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 为新中国奠基之四（1）
石家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是新中国的孕育之地。在这里，确立了共和国的政体和政治制度，孕育了新中国中央政权的雏形，绘就了新中国的蓝图；在这里，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在这里，新中国的多项事业创立发展；在这里，走出大批治国人才。
一、第一套人民币在这里诞生
新中国的金融事业是从石家庄起步的。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这里建立，办公地址就在今中华北大街11号。第一套人民币在这里诞生，1948年12月1日首批人民币在石家庄发行。在石家庄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发行的人民币，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旧中国极其混乱的货币制度的结束，和新中国统一的货币制度的确立，是新中国金融事业的起步。
（一）华北财经会议与统一货币
由于抗日战争时期日伪的封锁，华北根据地被分割成几块，财经工作只能分散管理。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华北各根据地逐渐连成一片，贸易往来频繁，货币需要相互流通，原来的分散管理已远远不能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另外，解放战争的巨大消耗，也需要统一利用各解放区的财经条件和资源，以克服财经陷入困境的状况，长期支持战争。为此，中共中央于1947年1月3日发出了《关于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的指示》，确定会议的议程为：交流各区财经工作经验，讨论各区货物交流及货币、税收、资源互相帮助，对国民党进行统一的财经斗争，并由各区派人成立永久的华北财经情报和指导机关。1947年4月，中央又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董必武任主任。
华北财经会议于1947年5月在邯郸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好战争所需要的财力供给问题，其中包括调整各解放区货币政策，确定各区货币兑换比价，并对货币统一工作制定必要措施。8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董必武草拟的《华北财办组织规程》，其中第五项任务就是“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
统一货币，是统一财政经济的重要环节，也是政策性极强的工作。在邯郸华北财经会议上，与会代表就针对各解放区各自发行货币，在商品贸易过程中，常常互相压价，引起纠纷，同时，各区为支援战争，不得不增发货币，但又引起物价上涨，导致了一系列财政经济上的问题，提出了建立统一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议案。对此，董必武在深入调查、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审慎行事，加紧筹备”的意见，对解放区货币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统一。为此，设定了五个步骤：
第一步：华北财办必须确实掌握各区的发行额和预算，了解各区票币的互换率，以及粮食、棉花、纱、布、油、盐、煤、金、银等物的价格，基本上完成银行的准备工作。
第二步：发行少量的统一票币，主要作各区划汇用，市面也可以流通。老百姓持统一票币，可以照银行牌价买东西，亦可兑换该区本币。统一币要有物资作保证，各区银行、贸易机关及政府税收机关必须承认其币值不变。要把统币的信用建立和巩固起来。这时，各区除与友邻区毗连的地方外，依然是各区本币市场。
第三步：在各区票币发行的定额中，统币发行占一定的成数。由少到多逐渐推行统币。
第四步：停止各区票币的发行，完全发行统币。
第五步：用统币收回各区票币。
1947年10月2日，董必武致电中共中央，建议“组建中央银行，发行统一货币”，并提议银行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10月8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董必武认真研究了中央复电指示精神后，决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确定南汉宸为筹备处主任，并抽调晋察冀边区银行的部分同志进行筹备工作。10月24日，中共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在西柏坡正式成立，统一领导华北区财经工作，并着手开展货币统一工作。11月中旬，由华北财经会议选出的来自各解放区的华北财办副主任杨立三、薛暮桥、南汉宸等人陆续到达中央工委。华北财经办事处的组织机构基本健全，并做了具体分工：南汉宸兼财政组长，薛暮桥兼经济组长，杨立三兼部队供给组长，王学文任研究室主任。
华北财办对各区财经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广泛调查研究，解决了一系列具体问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制定和实施统一财经方针的基础上，筹备和部署发行统一货币工作。华北财办谨慎而积极地进行了筹备工作。在设立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同时，又从各区财政预算中筹集了一笔资金，为印发统一货币逐步做了物质上的准备；稳定物价，调整各地货币发行，稳定兑换比率，为发行统一货币逐步做了政策上的准备。
在此基础上，中央工委和华北财办于1948年3月召开了华北金融贸易会议，研究讨论了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整理地方货币、调整各地贸易关系、统一指导对外贸易和组织各地物资交流以及具体的金融贸易政策等问题，并做出了相应的决定。1948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指示，华北、西北、华东三大解放区的货币固定比价，相互流通。1948年7月22日华北银行组建后，停止晋察冀边币发行，以冀南银行币为华北解放区的法定本位币。11月5日，华中银行币停止发行，统一流通北海银行币，北海币成为山东、华中解放区的法定本位币。至此，在华北、西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已初步完成了货币统一的准备工作。
（二）中国人民银行成立
1948年4月12日，华北解放区的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迁至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11号小灰楼内联合办公。
“小灰楼”现位于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11号，因这座建筑通体为灰色水泥砖混结构，故民间俗称“小灰楼”。小灰楼始建于日本侵略者占领石家庄时期，为日伪建设总署石门河渠工程处。日本侵略者为了运输方便，决定在石家庄西北修筑石津运河，水路到天津，把从华北掠夺的战略物资，从石家庄经石津运河直接运到天津，再经海路运到日本。1938年伪华北建设总署在石家庄筹建成立了石门河渠工程处，并在今天的中华北大街11号的位置上，盖起了一座三层的小灰楼。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先遣军侯如墉部强占石家庄，即把这座小灰楼作为司令部。因侯如墉字子固，所以当时的老百姓都称这里为“侯子固大院”。侯如墉残部被歼灭，这里又成为当时的国民党石家庄行政公署公路局所在地。
石家庄解放后，“小灰楼”是中共石家庄市委机关办公处。不久，晋察冀边区银行迁入石家庄，中共石家庄市委把这栋当时条件比较好的楼房让给银行，市委则搬到条件比较简陋的新华路北面的制鞋厂去办公。1948年4月12日，冀南银行总行也迁至此楼内，与晋察冀边区银行总行合署办公。同年7月22日，两行奉命合并，改建为华北银行，仍在此楼办公。1948年秋，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从西柏坡迁至此处。
沈阳解放后，东北大军进关，平津解放指日可待。为使平津解放后物资交流畅通，避免金融混乱，董必武提出，赶在平津解放前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于是，在1948年11月18日的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务会议上，董必武主席临时加了一项“关于发行统一钞票问题”的议题，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主任、华北银行总经理南汉宸向会议作了筹备报告，指出：“去年华北财办成立后，曾决议发行统一钞票，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今年，先固定了晋察冀边币与冀南钞的比值。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又固定了冀钞、边钞与山东的北海钞及西北的农民钞的比值，互相流通。现在，华北区有四种钞票同时流通，虽比互不流通时较便，但货币种类多，比价不一，人民使用仍感不便。若接管平津，与东北接壤，流入市场的货币种类将更多：晋察冀边币、冀南币、北海币、西北农民币、东北币、长城币、热河币、内蒙古人民币、冀热辽边币等。而这些票子，名称各异，比价不一致，不稳定，使商民折算非常困难。再加上票子印制粗糙，真假币难以识别，影响了市场的稳定。如果将来这些票子一齐涌人平津市场，势必造成‘八国联军’大闹北京的混乱局面。这对社会秩序的恢复，物价、市场、金融的稳定以及人民生活的安定，都是很不利的。因之，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银行券，使人民币成为平津市场上的本位货币，可以减少市场的混乱。现在平津解放在即，发行统一货币已是刻不容缓之事。”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发行统一货币，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任命南汉宸署理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
1948年11月22日，董必武签发了“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训令”。
1948年12月1日，董必武、薄一波签署华北人民政府“金”字第四号布告：“为适应国民经济建设之需要，特商得山东省政府、陕甘宁、晋绥两边区政府同意，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货币。决定：一、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所有三行发行之货币，及其对外之一切债权债务，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承受。”《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布告内容，并发表了《庆祝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的短论。
（三）第一套人民币诞生
票版设计 自1947年10月组建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起，第一套人民币设计、制版工作就开始酝酿准备。
第一稿人民币票版绘有毛泽东头像。设计完成后，于1947年底报请中共中央审查，被毛泽东否定。根据 毛泽东的意见，经过研究，最后董必武确定，以反映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建设图景作为第一套人民币票面图案的设计原则，并且票子正面、背面，除必要的阿拉伯数码外，一律用中文，不用英文，立即请晋察冀边区银行印制局根据这个原则，重新进行设计。
1948年8月初，首批人民币样稿顺利完成。8月21日华北银行总行上报中共中央“关于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券的补充意见”，对人民币的发行比价、票版面额、发行时间、发行步骤、发行数量、印制计划等问题都作了详细报告，并附有5个品种、7种版别的人民币设计样稿。此件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圈阅批准。其中有：1元券（工农图）、5元券（帆船图）、10元券（火车站图）、50元券（水车、运输图）、100元券（有3种图案版别，即耕地图、火车站图、万寿山图）。此后，上述样稿立即送往各印制局制版印刷。
第一套人民币的票版样稿由王益久、沈乃镛设计，票版的行名、券面文字由董必武题写。董必武的题字，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名、面额大写数字及纪年等文字。字体为柳体楷书。
在第一套人民币设计时，根据国内外纸币设计的惯例，往往把执政党领袖或国家元首的头像作为券面主图，印在纸币上。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同志们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在设计第一套人民币票版时，把毛泽东像作为主图绘制在人民币上。当票版报请中共中央审查时，被毛泽东主席婉言拒绝。毛泽东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怎么能把我的像印在票子上，将来当了政府主席再说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在一次会议休息时，已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南汉宸当面请示毛泽东：毛主席现在已经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了，人民币上可以印主席像了吧！毛泽东主席笑了笑回答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嘛是当上了，但当上政府主席也不能印。进城前开会（指七届二中全会）已作了决议，但有几条规定没有写进决议里面：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务必要保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作风，制止歌功颂德，防止骄傲功臣自居的现象。因此，现在也不能印我的像。
不在人民币上印领袖像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打破了在票版上印领袖像的传统习惯，确立了人民币票版的图案设计以反映劳动生产建设和各族劳动人民形象为主的设计原则，这在新中国建立后陆续设计发行的第二、第三套人民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也是在毛泽东生前，人民币上未出现领袖像的原因所在。
第一套人民币印制 首批发行的人民币主要在河北境内的阜平、涉县、石家庄印制。钞版由石家庄直属印钞厂统一制作，然后供给各地或翻制。
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筹建过程中，就对各解放区银行的印钞厂进行了改组：将晋察冀边区银行印制局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第一印刷局（驻地阜平县）；将晋冀鲁豫边区各印刷厂合编为第二印刷局（驻地涉县）；将北海银行、华中银行各印钞厂合编为第三印刷局；将华北银行直属印钞厂确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属印刷厂（驻地石家庄）。上述印刷局组建后，立即投入第一套人民币的印制。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属印钞厂由晋冀印制分局和冀中印刷分局分别于1948年5月和8月进驻石家庄市新华路康乐新村后合并组建而成，开始称为华北银行直属印钞厂。该厂自进驻石家庄后即停止了边币的印刷，后来直接改印人民币。1948年10月国民党军队空袭并进攻石家庄，该厂奉命撤离石家庄到衡水备战。后国民党军队被击退，该厂又返回石家庄，并从康乐新村迁至石家庄西北郊柏林庄继续印制人民币。1948年12月1日，该厂更名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属印钞厂。
为了赶印负有历史重任的第一套人民币，印制局的工人昼夜不停地工作。在南峪村印刷，不巧赶上了连阴雨，土坯房不停漏雨，地上积水没过了脚面，工人们赤脚站在水里干活。机器和印钞纸都怕雨淋，有人专门打着雨伞遮挡。雨淋地湿，不少人得了疾病，可是没有一个人肯离开岗位。领导动员病号下去休息，人们说什么也不肯离开。
第一套人民币是在设备落后、条件艰苦、材料缺乏的困难情况下印制的。为了防止或减少伪钞出现，也采取了一定的防伪措施，主要是在钞票图案中加印防伪暗记。在首套人民币的62种版别中，绝大多数票券都设有暗记，这是当时的重要防伪手段。
（四）第一套人民币发行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遵照华北人民政府的决议，发出通告：“本行于本年12月1日，发行50元、20元、10元3种钞券。”上午9时，首批人民币在石家庄正式发行。
为了使第一套人民币顺利发行，石家庄市的各个公营贸易公司和商店，事先都调拨来花色品种齐全的商品，让市场上呈现出一片热火朝天、欢欣鼓舞的场面。
第一套人民币刚刚印出，董必武就拿着几张样票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一见董老满脸笑容，便不失诙谐地说：“胡子老哥亲自前来，一定有喜讯相告啰！”董老将刚印出的人民币双手呈递过去，说：“主席，我们现在可以带着人民币进北京城了！”毛泽东接过人民币，看了又看，兴奋地说：“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有了自己的政权，有了自己的土地，现在又有了自己的银行货币，这才真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哩！”
12月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上发表新华社的社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币》。社论说：“解放区的货币统一工作，与蒋匪所谓的‘改革币制’丝毫没有类似之点。蒋匪的所谓‘改革币制’，目的是为实行更剧烈的通货膨胀，并以此来更残酷地掠夺人民。所以实行结果，不但物价飞涨，民怨沸腾，而且更加速了经济崩溃。我们的货币统一，是为了使我们的货币制度更简单，更巩固；是为了更便利于物资交流和经济发展，完全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因此，可以预料新币的发行，必将促成各解放区市场的更统一，更繁荣……持有解放区货币，任何人民，他可以在任何时期，任何市场，充分获得他们所需的各种生活资料。我们既不需要限价，更不会发生抢购，所以解放区的币值物价，比国民党统治区远为稳定。”
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夏景凡写的报道《新币发行的头一天——石家庄街头特写》。文章详细地描绘了当天人们拿到崭新的钞币时兴高采烈的情景。街头巷尾人人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地议论说：“这可快啦！你看到中国人民银行的票子没有？快啦！快啦！全国快解放啦！”人们带着充满胜利信心的微笑，议论着不久就有领导全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了。报道中说，石家庄市银行早上一开门，就有人挤进去争着要看新币的样子，取款的人都要求给搭配一部分新币，营业员们忙得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当人们拿到新币在手时，总是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爱不释手。有一个人取得了新币往腰里一装之后，满面笑容地指着自己的口袋说：“看，这有多方便！”
第一套人民币自1948年12月1日开始发行，到1955年3月1日，国务院决定收回第一套人民币，发行第二套人民币。从此，第一套人民币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退出货币流通领域[1]。
二、新闻事业在这里发展
（一）《人民日报》在石家庄创刊
早在1948年2月20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提议中央工委召开会议，讨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等问题，其中包括成立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3月7日，中共中央又致电中央工委：华北局成立后，大党报应如延安《解放日报》那样，由中央负责，集中新华社、《人民日报》、《晋察冀日报》在一起，有充分条件办一个较好的报纸[2]。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晋察冀边区的《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人民日报》合并，改为《人民日报》，于1948年6月15日在石家庄市附近的平山里庄创刊。毛泽东为改刊的《人民日报》重新题写了报头。改刊后的《人民日报》，虽然是华北局机关报，但中央发布的一些公告性新闻、指导性文章直接送《人民日报》发表。
合并后的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是张磐石，全报社100多人，每天出版对开四版一大张。这时，虽然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环境相对安全了，但办报的条件仍然非常简陋，而《人民日报》的发行量高达44000多份，报纸分布大致是：太行区42个县10462份，冀南区41个县8272份，太岳区26个县5773份，冀鲁豫区57个县3691份，北岳区28个县8532份，冀中区34个县2340份，平西区和冀热辽区17个县676份，石家庄市2190份，中央和华北局机关2280份[3]。
1948年8、9月间，为便利报纸的出版发行和投递，除继续在里庄印刷外，《人民日报》印刷厂一部搬至石家庄市北焦村，利用纸型铸版印刷《人民日报》。同时在石家庄市南大街设立《人民日报》经理部，负责纸张和印刷器材的购置、报纸的发行等业务。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人民日报》遂迁往北平出版，设在石家庄市的印刷厂和经理部也随之迁往北平。
（二）落户石家庄井陉矿区的新华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是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1947年3月29日由陕北迁至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涉县，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后，又于5月23日在西柏坡附近开始播音。9月底，新华广播电台编辑室仍在平山西柏坡附近，而播音室和发射机房则迁至石家庄市井陉矿区，播音室在天户村，发射机房设在距天户村很近的库隆峰，在此正式播音，直到1949年3月24日迁往北平。
当时，新华广播电台技术设备十分落后，发射功率只有三百瓦，远地收听非常困难。为配合飞速发展的政治、军事形势，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向国内外的传播，中共中央决定在距西柏坡较近的地方新建一座电台，功率要大，发射面要广。1848年初春，经过实地勘察，新的台址选在井陉矿区天户村。
建设大型电台，既需要大量的物资器材，又需要较高的技术。但是，井陉矿区长期受德国资本家和日伪统治，此时刚解放不久，并无这方面的基础。负责筹建的同志克服重重困难，攻克了定向天线设计技术难关，依靠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热情支持、援助，解决了材料问题。之后，又冒着国民党飞机低飞轰炸，顶着盛夏的炎炎烈日，投入了紧张的天线塔设计工作和搭建工作。他们不顾一块块铁板晒得发烫，手割破了，皮烫脱了，日夜奋战，为抢时间，吃饭都不离现场。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一座座铁塔耸立了起来。七座天线塔分别可以向欧洲、南京、上海方向播发信号。
为了进一步扩大发射范围，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又在原有基础上选定天户村北100米远，东西走向新建了两座高达65米的大铁塔，定向向美国方向传播信号。同时在天户村完成了电台的办公、生活设施的建设任务。一座发射功率达3000瓦的广播电台，在最短的时间里完工并投入使用。
1948年9月下旬，在平山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遇到了国民党飞机的猛烈轰炸。设在天户村的广播电台当晚就对外广播。在整个三大战役期间，及时把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传向四面八方。
当时编辑部设在平山的陈家峪，距矿区较远，为方便往库隆峰播音室送稿，翻山越岭架设了电话线，编辑部还专门配备了马匹。每天18点是个重要的时间，要想在18点前把稿子送到或用电话传到库隆峰播音室并非易事。往往是记者通宵达旦写好新闻稿件，经中共中央领导审阅后，骑马送稿，来不及的重要新闻就用电话传稿。
三大战役期间，国民党军队分北线和南线与人民解放军作战。毛泽东同志对辽沈战役进程进行分析后，亲自写下了评论《国民党军队北线总崩溃在即》，由广播电台播发。这时，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坐镇北平，命令傅作义偷袭石家庄。因我军主力都在远处作战，石家庄实际是一座空城。为对付敌人的进攻，广播电台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利用新闻武器进行了一场先声夺人的斗争，从10月25日至31日，播发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匪军进扰》、《评蒋傅匪军梦想偷袭石家庄》的新闻稿，揭露了蒋傅军“妄想以突击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的阴谋，公布了偷袭敌军的兵力配置，报道了“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敢于冒险的匪军。”对进犯之敌造成了极大的震慑。
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人民解放军前线部队打电报给中央军委，请新华社即向被解放军包围的黄伯韬第七兵团进行劝降广播。毛泽东立即批示：“请对黄伯韬兵团写劝降广播，能每夜广播一次，明日多播几次为好。”广播电台迅速按中央指示播发了敦促黄伯韬兵团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广播稿，反复多次广播。在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中，广播电台又投入了瓦解敌军的广播战中，先后播发了《人民解放军总部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刘伯承、陈毅两将军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人民解放军总部再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人民解放军总部给黄维兵团的最后警告》、《刘伯承、陈毅将军给黄维的命令》等广播稿，连续、反复地向黄维兵团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起到了瓦解敌军、动摇军心的作用，许多国民党中下军官和大批士兵纷纷缴械投降。12月17日，又播出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使敌军军心大为动摇。
在送别1948年，迎接1949年，辞旧迎新的前夜，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把革命的最强音传向了大江南北。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新华广播电台抽出一部分人员随军进入北平，接管了北平广播电台。2月14日，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了北平人民庆祝解放特别节目。3月23日，新华广播电台又向全国播发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
1949年3月24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后改为北平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音，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完成了历史使命。
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在石家庄井陉矿区播出的五个多月里，正是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时期，同时也是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广播通讯事业最辉煌的时期，建成的解放区发射功率最大的广播电台，不仅培养了大批技术人员，还培养了大批管理干部，许多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全国广播事业发展的主要领导者和技术骨干。
留在矿区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由于原有的设施完备，技术精良，成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第一转播台，直至1953年6月中央台将人员设备全部迁出。
（三）《中国青年》复刊
1948年春夏之交，中共中央对青年工作做出了两项重要决策：筹组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恢复《中国青年》杂志。建团和复刊工作，由中共中央书记任弼时同志亲自领导。
《中国青年》杂志创办于20个世纪二十年代。复刊工作从1948年8月份开始筹备，曾参与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杨述、韦君宜夫妇被调来主持《中国青年》的复刊工作。办公地点在离西柏坡仅三四公里的夹峪村的一座四合院里，一间屋子住着杨述、韦君宜夫妇，其他年轻的编辑们都挤在另一间不过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这就是办公室兼宿舍，他们都围坐在一张长方桌旁编稿子。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准备稿件。编辑部的同志都分摊了写稿任务，其余大部分稿件都是杨述、韦君宜亲自组织来的。复刊的最初几期稿子在编辑部交稿后，由杨述步行带到西柏坡，请胡乔木审查。胡乔木对每篇稿件都仔细审查修改。
《中国青年》复刊时，毛泽东主席重新题写了刊头。这个刊名题字一直用到 “文革”开始前，毛主席又为《中国青年》题写了新的刊名。
毛泽东主席的亲笔题词“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首发在《中国青年》复刊号上。当时，在毛泽东主席题写了《中国青年》的新刊名后，编辑部还想请毛泽东主席为《中国青年》杂志写篇文章，于是毛泽东主席就写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题词代替，刊登在《中国青年》复刊的第一期上。此后这四句话不胫而走，响彻全军，随着战争的胜利，传遍全国。
《中国青年》杂志社复刊号，因为受当时印刷条件所限，又考虑到投递、携带方便，所以出的是十六开小本，70页，封面上半部是一张中国解放区青年代表团在布拉格世界青年节上高举毛泽东旗帜的照片，中间是毛泽东题写的黑底反白字“中国青年”，下面是期号年份，标明“中国青年社出版”。在毛主席题词、朱老总短文后，是董必武手书的《中国青年发刊纪念》。胡愈之以及薛暮桥、田家英、于光远、温济泽、陈家康等党内的理论家、大秀才都为杂志撰写了文章。因为无法照相制版，更谈不上套色，许多题头、插图只好由美术家娄霜用木刻制作。
《中国青年》复刊后，共出了三期，为半月刊，每期发行达到5万份，受到各级干部和青年读者的欢迎。1949年的第四期稿子已经编好，杂志迁到北京才印刷。虽然后来改为十六开本，但期号还是从复刊开始一直连续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