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华夏文明源头之域
历史需要追寻，文化需要发现。当我们把探究的目光投向石家庄的远古、近代，在历史的时空中穿梭，我们能捕捉到什么？
这是块热土。这块土地是富饶的，更是古老的。这是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文明之区。探源石家庄，可以发现，这里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
这样的定位，在历史教科书中，在历史学家的定论中，闻所未闻，让人不得不生出疑虑：靠得住吗？根据何在？
准确定位、认知石家庄，不能凭主观感情臆造，不能拍脑袋想当然定论，根据不在任何人的头脑里和嘴巴里，哪怕是再大的专家，而是写在大地上。
一、两个点串起的文明源头
有人类活动，便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开始。石家庄区域在什么时候有了人类活动？我们的先人在此安身立命，距今有多长的历史？只有理清石家庄的历史源头，才能准确把握石家庄在华夏文明发展史上的位置。
历史不是由人任意书写涂画的白纸。历史的真相，既掩藏在浩瀚的历史典籍中，更深埋在地下的文化层里和地面的文物遗存中。历史埋在地下，刻在石上，留在一处处历史文化的遗址中。这是历史的物证，文化的脉流。特别是寻觅历史的源头和发展轨迹，少不了到历史文化遗址中和各种文物遗存中探求。
实际上，只要不是有意漠视，稍加留意就不难看到，石家庄市境内古代文化遗址数量众多，时代跨越久远。既有30万年前——2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有六、七千年前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还有从公元前3500年的仰韶文化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先商文化遗址；既有唐宋时期的窖藏遗址、汉晋以来的坞堡及祭祀遗址，也有大量古代制陶、冶金、采矿遗址。更有星罗棋布的城垣遗址。这些不同时代的古遗址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石家庄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脉络。而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是最早的文化遗迹，是石家庄历史文化的源头。当我们把探寻的目光投射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寻找石家庄区域历史发展的轨迹，有两个遗址，成为关节点。
(一）东元村遗址：30万年前点亮文明源头薪火的那抹霞光
石器时代文化是人类文明的萌芽时期，在考古学上分为旧石器和新石器两个阶段。按考古文化学，旧石器时代一般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大约相当于更新世早期和中期，而此时的人类是直立人或猿人。这个时代的绝对年代，大约是距今180万年到10万年前。这个时期的主要文化成就，一是学会了制造石器，掌握了制造石器的一套具体办法，二是学会了使用火和管理火。这是由猿人向现代人进化的必要条件。是人类脱离蒙昧，向文明进化的转折。
这个阶段的文化遗址，石家庄区域有吗？也就是说，在人类进化的早期，石家庄是先人的故土吗？换句话说，石家庄的历史源头在哪里？
答案，写在石家庄的土地上。
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向世人宣布，在这个历史时期，石家庄区域不是空白。时间定格在1990年11月19日, 一个严寒料峭的冬日。这一天，河北省文物复查队旧石器组——一群穿越时空隧道的人，驻足在黄土断层前，翻拣着，探寻着。
这里是井陉县城北15公里处的孙庄乡东元村村北100米的丘陵地带，西临太行山中滹沱河中游的重要支流——冶河，高出冶河河床15米左右，断面上层为黄褐层，厚3.5米，下层为红色黏土层，厚约7.50米。敲打、翻拣，并没有白忙活，在这块东西长100米，南北宽100米，面积10000平方米地方的红黏土中，考古工作者采集到了打制石器，包括石核、削刮器及砍砸器等。材料为河滩之河卵石经粗略打制而成。
历史在这里定格。不辞辛苦的考古工作者，已然把探寻的镜头摇向了遥远的年代，一个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文化遗址——东元村文化遗址就这样被他们挖掘了出来。这是石家庄境内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据专家考证，该遗址距今至少有30万年的历史。（谢飞：《水帘洞文化的根在泥河湾》，《燕赵晚报》2010、7、1；张献中等主编《石家庄城市历史文化遗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40页。）
虽然在发现东元村文化遗址之前，在井陉还发现过几处旧石器文化遗址。在井陉县龙窝村，民国年间发现过不少动物与人的骨骼化石，还发现了一些打制的石器，可以确定是一处旧石器文化遗址。另外在相距东元村不远的井陉威州河西村山洞中，出土了人类骨架化石和部分打制过的粗石器。经鉴定，应属于旧石器文化的晚期，下限年代距今约有两万年。
但是，这仍然构不成完整的证据链。
探寻在继续。多年来，省市文物工作者探寻的目光没有离开过太行山中滹沱河流域，在文物普查中，在井陉找到了雪兵、岩峰、小作、朱会沟等旧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岩峰遗址保存最佳，地层出露完美，文化遗存丰富，时代可能与孙庄东元村遗址相近。（谢飞：《谁哺育了水帘洞文化》，《燕赵晚报》2010、7、14）
这么多旧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发现，历史在这里打开了一扇窗。从这扇窗口，我们窥见了石块敲击迸溅的火星，照亮了石家庄滹沱河流域的历史进程，点燃了一个区域历史源头的薪火。这些遗址的发现证明，早在旧石器时期，石家庄区域就出现了人类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大约30万年前。石家庄区域早期的人类，就生活在太行山中，洞穴而居，渔猎和采集为生。在远古，由于当时受水源和抗拒自然灾害能力的限制，人类居住的遗址主要分布在靠近水源的山谷和冲积平原的台地上。石家庄市太行山前洪积、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地下水丰富，水肥土沃。在这里，充裕的水源和肥沃的冲积扇平原，成了富庶之地，为人类生活繁衍提供了优裕的自然条件。这一带与北京人居住活动的地域山水相连，当时的气候和自然条件应该基本相似。
我们能不能据此推断，石家庄的早期人类，在太行山滹沱河流域的河流谷地，逐水而居。这一带是石家庄区域人类历史的起点。
如此推断，证据是不是太单薄了些？我们的先人从哪里来？他们又走向何处？换句话说，凭这几处旧石器时期遗址，就能揭开石家庄滹沱河流域早期人类生存的图景，把握到石家庄历史文化薪火的承继传续的历程？
是的，发现虽然是可喜、可贵的。但是，问题又来了。仔细推敲，不难发现，这些遗址都分布在井陉县滹沱河支流冶河、绵河两岸。滹沱河日夜不息地流淌着，滹沱河文化的薪火，会随着奔腾而下的河水节节传递，还是被井陉关锁牢，死死圈在了井陉盆地？
疑问不无道理。历史不靠假说，靠证据。
靠什么来敲开连接石家庄历史文化源起和传续的大门 ？
（二）沕沕水洞穴遗址
3万年前洞穴中掩藏的历史遗踪 原始文明走出大山的历史节点
2005年在石家庄市区西北的平山沕沕水发现了一处洞穴遗址。2010年5月26日，河北省和石家庄市文物部门组成了联合考古队，对沕沕水水帘洞遗址正式发掘，出土文物数量罕见。在仅仅4平方米的发掘面上，出土20万件遗物。出土遗物内容丰富。既有经人工打制的石制品，又有留有人工刮削痕迹的动物化石，还有丰富的用火遗存，说明该遗址“是人类在制作工具、消费生活资源方面的堆积。”
经年代测试，该遗址为旧石器时期晚期，确切年代为距今2.8万年到3.5万年。通过遗址文化层和出土遗物，可以清晰地勾勒出当时先民的生活场景：群居洞穴，打制石器，烧烤食物。先民在这里生存、繁衍，一代代延续，从3.5万年一直到2.8万年，时长约6000年。
沕沕水旧石器文化遗址的发掘，以其罕见的出土文物数量、种类，让人惊叹，更以其蕴含的文化信息让人眼前一亮，为我们探源石家庄滹沱河流域历史文化提供了有力的物证。这是一处地层清楚、文化遗迹和遗物非常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突出的文化价值，是一座架在滹沱河历史文化长河之上的桥梁。
桥的两端，各连向哪里？
要把握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就要摆脱孤立看问题的思想方法，树立联系的方法论，放在大区域、历史进程中考察、分析。旧石器考古专家、遗址发掘主持者、时任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谢飞把沕沕水水帘洞旧石器文化遗址与远在河北北部桑干河流域的泥河湾旧石器文化遗址联系起来考察，联系历年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从沕沕水旧石器文化遗址石家庄先民生活的年代、生活方式、该遗址在河北考古史和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等内容，分析了沕沕水旧石器文化遗址在远古华夏文化史上的地位，给出了答案：这座桥梁的一头连向东方人类诞生地，通向华夏文化的源头。
长期以来，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们：我们东方人来自何处？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在哪里？占据了世界学术界的主导地位的，是“非洲单一起源说”，把人类起源地归结为非洲的奥杜维峡谷。但是，自从上世纪80年代对桑干河流域的泥河湾盆地考古发掘，发现两个泥河湾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遗址群，最早距今约有200万年，被学术界誉为“东方古人类文化摇篮”、“东方早期人类的故乡”。
但是，问题到这里并没有完结，我们在找到东方人类及其文化的来源的同时，还必须找到它的去向。就是要找到更多的文化遗址，来探索泥河湾文化的走向、传承路线图，为东亚现代人的起源提供更充分的证据。
水帘洞文化遗址的发现，使我们找到了将桑干河的泥河湾文化、永定河周口店北京猿人文化、滹沱河流域的水帘洞文化串联起来的一个重要的连接点。
水帘洞文化遗址与北京人的联系非常密切，跟北方其他旧石器时代遗址的联系非常密切，这种密切联系说明从泥河湾开始，泥河湾——北京人——沕沕水人——山顶洞人，文化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水帘洞遗址的学术意义不仅仅是石家庄先民的居住地，更给我们认识中国人的祖先提供了一个新材料。
首先，水帘洞文化的根在泥河湾。在这方面，中国考古学界的著名学者和专家有十分明确的定论。
对此，谢飞曾做过详细而清晰地分析，指出，“水帘洞文化的根在泥河湾，换句话说，水帘洞文化是泥河湾早期文化繁衍并传播的一个支系在太行山东麓的晚期代表。”其根据，就是它们的共同文化特点，就是学术界所说的小石器文化，这一文化传统的基本特征是石器体型细小，以石片石器为主，少见粗大石器，常见的器形有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和雕刻器等。”“从遗址分布分析，这一文化传统的起源及传播路线很清晰——源头是泥河湾，桑干河孕育了小石器文化，顺流而下发展到下游永定河，产生了更加灿烂辉煌的北京猿人文化。这一文化传统在周口店一带扎根后，又顺着太行山东麓向南传播，又沿燕山南麓向东和东北发展。其中向南传播的这支到达了拒马河流域、滹沱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在沕沕水水帘洞遗址附近的井陉县，这一文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三十万年以前，如东元村、岩峰等遗址。在距今二三万年前后，沕沕水水帘洞文化开始绽放，成为华北地区和滹沱河流域的重要文化代表。这是沕沕水旧石器文化遗址的源头。”（谢飞：《水帘洞文化的根在泥河湾》，<燕赵晚报>2010年7月15日）
其次水帘洞文化和周口店北京人、山顶洞人有深远的渊源关系。考古证明，不仅水帘洞文化的根在泥河湾，而且和周口店北京人及其后来在周口店出现的山顶洞人，都有深远的渊源关系，在某些方面，也显示出文化间的内在联系。为此，谢飞分析指出，水帘洞遗址与山顶洞时代接近，表现出了比较一致的文化传统：首先居住方式或习惯相同，都属于穴居者。他们虽然处于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时代的动物群和植物群落，但是都生活在石灰岩地区，其基本资源和生产方式是相通的；其二是均属北方小石器文化传统，加工石器的方式方法一致；其三是他们都非常喜欢选取石英作为原材料。其特征为：一是喜欢用石英作加工石制品的原料；二是都习惯于砸击技术。
对此，参加“水帘洞文化论坛”的几位中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们也给出了同样的结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朝荣认为，“水帘洞遗址石制品的特点，证明其继承了北京猿人的石器打制技术。该遗址使用的石料主要是脉石英，这与北京猿人遗址是一致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幼平指出，“从文化性质上来看，这个遗址与北京人的联系非常密切，跟北方其他旧石器时代遗址的联系非常密切，这种密切的联系说明从北京人以来，更早的从马圈沟、小长梁、东谷坨开始，一直到侯家窑遗址，是一脉相承下来的，我们这个发展是连续的，这种发展就给我们认识我们的祖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证据。”
综上所述，从泥河湾到水帘洞，其学术价值表现为两点：
一是为人类东亚起源说提供了进一步证据。当我们从滹沱河流域这个局部跳出来，站在一个更大的范围，从泥河湾遗址到水帘洞遗址，联系起来审视，会发现更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为我们认识中国人的祖先提供了一个新材料，为研究现代人类起源提供了新证据。
二是把握到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路线图。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区域内文化传承的连接点，把以前从泥河湾到太行山中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和在河北平原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串联在了一起，提供了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路线图，为探索历史文化的传承发展奠定了基础。
东元村遗址、水帘洞遗址，两个节点，将石家庄区域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串联起来，探寻到了石家庄的历史源头。早在几十万年前，就有人类生活在石家庄西部的太行山滹沱河流域，这是石家庄区域的历史源头，从30万年前的太行洞穴中，走出了我们的先祖，揭开了我们这一区域人类社会发展的帷幕。石家庄的历史文化就是在这里、从那时拉开帷幕。而这又是和华夏人类起源、文明萌生、和传承发展紧密相连，成为华夏文明起源发展的重要区域。
这是这座桥梁通向的一端，而桥的另一端又连向哪里？
谢飞在评价水帘洞遗址的考古学意义时指出：“水帘洞遗址的发现为石家庄市增添了含金量较高的文化名片。我历来不赞同石家庄市没有文化的说法，石家庄市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建城历史并不亚于河北任何一个城市或地区。水帘洞遗址的发现，为更深入研究和追溯该区域文化的历史，理清文化发展的脉络，必将留下非常浓重的一笔，成为又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名片。” （谢飞：《水帘洞遗址急待保护利用》，《燕赵晚报》2010、7、16）
沕沕水旧石器文化遗址的发现，对于石家庄市域远古文化脉络的追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探索石家庄历史和历史文化的传承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石家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路线图。从二三十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东元村遗址，到二三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沕沕水水帘洞遗址，一早一晚，正好是顺着滹沱河中游到滹沱河中下游的结合点，展现出一条这里古文化发生、发展及演变的越来越清晰的线路。它是将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与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连接的桥梁。太行山滹沱河流域的人类文化薪火，将跨过这座桥梁，传续到滹沱河下游的广袤平原上。
薪火传承，滹沱河流域人类文明起源的第一缕曙光，就要在广袤的大平原冉冉升起！
二、两种考古学文化类型昭示的文明之旅
以上的考古探索到了石家庄的历史源头，揭开了石家庄区域文明的萌生年代。但是，这只是文明的肇兴。而人类正式进入文明时代，是在大约公元前一万年至3500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对自然进行初步开发，由原始文明进入到农业文明，经济活动开始主动转向生产力发展的领域，开始探索获取最大劳动成果的途径和方法，开始出现科技成果，更为先进的工具使人类劳动产品由“赐予接受”变成“主动索取”。
要把握、定论石家庄区域文明发展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地位，还要回答，在这个时期，石家庄区域又是什么状况，文明的根在石家庄区域扎下了吗？又是如何扎下的？
最权威、最有说服力的，还是考古成果。
在石家庄市范围内，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分布十分广泛，目前已发现有百余处。从这些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看，新石器文化时期，这一地区的先民完成了从粗放的打制石器到磨制石器的历史飞跃。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他们具备了营造住所的能力，大约在一万年左右，就从太行山山洞走出，走向平原，在滹沱河沿岸建立定居点。
这里为太行山前洪积、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地下水丰富，水肥土沃。在这里，充裕的水源和肥沃的冲积扇平原，成了富庶之地，为人类生活繁衍提供了优裕的自然条件，成了人类繁衍生息的热土，成为我们的先祖栖居地，成为北方最早开发的地域之一，是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地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滹沱河畔，先后发现了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两个考古学文化类型——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和台西早商文化遗址，成为具有把文明进程推向一个新阶段的两种考古学文化类型：南杨庄文化类型：新石器时期早期华北平原势力强大的一支文化；台西文化类型：早商文化最北的一个类型，显示了石家庄不同凡响的历史文化内涵，奠定了石家庄历史文化在华夏文明起源和发展中的基础地位。
（一）南杨庄文化类型 六七千年前石磨盘碾出的历史岁月
社会文明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学术界，将人类文明的分期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
农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和人类文明息息相关。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左右，人类进入了地质上的全新世时期，地球上的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了。随着气候的逐渐变暖，自然环境发生了变化。在新环境下，原始人群的生产活动也随之改变，导致了旧石器时代的结束，开始了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这种过渡，就是从单纯的攫取天然产物的掠夺经济转变为以种植农业、饲养家畜为主的生产经济的过程。在考古发现中，新石器时代是以出现长期定居的村落、在生产中使用磨光石器、烧制陶器、经营原始种植农业及饲养家畜为特征的。与旧石器时代相比，狩猎、采集、捕捞活动已逐步退居次要地位。
通行的观点，中国北方的农业起源于黄河流域。在黄河南岸的河南省新郑市裴李岗村发现了远古人类用来加工粮食的石磨盘，被称为中国20世纪考古界的一个重大发现，以中国远古文化的独特面貌，撩开了黄河流域农业文化起源的面纱，从这里开始，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拉开了帷幕。这是距今约7800年前的新石器早期文化类型，被命名为裴李岗文化。
发现是划时代的。可是，这会是唯一的发现？会是华夏农业文化的唯一源头？
其实，就在1977年裴李岗遗址试掘之时，就在这一年，裴李岗文化就遭遇到另一个来自黄河北岸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撞击。这就是在河北省的南部邯郸武安发现的磁山文化。
磁山遗址位于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村东南，1976年至1978年进行发掘，在遗迹中发现了粮食堆积，发现了加工粮食用的石磨盘、石磨棒。 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的使用，与粮食堆积的大量发现，证明磁山人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农业，表明，在距今7000多年前，在河北南部就有了发达的农业生产。
类似这样标志着华夏文明从萌芽走向成熟的文化遗址，石家庄有吗？
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南杨庄遗址。南杨庄文化遗址位于滹沱河南，现为石家庄市区长安区辖区内，遗址面积约2万多平方米，1980年正式发掘，发现了房屋4座，多为半地穴式建筑，有的可复原为四角攒尖式；有的可复原两坡水式门棚。在遗址公共墓地所发现的37座墓葬，出土了一批完整人骨架，表明这是早期人类定居的村落遗址。除了房址，还发现了陶窑、灶、墓葬、灰坑等重要遗存，出土大量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文物。
南杨庄遗址以其珍贵的文物树立起石家庄历史文化在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史上第一个里程碑。南杨庄的文物遗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一，在南杨庄遗址，出土了人类的食物——粟，在出土的石器中，加工粮食的成套工具石磨盘、石磨棒赫然在列，共出土石磨盘10个、石磨棒33个。有的是石磨盘和石磨棒同时出土，出土时是叠压在一起的。证实在滹沱河流域，在距今约六、七千年前即以粟为主要食物了，已有了较为发达的粮食生产。这表明，至晚在六、七千年年前，在石家庄农业文明已起源，并有了相当的进步，此时，在这里已有了较为成熟的农业生产，这和黄河流域最早的农业文化是同步的。
对于这样的结论，有人会提出不同意见。通行的观点，滹沱河流域的农业起源，比上述黄河流域农业起源晚了近2000年。这是一个误会。这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长期被人们忽视了的事实：南杨庄遗址的起迄年代。多年来，南杨庄遗址的年代被锁定在距今5400多年。其实，5400年的结论，是对南杨庄遗址二期遗物的测定，并不能代表整个南杨庄遗址的起迄年代。根据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发掘报告，南杨庄遗址中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共分五期。经过对南杨庄第一期遗存，和在太行山东侧地区的许多后冈一期文化遗址中发现的这一类遗存对比，可知，南杨庄第一期遗存是分布于太行山东侧地区的后冈一期文化的前身之一。这就是说，南杨庄遗址一期的绝对年代，应该早于后岗一期的6400年——5900年。而在南杨庄遗址一期出土遗物中，即有石磨盘2个，石磨棒2个。（参见《《正定南杨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的第三章，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科学出版社 2003年10月版。) 这表明，至晚在距今约7000年左右，南杨庄即有较为成熟的农业文化，和裴李岗、磁山是同时期的。用实物证明，石家庄滹沱河流域的农业文化，和在河南、冀南发现的黄河流城最早的农业文化是同步的，是黄河流城最早的农业文化区域之一，掀开了华夏文明起源的帷幕。
其二，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遗址出土了两枚陶蚕蛹，经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昆虫室专家鉴定，是以实物的蚕蛹为模特制作而成的，系家蚕蚕蛹。（唐云明：《河北仰韶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唐云明考古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0年5月版，4页）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人类饲养家蚕最古老的文物证据。该遗址还发现了加捻牵伸的陶纺轮7件，以及既可理丝，又能打纬的薄刃条形骨匕35件。由此证明，滹沱河流域早在五、六千年前就已从事育蚕丝织手工业，这也是我国目前见诸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养蚕丝织业文物。养蚕、缫丝和织丝以我国为最早，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唯一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所以，南杨庄出土的陶制蚕蛹，开创了历史文化的世界之最。
其三，同样开创了世界之最的，是在遗址发现了三片硬陶片，据北京建材科研院通过化学分析、显微结构分析、烧成温度测定、物理性能侧定，确认这三片是属于原始瓷器，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原始瓷器，对于确认瓷器在中国独特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据记载，在其他地方，商代中期始有原始瓷器，而南杨庄遗址出土的瓷器，则使我国瓷器起源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以上，自然也是世界最早的瓷器。
南杨庄遗址以其珍贵的文物，被学术界公认为是河北域内华北平原仰韶文化遗存的典型代表，是新石器早期华北平原上势力强大的一支文化，成为考古学上的“南杨庄文化类型”。
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南杨庄不是孤立的。在滹沱河南北两岸，早在7000多年前就成为人类居住繁衍的地区。在新乐，不断发现和伏羲同时期的文物遗存；在与南杨庄遗址相邻的白佛口遗址，发现了和南杨庄第一期遗存时间相近的，距今7000多年前人类制造和使用的更为进步的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具。而且，在滹沱河流域，先后发现了多处文化遗址出土了有与农业有关的器物。在平山中贾壁出土了用来加工粮食的成熟工具——石磨盘、石磨棒；在平山中贾壁、正定小客、赞皇万坡，先后发现了用于收割的石镰、蚌镰。同样重要的，在石家庄市境内，属于以南杨庄为代表的“南杨庄文化类型”的遣址较多，分布范围，遍及滹沱河中游洪积平原和下游冲积扇平原，诸如正定西洋村，藁城区故城，平山县田兴、东大吾、郭苏西山、米家沟、尚家湾、韩庄、胡庄，井陉县测鱼、胡家滩，元氏北白楼，赞皇城西关、孙庄等70多处。
从这些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看，这一地区的先民完成了从粗放的打制石器到磨制石器的历史飞跃。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他们具备了营造住所的能力，建立定居点，开始了这一地区农业文化的传承，使这里成为人类文明开发较早、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地区。更进一步，考古成果表明，从磁山遗址到南杨庄遗址，以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信息，树立起河北历史文化在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史上又一个里程碑，足以支撑起一个历史结论：包括石家庄区域的滹沱河流域在内的河北大地，是农耕文化的发源地，华夏文明从燕赵大地走来，在这里升腾起华夏文明起源之光。
如果做进一步分析，可以把握到这种文明发展的基本特征。
特征之一：社会分工的萌芽
社会分工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分布广泛的新时期文化遗址，既表明了石家庄历史文化的源头，也表明了石家庄早在六七千年以前，就开始萌生社会生产门类的分工，出现了较多的生产门类，有谷物种植、家畜饲养、陶器制造、养蚕丝织等，充分说明石家庄是最早进入文明萌芽的地区。
农业的出现
文明的产生与发展进步，是与农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上面我们说过，学术界将农业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四个时期的第二个时期。石家庄区域的农业文化，至晚在六、七千年前，已有了相当的进步，这和黄河流域最早的农业文化是同步的。
原始手工业的出现
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是原始社会社会分工的重要变化，是人类社会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在石家庄区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成一定规模的陶场出现，说明制陶已逐步成为专门的行业。用于手工业作业的器具，也有不少出土。如，在小客遗址出土了用于加工的石锛、石斧。尤其重要的是，在南杨庄遗址中，出土的陶蚕蛹和丝织工具。由此证明，滹沱河流域早在约6000年前已从事育蚕丝织手工业。
特征之二：生产力水平提高
以制造劳动工具的工艺变化，劳动工具品种增加、质量提高为主的生产技术进步，提高了原始社会生产力，是这一时期石家庄区域文明发展的最显著特点。
出现了新的劳动工具
劳动工具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劳动资料。生产力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工具。能否制造工具，成了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而劳动工具的先进程度，决定了生产力的水平。从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代，石家庄区域以制造工具为代表的生产技术已有了很大进步。
其一，工具的多样性。
这时的工具，已不再是单纯的石器，有了骨器、蚌器；种类不仅仅是刮削石器、砍砸器等石制工具，而是有了斧、铲、凿、杵、镰、磨等多种生产劳动工具。如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白佛口遗址出土了各种磨制或打制的石斧、石锅等器具；在南杨庄遗址发现了石斧、石铲、骨器、蚌器和石磨盘、磨棒等；中贾壁遗址出土的石器有石磨盘、石斧、石杵、石凿、石镰、石刀、石纺轮、石簇、石钻头等，还有骨器，有骨针、骨笄、骨锥、骨铲和一件精功磨制的骨簇。角器有角锥和角凿，系鹿角劈开磨制而成；赞皇县万坡顶遗址不仅出土了石斧、石镰，还有穿孔石刀；小客遗址的石器有石斧、石铲、石凿、石杵、石镰、石锛、蚌镰、蚌锯等。
其二，有了新的技术和工艺。
在仰韶时代，人们制造工具和器物的材料虽然仍然是利用石、木、骨、角、蚌、牙、皮、毛、麻及泥土等，但是，制造工艺和技术已有了很大进步。除了砸、削、砍制作工艺外，钻孔技术也开始使用。磨光已广泛成为制作石器和骨、角、蚌、牙制品的最后工艺程序，因此出现了经磨光的石镰、蚌镰等很发达的生产工具。
其三，制陶技术的进步。
制陶技术是人类掌握取火技术和饲养家畜、栽培植物同时取得的又一划时代的进步。
制陶在人类智力发展和文化进步中有重大意义。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第一次改变天然物的本来性质，是制作技术的有关重大突破。陶器既可用作生产工具，又可广泛用作生活器具。一方面，在发现的陶器中，出现了用来加工熟食的陶具，改变了人类食物的制作方式，人类食物由生食变为熟食，大大加快了人类体质和脑力的发展。另一方面，陶器的大量生产和流行，也促使人类开始稳定的定居生活。石家庄区域的文化遗址中，出土器物最多的是陶器，说明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区域制陶已很普遍。制陶工艺有了改进，大多先由手制，再经慢轮加工。其中也有少量模制陶器。
特征之三：居住方式的改变
居住方式，反映着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是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居住方式的变化，反映了早期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在这些文化遗址中，既发现房屋建筑，又有陶窑，还有墓葬，显现了明显的村落布局，有居住区、窑场、墓地。这足以说明，那时，居住在滹沱河畔的先民们，已经经历了从洞穴到营造住所、从追逐水草游猎游牧到聚集村落定居的历史性转变，开始了创造文明的全新生活。为城市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从二三十万年前我们的先祖在太行山深处生息，到二三万年前在太行山东麓居住，再到大约1万年左右从太行山的洞穴中走出，在滹沱河平原定居，清晰地勾勒出石家庄历史演进和文化延续、传承的路线图。无论是从旧石器时期向新石器时期的过渡，还是新石器时期到铜石并用时期，石家庄的历史和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化积累，为历史的进一步前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台西文化类型 一个王朝的历史背影
岁月如梭，转瞬千年。当历史的时针指向了华夏大地的夏商时代，历史在这里似乎有点反常。在滹沱河流域的石家庄区域内，不见夏文化的踪迹。我们知道，华夏进入文明时代，是从夏文化开始的。难道夏王朝从公元前21世纪建立至公元前16世纪灭国的夏文化发展的近千年，石家庄滹沱河流域被挡在了文明的大门之外？石家庄滹沱河流域的文化出现了断层？
如滹沱河水一样奔流不息的历史时光，在滹沱河流域，留下了怎样的脚印？划下了怎样的印痕？
历史在这里并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文化也没有出现断层。石家庄的新石器时期文化，最终发展为商文化，滹沱河流域石家庄区域是商文化的源头。石家庄是先商祖先的发祥地，是商文化的发源地，商王朝从这里走出。而先商文化和夏文化是同时的、并行发展的两种不同文化。
滹沱河流域 先商的发祥地
透过商文化的起源、发展，我们更触摸到了一个王朝的背影，为石家庄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增添了可靠的物证。
无论是历史典籍，还是考古出土文物，都证明石家庄区域是商汤祖先的发祥地。早在4600多年前，先商民族的祖先就开始生活在这一地区，创造了新石器时代的先商文化，一直延续发展到商朝乃至西周时期，进入青铜时代。商的祖先，正是从滹沱河流域由北向南，逐渐走向中原，灭夏建商，开始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华夏大地进入夏商之初，社会历史并未完全摆脱“传说”时代，史实往往和传说扭结在一起。商族的起源即是一例。
关于商族的起源，历史典籍记载了一些传说。
商族，子姓。在传说的尧舜时期，有一个强大的商族部落兴起，它的始祖是契。契的母亲简狄是有娥氏女，简狄生契。对于契的出生，商族后世将其神秘化。商族崇尚玄鸟（燕子），于是，契的出生便和玄鸟挂上钩。《史记·殷本纪》中是这样记载的:“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而在《诗经·商颂·玄鸟篇》中，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诗句，来传颂这个故事。
在一些历史典籍中，记载了契出生的地望。战国时期赵国记载黄帝以来的史事的史书《世本》记载：“契居蕃。”据一些专家学者认定，“蕃”即今河北省平山县古“蒲吾”(亦作“番吾”)。（邹衡：《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商族的先祖就居住在滹沱河中下游交界处，今石家庄西北平山境内的黄壁庄水库一带。这里在汉代设“蕃吾”（也作番吾）县。
契的儿子叫昭明，还是《世本》记载：“昭明居砥石。”砥石在哪里？郭沫若先生认为，昭明所居之砥石，应在河北省元氏、高邑、赞皇一带泜水（今槐河）、石跻水流域。（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156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关于“商”的名称来源，丁山先生在他的《商周史料考证》中论证：“商之为商，得名于滳水。”“滳”古读为“漳”，滳水即为漳水。（丁山：《商周史料考证》，龙门联合书局。）
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认为，契称玄王，可能含有北方之王的意思。“商的地望，结合‘蕃’（今河北省平山附近）地看来，今漳河地区当是商人最早活动的地区。”（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3卷226页。）
由此得出结论，从滹沱河畔的黄壁庄，到滹沱河南的高邑、元氏至漳河一带，就是商族的发祥地。
这一结论，被分布广泛的商文化遗址所证实。
早在1954年冬在石家庄市区发现的市庄遗址，经鉴定为先商文化遗址，距今约3500年。遗址位于市区省文化厅院内，这是河北省最早发现的先商文化遗址。（《石家庄市地名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603页；《唐云明考古论文集》89页。）时隔不久， 1956年在位于市区北杜西南，又发现了同类遗址，考古工作者试掘和调查，采集到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根据出土文物特征，推断此处遗址为先商遗址。（《石家庄市地名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603页。）
之后，这样的发现越来越多。1989年河北省文物复查队先后在井陉发现了石桥头先商遗址、南良都先商遗址、微新庄古遗址，威州西街先商、早商遗址等。这些遗址虽然没有正式发掘，但是发现和采集到了大量的文物遗存，有半地穴房子，有磨制的小石斧和使用痕迹的残石铲、石镰等石器，有少量的鸡、猪骨骼，以及大量的陶片。早在1976年文物普查时发现北胡庄遗址，2010年河北省文研所、石家庄市文研所和鹿泉文保所联合组成考古队，进行发掘，从地层年代以及出土器物特征判断，北胡庄遗址为距今4000到3600年的先商遗址，推断这一带应该是个聚落遗址，是个人类长期居住点，从出土的器物可以看出先商时的人们以农业为主，另外也打猎。居住的房屋有半地穴，也有的是地面建筑。这是石家庄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出土遗物最多的先商遗址。（《燕赵晚报》2010年5月6日）2010年4月，省文研所、石家庄市文物局等组成考古队又发掘赞皇南马村先商遗址，不完全统计，出土的陶片有上万件，还出土了石铲、石镰、骨锥、骨簪等小型器物200多件。根据出土器物判断，这一带是距今3500或3600年到4000年间的先商遗址。（《燕赵晚报》2010、8、31）
目前在石家庄区域内的滹沱河流域先后发现先商遗址几十处。这是商族入主中原之前的聚落旧址。先商遗址的发现，为学术界关于商之先世起源于河北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西部，后逐渐向东、向南发展的观点提供了新的物证。历史典籍记载和考古证明，石家庄滹沱河流域是先商民族的发祥地。早在4600多年前，先商民族的祖先就开始生活在这一地区，创造了新石器时代的先商文化。约在公元前21世纪，夏禹在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建立夏朝，夏文化兴起之时，在黄河以北的滹沱河流域，正是先商文化勃兴之际，一直延续发展到商代乃至西周时期。
正是在这里，商族发展壮大，不断扩张，由北向南迁徙。对于商族早期经常迁徙，《尚书》和《史记·殷本纪》记载，“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在滹沱河流域，契居于“蕃“，即今滹沱河中游和上游交界处的黄壁庄水库一带。而契的儿子昭明则迁到了滹沱河南的“砥石”，即今元氏、高邑一带。到昭明之子相土时，又迁于商，其地在今豫东商邱。昭明之子相土是一个曾经大启疆域的君长，《诗经·商颂·玄鸟篇》的“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就是他的后裔对他功业的颂诗。
这就是说，先商祖先在相土时代，从滹沱河流域南下了。他们从滹沱河流域由北向南，逐渐走向中原，灭夏建商，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开始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石家庄滹沱河流域灿烂的商文化
先商祖先走了，带着开创的文化，离开他们发祥地的滹沱河流域南下了。他们的身后，留下了什么？先商文化也一起带走了吗？商文化会从滹沱河流域一并南迁而销声匿迹吗？
商文化起于滹沱河流域，也植根于滹沱河流域，虽然商族中心南移，但是，在商王朝建立后，商文化发展的早期和晚期，滹沱河流域的商文化照样灿烂辉煌，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商王畿腹地。商族祖先在4600多年前在这一地区创造的先商文化，一直延续发展到商朝乃至西周时期。
在当代历史学中，将商文化分为先商、早商和晚商三个大阶段。在河北中南部石家庄区域都有广泛的分布。
先商文化我们已说过。再来看早商和晚商阶段。早商文化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类型，分布范围包括石家庄地区的就有二里岗型和台西型。特别是台西型，是早商文化最北的一个类型。商汤灭夏，建立商朝之后，石家庄一带是商族奴隶主贵族集中居住的地区。所以这一地区商代文化遗址分布广泛，内容丰富。晚商文化，从晚商遗址的分布地域看，大体同早商文化相似，石家庄也是重要地区。
目前，全市已发现的商代遗址近百处，遍及全市各县（市）及郊区、矿区。其中主要的有市区内的八家庄、棉纺三厂、北杜村、张营，正定县的新城铺、小客，藁城台西、前西关、北龙宫，赵县的双庙、宋村、王西章，无极县甄家庄、中郝庄、北后坊、东后坊，井陉县的西元村、威州西街、贾庄、横北、沈山寨、微州新庄、南良都、天长镇、段庄、马林寺，元氏李村、北正，赞皇寨里、小北岭，平山冶河、郭苏，灵寿北寨、西木佛，栾城寺下，高邑西邱，鹿泉南任村将台湾、北胡庄，新乐中同村等。
特别是台西遗址，被考古学命名为早商文化最北的一个类型。该文化类型以台西遗址为代表，分布地域主要在河北省境内，北抵拒马河一带，南与邢台地区相邻。
商文化是我国进人文明时代的标志。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人类文明的出现包含三个重要因素，即城市、文字和大型礼仪建筑。在石家庄商文化遗址中，出土发现的青铜铭文、大型礼仪建筑及大型青铜礼器，集中反映了这一地区商代文明的状况。
在商代，冶铸青铜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技术，青铜铸造业是当时各类手工业中最为重要的一种行业。从石家庄市市区、正定、平山等地发现的多处4000多年前的先商文化遗址，到藁城、赵县、新乐、正定、无极等县市区广泛发现的藏有商朝奴隶主贵族铭文青铜器的遗址，就系统地展示了先商文化、早商文明和商代青铜文明的发展脉络，构成了系统反映商族起源、发展、鼎盛历史的最全面的天然博物馆。在这一区内广泛发现的大批铸造精美、形式多样的商代青铜器，足以证明这一带是中国最早冶炼青铜的地区之一。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走向成熟的标志。正定新城铺发现有铭文的青铜斛和爵；藁城台西和前西关出土了带有铭文的青铜壶和鼎；在赵县双庙出土了带铭文的青铜斛；在平山县出土了带有“正”字的铜爵；在辛集市发现了带有奴隶主姓名的青铜卣；在无极县发现了带有“甲戎”奴隶主族徽铭文的青铜器。这都是这一地区最早的成熟的文字，是商代文明的标志。
正定新城铺文化遗址出土的两件青铜器表面发现了粗麻布，其年代下限距今3500年以上。在台西遗址发现植物种仁、医疗器械及酿酒作坊，都证明，在早商文化时期，这里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已发展到了较为先进的阶段。
而更为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是台西遗址，台西文化是早商文化最北类型的典型代表。
台西遗址位于藁城区台西村东北，1973、1974年进行两次发掘，揭露面积2000多平方米，除发现房屋、灰坑、水井、墓葬、酿酒作坊等遗迹外，还出土了3000余件文物，其中包括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漆器、骨器、原始瓷器、甲骨、植物种仁、医疗器械及酒曲实物等。这些文物，集中展示了河北中南部商文化的面貌，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文物成为世界历史文化和中国文化之最，具有里程碑意义。
遗址中房址的发现，是商代考古的重大成果，对研究商代建筑及建筑上使用人牲的情况具有重要意义。台西遗址共发掘房址14座，除两座“半地穴式”房屋外，其余都是以木材为梁架、夯土或土坯混筑墙壁的地面建筑。房址平面多呈长方形，间数不等，有单间、双间、多间之分。有些房屋还保留部分残墙，为复原房屋的大体结构提供了可靠依据，这在商代遗迹中十分罕见。屋顶形式以硬山式、平顶式和斜坡式为多，有的房屋山墙上开有小型“风窗”，开后代建筑物上使用“风窗”之先河。有的房屋墙基底部在建房前用云母粉事先划定轮廓线，表明在建造前事先经过设计。有些房屋在建造时使用了人牲进行奠基，多者达8人，这是我国建筑史上使用人牲的最早例证。
台西遗址中发现2眼水井，结构保存完好，井底用木桩构成“井”字形井盘，为使井盘更加牢固，用大小不等的木桩插入井壁，井内尚遗留有汲水时落人井中的陶缸、木桶等盛水用具。这为研究我国开发和利用地下水资源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
遗址中共清理墓葬112座，分布相当密集。墓葬结构都比较简单，比较大型的墓葬有殉葬现象，有的殉葬者还受过砍掉脚的酷刑。墓内随葬品主要有铜器、陶器、骨角器、玉石器、漆器、蚌贝器、卜骨、祭食等。其中青铜器有礼器、生产工具和兵器等。这些青铜器制作精良，纹饰绮丽，显示出当时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水平。
台西遗址的另一个具有特别考古价值的发现，是1972年出土的一件铁刃青铜钺，对研究我国冶金发展史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这一发现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极大轰动。在遗址中还发现了铁矿石和经冶炼的铁矿渣，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年代最早的冶铁实物。它证明早在3400多年前石家庄一带的先民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金属的冶炼、加工和金属工具的使用，是人类从蒙昧到文明的转折点。考古成果表明，中国的冶金技术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创造，而不是从西方、北方传入的。最早是铜的冶炼。冶铜术的兴起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是在制陶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兴起的。陶窑的修筑、使用、燃料（木炭）的制备，燃烧技术的改进以及对陶土性能的认识，都为铜的冶炼和铸造作了准备。在冶铜术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冶铁术逐步在冶铜业内部产生了。台西遗址铁刃铜钺的出土，是考古发掘和冶金史的重大发现。经有关单位反复鉴定，证实铁刃是用含锌较多的天然的陨铁经加热锻打成形后，嵌在陶范内，和铜钺本体在浇注时铸接在一起的。它说明，我国至迟在公元前十三四世纪就已发现和使用了天然铁。这对探索冶铁术在我国的发生、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还有一项创造了世界历史文化之最的是出土的酿酒实物。用曲酿酒是我国特有的酿酒技术，欧洲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才从中国的酒曲中分离出毛霉，建立由淀粉发醉的酒精制作技术。用谷物酿酒有可能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代已较普及。《尚书·说命》记商王武丁和傅说的对话，其中就提到制酒用的酵母。《礼记·月令》叙述了酿酒过程的六个要素，也涉及到酒曲。商代人饮酒之风甚盛，青铜和陶质的酒器种类繁多。当时一些贵族奴隶主不仅饮酒享乐，而且还用酒来宴赏和祭祀，甚至到了因酒误国的地步，在甲骨文、金文和一些文献中都有相关记载，但实物资料却异常稀有。台西遗址中发现的酿酒作坊，填补了这一缺憾。遗址F14是一座比较完整的酿酒作坊，在内发现大批盛酒器具及大量酿酒用的植物种仁，诸如桃仁、李、枣、草木等。尤其是出土了8.5公斤酵母的残壳，表明当时已经开始使用人工培植的酵母菌壳。
在台西遗址，还出土了堪称中国和世界之最的医药实物——世界上最早的手术器械和我国最早的中药品。我国医药学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就已经从实践中积累了利用植物作药治病的经验。在台西遗址中，出土了药用的桃仁、郁李仁、杏仁等植物种仁，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医药实物。尤为可贵的是，遗址出土了石质砭镰，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古老的医用手术器械——3400多年前的手术刀，也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手术器械。这些文物，反映了我国商代医药就已经相当发达，医疗技术已经相当高超。
台西遗址出土文物，还有两项世界历史文化之最——世界上最早的平纹绉丝纺织品和世界上最早的脱胶麻织品。出土的丝织品中，平纹绉丝织物——彀，是目前我国发现的世界上年代最早的同类织物标本。它证明早在公元前14世纪我国先民己掌握了将蚕丝纺纱加捻、织成后使之缓劲产生绉纹的纺织技术。出土的麻布残片，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人工脱胶麻织品。经专家鉴定，麻纱中胶质韧皮含量很少。说明3400多年前石家庄的先民己掌握了韧皮纤维脱胶技术。这些麻布的纺织水平己相当于千余年后的西汉马王堆汉墓中的麻织品。
另外，遗址中还出土大量的陶器，以及漆器残片。漆面乌黑发亮，纹饰绚丽多彩，有的镶有绿松石、有的贴金箔，当时的漆器工艺已经达到很高水平。特别是发现刻有文字的陶器残片，说明那时已开始有了文字，进入了文明社会。
从台西遗址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范围的大小及其所包含的文化内容看，台西可称得上当时北方一重镇，应该是商王朝畿内的一个重要都邑，是目前石家庄境内发现并确认的最早的城垣遗址。
台西遗址的发掘，撩开了河北中南部，特别是石家庄的历史面纱，揭示了这一地区历史文明的起源。台西文化遗址发掘的文物，从文字的产生和使用，到房屋建造、水井开凿；从制陶、冶炼、酿造、纺织业的技术水平，到粮食、林果种植业标示的农业文明，都说明了河北中南部石家庄区域是华夏较早进入文明的地域之一。特别是，台西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中的多项中国和世界之最，奠定了石家庄历史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历史地位，用新的证据证明了滹沱河流域为中心的石家庄地区，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
三、结论 滹沱河畔的文明之光
随着石家庄广泛存在的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发现，滹沱河流域就成为我们的先祖栖居地，成为北方最早开发的地域之一。这是石家庄区域历史的起点，是历史文化的源头，是初始文明的发祥地。这是块热土。这块土地是富饶的，更是古老的。这是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文明之区。
从30万年前的太行洞穴中，走出了我们的先祖，揭开了我们这一区域人类社会发展的帷幕。在六、七千年前新石器文化时期，在滹沱河畔升起了文明的曙光。
时间在推移，文明在延续。先商祖先在这里繁衍，从这里走向中原，灭夏建商，商代文明从这里走出。
沿着历史的轨迹探溯，在这一区域，可以见识到源远流长的城市群，可以把握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的进程和历史形态。
历史在前进，文明在发展。在这块土地上，群雄争霸，给后人留下了多少怀古凭吊的遗迹；农耕工织，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写下了多少辉煌的篇章；名人辈出，演示着一幕幕悲壮的活剧；古桥楼塔，在历史的航道上，树起了一座座里程碑。
历史演进，在这里留下了灿烂的文化遗产，其中不少内容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探源石家庄，可以发现，这里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我们可以自豪地说：石家庄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