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或1991年的石家庄（1）
一、印象
很喜欢那首歌，却只记住了一句歌词：“背起行囊穿起那条发白的牛仔裤”。有时就是这样，正如多年后，我听《双节棍》无数遍了，想起来的仅仅是“哼哼哈嘿”和“快使用双节棍，仁者无敌”，《青花瓷》里最优美也能记住的，有半句“素胚勾勒”和“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除了年代久远之外，周董的口白不清，也影响我的记忆，怪不得有人在给外国人出的《六级汉语考试》试卷上，有一道听力测试便是听周杰伦的《双节棍》写歌词，而且只能听一遍。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那么我对近20年前石家庄的回忆，也许和当时的情况有所出入。
我不是穿着发白的牛仔裤来到石家庄的，当时军裤——尤其是大裆的绿军裤，是男子汉们的最爱，不知道是从哪里弄来的一条奇肥的裤子，我几乎爱不释“腿”，自我感觉良好，穿上也很舒服，直到毕业的时候，不少同学才说对我的那条裤子记忆深刻，不乏赞美之词。那条裤子也是立了功的，在91年的深冬，一天晚上，班里的一个女同学去打开水，上楼时不慎摔倒，两壶开水浇在腿上，尽管是冬天，也受伤不轻。我们除抓紧送同学到医院外，就是将我的那条裤子拿上，在经过医院的治疗后，女同学的腿被厚厚地包扎起来，幸好有我那条肥大的裤子。那天很晚了，身大力不亏的我背着女同学艰难地上了四楼的她们家，她的父母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只记得自己呼呼地喘气。这时候已经不是初到，但走进市里女同学的家门，还是第一次。
初到的时候，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城市，是出了很多的洋相的。
思乡情浓，第一个周末，我想回家。县城距石家庄一百里，一个多小时就到，我向上一年级的老乡打听了回家的路线，在傍晚从学校乘公共汽车出发了。在车上打听了长途汽车站的位置，便按照指点下车了，不料找到的不是开往老家县城的车辆所在的车站，而是开往沧州地区的，遍寻不到，再问。找到车站的时候，已经没有车了。想坐火车，却没有火车经过我们偏僻的县城，最近的火车停靠站距县城40华里。想给同学打公用电话，零钱倒是有，只是放不进去，那时哪里知道要先将电话拿起来？折腾了很长时间，打不出去，就往回走。坐公交车是到站了，但一看，周围并不熟悉，便顺着路边走，一直走到3302影院才如梦方醒，原来我们一直在路的那边走，从没注意过这边有些什么。幸好在这个影院看过电影，终于顺路找到了学校，却已是晚上10点。委屈大了，岂敢诉说？何处诉说？
想起父亲讲过的一个故事：一伙人在宾馆参加会议，有个人上衣兜里插了两支笔，看上去也有头脑，像那么回事儿，就尊重他，推举他做代表，代表当然要拿房间的钥匙，怎知这位回来后找自己的房间，怎么也找不到。因为宾馆所有的房间看上去都一样，一次这样，两次还是这样，那些尊重就渐渐远去，这个伸出腿，踢他一个响屁股，那个伸出手，摸摸他的后脑勺，他成了大家的开心果。
在农村或县城，住熟了，是不需要记道路名称、房间号码的，闭着眼睛都能找到要去的地方，农村人刚到大城市，与从井底下跳出来的青蛙没有什么区别。
学生，照例早晨是要跑步的，我的周围是城市的公子哥儿们，他们问我玩过电脑没有，打过“魂斗罗”没有，我没有回答他们，转而问他们，知道花生长在哪里吗，认识不认识黑枣树，能不能区别韭菜与麦苗。
新中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石家庄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其实他们父辈、祖辈也都是泥腿子，或许我太敏感了，这也不能算是贬低和侮辱，但越是自卑的人，越要表现出过度的自尊，这许是维护尊严的一种方式吧！
其实城市的人也并不都是盛气凌人，我的同桌也是石家庄人，在我到的第一天就骑着自行车带我到长安商场买饭盆。天很热，我体重也不轻，他的身子又单薄，我坐在后车座上，一边听他指挥上来下去，一边被感动着。过有红绿灯的路口，也是新鲜的事儿，后来逐渐明白，即便不单是出于安全考虑，也要给警察个面子。很多时候面子比别的东西都重要，这是生活的经验，比如坐远程的客车，有的给8元，有的给7元，售票员倒也并不在乎一元钱，只要卷到一起递上去，没理由再找你追着要，可是如果你和她争论，非要少给一元钱，那就不好说，那是不给她面子，她收了别人8元，收你7元，众目睽睽之下怎么交待？
匆忙中，我买了饭盆。毫无疑问，我们成了要好的朋友，而且友情越来越浓，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忘记是谁说的了，确实有道理呀！
“长安商场”是黄绮老先生的的字，裕华路、富强大街交叉口的“石家庄友谊商店”也是黄老先生的字。同学给我介绍说，每个字5000元，他没有说让我算算一共是多少钱，但我的脑海中还是迅速计算起来，几乎要用手指头来计算了，要知道那时候县城出个万元户就是了不起的事情，漏一个字就是5000元，我像珍重钱一样，翻来覆去数这几个字，终于算出来，“石家庄友谊商店”7个字，润笔款三万五千元。也是若干年后，在北国商城看到黄绮写的“雪峰”两个字，标价五万元，至于是真是假，我是不清楚的。渐渐知道了他写的是“铁戟磨沙”体，石家庄他题写的牌匾，很是不少，当然我算的还有钱账。
除了黄绮的牌匾，较多的还有刘福寿、刘炳森，老牌的人民商场，是刘福寿的字，刘炳森的题字确实忘记了，现在中华大街上的“汇源大酒店”是他的，据说他通过努力争取到了接任书协主席的位子，可惜天不假年，英年早逝了，但也给后代创造了半个多亿的资产。
书法家题写牌匾，实在是一件一举多得的事情。书法家有些收入，书法家的家庭生活就会好过一点，商场、店铺挂上书法家的牌匾，也就多了几分儒雅、传统，有志于学书法或者喜欢一点的青年人，走到哪里就可以学到哪里，我就是从这些牌匾上认识书法、了解一些书法家的。斗转星移，今天看到的牌匾多是张济海、旭宇、熊基权、陈茂才等了。
二、味道
90年左右的石家庄中心，毫无疑问是从河北省博物馆到人民商场，最繁华、气派的地方要数国际大厦和燕春饭店。国际大厦据说主要接待外宾，1992年餐旅专业的同学在那里实习，常常能捡到剩了几根万宝路或希尔顿的烟盒，还有客人未用的一次性牙刷、梳子，质量很好，作为小礼品也是不错的，《有事儿你说话》中不是说“有人给送礼了，牙刷就是证据”吗？那时国际大厦的一次性牙刷是能拿得出手的。
国际大厦的旁边是我买过饭盆的长安商场，它的得名大概从所在的长安路而来。
长安路如今是“中山路”的一部分，一条路被称作三个名字，长安路、解放路、中山路，另外东西两条主干道也一样，北面的一条是和平路、北马路，南面一条是裕华路、南马路、石邑路，裕华路到了体育大街是一个丁字路口，据说打通这一段用了十多年的功夫。1993年，我到建华南大街一带还是一片荒凉，有麦地，也有被征用但尚未开始基建的空地。从这点上说，石家庄的发展速度可谓神速。
国际大厦前的一条街叫广安街，这条街北起和平路，南至河北省博物馆，20年来，这条街变化大的是周边的建筑，地上地下，没有变化的是它的长度。这里先是自由市场，有大棚，后来是海鲜、蔬菜早市，再后来变成了一条宽阔的马路，现在又深挖沟，说要要建地下商场。最风光的时候，大概算得上石家庄最宽的马路了。我的一位前同事，她的爱人在省博物馆工作过，她的儿子开飞机，一次我们坐在一辆车里，她忽然说：你们看从广安街看博物馆上空，后面的建筑是不是像一架飞机？我们按照她的提示看过去，果然，后面的图书馆、科技馆等，多幢立体建筑，恰似一架展翅的飞机，这大概是她用心观察所得，不是心中有更多的爱意，怎么会长时间注视空旷的天空？何况石家庄的天空也并不迷人，从早上起来就灰蒙蒙的，晚上也还是这样。不知谁说，广安街是战时跑道哩！我们似乎恍然大悟，看看街道，感觉也确实可以起降飞机！石家庄有条街叫公里街，顾名思义，就是一公里的长度，但实际上，它可以延展。广安街却是更恰当的“公里街”，往南是河北省博物馆及广场，是文化、娱乐的重要场所，前些年五一、国庆节的时候还有书市，我也淘到过好书，一套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太平御览》，八本，才200多元，三大本《八家评批红楼梦》，也仅80元。近年来书市没有了，但仍是重要活动的场所。往北，已经被开发商搞成了房地产项目，一座别致的建筑拔地而起，看来一时半时是难以打通了。
石家庄也真是奇怪，为了修路下了不少本钱，一个师大被弄成4个院子，水泵厂拆掉了，方北也终于建立了新村，为修通裕华路尽管坚持十年，终于让开了。迟迟没有修通的富强大街中段，近期拆迁工作也接近尾声，打通也指日可待，偏偏是中心的广安街，似乎没有什么志向，不见被打通曙光。
长安商场对面是红星大酒店，红星包子和燕凤楼的烤鸭、天府酒店的小吃几乎是桥东一带的名吃。红星几易其手，我还是常去买包子，味道却大不如前。是我自己像朱元璋留恋“珍珠翡翠白玉汤”那样，还是确实没有那个手艺了呢？那时我和一个好友，每次买红星的包子必是30个，每人15个，绝对公平，百吃不腻。毕业后，我们同宿舍的6个人在红星吃了一顿热火朝天的饭，那是相当豪华了。
燕凤楼的烤鸭，还没有能力去吃。天府的小吃也是上班后才常去。分配到北京的一个同学来石，我请他在天府、喝蓝带，他再来，也请我，总之，在一段时间内，天府成了我们常去的地方，这固然因为一是花钱不多，二是环境优美，也比较卫生。
刚刚毕业的一段时间里，我频繁地招呼着同学们聚会，我的市里同学多，同班就有近30个，这很难得，我那时也孤单，一个人，业余时间百无聊赖，聚会就是最好的活动；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将同学的力量汇聚起来，当时的想法不能说是不好，我也一个个地拜访着同学和他们的家长，但兴趣逐渐减少了。每次聚会即便人再多，你想见的，或者说想见到你的，她想见的，或者说想见到她的，总是那么几个人。想将一团散沙凝聚到一起，几乎是不可能的，组织聚会，就是给他人提供机会，自己的收获少之又少，有几次，同学吃过饭竟然闹起病来，也就不敢乱吃了。后来，外地同学来的时候还能召集，还有人召集；再往后，就没有了。毕业10年聚会，见到了不少同学，普遍感觉是男同学发福了，女同学腰粗了。快乐的、相知的、有交往的，在谈论家庭、爱人、孩子。不熟悉的，连话都不敢问，怕说到不恰当的地方。人是很脆弱的动物，总不愿意碰别人的痛处。碰巧遇上“哪壶不开提哪壶”，岂不扫兴？
还有众多的小饭店，也曾给予我们无边的快乐。内地县城太落后了，当同学们向我说起烧麦、凉皮、罩火烧、牛肉蒸饺的时候，我没有说知道也没有说不知道，假装若无其事，实则聚精会神，一点点的新奇都不放过。人们对于吃，很多时候是先听别人的介绍，后来才实践的吧，有人说“看景不如听景”，在吃上何尝不是这样？担担面、拉面、大盘鸡、羊肉泡馍、羊蝎子火锅、杨麻子大饼等，无不是这样。倒是近年来渐渐回想起曾经吃过的家乡的饸饹、野韭菜花、鸡蛋饸、腌黄菜以及过年的腥菜、年糕，味道独特，余韵悠长。
小饭店让我开拓了“食”野，夜晚学校门口支起的卖面条的小摊，解决了我们的温饱。
到石家庄的时候，我连麻将也没有摸过，宿舍的室友们玩起来了，我暗自观摩，好在打牌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打好也并不多么难，我学会打牌的时候，摆牌的速度还停留在单手操作，不过，提速还是很快的，不久我就成了主力。打麻将、玩纸牌，我在实践中联系实际后，认识到“赌”可能是有些人的天性，我们四个人的时候多是打麻将，三个人可以捻色、玩十点半、卡档儿等，两个人最无聊，可掀牌决胜负，比点大小，一把定输赢。隔壁的餐旅班一伙儿“高雅”的人在学打桥牌，据说邓大人最喜欢的就是那个，棋圣聂卫平还陪着打过呢，这应该算是聂卫平的荣幸吧！我们也尝试过，但终嫌不过瘾，放弃了。他们班里的一些麻将爱好者，逐渐团结到我们宿舍周围。打麻将上瘾了，可以一天不出屋，中午是同学给带回来的简易饭，晚上我们就到学校门口对过吃面。煮面的是一个老头，大概六十多岁，大锅常开着，灶里是柴火。抓一把柴，放一回面，我们从没有见到过他洗手，这是毕业后别人问起，我们回忆得出的结论。当时，大多是已经接近晚上12点了，我们拿着特大号的饭盆出去，他给我们盛的实在，我们吃得香甜。我们吃过后，他就收摊了，后来我们提议，吃过一星期后，免费吃一顿，他竟然同意了，不过也仅仅对我们几个。
上午是要点名的，不能不起来。我并不废弃早餐的好习惯，大概那时就形成了。油条、豆腐脑也是固定的人在做，在校门口对面，上学时天天吃，毕业后我再没有吃过那么好的豆腐脑和油条。我们几乎是踏铃声跑步进教室，这总不能算是迟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