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知青的岁月
题记：今年是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十周年，谨以此文献给远逝的岁月。
2018年9月
刘鹏书
一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孩子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全国性声势浩大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自兹开始。据统计，“文革”期间全国仅城里的上山下乡知青就达1700万之众。家在农村的知青那就更多了，径直返回原籍务农。
这些所谓的“知青”，其实自“文革”开始，就基本上没再正儿八经地读上几天书。知识青年，有其名无其实。十年“文革”，造就了整整一代人的文化断层！
我的家乡金田前溪村向来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只有0。5亩左右，上级部门也就没有给村里分派城里下来的知青。是年，回乡务农的初、高中学生——姑且称作是回乡知青吧，一下子就有二三十个。与他们的爷爷辈、父母辈、兄弟姐妹一起，挤在本来就很少的土地上刨食。这些刚回乡的知青身上大多涌动着一股热血和激情，希望以学到的一些文化知识，通过勤奋劳动使家乡的面貌得到改变，从而不负自己的青春年华。可是，经历一段时间后，他们便真切地感觉到，动荡的“文革”，僵化而大一统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制度，落后的农村，落后的生产力，就像一张大网，牢牢地把人们禁锢在这贫瘠狭小的土地上，弹动不得。读了十来年的书，有的人至多在生产小组里当个临时记工员。这彷徨、苦闷而无助的念头，时时在回乡知青们的头脑里萦绕。
二
回乡参加劳动时，我还未满十六周岁，长年的营养不良，身子骨瘦弱，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小。在生产队出工，只能和妇女一样，一天记五个工分。我们队里，记十个工分一天的壮劳力年终“分值”，平均年份在0。25元上下，也就是我从早到晚劳动一天的报酬是0。13元左右。我不问分配价值，只想尽快学会农事技能。
三伏酷暑，骄阳如火。夏收水田背禾，生产组里多数人不愿干这个又脏又累的活，我一声不响地包了背禾这个活计。穿着短裤和粗布背心，马不停步地往返于水田与田岸之间。禾叶把手臂划出了一道道的血痕，汗水流过，火辣辣地刺痛。半天下来，身上分不清泥水与汗水。到了晚上收工时，累得全身筋骨都散了架，酸痛不已。我想通过自虐式的劳动来消磨心中的苦闷和一时难以挥去的失学阴影。
插秧是个技术活，刚接触农活，跟不上大人的速度与质量，组里便让我跟着几个妇女、小孩去拔秧。拔秧要弯腰躬背，双脚泡地滾烫的田水里，也非常累人。还常常有蚂蝗不断地附着在小腿上吸血，不胜其扰。拔夠了当天的秧苗，才跟着大家一起插秧。大人们也很热心地指教我如何快速地分苗和把握秧苗落泥的深浅。“这个孩子吃得苦。要给他加分”，这虽是小组里大人们的一张空头支票，不过也是对我诚实劳动，有股拧劲的一种口头赞赏。“一定要咬紧牙关闯过劳动这一关”，我心里默默地下着决心。
“足蒸暑土气，背灼赤焰光，挥汗不觉热，但惜夏日长”。二十多天的夏收夏种，被毒辣的日光晒成近乎黑人，身上裸露的部位都晒脱了一层皮。人显得更瘦了，眼睛似乎也更大了些。生生地挺过了苦夏“双抢”这一关。至此，对古人所说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了深切的体念。人们忍受着高温季节下的高强度劳动，但集体生产，粮食产量不高，队里分的口粮不足，大多数农民在这样苦累的季节里也是不能填饱肚子的。做农民真苦、真不易啊！
劳动半年后，看到每天疲惫苦闷的我，父亲万般无奈地说：这样跟着大家在队里一起熬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趁着年轻，还是学门手艺，一技在手，终身不愁。原来，父亲通过亲戚找到洋门铁业社的一位姓彭的师傅，准备让我去学打铁。
彭师傅一年到头多是在乡下开炉打铁。一个铁匠炉，一般要三个人，一个师傅，两个徒弟。师傅手艺好，人也直爽，但是个文盲，脾气比较暴躁，对徒弟稍不称意就会大声斥责。因为这一点，从艺二十来年，只带成一个徒弟出师。
行过拜师礼后，恰遇师兄生病住院，师傅只好找上别人的一位出师徒弟，三人到离公社十来里远的槎江村一座祠堂里开炉。俗话说：“徒弟徒弟，三年奴隶”。特别是新来的学徒，对师傅说的话与吩咐的事必须言听计从。天刚亮，起床生好炉火，做好早饭。开工了，师傅将炉内通红耀眼的铁件夹出，几个人在铁砧上叮叮噹噹锤打，火星四溅，溅在手臂上嗞嗞地冒着白烟。动作稍有迟缓，就会遭到责备。火星的灼痛必须忍着，言语的灼痛也必须忍着，沉重的铁锤必须吃力地挥动着。但毕竟是刚出校门不到半年的学生娃儿，心里却是很憋屈的。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强忍着不让它掉下来。在祠堂里居住的一位小学老师都有点看不下去了，过后，悄悄地对我说，你很苦啊，这样下去，怎么学完那三年啊！我回答：爹爹早先跟我说了，三年奴隶，只能咬紧牙关忍、熬。年前的半个月，就在这憋屈中熬过去了。
次年元宵节后，铁匠铺搬到槎昌杨树上村，住在一座没有菩萨的旧庙里，庙里摆放着好多副寿材，三个人的床就铺在寿材旁边。我隔三岔五就要去六七里远的地方挑煤。有一天，下着鹅毛大雪，挑着近百斤重的煤，行走在狭窄的田间小路上，风雪迷眼，脚下生滑，手指生痛，一步一喘。斗笠上落下了一层厚厚的白雪，颠颠簸簸总算把煤挑到了铺子。
“打铁没样，边打边像”。三年学徒，师傅一般在头一年里是不会给徒弟传授看火、锤炼、淬火等技艺要领的。我就边扯风箱，边仔细观察，晚上收工后把观察与心得一一记在笔记本上，不太清楚的地方再请教那位师兄，希冀着日后能写出一本打铁方面的工艺书。有一天，师傅和师兄一起去老乡家吃饭，我一个人照看铺子，根据平时对铁件熔火的观察，将一把要“背铁”的锄头加热到熔点，请旁边的一位看客协助煅打熔合，铁件熔合得很严密，也没有出现“夹炭”，但因为第一次“掌锤”，煅打过扁了些。师傅回来一看，一顿泼头大骂。在师傅看来，不仅仅是把铁件给打坏了，而是前后才学了一个来月，就要动手“掌锤”，这个“聪明”的徒弟以后怎么带？这顿大骂，可把我心头仅存的一点火苗给彻底浇灭了，眼泪再也控制不住汩汩地流了下来。几天后，回到家里对父亲说：那怕是以后去拾粪、看牛，也不去学这门破手艺了。父亲体察到我的凄苦，只好应许我不再去学艺。在家待了两三天，回到铁匠铺，委婉地跟师傅说，身体不适，不能继续跟师傅学艺了。师傅神色有些黯然。学徒之事，无疾而终。后来听说，彭师傅曾跟别人讲：我性格太急了，可惜了这个聪明的徒弟没有带出来。
春耕前，生产队里除了整修水圳、渠道外，田里基本没有什么活计可做。父亲小时候上过一两年私塾，家里有一大堆的演义类的古藉，比如：《绣像三国演义》、《七剑十三侠》、《东周列国演义》、《封神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每天帮母亲做完些家务事后，就躲在房间里沉浸于这些古藉之中。品味古典文学之精华，借鉴古人之智慧，丰富自己之涵养，排遣心中之孤独。那时的“文革”运动席卷全国每个角落，在家务农的我，把斗室当成自己的避风港，尽可能使自己与当时的政治运动保持一定的距离，独善其身，不去做伤害他人、于心不安的事，也聊以自保。用当时的话就是做一个运动中的逍遥派。可是，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大队里的运动积极分子得知我家有不少古藉书，便要求我家自动将这些书藉交出来，不然要上门搜查。慑于高压的威力，只好悉数交出，最后都被付之一炬。现在想起来仍感到十分心痛！
春插耘田后，生产队里的农活少了，一部分有一定技能的壮劳力出去找些副业，如林业生产中的采伐、背木、放排、造林、抚育等。每个月交一部分钱给队里记工分，算作是公共积累。我也曾跟着一起出去找过这类副业，身子瘦小，干不了很重的活，就做些劳动强度不很大的。
先年，大队在柘田林区的欧田一块本队自有山上采伐了一批杉木，春插结束后，队里组织青壮劳力进山背木。那时也没有什么板车、汽车运材，都是靠人力扛运。采运下来的都是七八米到十多米长的杉原条，径级小重量较轻的，一个人扛一根。稍大的则两个人一前一后扛着走，大的就要三四个人扛了。先前的俗话说：“扛七背八担百一”，意思是，两个人扛一件东西（比如是木头），因为要协调好步伐，平衡肩膀和物体，两个人总共只能扛一百四五十斤，一人平均分担七十斤左右重量；如是一个人单独背（扛）的话，可以背上八十来斤重；但若是挑担的话，就能挑上一百一二十斤重了。山路弯弯曲曲，崎岖不平，弯曲过大的地方则要打“边桥”，或架设木桥适当取直。背木扛木是个比较危险而费力的活计。一肩扛着木头，另一肩搭着根“顶曲”（6厘米大小，约1。4米长的一端有点弯曲和叉口的木棒或竹棒），一是用以分担木头单独压着一个肩膀的重量，二是途中站着稍息或换肩时，可用“顶曲”支撑着木头，不用放到地上。肩运路程较远的话，划分几个“站点”接力运输。每一站大约一百多米远。到站后“交站”给下一站的人，就空手返回上一站去“接站”，这也就等于在返回的途中得到了休息。这种几个站交接肩运的方式叫做“打传（乡音读作chuàn）”。如果山上采伐下来的木头都是大径级材，肩运危险系数很大，那就要搭设拖木桥了，然后用拖木用的“钉公”钉着在木头上，两个人一副杠子拖着木头在木桥上滑行运材，比肩扛要省力、安全。那时的农民生活很贫苦，基本上不穿胶鞋做事。山里砍树背木，都是穿草鞋，草鞋走路可以防滑。那些年代，乡亲们进山采运木材说话是很有讲究的，有很多“行话”用来吓唬“山鬼”。比如，上山叫做“放钓”，收工说是“收钓”，中途休息吸烟叫“放铳”，吃中饭叫“中（读zhòng）子”，树木伐倒叫“顺山倒”（如果树木伐倒成梢部向下的反山倒，木材溜放下山时就很麻烦了）等等。这些“行话”，估计现在知道的人也不多了，想起来也蛮有意思的。
那些年，国家实行战备工程，将部分国防“三线”军工厂搬迁到偏远的深山。陈山林区一下子就搬来了四五个“三线”厂子，需要大批“根红苗正”的青壮民工从事修路、架桥、建房等土建工作，称之为支援“三建”。前溪就有几十个这样的年轻人参加“三建”。每个月可得到三四十元的报酬，这在当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些人前后在那儿做工三五年，又回到了家乡，极少有人能留在厂里工作转正。能够进厂的多是国家安置的退伍转业军人、相关大中专院校毕业分配的学生，以及随厂迁来的原厂工人、技术人员等。我因为家庭成分是中农，个子小，体质也比较单薄，无缘参加“三建”，只能安下心来在队里干农活，做个生产组里小小的记工员。
夏收过后，农事不忙了，和几个伙伴到九溪村附近的一个石灰场做工。高温少雨的季节，一个月出工三十天，没有休息日。月工资三十来元，交生产队十五元记工分。手握钢钎、鎯锤打炮眼，双手震得发麻，吃饭时筷子都拿不稳。戴着顶草帽，烈日下哼吭哼吭地抬着石灰石上窑炉，咸涩的汗水流进眼里、口里，很是难受。那时烧石灰的燃料是木柴、松枝，几个人昼夜守着窑炉轮流添加柴火。窑门口虽然搭了个凉棚，但烈日如火，窑火灼人，边添柴边摇把破蒲扇，简直要把人烤干了！几天后的石灰出窑，也是个很难受的活计，别说是窑内的高温，单是呛人的尘粉就够你喝一壶了，即使戴了口罩也呛得很，咳出的痰都是灰白色的浓痰，眉毛上、耳朵里都一层粘着白灰。纵是如此，也坚持了几个月，这对自己的意志也是一种磨炼。“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明代将领于谦的《石灰吟》，莫不也是烧石灰人的写照？
当然，各地也有为数不少的“老三届”等初高中毕业生，为避队里劳役式的劳动，相继当起了“赤脚老师”，队里记工分，学校每个月给予几元钱补助。他（她）们中很多人在“文革”结束后又经过较长日子的煎熬，拿着几十块微薄的民办老师的工资。为了改善待遇，已是三四十岁甚至五十来岁的年纪了，在相关政策的眷顾下，才陆续考入师范或在职进修后转为公办老师——这是后话。他（她）们坚守在三尺讲台，不外乎有这样的原因：一是经过长期的教学活动，对老师这个职业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舍不得自己所热爱的职业和求知若渴的学生，他们就像是辛勤的园丁，在教育这块园地上不懈地耕耘，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年华；其次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也难以改行做其它的工作。
俗话说：“三年可以考一个秀才，三年考不出一个作田人”。说的是要真正成为一个老把式的庄稼人，犁耙锹锄，莳田杀禾，田间管理，样样精通，又快又好，那就一要力气，二要技巧，是要经过好多年的打磨才可成的。
队里的耕牛由各家各户饲养，我家里也养了一头。第二年的春耕，就学扶犁操耙了。刚开始在长满红花草的水田里犁田，步法走不好，犁把扶不稳，犁头插进土里不是深，就是浅，甚至“跑犁”，牛也十分吃力，走着走着就会退出犁档，它也“欺生”呢！学了一两天，人、牛、犁、土都相互适应了，也就是熟能生巧吧。接着学耙田。春耕耙第一遍叫耙“生坯”，是个费力气的技术活。我个子矮小，力气弱，耙田学得十分吃力。踉踉跄跄，一身泥水，春寒料峭，也是满头大汗，田也整得高高低低的，一天下来浑身酸疼。不过，自家养的牛还算听话，学了几天，这活儿也基本掌握下来了。
我一来肯吃苦，二来做事爱动脑，农活做得就很有长进，挑粪、担谷，挑着百来斤的担子也不甚吃力了。俗话说：“作田人（乡音读念作nín）唔（念óng）怕臭，做贼人唔怕咒”，“井水不打不溢（念ái）缘（念xían），气力不下不完全”，“舍得下力气，吃得苦和亏，力气和道行（家乡话的意思就是技术）就出来了”。这一年的夏收开始，队里给我评为一天八个工分，这在当时我这样的年纪算是很不错了。
种田少不了要使用农药，可是队里资金紧张，而且供销合作社的高效农药经常缺货，我和几位年轻伙伴到公社向农技员请教，土法上马，山上挖野生药材熬制农药。大队里就把我们几个人组成灭虫小组，有效地防治了水稻病虫害大面积发生，同时也为队里节约了一批购药资金，受到乡亲们的称赞。土法防治农业病虫害，虽有一定的效果，但与商品农药相比，费力费神，同时，山上药材资源不多，此事不具有可持续性。其实，这也是不得以而为之。谁叫队里那么穷困呢？连买农药化肥的钱都拿不出来。
每年的夏秋季节，大多干旱少雨，虽然平畴田垅水利排灌方便，但边远的山冲缺水严重。需要到好远的主渠道引水。旱象刚露头，队里便组织社员冒着酷暑，整修十多里弯弯曲曲的支渠。烈日当头，汗水如注，整天高强度的劳动，有些体质差的人就会发生中暑。山上中暑，至多是把患者抬到树荫下，掐住人中，灌几口凉水，再揉几片荆芥叶敷在肚脐上对付一下。
支渠整修好了，但吸水渗漏严重，主渠的水要灌溉到受旱的田里，往往要好多天，昼夜要有人巡逻守护。队里时常派我和一两个伙伴拎块草席去守夜。明月高挂，凉风习习，触景感怀，心有惆怅。“月明星稀，鸦雀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心中的迷茫与无奈向谁倾诉？
我的父亲是一位染布师傅，除了农忙时节，其它时间都在大队染坊染布。“生意”好，人手少，队里要我一起帮助染布。由于我的加入，染坊增加了一个染印花布的项目。印花板的雕刻和布匹印染都是由我完成，拓宽了大队染坊的印染业务。以至南乡片好几个染坊都到我这里求购印花板。我的父亲和另一位师叔也曾向我“学艺”呢！这是几年在队里劳动中少有的一点成就感。我的勤勤恳恳为大队效力，得到了比较公正的大队干部好评，也是后来他们同意我外出参加工作的因素之一。
三
1966年的冬季，回乡半年刚满十六岁的我，也和周边几个公社的农民群众一起，补修加固柘田水库。筑坝全靠锄挖肩挑，说是“打人民战争”，也就是人海战术。一干就是两个来月。从早到晚，工地上的高音喇叭都在播放工程指挥部空洞的口号和鼓说：“革命加拼命，苦干加巧干”；“多挑一担土，就是增加一颗消灭帝修反的子弹”；“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甚至是有些荒唐的“大雨小干，小雨大干，没雨拼命干”，。。。。。。。
时值三九严寒，北风呼啸，滴水成冰。清早上工，先天堆起来而未压实的浮土，被冻成犬牙状的冰凌突起。大多数民工都没有胶底鞋，只是穿着草鞋或布鞋，里面套双旧袜子。挑着土踩在一寸来厚的冰凌上，发出咔喳咔喳的声响。太阳出来后，冰凌融化，草鞋和袜子就沾成湿漉漉的。脚趾头都冻得失去知觉，后脚跟也裂出了好多血口子。高音喇叭里正一遍遍地播放毛主席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语录歌，或是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打虎上山”的唱段：“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土石冻得铁紧，锄头挖下去，只见一个浅浅的锄牙印，虎口都震得发麻。后来工程指挥部从县里弄来了雷管炸药，分发给每个生产大队，指定专人掏洞、打炮眼，在中午和晚上收工后，装埋炸药爆破土石方。取土进度就大大加快了。装土、挑土累了，喘口气休息一会儿，但也不能歇得太久，否则，衣服里的汗冰凉了就会受冻。在这样的天气里劳动，为了抗寒，虽然很是疲惫，农民兄弟都会自觉地去做事，都希望早点完工，早点回家。晚上收工回来，吃过饭，草草洗个脸和脚，疲倦了的人们，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就两三人挤在一起上床酣睡了。
筑坝期间也要搞形而上学的形式主义，早饭晚饭前先要对着毛主席的画像，“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和赞歌。
“大批判开路”。在收工前，有时还要开一次“批斗会”，斗争“不老老实实改造”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黑九类分子”，批判言论稍有不满的人。
工地上有几次批斗会至今记忆犹新。
召集“黑九类分子”在水库溢洪道批斗，有一个大队的几个打手，在批斗会上对一个所谓不老实改造的黄姓地主分子拳打脚踢，当场打伤在地，拉起来要他继续跪着批斗，还将一个臭气熏天的便桶扣在他的头上。那人受不了毒打和人身侮辱，夜里含冤自尽。他的家人草草处理了后事。其二十来岁中学文化程度的儿子，事后返回筑坝工地，面有凄色，那些毫无人性的极“左”分子竟说他仇恨共产党，也拉到溢洪道批斗，要他跪在长凳上，逼他承认“罪行”，不承认就往死里打。他倔强而有些书生气地说：“青山处处埋忠骨”，话刚说完，一个打手扛起锄头敲在他头上，鲜血直流，从长凳上栽了下来，现场十分凄惨。
有一次，一位十八九岁小名叫长毛的男青年，看到不远处开来一辆小车，从车上下来几位来工地视察的县领导，便与同伴说了句玩笑：“那个猪婆拉出几泡屎来了”，刚好被在场的公社干部听到了，马上召开批斗会，说是污蔑革命领导干部。接连几天里没完没了的检讨、认错，“低头认罪”。
要农民筑坝，但那些极“左”路线的执行者，却把工地变成了阶级斗争的战场！
好不容易在腊月上旬完成了水库加固工程任务。农民兄弟拖着一身疲乏回到了家中，多多少少要准备一下过年。
一九六八年的冬季，又是水库补修加固。回乡劳动的“老三届”大多参加了这项补修工程，从而真切地体验到了农民的辛劳与无奈，也不时地思考着自己今后的出路在哪里。
一九六九年，县里开始兴建社上水电站。江水截流后的冬季，征集全县数万农民进山筑坝。大坝坝址位于我县西乡的泰山乡社上村（当年扩社并队时属于浒坑镇）。汇水面积达427平方公里，上达钱山、洋溪等几个乡镇。现称作武功湖。社上村与南乡片的几个公社横亘着百来里远的好几座大山。大批筑坝人马开进，没有汽车运输，只能开动两条腿分别从黄泥板、竹篙岭、猪斗坡等几个山坳翻山而往。
看山跑死马。每个人都挑着筢箕、锄头、铁锨、被褥、寒衣、米菜等几十斤重的担子，脚穿草鞋，沿着人迹罕至的崎岖山道艰难而上。铅云低垂，雪落高山。高耸陡峭的盘山界大山脊上，草木都披挂着银光闪闪的冰凌，在凌厉寒风下飒飒作响。上山时的一身热汗，到了山顶就成了冷汗，气吁眉发皆白。上山不易，下山犹难。大概是在久远的年代发生过地震吧，不少路段乱石塞途，人们称之为“仙人担石”。狭窄陡峭的山路上都结了冰，滑溜溜、冷冰冰的。人们在脚下的草鞋上再绑一根绳子防滑，小心翼翼地行走。一边是深不可测的峽谷，稍不留神，就会跌个仰面八叉，甚至掉入深沟发生意外伤亡事故。队伍里有位健壮的拳师，脚下一滑，人往前倾，挑在肩上的行李就掉到沟底里去了。过了不一会，一位小伙伴也滑了一跤，头距一块巨石仅差几公分就要相撞，真是险象环生啊！大伙儿一手拄着柴棍或铁锨把当拐杖，或是抓着路旁的灌木，一手扶着扁担，战战兢兢地终于下到山下，天也快黑下来了。大山脚下，零零星星地散落着数个大大小小的村庄，我们大队的民工便借宿在严田磨下村的几户老乡家。又困又饿，烧点开水，就着带来的冰凉生硬的糯米饭团咬几口充饥。半夜后在干冷的被褥里冻醒过来，凌晨开门一看，门外铺着几寸厚的白雪。好在先天紧赶慢赶下山入住到了农家，如果滞留在半途，后果可真难预料啊！
离水库工地还有好几十里远的山路，这样的雪天是无法赶路的，只好在房东家再借住几天。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一下子进驻了好几百上千个人，必然给大家都带来了诸多不便。缺少薪材烤火取暖，便整天窝在被褥里睡觉、冥想、闲聊，掌故逸闻，聊以打发时光。几天后冰雪大部融化，收拾行李，告别房东，继续上路。
又经过大半天的翻山越岭，终于到达社上水电站工地。沿河的河滩上、农田里，由早先来到者，密密麻麻地搭起了一排排的人字形草棚架子，绵延好几里。几万筑坝大军都将入住于这简陋的“宿营地”。人们草草地吃过几口干粮，便分头出去割芦苇等茅草盖棚子，砍杂树搭床铺，砍柴火，砌灶台。忙完吃过晚饭，天就黒下来了。茅草盖的棚子，夜里不敢生火取暖，棚顶下挂上一盏昏暗的马灯，给黑洞洞的草棚增添了些许亮光。山区苦寒，阵阵冷风从茅草的缝隙里灌入，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挤挤挨挨地窝在两排混杂着汗味的通铺里而睡，渐渐进入梦乡。
天刚放亮，高音喇叭播放着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在偌大的工地和住地上空久久回响，这等于在吹着起床号。人们赶忙起床漱洗。炊事员已做好了早饭，大家就着自己带来的“路菜”，匆匆扒完饭，就打着红旗，挑着土箕等工具上工地了。民工队有点像半军事化组织，依次称作某连某排，如有行动缓慢者，拖了队里的后腿，就要受到队里和公社领导的点名批评。
整个筑坝工地红旗招展，千军万马，人声鼎沸，银鋤起落，挑土的人流穿来梭往，看起来蔚为壮观。但毕竟场地比较狭窄，人员密度很大，容纳不下所有的人不停顿地挖土挑土，只能是间歇性地一批人干，一批人轮流休息一会。虽然就劳动强度来说，还不及维修柘田水库那时的大。但大山深处，数九寒冬，气温很低，每次休息至多也是十来分钟，久了就会受冻生病。中饭也是送到工地上吃。太阳落山后才能收工，回到工棚就麻麻暗了。到了后期，为了赶进度，接连好几个晚上挑灯夜战，吃晚饭也在工地上。干到深夜下来，人困马乏，斗笠上落下一层厚厚的白霜。“寒冬筑坝衣衫冷，夤夜挑泥雪岫蒙。年末虽临犹鏖战，蛟龙未锁不休工”。人海战术，声势浩大的筑坝大会战，其实是一种疲劳战。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劳动效率并不高。
已近年关，大坝土方堆填工程没全面完工，几万民工仍不得回乡。直到腊月二十四日才让民工回家过年。民工们闻讯，喜出望外。天还没亮，所有的民工草草吃过早饭，收拾简单的行李，冒着淅沥淅沥的小雨翻山越岭匆匆赶着回家。人人归心似箭啊！归途上百里，脚穿草鞋，雨中跋涉，山道崎岖，路面泥泞。草鞋底早已磨穿，直光着脚而行，脚板失去知觉，不管不顾地挑着担子，机械地追随着大家前行。雨水和汗水难分，伤感与欣喜交替。忘了寒冷饥饿，唯有不停息的啪嗒啪嗒的脚步声，疲惫至极，狼狈至极，一路艰辛，一言难尽！有的人体力不支落伍了，当天回不到家里，只好在山里老表家借宿。“回火肉痛”，第二天起床后脚板却痛得下不了地！稍事泡洗按摩后，咬紧牙关一跛一瘸地继续赶路。
当年县里回乡务农的知青，不少人都与乡亲们一起有过那次一个多月社上筑坝，以及去来之程的经历，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记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砥砺磨难，对他们日后的成长也许不无好处。“艰难困苦，玉尔于成”。这批大致与共和国同龄的知识青年，经历过一次次的困顿与挫折后，其中有很多人成了各个岗位和改革开放事业中的中坚力量，这是后话。
当时有句口号：“井冈山道路通天下，毛泽东思想照全球”。1970年，江西省决定修建井冈山地方铁路（即后来所称的分文线），全长158公里。当年冬种结束，省里动员各县近百万强壮农民参加筑路大会战。除了桥涵建筑及路基压实等工程外，所有土石方挖填工程全由民工用简陋的工具挖挑而成。在家乡的回乡知青绝大多数都加入了筑路大军。其中部分“根红苗正”的，被推荐进入井冈山铁路建设“常备兵团”，经过一两年后，择优招工、转正，成了端“铁饭碗”的铁路正式职工。修路沿线大多有村庄，民工可借住在村民家里，食宿条件比在社上筑坝住草棚时要好多了。每天收工后还能洗个热水脚，围火取暖聊天。在他们看来，这已经很知足了。
四
每年县里的放映队虽有几次下乡，都是经过严格审查后翻来复去老得掉牙的几部老电影，放映时很多人闭上眼睛都能念出台词。而从外国引进的也是几个小兄弟的电影，当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朝鲜电影哭哭叫叫，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的莫名其妙”。虽然如此，很多小青年只要听到周边十华里内的地方有放电影，都会不辞辛苦相约去看看。因为当时人们的文化生活实在太贫乏了。
当时，也拍出了几部电影：《火红的年代》、《闪闪的红星》、《侦察兵》、《第二个春天》、《青松岭》、《艳阳天》、《金光大道》、《战洪图》，以及后来的《决裂》、《春苗》等。
1975年，由张天民编剧、于彥夫执导反映大庆油田大会战的彩色故事片《创业》，春节期间在全国各地陆续放映，影片的主人翁周挻杉是以“铁人”王进喜为原型，代表着众多的石油工人英雄群体。影片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石油工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不信邪、不怕压的豪迈气概，深深地感动了观众。后来，我们看到这个电影，确实为电影中所展现的英雄气概而感动。一曲悠扬辽远而深情的主题歌《满怀深情望北京》，给人以精神的震撼力量。“青天一顶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红。石油工人心向党，满怀深情望北京。要让那大草原石油如喷泉，勇敢去实践，顽石要打穿。心中想着毛主席，越苦越累心越甜。 天寒地冻不觉冷，热血能把冰雪融。石油工人钢铁汉，乐在天涯战恶风。用我那大吊钳推着地球转，挥手起风雷，顽石要打穿。毛主席领导我们向前进，革命前程更灿烂”。至今唱来仍让人热血沸腾。
各个大队为适应政治宣传的需要，也要组织文艺演出，或自编自演些契合时局要求的歌舞、戏剧等小节目，或将京剧样板戏唱段配以地方曲调演出。身穿绿军装，斜挎小背包，手捧“红宝书”，演唱毛主席语录歌、“大海航行靠舵手”，是每次演出必不可少的节目。跳“忠”字舞，还有如“两老口学毛选”，以及“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阶级斗争之类的东西。队里缺少资金购置服装道具，只能在每年春节前或九大召开前后组织一二十来个青年突击排练几天，因陋就简，春节或农闲时节在村里演出几场，也能给社员们带来些许的欢乐。编演质量较好的节目，也可参加公社组织的文艺汇演，到各大队巡演。个别优秀的演员则可进入公社宣传队，参与半脱产演出。参加公社半脱产文艺宣传队，虽然仍然由生产队记工分作报酬，但能经常活跃在舞台上，不要日晒雨淋天天下地劳动，似乎也有点风风光光令人向往的。
男女青年一起在公社或大队参加文艺演出，容易相互了解倾慕，进而擦出爱情的火花。邻近有个大队的文艺宣传队的两位回乡知青分别扮演歌剧《江姐》中的徐鹏飞和江姐，后来又一起做了“赤脚老师”，最后喜结连理。公社范围内我所知道的因戏结缘者就有好几对呢！
大队里有一位家庭出身不好，但文学功底较深的高中毕业生，为大队宣传队编写了好几出小剧本，其中有一个是为公社宣传队编剧的，写的是旧社会一个被人称作李阎王的恶霸如何残暴地欺压农民的小话剧。时任公社一把手的李书记看过剧本后，对号入座，大发雷霆，说是对他含沙射影的攻击，不但把剧本毙了，还威胁要把那位青年编剧弄进“学习班”进行批判“改造”。在那以言代法、一手遮天的荒唐岁月里，哪里还有让人辨解的地方？一不小心就会大祸临头。
有一位回乡知青，在文艺演出中很有点表演才华，把《红灯记》的李玉和扮演得有板有眼的。一次排练结束后，因为一点小事与剧组负责人争执了几句，那人指着他的鼻子大声叱责：“你这个地主崽子，也敢与我作对，下午召开批判大会，好好地批斗你”。脆弱的他被那位负责人的话吓坏了，回到家里就上楼自缢了。可怜一条鲜活的含苞待放的生命就这样凄惨地过早凋谢了！可怜他两个七十多岁的单身的养父和叔叔啊，到头来竟无人为之尽孝送终！
年轻人生性活泼，那怕是在“文革”那样的时期，还是会有些意气相投的青年聚在一起乐和一下。常常有六七个回乡知青白天劳累后，晚上一起唱唱歌，拉拉琴，或是纳纳凉，聊聊天，消解一下一天的疲劳和心中的烦恼。按理，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了。可是，过了不久，此事传到公社那位极“左”书记的耳里，他在公社召开的社队干部大会上，将这些小青年扣上了一顶大的吓死人的帽子，说这是一个“裴多菲俱乐部”，必须立即取缔。高压之下一朵细嫩的青春小花就这样无情地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五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危害多年的“四人邦”反党集团，标志着十年“文革”结束。
1978年底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开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新阶段。社会秩序和国民经济有了初步的恢复，城里的企事业单位的生产和工作开始逐步走上正轨，也新建了一些工矿企业，面向城乡招收了一批职工。
前溪村人多地少，县里下达到公社的招工指标，公社会优先予以倾斜。几年下来，回乡知青通过不同途径基本上都进城参加工作了。只留下了那些民办老师、赤脚医生，他们后来经过考试或上师范进修，或经过国家执业医生资格考核，相继获得了教师、医师任职资格。
每年都有青年参军入伍，服役几年后，或提干，或转业安置。
招工进城首选的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弟。虽然不少人的工作也是体力性的劳动，比如八景山煤矿、大光山煤矿下井挖煤，乌石山铁矿、化肥厂、水泥厂、井冈山棉纺织厂等厂矿当个普通工人。招工进粮食部门，当时是一个“肥差”，但开始也属于临时工的夏秋粮食“助征员”，表现好的才能在几年后转正。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不少知青拾起书本，加紧复习参加考试，一部分人考上大专院校学习深造，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前途命运。从全国的角度来看，一些知青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逐步成长为党和国家各级部门的领导人、专家学者、技术骨干，成为共和国的一代脊梁。更多的知青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继续发扬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精神，为国家和所在单位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就我来说，回乡务农和参加林业工作后的前几年中，也曾幻想着能有继续读书的机会。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早已成家立业，上有老下有小，家庭和工作压力以及身体状况已不具备再有升学读书的现实条件。
1967年夏收过后，我被引荐到安福县林业局洲湖木竹转运站柘田林业组做临时工。林业组只有四五个职工，公路不通，离金田和洲湖分别有二十三华里和四十华里。买米买菜都很困难，平时一般以香干萝卜、咸鱼、海带“当家”。我加入其中后，立即开荒种菜，一两个月后就做到了蔬菜自给。平时兼做炊事和木材检验。工作上虚心向老同志请教，嘴勤、手勤、脚勤、脑勤。缺少业务书籍，借来别人的抄写背诵。在不长的时间内，木材检验等业务工作就能独挡一面了。一个月工资只有23元，虽然钱少事多，但与在队里劳动相比，精神上感到愉快和知足。是在的农村劳动，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意志与毅力，受到同事和领导的好评。同事们称我是送给他们的一颗“开心果”。在林业组工作一年多后，“文革”运动仍方兴未艾，单位生产处于停顿，林业组也面临无事可做。因为是临时工，单位领导虽有不舍，但也只好解除用工关系。直到一两年后，全国各行各业的生产逐步有所恢复时，单位又重新聘请我去做临时工，生产大队的干部也欣然准许我出去工作。后来，生产队队长换了人，到了那年的夏收夏种季节，队长要我回去参加“双抢”，说是如果不回，队里要停发口粮。林业组向站里汇报后，同意我回队劳动一个月，可是“双抢”结束，队长却不同意放人，说是你家没有劳动力（我父亲1969年去世了），哪个给你们种粮食吃？要去可以，每个月交20元记工分。要知道我一个月才仅仅23元啊！这不是太欺负人了吗？我们村里本来就是人多地少的地方，这位生产队长受极“左”思想影响太深，看不得别人的好。转运站和林业组的领导亲自到我生产队为我的事与队长协商，要求放行，可是他仍然卡住不放，直到在公社一位副书记直接干预下，才准许我回林业组。经过这次风波后，我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此后，每想到此事，身上就充满了奋发向上的动力。磨难和逆境给人励志，助人成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真的要感谢那位生产队长那时对我的刁难。当然，这件事已过去五十年了，早已烟消云散，根本不存在所谓记仇的问题，它仅仅是漫长人生中的一段插曲而已。说到底，这只是反映了极“左”路线时期一种人性的扭曲。
每个人的经历虽然各有不同，但总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文革”期间的回乡知青与城里的上山下乡知青一样，经历过不少风雨坎坷，才逐步走出困境。到了上世纪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有相当一部分职工被下岗分流，重新择业，其中大多数是四五十年代出生的知青们，这些人为了国家的发展进步，又一次忍痛作出了牺牲，这无疑又是一次浴火重生。
岁月多蹉跎，曾经意彷徨。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经历过相当多的磨难。就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之路毕竟少有坦途。敢于面对困境迎接挑战的人，纵是卑微，终将是顶天立地的好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