尽全力硬将饼往下咽，最后总算都塞到嘴里了，但是饼已经到了嗓子眼，不敢低头，更不能弯腰。
一次过年，家里请村中的医生吃饭，包的饺子。吃饭的时候，老爷爷和医生坐在方桌两边的椅子上，我们一家围着一个饭桌，二爷就总是搬一个小凳坐到西屋的案板旁边，五六碗盛得岗尖的饺子摆在案板上。医生的饭量不大，早早就吃饱了，看着二爷一碗一碗地吃，二爷吃到第五碗的时候，医生说：二伯饭量还行。二爷就说，我吃了这碗还能再吃一碗，结果就真的吃了六大碗饺子。但是他一晚上跑了好多趟厕所，上吐下泄，这是吃饱撑的，他自己还说从嗓子里拽出好多条虫子来，可是二爷不会吸取这个教训，每次做好吃的，他都吃成这样，在他的心中大概从来不想省下一些，也不会去看别人到底吃饱了没有。二爷一个人吃的能顶上一个五口之家饭量的总和。
二爷饭量大，对饭就不讲究，但是我看到过他有一次发火。午饭的时候，他看到是面片，就不高兴，将给他盛好的饭倒在锅里，不吃了，他说只吃面条不吃面片。母亲没有办法，就去找来我本家的当大队会计的爷爷，二爷被狠狠数落了一通，事情也就过去了。实际上二爷既吃面条，也吃面片，这一次是因为在外面受了气，回来后就不痛快，和所做的饭是没有关系的。
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二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应该是无忧无虑，但是他总不满足，牢骚不断，母亲知道他的脾气，再说街坊邻居也都知道情况，所以也不较真。父亲回来的时候，有时听到别人的议论，就问二爷，二爷却不敢承认发过牢骚。二爷惧怕父亲，一方面我们承担着赡养二爷的责任，实在很不容易，另外二爷说的大多是片面的话，有的甚至是无中生有，自己编造出来的，所以我父亲问他的时候他就躲到自己的屋子里不再说话。父亲单位分到了房子，老爷爷已经去世，考虑到我们都上学，需要有一个好的环境，所以我们就搬到了县城。我们搬走以后，二爷就自己做饭，我有时回老家，看他做的饭，很简单，基本不炒菜，也不大讲卫生，烧火的时候锅盖经常不盖上，火星和柴灰都落到锅里。我想和他多亲近，就跟他一起吃上一顿饭。二爷自己做饭，就没有了牢骚，无论好坏，都是自己的事情了，他似乎愿意做一个主宰者，自己决定一切事情，随心所欲，即使苦一点累一点，好像也无所谓了。但是实际上，比起在一起的日子来，自由的范围看似大了，生活却差得很远。
二爷虽然饥一顿饱一顿，但是胃口很好。他到山上放牛，山上一年四季的野果，他就吃得多，还经常给我们带回来，晚上的时候，弟弟最喜欢他走到过道时的喊声，“看你二爷给你带回什么来了”，二爷喜欢弟弟，因为弟弟小，又最喜欢他带回的东西。弟弟跑到院子里，拿二爷带回的酸枣、杏、桃、梨等东西，欢天喜地。
5
二爷住在四合院的北屋。
我和弟弟以及几个堂弟经常到北屋去玩耍，二爷的屋子里很黑，并且有烟熏火燎的味道，但是还是有许多有趣的东西吸引着我们。二爷炕上有一个结实的柜子，是分家时分给他的，柜子上着锁，据说以前是用来盛钱的，我们因为不能打开，再加上它的历史，就对它有种种神秘的猜测。二爷柜子里的东西，我们也是经常翻看的，我们最喜欢的莫过于那个水烟袋，似乎是纯铜的，很重，我们想尽办法想将它用起来，但是没有如愿，也从未见到过别的人用它抽烟。虽然不会用，可是放上一点水，用力吸，烟袋就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足够我们快乐了。二爷的桌子最下层，实际上已经被我利用起来，父母不让我玩的东西，我都藏在那里，有自己制造的手枪，也有搜罗来看的小儿书。
二爷的屋子里还有许多工具。老爷爷是一个好木匠，所以有全套的木工工具，什么刨子、锯子、斧子等都在二爷的屋里放着，还有二爷纺绳的、钉鞋的、做香油的工具，也是我们很喜欢的东西。我就经常拿来玩耍，自己试图做一些东西，但是除了将工具弄坏，或者将一块小木板锯开以外，其他的什么也做不成。
二爷的褥子下面总压着一些零钱。那时人们都不富裕，存款都是不敢想象的，二爷攒钱就压到褥子底下，这也是他全部积蓄，是用来买烟的，我虽然知道，但是从来没有拿过一分。二爷的钱虽然没有数，不过大概还是有些印象的，不知怎么有一次他发现钱数不对，追查到最后是姑姑家的孩子拿了，结果是姑姑将孩子狠狠打了一通，但二爷的钱还是放在老地方。
冬天的晚上，我们最爱到二爷的屋子里去了。那时我们睡的土炕，都有一个通道与做饭的锅灶连在一起，叫做“过火炕”。二爷睡的北屋没有过火炕，天气冷的时候就抱一些柴火放到炕洞中烧，我们喜欢烤火，浑身暖洋洋的，脸也被烤得通红。烧炕的时候，我们总羡慕二爷会吹火。有时因为柴禾湿，烧不起来，二爷侧转头将嘴对准一个地方吹，火就旺起来。我们也试着吹，不是吹不着火，被烟熏得眼睛流泪，就是吹得火星四溅。老爷爷和父亲或者串门的人也常到北屋烤火、聊天，不过还是我们是常客。烧过一堆柴火以后，就是熟火，大人们说熟火最好，我们也是喜欢的，因为二爷总是放一些花生、山药在火里，这些不久就被我们享受。弟弟却总是在烤火的时候睡着，第二天醒来才想起昨天晚上特别关注的那些东西，闹着要吃，最后如何结局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喜欢烤火，也喜欢享受火中得食物，但更喜欢通红的火焰烤着的感觉，看火焰变幻，被我无穷地想象起来。
6
二爷干的时间最长的工作就是放牛。
生产队里的大牲口一年四季不闲着，种地的种地，不种地的磨面，社员磨面是排着队的，牲口也排好了。只有那些牛，不是农忙的时候，就到山上去放，二爷干其他活儿也不在行，虽是成人，队里却不给十分，只有放牛这个活儿，队里按十分计算，而别人又不愿干这个活儿，十几头牛，一天总是走啊走，也够累的，所以除了农忙之外二爷就是队里专职放牛的牛倌儿。
二爷放牛时间长了，自有独到的地方，他爱牲口，已经将牲口视为自己的亲密伙伴，早晚两次在河里饮牛，到山上就是整整一天，一点也马虎不得，偷懒不得。他计划着哪一天去什么地方，将牛放到最好，对他干的这个活儿，生产队的人还是满意的。二爷从不耽搁，家中或其他人有事找，派别的人去放一两天，牛就吃不好，放牛的回来还喊累，这样就有人恭维二爷，说：我看这牛，也只有你能放得了。二爷听到别人的恭维，就更加威风，早晚两次赶牛去河滩里饮水的时候，就大呼小叫，喊着他给牛起的号，什么“花儿”“老黑”“大犍”，半个村子都能听见。小孩子却十分羡慕，跟在二爷后面，二爷也就象一个统帅千军万马的将军。这些牛的名字别人叫是不管用的，牛也只听二爷的。
二爷拿着鞭子，但是一般不去打牛，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公牛发情的时候。公牛发情，就往母牛的身上爬，从不看时间地点。每当这时二爷就吆喝着，用鞭子抽打开来，但是小牛还是每年出生的。
放牛这个工作适合二爷，因为二爷喜欢自由，不爱受人约束，也不喜欢别人说他。放牛的时候，他自己是首领，他统帅着十几头牛，好不威风。这个活儿，除了走的累之外，不用出别的力气，很清整。在山上转，也有说不尽的好处，最美丽的风景能看到，最鲜的野果能吃到，还可以顺便挖一点药材，卖出去就是钱，就可以买烟叶和烟丝。
放牛也并不容易，冬天的时候经常下大雪，这时一定要保护牛的安全归来；母牛产小牛等情况也会遇到，也要保证安全；还有村子四周出没的野狼，难免会遇到。二爷讲过遇到狼的情况，他说：早晨天还没有完全亮，我从山顶滚下一块石头，惊出来两头狼。我问二爷，你怕吗？二爷说：你二爷才不怕狼呢？听了这话，我对二爷肃然起敬，因为我自己在野外见到的最大动物也只不过是狐狸，并且还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7
是农民，终究逃脱不了干农活的宿命。
生产队还是解散了，生产队的牛、马等牲口也就跟着分给了个人，不再需要有人放牛了。而且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几口人的地也不少，二爷要学种地了。
别看二爷当了多半辈子农民，却不会种地。
分地的时候，二爷代表全家去。分地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生产队的地况有差别，地理位置有远近，所以要先经过估算产量，如果分亩产四百斤的地能分一亩，分亩产八百斤的只能分一半，也就是半亩。二爷跟着出去一天，回来吃饭的时候，就讲述他掌握的情况，哪块地如何，有几家想要，等等，他讲得头头是道，但向别人一了解，情况完全不是那样，也许是他的记忆有问题，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好好听，当然，对于不识字的他来说，不能借助于纸笔记录，记下来那么多也不现实。
其实，他的记忆力偏差，并不仅仅限于分地这件事，他所讲述的事情几乎都存在失实的情况，因此我们听他说话的时候，就有所保留。
不过二爷对于错综复杂的乡亲辈却弄得比较清楚，他在家讲述某件事情的时候，总是把别人对他的称呼加在前头，并且一再重复，诸如：二爷，二伯，二叔，哪怕是二哥，也要多说几遍。事实上，我们家的辈分很低，称呼别人的时候更多，那就不在二爷宣讲的范围了。
不论以前有没有种过地，没有牛放，二爷也要下地了。种地，看上去简单，但也有不少学问，农村里的精明人，也是把地种得好的人，一旦别人家的庄稼比自己家的好，尤其是地邻，那心中就不是滋味，当然，更为主要的是，这也涉及到收成，本来一个人没有多少地，再侍弄不好，吃饭就成问题了。种地除了要讲究节令，其他讲究的地方还很多。比如要精耕细作，要勤快，要打算好，我在农村的时候也不过十来岁，却已经学着耕地种地了——这都是高难度的活儿，其他的比如除草、间苗，早已不在话下。种麦子不但要直，还有理论作指导，“未从开耧紧三摇，未从住耧三不摇”，说白了就是掌握“惯性”，即便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有些人可能终生都学不会，二爷就是这种，有力气，无技巧，一件事情总是干不好，别人就不会总给你这样的机会。
“巧者劳，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干不了技术活，就干力气活，不管怎样，庄稼人不在地里呆着，就不能算合格。
二爷干的不怎么好，但我家的庄稼还是长得最好的。最开始当然是有窍门的，那就是别人还不大明白化肥是怎么回事儿的时候，在县城工作的父亲就率先购买、使用到我家的地里。耕作了几千年的土地上，忽然有一种先进物质被引进，土地岂能不努力贡献？别人家都用上化肥的时候，我的父母就在研究怎样使有限的化肥发生更大的作用，不是撒到地里，而是与种子放在一起，这样虽然都在使用化肥，但我们有独门秘笈，庄稼还是长得好。别人掌握了这种方法了，我们又开始秸秆还田，这也是父亲从报纸上看来的，据说是山东的经验。人们在努力造粪，运到地里，我家只需带上铡刀，在地里将割下来的玉米秸铡碎，埋起来，一段时间以后，将它们还原到田里。别人也这样做的时候（效仿的不多），父亲就开始研究优良品种问题，当然不是自己做实验，花上一点钱，从种子公司购买的优良品种，总是比普通品种好得多。这样说吧，种地也是斗智斗勇的事情，常听人说一句话：这人干什么都行。不得不信服。
在实践中，二爷也掌握了不少的技巧，农活渐渐熟练起来。而且，毕竟是做了半辈子农民，浑身的力气不会吝啬，起早摸黑还能做得到，几乎可以说是任劳任怨吧，而且他对土地有一种亲切感，生活就这么继续着。
8
别看二爷干农活不在行，干别的活计却不差，譬如做香油、纺绳、缚苕帚、钉鞋等。
联产承包以前，我家里一直做香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时二爷就是主力，像这样的活儿，技巧是蛮多的，但也可以弄到无技巧。所谓技巧，无非就是同样的芝麻多出香油，无技巧就近乎随其自然，芝麻炒老点儿，油自然出的少，但油却香，所以到我家换香油（农村实行最简单的交易——物物交换）的就特别多，村里其他几家的香油是竞争不过的。那时的农村，人们舍不得吃多少油，半斤香油能坚持几年的也不在少数，因此我家不做香油多年，仍有找来换的。
做香油对二爷来说是种享受，对我们来说看做香油也是一种享受。先说炒芝麻的时候，总要尝尝，掌握火候吧，这些时候大人们尝芝麻，我们也经常吃上几口——这是我们期盼的。磨出来以后，会盛到一个大锅里，用一个葫芦在上面墩来墩去，就是撇油，这时候我偶尔能舔一下油葫芦——别说是舔，就是闻着那味道也是一种享受呀。
纺绳和缚苕帚，几乎占用了二爷所有的晚上。农村人离不开绳子，也就离不开纺绳的人，小时候看着二爷纺绳时的专注，合绳时的激动。合绳必须要在宽阔处，两边支起合绳的专用家当，几个人在两边摇动，二爷走来走去，仍是大呼小叫，那时以为合绳必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何况我也没有见到别人从事这项工作。后来渐渐明白，不是别人不能做，而是不为、不屑为，或者说有二爷这样的便宜劳动力，谁还愿意自己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做呢？二爷给别人家合绳，折腾十天半个月，最后无非是吃上人家一顿饭，钱是万万不要的，不仅合绳不要，做其他所有的工作也不要任何报酬。
缚苕帚更为简单，不过需要点力气而已，要缚的紧，出力气，这是二爷的长项，所以他缚得好，回报也是一顿饭。
至于钉鞋，除了需要一点专用工具——放鞋的钉鞋板，鞋板是仿照着鞋的样子用铁打出来的。再就是，鞋钉和一把锤子。即便这么简单的工具，农村人大多不会花钱去置办。鞋底钉上一层厚厚的胶皮，除了防滑，就是为了让一双鞋穿的时间更长一些。不知二爷从什么地方搞来了许多的汽车轮胎，总是免费提供给让他钉鞋的人。但是二爷的钉鞋技术怕是不怎么样，父亲说二爷有一次给他钉的鞋，钉子没有弯回来，直直地挺在鞋底上，钉子深深戳进他的脚，二爷也给我钉过鞋，不记得发生过这类的事情，想来那是失误吧，也许他吸取了教训。不过，那时走街串巷的手艺人中，还有钉鞋的，而且不久就会来一趟，这也说明二爷的技艺未达炉火纯青的地步，不然何以这边不收费，那边收费，却还有市场？
除了这些，二爷也乐于参加村里的婚丧嫁娶活动和盖房等帮忙的活儿。农村不论什么事情，都需要捧人场，也需要实实在在的劳动力，二爷人好，几乎和任何人都没有恩恩怨怨，参加各类活动合适，而这类活动中，活不算太累，有足够的烟抽，有好的饭菜享受，足矣。千把人的村中这类的活动很频繁，所以也产生了一些半职业主事儿，半职业厨师，半职业喇叭匠等，逢事必到，吃吃喝喝，一开始人们还很感激，逐渐发现某些人干活不实在，就不再用他们。
9
二爷的业余生活，几乎也是在干活，却未拉下看戏看电影等娱乐活动。
我那时没超过十一二岁，自然是幼稚苍白的，除了自己感觉生活充满快乐，偶尔也有些许不着边际的烦恼，没有想过他人到底在怎样生活，包括我的二爷。
村里在84年才有了唯一的一台黑白电视机，平时锁在戏楼上的一个特制的框子中，晚上在新闻联播之前打开，一直到最后电视里有人出来说再见了，大队的管理人员才把电视锁上。二爷喜欢看电视，手里活不忙的时候也是每天和电视里的人说再见后才回家。村里过年组织的唱戏，平日里的放电影，二爷也都看，他到底看到了什么，理解了多少，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交流的范围仅限于同龄人，哪怕为一个细节争论半天，从未想到过要向他求证。渐渐，我知道其实他在看节目的时候，大多处于半梦半醒之间，或者是眼睛昏花，或者是距离不当，总之，如果让他讲述他看到了什么，他是讲不上来的。
他讲不清楚的，还有自己的经历。我们小的时候，他是慈祥的爷爷，他的心事，他的思想（任何人都应该是有思想的吧），甚至他的苦恼，都不会向我们讲述。我长大后，一直在外地上学，回家的时候也不多，在一起聊上几句的时候就更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就开始向我讲述他的一些经历，当过兵，后来回家了，打没打过仗我不知道，他的讲述没有条理可言，而且每次的讲述似乎都有出入，所以我也是半疑半信，只是家里有一把卷了刃的大刀和一把刺刀，令我颇感兴趣，一直视为至宝，我没有问过这两件东西的来路，大概从心理认可那是二爷的东西，是他当过兵的依据。还有每年慰问军烈属的时候，那一副颇有军事味道的年画，是每年要送给二爷的，这也是他当过兵的证据吧。至于二爷说，他和上甘岭上的连长张忠发认识，编制上也是相邻的连等等，真实性就大打折扣，近年来我了解到张忠发的原形确实是我县人，对于二爷的某些讲述，从心理认可了一些，只是他究竟讲过些什么，我已经忘记了。
对于二爷的其他经历，我也知道的不多。只言片语也是父亲不经意间说的，二爷有过婚姻，妻子是邻村人，婚姻维持的时间不长，似乎连一个月也没有，婚姻的持续大概是冬季，二爷到山上砍一天柴，被妻子一晚上烧炕用光，其他的冲突有没有，当时的境况如何，恐怕父亲知道得也不多。虽然在世的老辈人还有，但也没有深入了解的必要了，毕竟已经是过去，我想我见到了他的后半生，见到了他的孤苦伶仃，这就够了。
二爷谎报过日本鬼子扫荡的情况，这当然也是听说的。那时的村民已经是惊弓之鸟，一说鬼子来了，什么也顾不上，逃命要紧，二爷说他见到了鬼子，马上要到村子里了——这本是救人的善举，几乎是菩萨心肠，村民们感激还来不及，随后却被信息的失实激怒了，日本人根本就没有来。事情的原委，早已无从调查，撒谎了没有，当时他自己是怎样想的？是否与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一样的心态，只有他自己清楚，看着别人逃难固然可笑，随之而来的惩罚他也必须面对。有部分村民是丝毫不肯让步，要求将二爷正法，当然，那时二爷恐也未成年，最终他得到了原谅，死罪已免，活罪难容，当着全村人的面，一顿痛打他承受了。
二爷的英雄一刻，是弟兄几个联合要杀人——那个人出卖过我的老爷爷。据说，日本鬼子进村，要找大队干部，路上碰到了一个村民，这个人看到我的老爷爷就对日本人说“他就是”，事实上，我的老爷爷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民，但他就这样被日本人抓到了东北。老爷爷音讯全无，家里人的着急可想而知，知情者在暗中是怎样偷着乐的，会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无人知道？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这个出卖我老爷爷的人，万万没有想到，几年后我老爷爷历尽艰险从东北逃了回来。真相大白，家人要找那个出卖者算账，最终还是老爷爷放过了那个人——不管怎么说他回到了家。
10
二爷不爱发脾气，却倔。
在农村，总有些小聪明的人，他们的乐趣就是拿那些成色不足的人开玩笑，至于这会给别人造成多大的伤害，他们才不会去想。二爷显然也具备被拿来开玩笑的资质，只是平时不在一起干活，二爷受的捉弄要少得多，不过也总会有在一起的时候的，这时候出来维护二爷的必定是家族里最亲近的人。其实，和那些成色不足的人开玩笑，不出两种情形，一种是套话，总想听到一些隐私。二是暄架，也就是激发这些人的“二百五”潜质，使他们淋漓尽致地表现。套话需要策略，暄架相对来说简单得多，只需要说些好听话、奉承话，诸如：“你真了不起”，“你二叔怕过谁呀”，“谁敢把你怎么样”，尽管手法简单，千篇一律，但却屡试不爽，小的玩笑，不过是一笑了之，玩笑开大了，会弄得人家家里鸡犬不宁，这也不是那些聪明人所要考虑的。
和我家一墙之隔的一位爷爷，是二爷的叔伯兄弟，每在这样的关头斥责那些“聪明人”，保护二爷。但是换来的却不是二爷的理解，而是敌对。这样说吧，越是不那么聪明，不那么厉害的人，越渴望别人的认可、夸奖，自然认可和夸奖是来之不易的，当这些到来的时候，他们就认为那些人是真正欣赏他、认可他的，是他的知己；而总是提缺点，指出不足的，在他们看来是鸡蛋里头挑骨头，是不理解。久而久之，和真正对自己关心爱护的人走得远了，甚至视为仇敌；和那些看他滑稽，开他玩笑，使他逞能者，走得越来越近。即便一个普通的农民，也渴望得到别人的欣赏，对批评指正很不“感冒”，因此那些拥有天下，或者拥有一些财产什么的人，决计不会觉得自己平凡。奉承、高帽能大行其道，真心实意地指出不足不受欢迎，也不难理解，“亲外人，远家人”于他们是一件难以解决的事情。
在老爷爷去世后（1978年）的二十多年里，二爷是家中的长辈，能听进别人意见的时候就更少了。我常想，人生实在是有很多条路可以选择，每一件事情也确实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贤愚不肖，都有自己的“智慧”，能心甘情愿认同别人，按照他人指出的路线方向前进，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人生又是不可逆的，不能走回头路，不能买后悔药，否则，宁愿一条条道路都试试，用实践来检验每个建议的对与错。二爷诸多的不满，大概是缘于他的建议很少被采纳，而且他是个追求自由的人——自由这个概念太宽阔了，可以为了全世界、全人类，也可以为了一己之私；可以是安邦定国之策，关系国计民生，也可以是中午吃什么饭，晚上盖几床被子，烧几把柴草。二爷的自由，是自己行动的自由，是自己吃饭的自由，是为自由的自由，其实他本来就很自由。但这与他追求的还有差距，他感到还是受到些限制。终于，在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父亲在单位分到了房子，我们兄妹几个也需要接受更好的教育，因此举家搬到了县城。
我们搬走了，二爷自由了，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设计自己的生活了。
11
有句话“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话可以理解为敢于碰硬，有个性，有主见，也可以理解为倔强，明知吃亏不服软。
我们搬走后，偌大的家里就剩下他一个人。他要干活儿，还要操持自己的吃饭问题，由于不那么讲究卫生，身体明显不如以前，再加上年岁日大，老相也渐渐显露出来。以前也颇爱串门的二爷，不在家里的时候更多了。
过年过节，父母和我们还会去看望二爷，二爷常和我们讲起我的某个亲戚对他是如何如何好——其实那个亲戚，也不过是看他的时候带了几袋方便面，当然，那时候方便面还不是很普遍，有这份孝心，确实值得赞扬，不过在他的心中，有些人付出是天经地义，有些人的一点爱心弥足珍贵。
在他去世前的小半年里，他的身体就不好了，开春之后是全身浮肿。村里有个年轻人，刚刚开始学中医，又是我家邻居，二爷就近看病，这个初学的中医大概是在二爷身上进行理论联系实际，时而用药，时而针灸，但二爷的病越来越重，终于离世。
12
二爷去世的当天上午，我赶回家里，我并不知道他离去的信息，回去以后才知道二爷的生命划上了句号。
我经历过老爷爷的去世，经历过老姥爷（母亲的爷爷）的去世，但那时尚年幼，二爷的去世算得上是我最亲近人中的第一人。
见到他静静躺着的时候，我感觉一阵强烈的悲痛，他与我们永别了。二爷虽无儿无女，但有哥嫂，有妹妹，有众多的侄男弟女，有前来拜别的乡亲，气氛也悲凉，哭声也浓烈。
入殓，是与亲人的另一种告别，气氛仍悲壮，哭声更浓烈。
然后是寻找墓地，因为祖坟已经盛不下那么多人，只能另寻安息之地。
出殡的时候，我茫然地走在人群中，周围是观看的乡亲，他们也许是另一种送别吧！
下葬，是最后的诀别，悲从心生，无语凝噎。
送别二爷，心中凄凉。人的一生，此是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