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写在初中毕业五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献给母校和曾经的老师、同学们

  1963年秋季,我由前溪小学考入安福洲湖初级中学,入学时还未满十三周岁。

  家乡去洲湖走小路约二十九华里。开学那天,父亲替我挑着简单的行李,一头是单薄的被褥和草席,另一头的木箱里是几件旧的土布衣服,我空着手跟在后面。同行的是几位同村同学,其中数我年纪和个子最小。烈日当头,暑气蒸人,这么长的路,走得很是吃力。走了十多里,来到东溪村过头的小溪边大荷树下才歇口气。近午才到学校。父亲带我报名,帮我铺好床铺,临走时给了我一元钱,作为一个月买点肥皂、牙膏等零用钱。望着父亲离去的削瘦背影,我的眼睛模糊了。“一定要努力学习”,我心里暗下了决心。

  洲湖中学古为道观,后称“复真”、“道南学社”,是安福南乡的“最高学府”。座落于青龙山东首,依山傍水,前河白帆点点,后山松林苍苍。校门前有名扬安福的“七步半”石阶。解放前,穷人家的孩子是很难踏上这“七步半”阶梯的。两株古樟分立石阶两旁,两尊粉红的石狮镇守在萃胜楼下的校门口,让学校平添了一份肃穆与安祥。

  那时一个学期的学杂费总共45元,其中学费15元、伙食费30元。像我贫困之家,一下子要拿出这么多钱,真让父母发愁了好长时间。全校有四百多名学生,我们那一届的初一年级有四个班近两百同学。到了第二学年升初二时就只剩下三个班一百二三十来人了,第三学年的初三年级只有两个班,不到一百人。辍学者多是农村贫困家庭的子女,交不起学费、生活费,读不下去了。1965年的正月,离初二第二个学期开学还剩几天,家里的母猪还没产仔,实在没有钱供我报名,父亲与我商量休学一年,我心里很难过,心想,一旦休学,其实就不会有机会继续读书了(事实也是如此,1966年下半年“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十年动乱,全国的每个学校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见我神色沮丧,父亲只好打消了让我休学的念头。正月十六要去学校报名了,可到初十日家里仍拿不出一块钱,至亲亲戚都是些穷亲戚,无法相帮。父亲要我十三日去洋门上城村的几家老亲家拜年(我老祖母的娘家人),试试能否借上几十块钱。住了一晚,只在大表公那儿得了五角钱拜年钱,一分钱也没借到,我真的感到绝望了,第二天在回家的十来里山路上边走边哭。到家后父亲看到我红肿的双眼,心里也很难过,向来不太愿求人的父亲,于十四日向族兄盘龙医师借了15块钱作学费,其余的30元伙食费,要我自己跟老师商量缓些时间缴交。时至今日,我仍感念着族兄在艰难之时给我伸出的援手,让我当年不至于失学。

  几年的求学中,一直穿着母亲亲手做的粗布衣,上面还缀着补丁。虽不太光鲜,却浸透了母亲浓浓的爱意与深深的期望。寝室前往教室有一二十米远的泥路,三年中我一直没有雨鞋,遇到寒冷的下雨天,穿着母亲做的布袜布鞋,外面套着我父亲曾经穿过的木屣去教室。夏天则是打着赤足上课,就连勤工俭学劳动也是打赤脚。学校建礼堂,也有同学和我一样赤着脚到好几里远的瑶溪窑场挑砖。有一次,我打着赤脚跟班上同学去南山为学校食堂砍柴,路上一不小心,左脚第四趾碰在石头上,鲜血直流,忍着钻心之痛跟上大家,咬着牙砍柴回校,几天后趾甲脱落,该脚趾一直长不出正常的趾甲。

  学校的伙食是很差的,也难怪,每个月伙食费6元,其中米金4元,菜金仅为2元钱,每天仅7分钱左右。学生自己种上些蔬菜。食堂做菜就像煮猪食,很便宜的干萝卜片,倒在大锅里一煮,味同嚼蜡,常常是接连几天的碗里,餐餐都是十来片的萝卜片。同学们正值长身体的阶段,营养欠缺,很多人面有菜色。冬春时节,有的同学实在太饿了,便从学生自己种的菜园里拔个白萝卜,简单地擦洗一下咬着生吃。我的白铁脸盆也时不时被几个同学当作锅用来煮萝卜。可是,这样吃,却是越吃越饥荒啊!离家二十来里远的同学,一般每两个星期回家一次,稍微改善一下生活,从家里带点豆腐乳(霉豆腐)之类的“路菜”调剂一下。豆腐乳放久了会发绿,硬着头皮也要咽下去。以至几十年后的今天,我看到无论多么好吃的豆腐乳仍然反胃,从不下箸。

  “艰难困苦,玉尔于成”。求学的生活虽然十分清苦,但并未过多地消损大多数同学的学习热情。就像我,生活条件在班上是最差了,学习成绩除了英语、代数是七十来分外,其它科目大多是班上前几名。

  当年学校倡导的学风是:“勤学苦练,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努力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校不唯分数至上。

  那时的洲湖中学荟萃了一大批热爱教育、治学严谨、经验丰富、关爱学生的优秀老师。比如,我们初一(3)班的班主任王德生老师,教授物理、数学、地理及体育都很拿手。平时看上去好像不苟言笑,很是严肃,要求每个同学养成遵守纪律、认真学习的好习惯,但在威严的外表下却有着父辈般的爱心。每晚熄灯后,总会到寝室里查看大家就寝的情况,为蹬开被子的学生轻轻地曳好被盖,防止着凉。虽然他后来遭受不少变故,仍钟爱着三尺讲台,言传身教,倾心为学生传授知识与正义、良知。语文老师欧阳前亮,戴着高度的近视眼镜,授课时对相关的重点、难点,深入浅出地反复讲解,似乎有点婆婆妈妈的,却让爱好语文的同学受益匪浅。刘兰芳老师(即后来的萍乡市委书记、省农工部部长刘南方)也是教语文的,博古通今,文学及教学功底深厚,口才极佳,授课时充满激情,偶尔来我们班上代课,让同学们如沐春风。那年刚走出师范大学校门的代数老师周健,风华正茂,对数学造诣较深,上他的课,同学们从他的身上时时感受到一股清新而又俏皮的青春气息。几何老师刘剑,教学经验相当丰富,每每有画龙点睛之功。他十分明了同学们在每节课时里还存疑的问题,三言两语就能让大家顿开茅塞。教英语的尹斌茴老师,曾在有外国朋友合作的企业工作过,视野开阔,有着城里人的风度、文人的气质、超脱与傲然,连笔手写单词飘逸俊美。有时上英语课不时来点“说文解字”,比如说鱼儿与羊肉加在一起当然就很“鲜”了,让同学们对有些感到枯燥吃力的英语课堂刹时变得轻松起来。教物理的吴熙伯老师有着学者型的风采,知识丰富,睿智慎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给我们讲起了他们上大学时为验证电阻现象的故事:在一个晚上,手持着各自连接导线的两根碳棒,碳棒一接触,便放出耀眼的强光,刹时整个校园电路中断,一片漆黑,让我们听到既新奇又有些害怕。同学们上他的物理课,一点也不感到枯燥。化学老师黄家珍敦厚持重,讲解物质的化学性质引人入胜,演示化学实验一丝不苟,循循善诱地引领同学们走进千变万化的化学世界,很多同学都很喜欢上他的化学课。可惜他后来在“文革”期间,申请调到县化肥厂当了名技术员,学校失去了一位很好的化学老师。政治课老师贺全洲,操一口带着永新口音的普通话,博引旁证,纵横捭阖,激情洋溢,口才极好。教“农常”等科目的廖时昌老师,幽默风趣,妙语连珠,我记得他有一次授课,讲到苏联科学家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论时,还插上这么几句:“上下课的时候,每当敲响挂在梧桐树上的那个钟,守在旁边的狗儿就会汪汪大叫,这就是学校狗儿对敲钟的条件反射”,引得同学们满堂大笑,课堂气氛一片活跃。他有时还故意在普通话里用夹杂着一两个字的安福南乡话对同学们说:“同学们课间活动可不要丢石头(读lōu音)古玩啊,一不小心,石头(lōu)古打到脑(nāo)壳上,会打死(读lē音)人(读nín)咯(的)!”听他这样的课,寓教于乐,你说开不开心?音乐绘画老师王鸣秋先生,吹拉弹唱、花鸟虫鱼造诣颇深。后来在安福音乐界颇有点名气的廖治平老师就曾是鸣秋先生的得意门生。在洲中我学会了拉胡琴,吹口琴等乐器,学校组织文艺活动我也常登台露上一手。不十分复杂的简谱,至今我还能唱得下来。只是离校后逐渐把乐器这个爱好丢掉了。

  学校的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老师活泼轻松的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很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有的同学学习真有点像毛泽东年轻时那样:“就像老牛进了菜园子,拼命地吃”。爱学习的同学,时常在课余到老师房间里请教还没弄懂的或更深些的问题,以开阔思路。我是语文欧阳前亮老师房里的常客,也曾多次请教过刘兰芳老师。不少同学每天晨曦初露就起床,捧着英语、语文课本到校园后的操场或松树林里诵读,晚上在教室昏黄的煤油灯下自习、演算。老师尽心教,学生努力学。不少同学心里憋着一股气,要为自己、为家里、为学校以至祖国争光,学好知识,日后有为,争取毕业后顺利考上高中或向往的中专。

  当然,大家也不是只知读书的书呆子,体育、文艺等课外活动同样会积极参加。有趣的课外书籍会如获至宝地相互传看。周日不回家的同学,多是在学校图书室看书、做笔记,偶尔也会玩玩“刺激”。

  校门前的潇水河岸边,长着好多高大的枫杨和桑树。毕竟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有时身上还残留着一些“野性”与淘气。一年暮春的周日,我和几位同学一起爬到树上采桑葚,掏鸟窝。别看我身子瘦小,上树可是一把“好手”,嗖嗖嗖,三下两下地就上到了树稍。却被另外的同学把我们的“壮举”捅到班主任欧阳前亮老师那里。刚进到校门,就被欧阳老师叫到他房间里“受训”。我们“欺负”他近视,看不清,狡辩说没去爬树,他要我们伸出被桑葚染紫了的舌头和双手,一下就露出了“马脚”,只好承认此事,可心里却有点不太服气,周日也要管得这么严做什么?他知道我们不服气,便苦口婆心地告诫我们,那么高的树,出了什么事,学校怎么向家长交待?末了,还念起白居易的“莫道众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勿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老师可是爱之深,责之切啊!事至如此,我们只好诚恳地承认错误,保证决不再犯。现在回想起来,心里仍涌动着一股热流。

  有一次,从一位同学那里借来久慕的《林海雪原》,如获至宝。可大家都想看,那么厚的一本书只能让我看一天,就要传给下一位同学。没办法,白天黑夜连轴转,上课时把小说放在课桌里,待老师转过身就抽出来瞄上几眼。夜晚熄灯后打着电筒通宵达旦地看,第二天成了“熊猫眼”,弄得头昏脑胀的,愣是一昼夜中把它看完了。那时的记忆力也出奇的好,时隔五十多年,该书的情节还大致记得到。参谋长少剑波奶头山风雪夜写的爱情诗“万马军中一小丫”,其中的很多句子还能背出来。借来的《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多是利用周日传阅。看过后,便向几个要好的伙伴绘声绘色地讲起书中的故事。诸葛亮“草船借箭”那一精彩的回目,现在我还能大体背出来呢!

  班上的同学各有其才。炳三同学代数拔尖,深得周健老师喜爱;长久同学擅长于英语,尹斌茴老师对他很是器重;步膺同学聪慧友善,功课成绩大多靠前,与同学关系密切,为众多老师所喜爱;益云、定中等同学堪称运动健将,小球、大球玩得滴溜溜转;几位女同学平时比较文静腼腆,一旦参加学校的文艺演出,即显出其表演才能。遗憾的是,与这些老师、同学分别的五十年期间,绝大多数都没再相见过,很多老师早已作古,一部分同学也已英年早逝,令人唏嘘!“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母校,曾经的老师们、同学们,我一直深深地思念着你们!希望在合适的时候有机会与健在的老师、同学欢聚一堂,共叙离愁。

  “山雨欲来风满楼”。正值同学们努力学习准备向高一级学校冲刺时,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十年动乱自兹开始。大浩劫让各级学校和文化战线首当其冲,老师无法再教,学生无心从学。自这一年起,全国取消了升学考试,改为所谓推荐选拔。及至此后的两三年中停课“闹革命”、全国大“串联”、“文攻武卫”,你来我往,没有消停。十年“文革”浪费了整整一代人的宝贵青春。当时国家政治局势大乱,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十年动乱波及到每一个人,我们这一代学子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好在我们这一届基本学完了三年的课程,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尔后,同学们各奔东西。虽然有的上了高中或“共大”、中专,但几年中基本上没读几天书。不少人则回乡劳动,做农民、当“赤脚老师”、“赤脚医生”,或找门路参加工作,走向社会,也有为数不多的人几年后推荐进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或在“文革”结束后考上大学继续读书。总体而言,我们这一代人的科技文化知识是比较欠缺的。

  不过,每个人只要坚守善良,陶冶情操,勤奋进取,利人利己,无论是学历高低,身居高位,还是位处低微,纵使历尽艰难曲折,跌跌撞撞,仍不弃探索攀登,不自怨自艾,总能走过坎坷,迎来曙光,也不枉来此世上一遭,俯仰天地,无愧此生。

  五十光阴弹指间,当年学子霜华染。三年的洲中求学日子,在我六十多年的岁月中只是一段短暂的时光,但对我此后的人生之路的影响很大。它为我这农村孩子打开了认识外部世界的一扇窗户,射入了一缕知识的理性阳光。对我后来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思考方法有比较大的影响。没有这三年学习,充其量是一个只会修理地球的半文盲农民,虽然我一直是生活在社会底层一文不名之布衣。就我来说,洲中毕业后,也走过了一段比较曲折的路程。前前后后在农村劳动过两三年,开初虽尚未成年,但也要跟着壮劳力一同下苦力,扶犁操耙干农活。学手艺,做徒弟。筑大坝、修铁路。磨筋骨,苦心志。而后参加林业工作,当了十多年临时工,几进几出,期间也遭遇过疾病的打击。然而,虽历经困苦而不退缩。是洲中的三年学习给了我战胜磨难的勇气和砥砺向前的力量。无论在农村劳动还是在单位工作,始终保持与书为伴,从当时不多的书本中汲取有益的知识,探索思考,艰难前行。确实,无论是日常生活、农村种田,还是单位工作,都可以用上中学的知识。当然,我也时常感觉墨水喝得太少了,因而在平时坚持自学,不断地吸收新的知识,尽可能使自己的思想与技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没有机会重入校门,做不成大事,遑论兼济天下,也起码要独善其身,把手里的事情做好。码码文字,兼职过单位文书;钻钻业务,考取了林业助工。至今想起,也算未过分地辱没洲中那三年艰难的求学生涯吧?正式退休后,学起了电脑,用文字抒发情感,书写出心路历程,展示于报刊网络,增添了闲赋情趣,丰富了晚年生活。与书为伴,“不为浮云遮望眼,只因身在最高层”;抚今追昔,“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

  重访母校,校园焕然一新,除保留着经修葺的萃胜楼,旧景难觅。石狮不言,守护安宁;睹物思远,感慨良端。教育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智则中国智 ”。知识改变命运,砥砺助人成长。值此离校五十周年之际,寄语后学,莫负大好时光,努力学习,攻坚克难,努力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蓄积力量。今日洒下汗水,明天收获成功。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为全体国民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更是为有抱负的年轻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大好机遇。中国的未来属于善于学习、勇于进取、意志坚定、胸怀天下的年轻人!青年朋友们,愿你们向着未来努力学习,奋勇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