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 为新中国奠基之四 （2）
三、新中国人民教育起步
石家庄解放后的安定环境，为发展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自己兴办的高等学校，先后在石家庄开学。这是新中国人民教育的起步。
（一）华北军政大学
华北军政大学是如今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的前身。
1948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节节胜利，形势的发展，需要培养大批高中级指挥人才。为此，1948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创建华北军事政治大学，叶剑英任校长兼政治委员，肖克任副校长，朱良才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任政委），谭家述为教育长，李钟奇任校务部部长。校址在石家庄的南新城。
华北军政大学是由原晋冀鲁豫的军政大学、陆军中学、青年教导团和晋察冀军政干校、步兵学校合并而成的。晋察冀军政干校是在1938年成立的抗大二分校基础上于1946年2月组建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兼任校长兼政委；晋冀鲁豫军政大学于1945年10月成立，组建初期，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兼任校长。
1948年7月1日下午5时半，华北军政大学在石家庄市西兵营驻地隆重举行庆祝“七一”暨华北军政大学开学典礼。朱德总司令、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及华北、华东、中原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首先举行了阅兵式。朱德总司令、叶剑英校长等检阅了步兵和坦克车队。朱德总司令在检阅师生队伍后作了重要讲话。他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表示慰问和祝贺。他指出：华北军政大学是在继承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传统基础上，适应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而创办起来的，任重而道远。他以“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一乐也”勉励大家为办好学校而努力。叶剑英校长致开幕词，指出：华北军政大学的创办，是人民战争的产物，标志着人民军队正规化建设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于促进解放战争的进程，争取全国胜利早日实现，对于促进军队建设都具有现实的和深远的意义。他号召全校人员要为实现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华北局赋予学校的任务而奋斗。
为庆祝华北军政大学成立，学校还组织了大型展览、军事表演和游艺节目。这一天，“全校欢腾，万人兴奋，诚极一时之盛。”
根据中央军委给华北军大的教育任务，中共中央华北局当时决定：培养团级干部500名，营级干部1000名，炮兵、工兵、摩托、参谋和政工干部各500至600名，还要培训旅以上的高级干部，共收学员4000至5000名。为此，服从和服务于战争，解决战争提出的新课题，为部队培养大批优秀的军政指挥人才，是办好华北军政大学的中心问题。华北军政大学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要求，研究制定了教育方针：培养成千上万的政治上坚定，能掌握与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正规建军、正规作战的军政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同时，学校坚持学战结合的教学方式，直接为全国解放战争服务。叶剑英提出：学校的一切工作都要着眼于全国的解放战争，全心全意为战争服务，解决战争提出的新课题。他主张教学既要考虑当时战场的需要，又要着眼于未来战争发展的要求。他十分重视让教员学习战场的实际经验，先后抽出一部分教员组成参战组，参加了济南战役和解放太原等战役，收集有关作战的经验材料，然后回学校进行教学，把学校教育与战场实际结合起来，达到教学为战争服务的目的。叶剑英还非常重视教员的学习，1948年10月，他在动员教员和干部学习时指出：“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不学而教是谓害之”，勉励大家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学习。叶剑英校长提出要大胆抛弃旧式教学方法，倡导群众路线、教学民主和学以致用的新方法。
学校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开办的。当时，面临着人员情况复杂、教员队伍缺编、教材奇缺、条件艰苦等诸多困难。
学校成立初期，由五个单位集中到石家庄的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工作经历各不相同。根据这一情况，学校对全校学员进行考试和分科编队，到8月底，全校学员编成8个大队和3个直属队。除营职干部人数较多而编成两个大队外，团级干部，炮兵、工兵干部，政工、参谋人员，以及预科学员各编一个大队，三个直属队是：台湾队、华南队及高干队。另外还有一个步兵学校。全校人数12186人。分科编队后，全校人员从组织上走上正常轨道，保证了学校的工作和学习沿着正规化方向前进。
学校教学设备十分简陋，上课在露天，墙壁门板当黑板；学员记录时以膝代桌。大部分学员住在学校附近的民房或土庙里。教员的津贴是分级每月发30至50斤小米。为了改善学校生活，搞好后勤保障，学校建立了器材室和印刷厂，为各学员队的形象教学和翻印资料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学校还建立了生产基地，积极开展农副业生产，办起了制酱、制醋和磨面作坊；各大队养猪种菜，使伙食得到改善。为了解决来队家属吃粮问题，学校成立了家属工读学校，动员能够参加工作的家属，每天学习政治文化，学习织布，打毛巾。建立了子弟学校，把儿童送去读书。这样，解除了一大批干部的后顾之忧。
国民党军队的飞机把华北军政大学作为空袭的主要目标，特别是1948年8月22日，国民党军的飞机突袭华北军政大学校部驻地南新城。首批10余架B-24轰炸机在20分钟里，向南新城轮番俯冲投弹，随后18架护航的P-51野马式战斗机从空中俯冲扫射，使军大受到很大损失。尽管当时没有制空权，环境非常险恶，但华北军政大学的教职学员办学和学习热情十分高涨。
为了解决教材缺乏的困难，叶剑英动员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把国内外军事学校的教材收集起来，注重研究各战略区的实战经验，组织力量自己编写，经过半年努力，全校有计划地编译了30多种军事教材和20余种政治教材。
教员严重缺乏，只及编制的四分之一，已有的教员经验不足，能上课的只有36人。学校就四处招贤，把300多名战争中起义的、解放过来的具有一定军事理论或技术专长的国民党将、校、尉级军官，充实到华北军政大学的教员队伍之中。
华北军政大学的办学成绩，得到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高度评价。在学校成立一周年之际，毛泽东题词：“为着消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为着保卫人民共和国，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朱德发出号召：“在这个新的基础上，再努力进行，真正建设起新的国防教育的军大。”
华北军政大学在石家庄办学历时两年多，培养了14000多名军政指挥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军事、政治、文化教员1000余名，仅向南京军事学院就输送教员200余名。1950年9月，华北军政大学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一部分同志跟随刘伯承到南京创办军事学院，一部分同志到北京参加训练总监部的工作，大部分骨干留在石家庄组成华北陆军军官学校，以后又几经变化，经历了陆军参谋学院，直到现在的石家庄陆军指
（二）华北大学
华北大学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1948年诞生在石家庄市附近的正定。
1948年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决定将晋察冀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校址设在正定。华大校长为著名的教育家吴玉章，原华北联合大学校长成仿吾、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任副校长，钱俊瑞任教务长。
1948年8月24日至27日，华北大学举行成立典礼。蓝公武、谢觉哉、胡乔木、周扬等亲临祝贺，董必武、蓝公武、谢觉哉等赠送了题词。
当时学校设置四个部：一部是政治训练速成班，学制半年，下设区队，每个区队4个班，每班学生约120人；二部是教育学院，培养中等学校师资及其他教育干部，下设国文、史地、教育、社会科学、外语及数理化六个系，学制除外语系为二年外，其他五个系均为半年；三部为文艺学院，下设工学团、文工团、美术工厂及乐器工厂；四部是研究部，研究一定的专门问题，在四部的多是教授、作家等知名人士。此外还设有农学院、工学院、图书馆和平剧院。到1948年底，仅华大一部就招生3000余名，这批青年学生大部分来自国民党统治区。
华大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作为校训，实行半军事化生活，以学习为主，但也进行基本军事训练，期末打靶考核。当时，办学条件差，学校的设备十分简陋，没有教室，缺少桌椅、板凳，学员就用膝盖当课桌。学员宿舍没床、没炕，地上铺苇席，下有很厚的麦秸，每人只有一条被，睡时将被对折，下面半幅是褥，上面半幅是被，再用腰带系上，旧衣作枕。1948年冬天，就是这样度过的。一日两餐，每周两餐细粮，其余是小米饭。
虽说艰苦，但学校洋溢着蓬勃向上的精神。学员们每天早晨六点起床，用井水洗脸，然后以班为单位教唱歌曲、跑步和扭秧歌、跳集体舞。唱得歌曲都是充满革命激情的战斗歌曲，如《八路军进行曲》、《将革命进行到底》、《打到底》、《团结就是力量》、《华北大学校歌》等。抒情歌曲也是青年们爱唱的歌曲，如《兄妹开荒》、《纺线线》、《王二小放牛郎》、《刘胡兰》选曲等。各班经常拉唱、对唱，展开友谊比赛。元旦、春节各班还举行文艺表演，演出秧歌剧、活报剧、独唱、合唱等节目。扭秧歌在解放区风极一时。华大文工团的秧歌队更是引人入胜，而且还能按谱编词成为故事剧。当时最流行的是《宝山参军》、《兄妹开荒》。还有配合形势自编自演的活报剧。华大文工团还演出过反映石家庄纺织工人生活的话剧《红旗歌》。
在极困难的条件下，校部还是千方百计改善学员的生活。过元旦时加了猪、牛、羊肉和粉条，做了四五个菜。过春节全校团拜，各班分组包饺子。恰在这时又传来了解放平津的胜利消息，全校师生在鞭炮声中过新年、庆胜利。
华大的教学采取集中听大报告、分组讨论的教学方法。没有教室，每人发一个马扎，双膝即是课桌。上大课时，有疑问当即写纸条，传至讲台，当即得到解答。课后分组讨论。对这一新的学习形式，学员们都很感兴趣，常听到同学们说：“在这里学习四个月，胜过蒋管区四年大学。”
这一时期的华北大学，是整个解放区学术界、教育界精英荟萃的地方。不仅校领导是知名的专家学者，而且教师大都是理论界、文艺界、教育界的名流、学者。经常还有知名人士访问。如1948年冬，知名教授吴晗、著名剧作家田汉和词作家安娥到校参观访问。
领导和师生亲如一家，吴玉章、成仿吾、范文澜经常亲自登台讲课。中国近代史课中的鸦片战争、辛亥革命等重要篇章就是吴老亲自讲授。他结合亲身经历讲得十分生动，常常引起学生们的热烈鼓掌。虽然天寒地冻，古稀之年的吴老坐在露天讲台上上大课，只不过多披了件棉大衣。他的这种精神激励着年轻的学员们，使学员们的学习热情更加高涨。
在华大，过的是初级军事生活，在学习理论的同时，还对学员进行打背包、实弹射击等基本军事训练。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吴玉章作为中央委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以后，他迅速赶回学校向党委和全校师生传达会议精神，在天主堂大院草坪里，千余名师生鸦雀无声，听吴老传达。师生们听了无比激动，会后掀起了学习党的经济工作和城市政策的热潮。校部为配合学习城市政策，专门安排两天时间，组织学员到石家庄参观了棉纺厂、铁路车辆厂、石家庄一中和机关、法院、监狱，听取了石家庄市长柯庆施的城市经济工作报告和市委书记刘秀峰的政法工作报告。
1949年4月，华大各部迁入北平，在正定设分校。6月，4000
余名学员从正定分校毕业，其中1800人南下。
华北大学自成立至结束的一年多时间里，培养出毕业生16928名，为解放战争输送了大批干部，并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培养了一批师资力量。
（三）外事学校
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是解放战争中在石家庄市成立的外事学校。
1948年6月，为了迎接全国的解放，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外事学校，由中共中央外事组领导，校址设在紧邻华北军政大学的获鹿（今鹿泉市）南海山村。因为叶剑英是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同时又是中央外事组的组长，因此外事学校党和行政的领导关系都在华北军政大学。
学校成立时，根据周恩来指示，将1946年4月从重庆前来而留在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20多人转到外事学校，加上其他学生共三、四十人，这就是外事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以后又陆续招来进入解放区的平津等地的进步大学生和解放区的优秀中学生，全校学生约七、八十人。
外事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初级翻译和外事干部。学校只有英语专业，共有本科两个班（即A班和B班），预科一个班（即C班）。学制原订为本科二年、预科三年。实际上，由于工作需要，不到一年绝大部分同学都陆续分配到各外事部门工作。
外语学院的学习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个人学习和集体互助相结合，业务学习时间占70％，政治学习时间占30％。业务教学重视口语、笔译能力的训练。A班设有英译汉和汉译英的口译、笔译课，由国际友人马海德教英译汉口译课，柯鲁克教汉译英口译、笔译课，中国教员曹汀教英译汉笔译课。B班除参加听马海德给A班上的口译课外，并由国际友人伊莎白·葛兰恒教口语课，中国教员刘耕园教精读课。C班由刘耕园教语法课，由李正凌、周南教精读课，伊莎白教发音课。教材内容都是针对将来工作需要选编的。政治学习没有专设政治课，主要是读报和学习中共中央重要文件，经常参加军政大学的形势报告会。如朱德讲过国内形势，廖承志讲过国际形势，肖克讲过军事形势，马彦祥讲过白区民主运动形势等。叶剑英对学校工作抓得很紧，有时也召集师生举行座谈，亲自到校向师生讲话，做具体指示。学校没有体育课，但同学们每天早上都坚持跑步、做操。学校有一个菜园，同学们自己劳动解决吃菜问题。当时学校只有两个炊事员，由同学轮流帮厨，秋收还参加助民劳动。
当时的学习条件很差，学校没有校舍，师生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没有教室，就在宿舍、院里或树荫下上课，用的黑板是门板，白天是黑板，晚上当床板。没有教材，靠教师自编讲义；没有钢笔，用高粱秆代替；没有墨水，用红药水代替；写字用的是粗糙的土纸。国民党傅作义部偷袭石家庄时，学校奉命向赞皇转移，不论男女同学都背上自己的被褥衣物。长途行军十分疲劳，但每当停下休息，不少同学还掏出书本在路边学习。
1948年12月5日，平津战役开始后，叶剑英参加了平津战役的领导，并担任北平军管会主任，命令外事学校迁往即将解放的北平，外事学校便离开自己的诞生地北上，第一步先到良乡，1949年2月，又由良乡迁到北平。6月份，华北大学二部外语系合并于该校，学校改名为外国语学院。随着形势的发展又不断扩大，后变迁为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学院。
（四）华北大学工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是华北大学工学院，于1946年底至1949年8月在石家庄办学，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
华北大学工学院，辗转于硝烟炮火之中，几经合并，几易其名，数迁校址。最早是1940年创立的延安自然科学院。1945年日本投降后，依照毛泽东去创办“新型的东北大学”的指示，延安自然科学院开始向华北、东北迁移，经过千里行军，于1945年底抵达晋察冀边区的张家口市。此时，山海关、承德等地已被国民党占领，切断了赴东北的要道。经聂荣臻电请中央，留在华北继续办学。1946年1月20日自然科学院与晋察冀边区工业职业学校合并，改名为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简称工专）。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工专于9月下旬从张家口迁出，11月初抵达平山柏岭村，经过简单的整顿便立即投入紧张的教学之中。1946年11月晋察冀工业专门学校与晋察冀边区铁路学院合并，成立了晋察冀工业交通学院，以铁路学院为基础设普通科，以工专为基础设预科，学校为解放区各军事、民用工业部门和政府机关提供了一批急需的技术人才，红色水电站——沕沕水水电站，就是其中之一。
1947年底，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决定，预科与工业交通学院分离，搬到井陉矿区，成立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
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迁到井陉矿区后，招收了新学员，分编为一个干部班和一个普通班。后来又设置为机电班、化工班、生产管理班和干部班。学员们一部分来自边区军工部门，一部分是老区和新解放区的青年学生。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1948年8月，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又与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工学院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工学院（简称华大工学院），直至1949年8月迁往北平。
华大工学院开学之初，晋察冀军区工业部部长刘再生任院长，曾任工专校长的恽子强（又名恽代贤，恽代英的弟弟，著名化学家）和北方大学工学院院长曾毅（曾留学比利时和法国）任副院长。
为加快人才培养，华大工学院开学以后迅速扩大了招生，并对原来两校各班的学生进行了水平测试，根据成绩另行编班。当时设有大学班、大学预备班、高职班、补习班、自修班等，学生人数扩大到近400人，并改短期训练为较长期的培养，加强了系统的学习，还多次聘请沈鸿（机械工业专家）、李强（电讯专家）等专家来院讲课。同时，改进教学方法，重视实践，利用煤矿的机械设备和技术骨干，开展实习和科研活动。如：分批派学员到井陉煤矿的机修厂边实习劳动，边搞科研攻关。这样，不仅使学员们得到了锻炼，还为矿山的机械加工改进了工艺，研制出了新产品，学院因此出了不少既懂理论，又会实践的拔尖人才。
办学期间，正是解放战争激烈进行之时，解放区的经济很困难，学校组织师生们开展生产自救，自己动手做鞋、缝制被服、种菜、运粮，经常吃小米饭加盐水土豆片，生活虽艰苦，但大家毫无怨言，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学校迁到井陉后，物质供应有所改善，教室的门窗安装了玻璃，黑板前放一张代替讲台的课桌，供老师讲课使用。同学们坐的是小学生用的桌子和凳子连在一起的课桌。这样的学习环境在当时已是上乘。用的是从蒋管区搞来的旧教科书。其中，代数、化学、物理等都是学习时借，学完归还。那时，同学们每人每月发五角钱的文具费，学校文具室的所有文具都标着单价，可以按价选用。当年，大家都十分注意节约，写字用的笔都是蘸水笔和铅笔，用的纸都是麻刀纸或黄草纸，用的墨水都是自己买来紫靛、蓝靛加点矾，用开水冲制的。
师生们没有专门的宿舍，只能住在学校附近的工房里，每间工房一铺大炕，一领芦席，睡4到5名同学。那时，实行的是供给制。一年一身单衣，两年一身棉衣，半年一条毛巾，一双布鞋。学习非常紧张，学校要求3个月学完初等代数，半年学完无机化学，8个月后开始有机化学和专业知识的学习。
敌机经常空袭矿区，但同学们排除干扰，坚持学习。1948年11月，国民党军队偷袭石家庄，学院一度转移到矿区西北部的山村。白天师生们在古寺里挂起黑板坚持上课，晚上在老乡家里，继续读书学习。
为迎接平津战役的胜利， 1948年12月，学院派出大批师生参加接管平、津两市的工作。
1949年8月，华大工学院奉命迁到北平。在石家庄的三年多时间，为革命事业输送了大批技术人才，而且为创办高等学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华大工学院更名为北京工业学院；1988年再次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
四、文化事业发展
（一）新华书店
1948年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解放区合并后，两区的新华书店随之合并为华北新华书店总店，由中共中央华北局领导。华北新华书店总店经理部门先设在井陉县南西焦村，后因敌机轰炸，迁往石家庄附近的获鹿县城南关，直至迁往北京。在此期间，华北新华书店总店承担了中央新华书店的许多工作，代行了新华书店总店的职能，成为新中国新华书店总店的雏形。
1947年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来到西柏坡，一些原来在延安解放社工作或为解放社著书译书的著作家、翻译家也陆续来到西柏坡，开始了图书的编印和发行工作。先后编辑了《马恩列斯毛论农民土地问题》、《论查田运动》等书交晋察冀新华书店出版、发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到达西柏坡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出版发行工作。1948年8月，以解放社的名义编辑了重要政策文件选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交合并后的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大量刊行，并特别标明“标准本”字样，原因是这些文章以前在各地发表时，由于电讯传达的关系，或多或少都有错漏。应该说，这一标准本是统一版本的先声。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后，中央号召全党学习理论，经毛泽东批示，出版《干部必读》12种，从1949年开始陆续出版，到1950年上半年全部出齐。
1948年11月间，华北新华书店总店接到华北局通知，组织人员到平津前线准备参加接管工作。华北新华书店总店以两位副总经理为首组成小组分赴平津前线。1949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也陆续派出出版组到达北平外围准备参加接收工作，同时部署出版书籍，供应新解放的城市。北平和平解放后，东北局派人接收了国民党在王府井的正中书局，率先开办北平新华书店第一门市部，华北局在西单开设了新华书店第二门市部。
1949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出版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未到北平前属华北局领导。其主要任务就是集中统一出版工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出版工作做准备。接着，华北新华书店总店迁入北平，成为出版委员会的直属单位。原来华北新华书店总店的出版科和印刷厂的人员都调到出版委员会出版处和厂务处。到1951年1月新华书店总店成立时，总店大部分人员是从华北新华书店来的。
新华书店的店招是毛泽东在西柏坡题写的。194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出版组，先后担任华中新华书店经理、山东新华书店副经理的华应申调到西柏坡，任出版组副组长，主持出版、经营、发行工作。1948年底，平津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就要解放了，出版组准备进北平创办新华书店总店。华应申提议请毛泽东同志写个店招。通过当时中央宣传部负责人陆定一同志介绍，华应申去见毛泽东主席。听华说明情况后，毛泽东很高兴地答应了，顺手拿过四张《解放日报》，一张一个字，一气呵成写了“新华书店”四个大字。
1949年春天，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要求7月1日全国新华书店统一启用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题写的店招，同时把题字的复制件发给各总分店。1949年2月7日，成立新华书店北平第一门市部，最先启用毛泽东在西柏坡题写的“新华书店”店招。此后，在平津新成立的新华书店以及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都统一使用这次题字作店招，直至现在。
（二）文艺事业大发展
石家庄解放后，各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大批著名作家、艺术家云集至此，石家庄成为革命文艺的中心。1948年8月8日，晋察冀边区文联和晋冀鲁豫文联在石家庄联合召开文艺工作会议，决定两边区文联合并，成立华北文艺界协会。1948年11月在石家庄成立了华北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住在桥西区同庆街一号）。以后，华北平剧院、晋察冀抗敌剧社、群众剧社、工人剧社以及冀中火线剧社、前线剧社等解放区的著名文艺团体都先后进驻石家庄。革命文艺工作者云集石家庄。据粗略估计，1948年到1949年，云集石家庄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有近千人之多，其中驰誉中国文坛的佼佼者就有100多位。
文化艺术工作者齐聚石家庄，群英荟萃，带来了文化事业尤其是艺术创作亘古未有的繁荣景象，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如丁玲在石家庄创作完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联大文工团演出的《红旗歌》、石家庄铁路工人魏连珍创作的《不是蝉》、华北平剧院的现代戏《四劝》、晋察冀电影队摄制的解放战争纪录影片、大众美术社出版的“新年画”，都突出地表现了“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在全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此外在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群众文化的普及推广以及接收旧文化单位、改造旧艺人等方面都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为新中国文艺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不仅开创了石家庄文艺史上的巨大辉煌，同时也对全国解放后的文艺工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