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惑

　　想不起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书，那喜欢是打心眼里的，刻心铭骨的。书像一个馋虫，时刻在勾引着你，让你摆脱不掉。

　　开始是小人书，看得比任什么都重，那时并不奢望能拥有，只怕能让看看就是莫大的幸福了。家中无多余的零花钱，甚或连肚子都难以保障，怎么可能拿钱来给你买小人书？然而总是能看到的。对小人书的喜欢并不局限于一个或几个儿童，大部分的孩子都喜欢。那时节并无电视、更无网络，难得的几场电影都是老掉牙的片子。对孩子来说，小人书更快捷，更有吸引力。

　　谁偶或讨来一本大家未看过的小人书，那简直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不时地有人带小人书到学校来，一本小小的书就成了大家课余时间争相阅读的对象。看完了，的确有一种满足感，于是就可以不时地将书中内容炫耀一番。看得越多，越有可炫耀的资本，小孩子也有自己的虚荣心理。

　　慢慢地总是能攒几本小人书，就去换别人手里有，而自己没看过的，这种方法很见效，因为自己的书别人怕也是没看过。交换的范围很大，同年级的、高年级的，或者是村里的大人们。那时才发现，原来大人们也喜欢小人书。

　　最过瘾的是到书摊上看小人书。书摊并不多，且得等到赶集的时候，到那里看书得花钱，半天二分钱。这二分钱得割很多的草卖给生产队。书摊的书多，蹲到那里一上午不动地方，脚得麻上好几回。但每次看后总觉得很过瘾。

　　书摊的书虽多总不是自己的，便总想拥有几本自己的小人书。好几次做梦梦见书摊上的书都归自己了，醒来却空无一书。后来大姐从上海寄回来几本，父亲也拿回家几本，二姐在县中读书也带回几本，我也省吃俭用地买回几本旧小人书。我把属于我自己的十来本小书宝贝似地放到抽屉里，不许任何人动，并且把碎的地方糊好，有的还衬了水泥袋纸的硬皮。这便是我的第一批藏书，也是处女藏书。

　　从小学高年级开始，识得字多了，就不满足于看小人书。囫囵吞枣地找一些大书看，看不懂就挑那有意思的情节看。二姐、三姐都喜欢看书，家中也有几本大书，我先挑《林海雪原》看，看情节中打仗的，有意思的。《小英雄如来》连图带字，更好懂些，看着看着就更喜欢大书了，喜欢了就想拥有。我把家中所有的书都收拾起来，找一个箱子装了，我来保管，谁看都得找我要。

　　我们村子大，村里读书的人也多，或多或少家里也都有一些书。我就到处去借书看，文革开始时我刚好六年级。学不到太多东西，倒有的是时间看闲书。天刚一擦黑，急急地回大东间的炕上，点起小油灯，翻起那心仪的书。继母常常催促我睡觉，怕浪费油。我吹了灯，等父母睡下了，再爬起来看。早晨起来，鼻孔里常常是黑的。

　　初中时离开家到龙口上学，没有太多的知识可学，业余时间最多的也是看书。因是住校，不担心继母的唠叨，可以尽情地使用灯。              

　　同学来自不同村，看书的人多起来，书的交流范围更大了。很多同学从家中带来书，互相交换着看。看完后探讨一些书中内容，交流一下体会，就觉得知道了不少东西。

　　校里图书馆设在一个龙王庙的大殿里，不开放，整天锁着门，我们从窗户里侦察到一排排书架上全是落满了灰尘的书。终于有一天，我和另一个男同学从大殿后面窗户里跳了进去，黑暗里一人抱了一些书回了宿舍。把书藏到宿舍后面的草垛里，看完一本再去换一本，互相用孔乙己的话戏笑：“窃书，我们是窃，非偷也。”现在想起来的确可笑。

　　那时候学校搞勤工俭学，到龙口港装船卸船，刨鱼肚取鱼籽，冬天装大白菜，学生可以挣几个钱，当作菜金。菜金二分钱，这二分钱我不去吃或少吃，把钱拿来买书。其实那时候没有更多的好书可买，记得有《激战无名川》、《欧阳海之歌》等等，但还是高兴了好一阵子。

　　读过的书，以及自己有的书的书名，我全记在二姐给我的日记本上。那时是每天都写日记的，尽管日记很简单很幼稚，但我还是坚持着写。

　　在日记本上记下的书名，是我藏书书目的开始。然而这个早期书目连同我早期的日记一起不翼而飞了，不知怎么就没有了，那个本子很厚，前面有毛主席像，还有斯大林像，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我猜想是哪个同学喜欢领袖像而拿走了我的本子，而非我日记中的内容。

　　初中毕业时的我已经有了一些足可以令同龄人羡慕的书了，然而我并不满足，见了好书依然眼馋，依然想据为己有。

　　人的欲望不可过分，不然就事与愿违。胶东睡土炕，一般都是老人睡东间，孩子睡西间。土炕挨着窗户，窗台一般都较宽，可摆放一些东西。我就将平时看的一些书，有的没看完，有的看得仓促没细看，摆到窗台上，没事时顺手抽出一本。正是夏天，天气炎热，夜晚开窗纳凉。窗户挨着猪圈，半夜时猪饿了，跳上窗户将我的书叼到猪圈当粮食吃了。当我发现时已晚，我心爱的书已经变成猪嘴下的残物，恼怒之下我跳进猪圈将猪用棍一顿乱打。那书里面还有二姐从县里借的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等，为此我伤心了好长时间。

　　高中就在本村上，生产队的几个文化人家中都有一些藏书。文革破四旧虽然查抄厉害，但农村老百姓似乎并不在乎这个，爱书的人总是有的。一周姓的老高中生家里就藏了一些书，从他家我看了一些书，特别是建国以后出版的一些书，《三家巷》、《平原枪声》等等。还有一个人家，家里主要以古代的小说为主。在他那里我看到了一些民国间的石印本小说类或评弹类书，《七侠五义》呀，《小八义》呀，《说岳全传》等等，但这些书他无论如何不让我带走，只让我看，我也知足了。

　　后来我来到部队。临离家我把藏书装好箱子放到阁楼上，对继母说，这书帮我放好，千万别丢了。继母知道我喜欢书，说你去吧，就是把我丢了，也丢不了你这些宝贝。

　　当兵后能吃饱肚子了，物质先有了保证，物质有了就想精神。每月几元钱生活费，每年寄回30元，其余都让我买了书。

　　那时济空机关有个图书室，但不开放，当中有不少藏书，图书管理员是个家属姓杨，都称她为老杨。我那时在食堂当给养员，买完菜就没什么事，就到图书室帮她打扫卫生，整理图书。一次老杨对我说，你悄悄拿几本书回去看吧，看完还回来。我高兴地挑了几本书，记得当中有日本小说《春雪》，中有一些男女性爱故事，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容易看到的了。此后，陆续地偷偷借了一些书看。

　　提了干，生活宽裕了许多，买书的底气又足了一些。拨乱反正以后，倡导四个现代化，知识重要起来，读书学习成为时髦，图书馆和书店总是满满的人。

　　一些禁锢的书陆续重新出版，那时候要买这些再版书，没有熟人是不行的，机关门诊部的李军医认识经三路书店的经理，于是我们找他，走后门去挑那些尚未摆到书架上的新书，然后用自行车驮回来。一路上如同拾到了宝贝，兴奋无比。比较得意的是，我坚持着把蔡书藩的那部历史通俗演义一直买齐，出一套，买一套。还有四大名著，都是恢复出书后最早出的版本。

　　结婚后妻子也愿看书，也鼓励我买，她是教师，自己也买，但她大都是工具书，数理类、外语类，间或也有民间文学方面和文学名著插图本之类。我的大都是文史类书，古代的、现代的、国外的。

　　慢慢地书出得多了，也出得粗糙了。家里的书也越积越多，再买书就谨慎了起来，挑拣就格外地仔细。想来也怪，书多了读书的劲头反倒没以前那么高了，有很多书买来摆到书架上就很少动，成了一种摆设。

　　开始时书用箱子装，用纸盒子盛，没地方放就放到床底下。后来房子宽敞了就做了书架，靠墙一面全是书，一直到屋顶，每每看着这满架子的书，心里就充满了一种舒服的感觉。

　　随着欣赏标准的不断提高，我的藏书也越买越早。那还是20年前的事，20年前济南英雄山底下自发形成了一个旧书摊，旧书不少，文革前出版的图书在书摊上经常见到，也有民国时期的石印本小说卖。我写过小说，也喜欢小说，就试着买了几套，回来后打开牙签，闻闻旧竹纸和墨的古香味，心里挺安逸。

　　再以后就喜欢上旧版书，一发不可收拾，买了一些研究版本的书学，星期天有空就去了旧书摊。

　　自然也上过当，就不再对石印版本感兴趣，除非是绝好的本子或是初印之文集类。

　　木刻本也有高下之分，开始见是木刻本就眼红，继之是见了清三代以前木刻本眼红，有明刻本自然更兴奋了，再继之就不仅仅追求年代的早晚，而愈加注重刻本的字体、形式及内容了。及至如今，方知道藏书学问实在太大，靠一己之力万不能整而齐之。只好选定清文集一个小方向来试试，或许可以省些力，又可以研究些东西，说到底还是更关心书的内容，这又与自己喜欢写点东西有关。

　　曾到一些藏友家中购过书，也曾到旧书店去过。后来地摊上所需要的东西已见不着，旧书店及他人家里也很少见了。

　　好生羡慕清人王世祯，供职的京城有一个兴隆的隆福寺书肆，可供他以及像他这样的文人常常徜徉其中，乃至于找他公干的人要去书肆而非官署。也羡慕田家英，可以在星期天，钻于琉璃厂旧书店的阁楼，欣欣然挑拣着心仪的书法和古籍，回去后和主席一起欣赏。

　　信息很重要，后来订了《藏书信息报》，从上面挑拣着喜欢的书籍。而现在，那上面也很少有好书了，还有孔夫子网，网上也很难见到好书，只有到拍卖会上，然书价逐年上升，已非普通百姓所能涉及。呜呼，书生命苦，有心无力也。

　　然这喜欢二字怎生如此就了得的。

　　从小人书开始，到古籍善本。从寥寥数本到满屋满架。书伴着年岁的增加而越来越多。然而，在我的读书生涯里，书籍数量的增多与知识的累加却未必能成正比。如果让自己挑选的话，我还是怀念那物质匮乏却精神充斥的日子，因为，哪怕只读一本书，也是认真的、全身心投入的，书里的一切，可以令我回味和激动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