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8岁那年,母亲离我们而去。
  那一年,是1962年。3年自然灾害已经过去,好日子就要到来,可母亲竟熬不到那一天。

母亲的坟埋在村中公墓里,每年清明,我们姐弟都要给母亲扫墓。过年时,姐姐们带我把母亲领回家过年,过完年,再将母亲送走。

小时候的我不懂事,吵闹着不让送母亲走,姐姐们流着泪,拉着我,并不给我解释什么。

渐渐大了,知道坟头里的是死人,而死了的母亲是回不来的。

至今保存着母亲的照片,那是一张全家福,我们姐弟4人站着,父亲和母亲坐在凳子上。母亲纨着簪,穿着大襟袄,高高瘦瘦,样子有些疲倦。这是母亲一生唯一的一张照片。
      母亲去世时50岁,或许是因为孩子多劳累,又或是3年自然灾害的因素,身体每况愈下。母亲的病是肝病,常常疼得直不起腰,那时候肚子都填不饱,看病根本无从谈起。母亲忍着病疼照看着我们,操持着家务。记得我还到河沟里捉蝌蚪给母亲治病,不知哪里的偏方说那蝌蚪能治肝病。但母亲还是没有撑住。
      听姐姐们说,我小时候特别能哭,一生下来哭声就比别的孩子大。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那份冷据说是胶东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后来我查资料,1954年冬,岳阳楼下冰层1米多,汉口最低度-14.6℃。画家关山月曾创作一幅《汉水流水解冻》,画中,滔滔汉水中居然结了冰。

那年,抗美援朝刚刚结束,农村的合作社运动已经开始。

在超奇的寒冷中,我出生在胶东海边的一个土炕上。至今无法想象,于低矮的土坯房里,面对呼啸的北风,和无处躲藏的冰冷,母亲是如何生下我的。

这一年母亲42岁,42岁生孩子已经是高龄了,那时母亲已经生病,身体不好,生产是有一定危险的,但母亲还是生下了我。

在我出生之前,母亲已经有了4个孩子,全是女孩。4个孩子活下来3个。就是说,我有3个姐姐。

母亲没有奶水,在那个土炕上,我是喝着米汤长大的。

 母亲冒险生下我或许与要延续高家的香火有关,我的家族并不兴旺,从我上溯4辈,除我的爷爷弟兄两个外,其余皆为单传。
  我的父亲4岁时生母离世,10岁时父亲撒手人寰。为避战乱,讨一生计,14岁的他只身来到了哈尔滨,在同乡开的杂货铺里当了学徒。那时候,胶东闯关东的人特别多。4年后,18岁的父亲与20岁的母亲结了婚。婚后第2年,父亲又去了东北,一去就是5年。5年里既受过老毛子的气,又挨过日本人的揍。
  卢沟桥事变后的第2年,并没有挣下多少钱的父亲回到了老家,日本鬼子投降那年,父母带着大姐和刚1岁的二姐从奶奶家到了姥姥家。原因是奶奶家除了后奶奶,已经没了别人。而姥姥家,也已经没有了一个男人。
  姥姥家日子似乎要好过一些,然而姥爷离世早,姥姥一个人拉扯3个孩子,倍受本家的冷眼和欺负,尝尽了生活的艰辛。家里唯一的男人,我的舅舅早年去了上海,做了堂倌,25岁累病,去世后尸首都没运回来。
  母亲和姨姨出嫁后,只剩下姥姥一个人。因为没有男人,地没法种,父母只好从奶奶家搬到姥姥家。高家成了外来户,父亲作了倒插门女婿。
  解放战争的炮声响起,32岁的父亲参军入伍,两年后,父亲负伤回了家。
  我的出生让急切盼望有个男孩的全家人兴奋了许久,就连已经卧床的姥姥也似乎可以爬起来抱我。姥姥身体一直很好,有一次从没看过电影的姥姥到小学看电影,摔倒在学校门口,从此卧床不起。我5岁那年,84岁的姥姥在老宅东间的土炕上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姥姥与母亲去世后,大姐去了上海投奔亲戚讨生活,我和两个姐姐正是上学年龄,一家人的生活全指望父亲。看着全家生活艰难,在村里当书记的三舅做主,给我们找了一个继母。
  母亲去世后不久,继母到了我们家。
  父母都是再婚,家里又穷,因之婚事很简单,继母将她家的东西搬了来,合到一起,成了一家人。
  小时侯那会总觉得父亲很忙,每天夜里回来得都很晚。或许因为父亲有些文化,闯关东时当过店员做过账,因之村里从农业社到生产大队,父亲都当会计。记忆里父亲似乎有算不完的帐,打不完的算盘。每次我到大队部喊他回家吃饭,都见父亲戴着花镜,一页一页翻着那厚厚的帐本,一边拨拉着算盘。身子弓在桌上,虾米一般。

为了生计,除了下地干活,继母和姐姐每天都在如豆的油灯下织着鱼网,缝补着衣服。一边忙着手中的活计,一边听着期盼着过道里的脚步声。过道是和房子连在一起的,脚步声听得清清楚楚。父亲的脚步比较特别,老远就能听得出来。听到脚步声我就去开街门。夜里的街门继母看得很紧,天一擦黑就栓死扣好。
  父亲的累是必然的,村子太大,有28个生产小队。小队多,大队的帐自然就多。父亲完全可以找人帮忙的,但父亲不愿找,宁愿一个人受累。父亲当了一辈子会计,经手的帐簿堆起来有房子高,却很少有错帐漏帐,他的帐如同他的为人,清清白白。至今知道的人提起父亲的帐,仍会伸大拇指,说老会计那帐很少有人做的出来了。
  帐虽拢得好,却当不得饭吃。自打我记事起一直到当兵,印象中父亲就一直为如何填饱全家的肚子而发愁。
  每每地,父亲蹲在圈墙上,抽着旱烟,瞅那圈里饿得只剩下骨架子的猪,头顶的烟在猪圈的亭棚上空盘旋。他多么期盼着那猪赶快长大,好卖几个钱,换成粮食。
  新粮下来之前的两三个月是最难熬的。父亲借了东家又借西家,对付着别让家里断了顿。

3年自然灾害那会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那一会,继母刚进我们家,正好赶上没有饭吃。几乎能吃的东西都吃了,野菜、榆树皮,谷糠。吃得我们拉不出屎。父亲没有办法,便常常领我到村里的粉坊,悄悄向工人讨一碗油粉喝。至今我回老家,仍然有人比划着对我说,诺,你那时这么大点,瘦的三根筋挑着一颗头,没有油粉你活不到现在。

可那油粉实在难喝,酸得很,难以下咽。但,的确多亏了油粉。

农业学大寨,队里的工分很低,劳作一天,也就一毛多钱,并且常常兑不了现。那时的孩子没有不干活的,上小学时,夏收要拾麦穗,秋收要割豆子,刨玉米根。平常要放牛、割草、拔猪菜、搂树叶。

秋假里要割豆子,秋庄稼熟了的时候蝈蝈开始繁忙起来,胶东给雌蝈蝈叫唧唧,豆地里唧唧最多,挺着个大肚子藏在豆棵中,逮住了用豆叶串成一串,用火烧着吃,香得很。有时候豆地里也会有甜瓜或西瓜,多为野生的,个头不大,但可以吃。

汗流得多了,就有些口渴。到机井水道处,撅起屁股,把脸伸进正流着的水里,牛饮般灌一肚子。带着一身的舒坦和冰凉再回到豆棵旁。

玉米杆的汁也解渴,捡那不结穗的、秸子有些红的用镰刀折去稍子,去掉皮,用嘴一块块咬了,吸允那鲜鲜的汁,如同甘蔗一般,甜得很。收工后,折一捆,抱回家中,慢慢消受。但那东西不能吃得太多,吃多了容易长口疮。

那时的我,少不了农村孩子特有的顽皮和淘气。我们结伴去偷人家后园里的桑葚,涂抹的满嘴都是紫色。一起用竹竿缠上嚼好的面筋,去树上粘知了。一起半夜里去大队的果园偷水果,被狗追得落荒而逃。

现在想想,当年的胡作,除了那个年龄段孩子天然的属性外,肚子里整天缺少东西,实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记得家里的吃食,主要是玉米饼子、地瓜干、南瓜等等,偶尔做点面食,继母先端到父亲面前,父亲用筷子嵌起来;瞧瞧我们几个,叹口气又放下了,那碗面最后谁也没吃,剩到了桌子上。
  那一日,在自留地挽辘轳,赤着上身的父亲吃力地用着力,根根肋骨暴露着。我想替父亲挽一会,父亲不让,说你还没长大。
  终于有一天,父亲狠下了心让正读农中的三姐休了学。那时大姐已到上海谋生,二姐上了大学。三姐哭着回了家,从此没再进学校门。
  其实父亲已经很不容易了,他深知读书的重要,所以全力供二姐读到大学,还要让全家人吃饱肚子,能活下去。  

  二

我上初中那会,家里情况好了一些。二姐上了大学,父亲和三姐作为劳力养家。但日子并不宽裕,加之继母女儿的一个孩子送回了老家,和我们一起生活,队里分的口粮和工分粮便不够吃了。

村子离上学的初中15里路,平时住校,每星期回家一次。那时候有自行车的同学很少,多数同学都是来回走路。

空着手走路还好一些,但空手的时间很少,每个星期都需要带些粮食、咸菜。每次返校,继母把玉米面用称了用面袋装好,把咸菜装在空罐头瓶子里。背了扛了,我就上路。远路无轻载,开始并不怎样,走一段就觉得重了,咬着牙坚持着扛到学校,每次都是一身汗。

夏日里天气热,顺公路边走,公路上有白杨树,树冠遮了一路荫凉。我们几个拉成一条线,成了一道风景线。到了学校,贴身地方的面袋处已经汗湿,常常地食堂里过秤的师傅不很愿意。

冬天的雪比现在多,风搅动雪花呼啸着扑向行人。于是弓起腰,缩起脖子,裹紧衣服,侧身走起。一路走一路高歌“穿林海跨雪原,气冲宵汉”,觉得豪气满怀。田野里茫茫一片,人们都在家里避着风雪,只有我们这些要往家里赶路的孩子点缀在那一片白色之中。

在学校是没有面食吃的,中午晚上3两窝窝头,早上2两。和所有同学一样,每个星期,家里都会给我们准备好一玻璃瓶咸菜,是咸菜缸里腌好的萝卜,取出晒干,再蒸熟切好。这咸菜,便是每位同学的早饭和晚饭的就头。中午,食堂给大家准备有大锅菜,连汤带菜一大桶,同学们将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大碗摆满了讲台,值日生给大家分菜,每碗2分钱。然而,就这一天2分钱的菜金,很多同学也交不起,只能顿顿就着咸菜,啃窝窝头,喝玉米糊糊。

这事后来讲给孩子听,孩子不信,说不可能,2分钱,扔地下都不会有人要。还会直一顿菜钱?

我无语,将一些过往的事情,说给没有经历过的人听,会被认为奇谈。而现在,过了几十年,说给儿孙辈,定然更不会相信。因为,最少的硬币也只一毛钱了,2分钱,他们连见都没见到。

正是能吃能玩能活动的年龄,单调无油的饭菜自然满足不了身体的需要。肚子常常发出求援信号,物质第一精神第二原理最直接的证明来源于肚子需求。
  于是向海洋索取。初中学校西围墙紧靠海,我们翻过操场的围墙,跳到西边的海滩上,去挖海蚬子。涨潮时站在海水中,用脚去踩,把脚伸到沙里碾,一碾便是一个,用脚指头夹住捞上来。落潮了我们用手,那样更便捷。海滩已划给周围的村里,不允许随便挖蚬子,我们只能偷偷地去挖,挖了就生吃。剥开贝壳,用海水洗去沙子,吃起来很鲜。看海滩的老汉远远地瞧我们咋呼:“小兔崽子,都给我出来。海是国家的,海滩是逄家村的,知不知道?”。他喊他的,我们只管摸我们的海蚬子。见他走近,我们就往海水里游,老汉没有一点办法。
  还钓鱼,游到码头停放的旧船上,找一些尼龙绳绑上鱼钩,钩上放着海蚬子肉,把绳子拴到船上,一会儿就有鱼咬钩。运气好时一个中午能钓到七八条鱼,多是海鲫鱼,并不大。把鱼拿到食堂,让饭堂师傅给我们放锅底烤烤。熟了,吹着热气美美地吃,那鱼可真是好吃啊,鲜嫩的肉,现在想起来都会流口水。
  吃饱了我们就游泳,沿着港口游。那港多停些旧船,我们就鱼似的围着那船游来游去,累了就仰着脸躺到水上休息,海水浮力大,没有风时平躺到水面上沉不下去。兴致来时还跑到大船上往水里跳,把鼻子一捏,木棍似地直直跳入水中,然后再浮上来。
  说到游泳,我的游技之初是在村头西大湾里学会的,那是狗刨。来到大海里学会了踩水、侧游和蛙泳。并不规范,但至少沉不下去。没有教练,完全是自己在海里边喝水边试着游的。
  那一年夏天,学校北边的海滩上飘上来一具尸体。我们都跑去看,是具男尸,尸体已变黑肿胀,肚子鼓得老大。晚上我们几个人都恶心得吃不下饭,就这样也没减少大海对我们的吸引力,我们依然去海里游泳,从海里索取食物。
  能吃上一顿面食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如果哪个同学从家里拿来白面,换成馒头票顿顿吃馒头,那定是一件新鲜的事情。
  记得有一次,父亲到县里开会发了馒头,没舍得吃带给了我。我不好意思当着同学的面吃馒头,就放到宿舍里,后来发现馒头坏了,掰开后有丝,并且有霉味。我实在舍不得扔掉这坏了的馒头,那毕竟是白面做的呀。那天吃饭我没买窝头,我把那坏了的馒头吃了,尽管有一股味道,但我还是把它吃了,那馒头里有父亲的爱,所以我吃了。奇怪的是我竟然没有觉得任何不舒服,肚子好好的,于是明白,上天也垂怜饥饿之人。
  或许自那时起,对于食物的挑剔于我而言便几乎失去了,妻常笑言,你是属猪的,好伺弄。她忘记了,我是从小挨饿长大的,自然不会挑食。
      那时候很羡慕龙口街上的学生,吃的穿的用的明显地比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同学要好一些,平日里一举一动也含着许多无忧无虑的快乐。记得龙口驻军有个营长的孩子和我们一级,长得白白净净,浑身透着机灵,打一手好乒乓球,反应极快,令我们好生羡慕。而我们,整天为了肚子犯愁,自然顾不上整齐干净,更谈不上整天练乒乓球了。

甚至,没有钱去理发馆理发,那时,有个女老师姓王,是教导主任的家属,很热心,也很和蔼,自己有一把理发推子,经常地义务为同学理发,我就找她理。常常地她边理边叹着气说:“哎,看你们的头发都这么硬,缺营养啊”。

确实缺营养,但那时不缺营养的人太少,不光我们缺营养,老师们也缺,我见老师们一个个都面色焦黄,很少有很胖的老师。

那岁月,真叫磨练人哪!

      三

老家村子离海不远,往北走7里多便是海,村里人称之为北海,而龙口那边是西海,远一些,要15里。北海那里有村里一个渔业队,在 县里划的一片海域打鱼。

过去老人们有句话:能到山里去当驴,不到北海去打鱼。打鱼这营生不仅累,身家性命都很难得以保障。然而当渔民也有好处,大都不会饿着。海里的东西比陆地的多,随便吃上点就行。

那年夏收完后,我和另一同学去了北海,当了一回渔民。说当渔民是高抬自个,实在里是想去分点鱼吃。头一天下午我们去了窝棚,打鱼的都住那里,就是海滩边盖的几间泥屋子。合着衣在麦草上躺到半夜,懵懂中被人喊醒,眯着眼来到海边,见一只船载着网朝海里摇去又摇回,将网顺海边洒了一个半圆。等了一会,有人大喊,快拉。于是抱起粗大的网绳拔河似地拉起。开始时网不沉,拉着并不费劲。拉着拉着便觉得有些吃力。

天已大亮,远望去,海里网起之处像有生物在翻腾。网越来越沉,劲却越来越小了。天热了起来,汗顺着脊梁往下滚,左右看去,两行拉网人都脱得赤条条精光,自觉有些另类,于是我也脱了去。

有人喊起了号子,听起来有些低俗,但却引来一阵阵笑声,驱散了睡意。终于快合网了,看见了鱼,上窜下跳在网中乱成一片。又有人喊,“拿腚趴”,于是转身,屁股沉下,重心向下,可劲往后撑,与海里的重力抗衡。

两伙人终于会合了,网拉到了岸上,海滩上跳跃着白花花一片,令人眼花缭乱。鱼人们也瘫倒在海滩上,什么也不想做了。

那日,我分到了两条鱼,一条偏口一条梭鱼,用绳子串了栓棍子上,一头一条挑着回了家,晚上,全家美美吃了一顿鱼。那鱼我觉得格外好吃,不仅因为新鲜,而是,里面有我自个的劳动。

村人都忙于农事,见不到打鱼人的辛苦,只是隔三岔五地有马车往村里送回鱼,队里便吆喝着各家各户去分鱼,我时常地被父亲谴使,到奶奶和婶子家送鱼,夏天和秋天的鱼最多,个头也大,又有好鱼。

鱼汛旺时,鱼分得多,便吃不了,人们就腌咸了让太阳晒成鱼干。艳艳的阳光下,各家院子里挂满了咸鱼,村子上空便充斥着鱼的腥味。也有的鱼煮熟后晒干了当鱼米,味道也很鲜美。

然而各家的主妇们却并不怎么喜欢这许多的鱼。鱼是当不得饭吃的,要就着干粮吃,有鱼时吃的饭就多,可那时各家都没有很多的粮食。

秋天里, 麦子种上了,忙乎了一个秋收的人们松了一口气,这当口他们很自然地会想到要会一次餐,喝点酒,吃一顿像样的饭。

像样的饭是要钱的,那时农村肚子都饱不了,哪里来的钱。然而乡亲们有自己的办法。他们从仓库里找出了满是灰尘的围网,围网有十来米长,半米高矮,网眼小孩拳头般大小。

把网修好了,叠起,带好路上吃的干粮,互相吆喝着,就往北海泊走。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的,妇女不能去,女的去了不方便。年纪大了也不行,腿脚要利索。小孩太小也不能去,荒滩野外,不知哪下子会发生什么。或许因为我们家只有我能去,于是我便参加了两次这样有些个奇特的活动。

半夜里人们就起来了,星星还在眨着眼,深秋的空气显得有些凉。人们拿着棍子背着干粮袋,挑着网向北而去,二三十人拖拖沓沓,散兵游勇般长长地拉成一条线。

有霜,头发上衣服上湿漉漉地挂着霜气。人们并不作声。耷拉着脑袋只顾赶路,起得太早,睡意还游荡在人们身上。没了庄稼,四周遭笼罩着一片黝黑的空阔和死寂,不时有鸟被惊醒,从路边草丛里扑啦啦飞出。

北海泊在我们村的东北面的海边,离村十多里地,到那里需要路过好几个村,洼里、乡城、港岚。

过了港岚村再向北就没了人家,再向北便是海。所说的北海泊便到了。

其实北海泊就是一片海滩地,无人居住,潮湿荒凉。正因为这样,所以动物们愿意在此栖身。

海滩上松树棵子、红柳丛和酸枣丛黑幽幽地卧在那里。这片海泊并不很大,东西沿海一条线拉开,南北距离窄一些。有海风的咸味和海水的腥味传来,我们明白,离海不太远了。看不到海,滩上的灌木丛挡住了我们的视线。

蹲着卧着坐着,人们点上了烟,如同到了地头,未干活先抽一支。黑暗里,香头忽明忽暗,空气里就溢着辛辣的烟味。

歇完了气队长就开始分工,先挑两个有经验的大人把住网头,把网张开支起,在网的两头一边埋伏一个人,等到兔子钻到网里去逮兔子。

剩下的人就去赶兔子了。分两队向两侧左右出击,走好远然后再向网的方向围拢。已经走出去很远,四下里瞧瞧,周围并没有人,顿时不禁有些害怕,一种孤寂和恐惧之感顿时涌上身来。

这时听见了吆喝声,接着吆喝声此起彼伏,于是我也跟着吆喝起来。边吆喝边用棍子敲打着树棵和草丛。

太阳开始露头,周围的一切开始清晰起来。

突然一只兔子从草丛里跳起,没命地向网的方向跑去。我立刻来了精神。大声的咋呼起来,“起来一只!一只!抓呀!”立刻得到了呼应。不时地,越来越多类似的喊声叫声传来。北海泊喧腾了。

包围圈越来越小了。我们已经看到了左右的同伙。于是咋呼得就更有劲了,一声高似一声。已经看到远处的网了,大家手里的棍子挥得更勤了。

不时地就见兔子跃起向着那张自己生命尽头的网窜去,随即撞到网上,网立刻将它缠住,把网头的人箭一般跑过去,木棍挥起,只一下,兔子便没了气息。

马上,网又立了起来。

也有两三只兔子同时撞网的,把网头的人就忙不过来,眼睁睁看着已经到手的兔子挣扎开逃去。

等到大家完全地合围聚拢,只见那把网头的大叔满头大汗地坐到了地上喘着气,地上死了的野兔横七竖八堆了一地。

兴奋的人们坐了下来,边说笑着刚刚过去的自己做的一切,边吃着自带的干粮。

太阳升起老高了,大家挑了野兔和网具往回走。跑了很多路又兴奋了半天,加之回去时带的东西重,便觉得有些累。

终于回到了场园。

留在家里的男男女女们早已等在队部前,队长把兔子分了,大人每人一只,小孩半只,把网头的功劳最大,挑大些的分了。那一夜,各家各户都饱餐了一顿野兔,到处都洋溢着香香的兔肉的味道。队干部们并不回家,他们用饲养场的锅把分的兔子炖了,打来烧酒,美美地聚了一顿餐,那晚上总得醉上几个人。

高中是在本村上的,不用住校,减少了费用,早上还可以到生产队干一早上活,加上两个假期以及星期天,我能挣出自己的工分粮来了。

但家里的日子依然寡淡,并没有多少起色。

随着个子长高力气长大,饭量也随之增加。如何填饱肚子成了重要的问题。

霜降之后天就冷了,大白菜就该收了。黄县的大白菜远近有名,个头大,心实,小孩子站在上面踩都没事。那时候的大白菜多从龙口港装船往东北运,东北那边冬天多以储存大白菜、土豆和萝卜为主。白菜从地里连根拔起,去了烂叶子老叶子、露出白心、捆扎起来,装上手推车送到龙口,再从龙口港装船运往东北。往龙口港送白菜叫“送装”,我那时在队里就送了几回装。

天不亮,就推着头天装好车的几百斤的大白菜,匆匆往龙口赶,小车不能歪,不能倒,饿着肚子,硬挺着,满头大汗赶到龙口港,排上队,快到晌午才称完秤。

卖完了菜,到龙口街花五分钱把带来的玉米饼子找个小饭馆烩了,就着菜汤热乎乎地吃顿饭。许是太饿了,又许是那个烩饼子太好吃了,总之那顿饭吃得真是过瘾。多年后,一直想着什么时候再来那么一顿烩饼子,回味一下当年的味道。

回家时空着车子,自然轻松些,吃顿饱饭身上有了力气,加上有些兴奋,几个年轻人就一路小跑往回窜,把一些年大的人拉到后面。

那一会家里养了只猫,因为三姐喜欢猫,打小三姐没有玩具可玩,她就喜欢猫,不知什么时候她从哪里领回家一只猫,那猫并不好看,很小,很胆怯的样子。三姐就把那猫养着,一直养大。猫小的时候家里并不觉得怎样,随便喂些就饿不死。猫大了吃得多,那时粮食金贵,老鼠也不那么多了,猫的吃食就只能从人嘴里抠。

继母不喜欢那猫,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它要向人分东西吃。“人都吃不饱,还顾得了它。”继母天天唠叨。但三姐喜欢,三姐说她可以省饭给猫吃。

迫使全家下决心扔掉那猫的是吊在梁上的肉。春节快到了,父亲从集上割了块肉,全家舍不得动,吊在南屋的房梁上,准备春节里待客用。忽然有一天继母发现那肉不见了,于是全家便找,终于在南屋的旮旯找到了满身是泥的肉,和肉在一起的还有那正嚼得津津有味的那只猫。

顿时气得继母连骂带打,吓得猫到处乱串。

全家多数人的意见都是要扔掉那猫,那是只馋猫。三姐也没办法,谁让猫犯了错误,而且是不可饶恕的大错。

于是我把猫带到了学校,让李老师到北马开会时带走。老师回来告诉我说那猫很老实,我把它放到路边,它蜷缩身子一动都不动地呆在那里,看样子挺可怜的。

三姐听了此事,哭了好半天。专门到北马找那猫,但猫已不见了。

转眼到了三姐婚嫁年龄,三姐找的人家是本村的,父亲说,找本村的离得近,互相有个照应。

黄县人嫁闺女,把男方家里有无房子或有啥样的房子看得很重。俗话说“黄县的房、桓台的粮”,房子是一家人的脸面,马虎不得。为了儿子、为了娶来媳妇、为了延续后代、也为了各家各户的声誉,即便勒紧腰带,饿点累点,也要盖好屋子。

那一会买不起水泥和砖,也没有铝合金,垒墙用的大都是土坯,那土坯不是用稀泥合好后托出来的,而是将半湿的土堆到木框里用石夯砸结实,再晾干而制成,黄县人称之为“墼”(jī)。农村里泥土不稀罕,力气也不稀罕,所以“墼”这种土坯也便成了人们盖房子的主要原料,因为这东西造价极低。

但是,这个活计需要力气,也需要腰和胳膊的力量,消耗体力极大,一般人不愿意去吃如此的苦。高中时,因为场院离家近,早晨时间可以利用,所以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就包揽了这个活。每天都去敲打,场院里一排排尽是我俩打的墼,渐渐地,随着手上的老茧越来越厚,我们的技术熟练起来,墼也变得有模有样。

三姐的婆家在准备婚事,也要盖房子,盖房子同样需要墼,我说,我来打吧,算是送姐姐的一份礼物。于是春天里,我请了几天假,和东村老孙一起,用一个礼拜就把一栋房子的墼全部打好。

三姐的婆家觉得过意不去,每日让我和老孙在他们家吃饭,变着样想办法做点好吃的给我们吃。推辞不掉,客随主便。三姐的婆婆饭做得好,那一个星期里,只觉得肚子有些鼓,腮也有些圆,干起活来愈发有力气。

吃得更好的一顿饭是三姐结婚那天,那天我和要好的同学可根代表娘家人抬着陪送东西去吃喜酒,不知道深浅的我们由着性子吃喝,竟把婆家陪酒的几个人喝得醉倒炕上。那时我们都是半大小子,不明事理,只觉得有好酒好菜,人家让喝就喝呗。后来才知道,人家是客气,才知道作为客人不应该那么不知好歹地吃喝。

后来便到了部队,听人说到部队馒头管够吃,顿时眼里有了光芒。家里没有自行车,三姐夫借了一个自行车载着我 来到了县武装部,临走继母嘱咐,别忘了把换下来的衣服让你姐夫带回来。

换上棉军装,顿时觉得身上和心上都暖和许多。在武装部招待所里,晚上,我们吃了第一顿饭,那一顿饭真叫过瘾。新兵们一个班围成一个圈,蹲在冬日的院子里,大笼屉的包子抬上一笼不一会便吃完,再上一笼又吃完,不知吃了多少笼,依旧没有人起身。接兵的排长看了心里高兴,说,这批兵好,身体好,能吃。能吃就能干!

从那天晚上开始,再也不用为吃不饱肚子犯愁了。而且,像是竹节拔高,日子见天好转,越来越滋润。甚至,要挑着样吃饭,大鱼大肉不再喜欢,过去挨饿时吃得那些个野菜粗粮倒成了稀罕货,隔三差五从老家倒腾点。

更有甚者,连饭都懒得做了,外卖一要,变着花样吃。你说,是肚子需求变化了,还是百姓们腰包鼓了有钱了?国强民富,大河有水小河满,这个道理,我悟了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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