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山下的那片黄土地，成了我今生难以忘却的地方。

        这些年来，无论是在县里，还是到市里工作，我都要抽空到那里去看一看。

        因为，我曾经在山下那个乡政府里工作、生活了整整四年。从而，结识了很多乡村干部和村民，他们不但成了我的朋友，也成了我笔下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

        我对乔山下的那片黄土地，充满了无限的感情和深深的眷恋。因为她使我成为一个作家创作的源泉和成长的摇篮。

         那年，我刚刚结束了几年的军营生活，从北京某部队回到故乡。不久，便受命于县统计局到全县最偏远、距离县城四十余华里的杨谈乡政府任统计员。

        上任那天，是个初夏的早晨。我怀里惴着县里开的介绍信，骑着结婚时妻子作为嫁妆的自行车，带了极简单的行李，那就是一卷被褥上面放着一个小木箱，里面装着满满的我喜爱的书。

        “你先把乡里的统计工作搞起来。半年后，我再与县统计局谈你的去留问题，当然要看你的工作……”这是我从县城一口气骑了四十余华里的自行车，连汗都没顾得擦后，见了乡里的一位主要领导对我说的见面话。

         之后，时任乡政府办公室主任辛全河同志，便把我安排在乡里最东边的一孔窑洞里住下。临走时，他对我讲：“你刚来乡里不熟悉这里的情况，以后有啥事就来找我。”

        记得我来乡里之后，搞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山西省农产量村村抽样调查”。

         那个时候，这项工作还在刚刚试行阶段，这也是家庭联产承包后，为了搞准农产量的一个新办法，搞起来有很多的困难。第一，乡里上至书记乡长，下到一般工作人员全没搞过。就连我这个搞农村统计的也是在县上刚刚参加过几天的培训；第二，这个工作搞起来十分麻烦，要先组织人员进行培训，然后再把全乡4000多户的三万多块小麦田逐块的登记、编号、核实面积，还要对将成熟的小麦进行估算产量。

        当时，我只是在一次乡里召开的各村书记、村长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乡里的李广道书记才把我介绍给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当时，我听到李书记向大家介绍我，就赶忙站起来，向大家点点头算是给大家说，领导介绍的人就在这里，一个穿着旧军装的24岁的年轻人。连一句客气的话还没顾得上讲，就听主持会的乡长一声：“散会。”

        结果，不知大家认准了我没有，反正我连一个人也没认准，记得当时自己是脸又红、心又跳。

        那次，“见面会”的第二天，我便骑着自行车，开始了我的“小麦产量村村抽样调查”工作。

        我所在的这个乡，是一个半山区，也是本县有名气的“干旱圪塔”。水缺的很，就说乡政府所在的村，是全乡水利条件比较好的地方，而乡政府院里的水井，用二寸小水泵抽上十多分钟就没水了。印象最深的就是井台边，常常围满了用平车装着汽油空桶来拉水的百姓。

       我踏上初夏因干旱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看着路边还未到成熟期就已经发黄了的小麦田，还有那刚刚出土不久的棉花苗、谷子苗……不由得想到了我的家，那个水利条件很好的乡村，那个被称为“星海温泉”的村庄，还有那到处流淌着的温泉水。

       那天，我翻看着县统计局过去编印的《曲沃县30年农村统计资料汇编》，一个问题不由涌上心头。我就想，为什么这两个乡镇水利条件差别这么大，而我工作的这个乡的某些有关产量的统计数字比我家所在乡还高?  我下乡搞小麦预测的第一个村就是一个叫乔芦庄的村子。这个村是一个典型的山村，全村1200多口人，分散在乔山的阳面坡上，6个自然村间隔长达十余华里。到了这个村子，给我的第一个印象还是缺水。

       记得在该村干部张有志家里，他的爱人用水桶在一个地窑里打水。我问这水是从哪里来的，她告诉我说：“是下雨时从山上流下来的水，然后存在这里面的。”

        后来的几天里，我每端起她给我倒的茶水时，总想到那碗里会不会就有从小山上流进来的羊粪蛋蛋。

       说归说，想归想，那山庄里的水我却没少喝，那山庄里的饭我也没少吃。因为，这个庄地理分散，且小块地很多，大的不过数亩，小的不到一分，还有些分布于七沟八梁上，这都要一块一块的登记、编号、估产。

        我与村里的部分干部和两个有实践经验的老农，把这大大小小麦田跑了个遍。几天下来，不到巴掌大的逐块登记卡片就背了满满一军用挂包。回到乡里，我把这些宝贝分门别类放到桌子上、椅子上、床上、放不下了就摆到屋子的地上，直摆到我住的窑洞门外，象摆了个迷魂阵，连一个下脚的地方也没有。

        乡里的同志们见了就问：“搞个抽样调查就这么复杂?”我心里说：“你看到的这只是一部分工作，前面预测，后面还要抽块、排队、选点、割样本，还要单收单打呢?”

        全乡当时14个村民委员会，28个自然村，经过我半个多月的奔波，总算跑了个遍。从此，我熟悉了各村的村干部，还有好些帮助我进地块估产的老农们，还有这个乡的沟沟坎坎。

        又经过了几个不分昼夜的整理计算，等我揉一揉熬红了的双眼，把计算出来的全乡各村当年的小麦产量数据，送到一位乡主要领导面前时，他看了看便把产量统计表往办公桌上一扔没有好气的说：“你搞的这数据，怎么能给县上交待得了？！”

         那天，我不知道是怎样从那位乡领导的办公室出来的，想不到自己千辛万苦搞出来的数字，竟挨了这个领导狠狠地一顿训。

         第二天星期日，我回到了自己的家，见到了分别十多日的妻子和刚出生才几个月的儿子时，话未出口，泪便流了下来。好久之后，妻子抚摸着我的头说：“你该理发了。”

       那一年的小麦产量，我还是用抽样调查的数据上报的，这个数字虽说与乡里上年报的数字有很大差别。但历史证明，那年的抽样调查与实际才接近。

       我在这个乡里，做了近四年的乡统计员。四年中，我个人多次当过省、地、县一级的先进个人。我主搞的乡统计工作，也先后得过省、地、县的先进单位或集体，还做为临汾地区的乡镇代表在省城参加“全省农村统计改革经验交流会”。

       但我却没有得到过乡里的什么先进，家里有一个乡党委、乡政府发的镜框，那还是全乡庆祝第一个教师节时，我从当时每月45元工资中拿出几元钱捐给了学校。后来人家送了这个盖有乡党委、乡政府大印的镜框奖状，钱物相比，今日想起来还有愧于心。但当时为了农村里的父母、妻子和儿子，也实在力不从心。

        时间长了，乡里与我一般的同事们，看到我那些奖状和荣誉证书时，总爱开玩笑，说：“你这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啊!”言语之下是说，我在乡里是一个不受个别领导欢迎的人物，总不随领导心意的人物。

        不过，这里面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曲曲折折、鬼鬼道道，我心若明镜。

        只因，自己是一个小小的乡镇统计员，无能与人家直争明辩罢了。

         当时，也有个别要好的同事对我讲：“你何必这么认真呢?他们当官的说多少，你就给县里报多少，不就成了。何必现在闹的出力不落好。他当官的说，砂锅能捣蒜，你就说，亲眼见又何妨？这样的人现在社会上又不是一个两个。”

        我也想过这么做，但我于心不忍。我总觉得，做了违背自己良心的事，那自己就不是人，起码算不上一个好人。

         最终，我还是照我的良心我行我素。

         我也就吃了更多的亏。

        不过我总觉得，这亏吃得值!  

 

                  （注：该文曾在1989年2期《山西统计》杂志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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