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我们这个国家多灾多难的一年。

　　这一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促使我国政坛发生了建国以来的最大变动。之间，又发生了举世闻名的唐山大地震，一夜之间24万无辜生命便在倾刻之间被埋葬于震后的废墟之中。不久，又发生了粉碎“四人帮”集团的大事。

　　在举国欢庆的锣鼓和人们高昂的欢呼声中，我们这一代历经文化大革命十年过程的年青人，也完成了整个小学、初中、高中的学习过程。

　　那一年，16周岁的我便成了父亲最感到头痛的事情。

　　那时候，农村户口的孩子在外找一份工作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但让我到生产队里参加诸如种秋收麦、送粪浇地这些农活，父亲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因为，那时候父亲在村担任着村干部。

　　有一天，他从西常公社开会回来，进门便对我说：“我同公社教育办公室主任和村学校校长吕斌说好了，你去学校教学去吧！”

　　从此，刚刚走出高中校门的学生，转眼间又进了校门做起了人们心中的“先生”。其实，我那个时候也就是一个毛头大孩子。

　　我进校门后，校长吕斌根据我偏爱语文课的实际，让我任了四年级的语文课老师并任那个班班主任，班上的学生大多是十一、二周岁的娃娃们，也不过与我的年龄差四五岁左右。但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与那个班里的娃娃们相处的很不错。常常是我的语文课同学们还是比较愿意上的。因为，我在课堂上讲课时的气氛还是活跃的，不像上数学课或其它课那样呆板。

　　这是因为自己在讲课的同时，也加入了自已看过好多书的故事，从而吸引了同学们，更主要的原因是自己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把自己作为一个老师的角色去做为，而是对待学生像对待自己的一群小弟小妹们似的。但对于一些比较调皮的学生如石文革、吕九娃、王海亮等一些自已认为调皮捣蛋的同学，也曾很是严肃的批评过不止一次。随着岁月的流逝，现在这些原来的娃娃们都已娶妻生子做了丈夫和父亲。

　　但有一次我回到村里时，在七星海边很是偶然的碰到王海亮同学，想不到二十多年之后，他开口却称我为闫老师。当时，我都被他这个称呼一时给愣住了。回过神之后，我便静静的注视着这个三十有余的汉子笑问：“海亮，那个时候我对你那么严励的批评过，甚至还在一些事情上用不该用的手段惩罚过你，想起这些事情，真不敢做你的老师了。”

　　想不到海亮却说：“现在我才意识到，您那时对我更严厉点才好呢？真那样，也许我也会成为一个大学生哩”。

　　攀谈过一会话后，海亮扛着一把铁铣向村东的坡地里走去，但我望着他的身影好一会，直到海亮的身影将要消失在路边的村林里时，我才在心中默默地说了声：“海亮，谢谢你还记着我做过你的老师。”

　　曾经做过当年像海亮这些娃娃们老师的我也有一个深深的感受，那就是，往往是当年学习好、守纪律和那些“调皮”的娃娃们，对老师的印象是最深刻的。

　　几年前，我调往临汾工作，同原来的学生石青刚见面了，想不到这个原来的学生，已是尧都区信用联社分管农村郊区型信用社的主任了。

　　听说我这个老师来临汾工作，那一回他便通知时任尧都区刘村信用社副主任吉守智和在尧都市区跑出租车的石文革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望我。那情景真是让我感动和兴奋了好些日子。

　　因为，我看到他们现在工作生活的都很好，而且都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在事业上做出了一定的成就。

　　岁月如梭、人生就如琴弦上弹出的一个音符那样短暂。

　　想不到，转眼间，我的学生们都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尤其是现在还生活在农村里的女学生们，大多是二个或三个孩子的母亲。想不到这些当年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女孩子们，经过岁月的磨炼、风雨的吹打、辛勤的劳作现在脸上也充满了一道道的皱纹。

　　不过，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现在农村的经济比他们上小学的时候活泛多了，大多数家庭的日子都还算满意。但就是看见他或她们把仅仅十几岁的娃娃就让辍学了，把孩子又作为了他们生活的延续，又将要永远的放弃在农村这块土地上劳作让我担忧。

　　我曾经对一个过去的学生说过，一定要让孩子们上学，让他们多学一些文化、就是以后在农村生活也是需要更多文化的。我并不是说都让我的学生们的后代将来都来城市生活或工作，但我总认为，现在农村的经营也不像过去种秋收麦那样简单了，现在农村种大棚蔬菜要有技术，就是养羊、养鸡、养鱼也需要技术，没有文化，学不到技术，同样的搞养殖，搞种植，就得不到其他人那么好的经济效益。

　　文化是一个国家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就想文化在一个家庭也是万万不可缺少的。

　　但愿我的学生们将来都会把自己的娃娃们培养成一个有文化的人、为了国家更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什么要对我过去的学生们说过一翻话，也许我作为他们“先生”的时候，我还是个比他们大一些的娃娃，应该那时教给他们人生的一些话，那时却连自己也感受不到，想必现在告诉他们也许还不算迟吧！

本网站作品著作权归作者本人所有，凡发表在网站的文章，未经作者本人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