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龄人】我的写作生涯：从记者到作家（上）
1949年11月16日，我在京西石景山模式口的铁匠世家——京西赵家大白墙铁匠铺出生（就是现在模式口西里首钢生活小区1至3栋的位置）。它坐落在翠微山西脉半山腰，院子四周树密花繁，村里一些老人说我家是个风水宝地。
我一记事儿，祖辈与父辈给我心灵打上的第一个烙印是：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不忘共产党。待我再长大一点儿，我的爷爷对我说：“为什么给你起名叫赵连文？因为你八字里有颗文昌星。长大了，能写一手锦绣文章。”爸爸抚摸着我的头说：“要想写出锦绣文章，就得进学堂，好好学习。有了文化，才能为新中国出把子大力！”祖辈与父辈的话犹如种子埋入了我的心田。
1957年我进入了模式口小学，为一年级（2）班。三年级的时候，有作文课。当天留作文题，第二天交。不料，交了作文放学的时候朱淑琴老师把我留了下来，我心想，我是好学生，又是班主席，为什么留下我？放学后，被老师留下的都是坏孩子呀！
朱淑琴老师坐在办公桌旁的椅子上，转过身，对着我，左手托着我的崭新的作文本，慢慢地翻阅着。仿佛要打里面找出一张“证明书”，或是寻出什么破绽。
“这不是你写的！三年级的学生刚开始学着做作文，你就能写出这么漂亮的文章？”她用右手食指戳点着作文本。
朱淑琴老师将作文本放在办公桌上，拉起我的一只手，恳切地望着我：“是不是抄你哥哥的？”我低着脑袋。一只手机械地抠着抽屉“锁眼儿”。真想变成一只小蚂蚁，顺着“锁眼儿”钻进去。
“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说实话，我不批评你！”
我觉得自个儿的脸蛋儿一阵比一阵烫。
“老师，是我写的。”我依旧低着脑袋。仿佛从胸腔里说出的这六个字。
“真的吗？！”
“真的。”我抬起脑袋。一下子愣住了：老师的眼睛怎么变得这么大？布满了惊讶！眸子一动不动地盯着我。那表情活像见到了“火星人！”我从来没领略过朱淑琴老师这种目光！要知道，从二年级起，她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一下课，她就和我们一起做游戏。有时玩“老鹰捉小鸡”；有时玩丢手绢；有时还捉迷藏哩！她呀，就像我们的大姐姐。真的，那时候，她不到20岁呀！
见我沉默不语，朱淑琴老师又说：“在对待知识的问题上，必须严肃，来不得半点虚伪。”
“老师，什么叫虚伪呀？”我是班上出了名的“爱提问题的孩子”。这次，当然也不例外。尽管此刻，我的处境十分尴尬。
“虚伪，就是假的意思，不真实的意思。”她放下我的手。把溜到胸前的一根大辫子朝后一甩，好像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样吧！现在，我叫你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春游’。咱们不是刚到北海春游回来吗？下一个作文题目就是‘春游’，我让你先做。”朱淑琴老师习惯地抬起左胳膊，看了看手表，严肃地如同下达命令似地说道：“45分钟交卷。”说罢，她将手背到身后。洁白的汗衫，线条分明。我一下子记起来了一则新闻：1960年5月25日凌晨，中国登山队成功登上世界第一峰珠穆朗玛峰。传说珠穆朗玛峰是一位女神。女神长得什么模样？大概和朱淑琴老师差不多吧？瞧着，想着；拖到她腰间的两条黑亮亮的长辫子在我眼前变成了登山队员在雪地上留下的足迹……
朱淑琴老师习惯地在办公桌之间踱着步子。绿色的人造棉裙子被窗外吹进的风托起。又使我联想到了北海里的一片荷叶：它顶着一枝美丽洁白的荷花。真的，此时此刻，朱老师多像一朵荷花啊！我把笔杆儿含在嘴角，老师变成了巍峨的白塔；办公桌变成了自由自在地飘在海面上的片片小舟；耳畔响起了同学们的歌声：“让我们荡起双浆，小船推开波浪，海面上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我赶忙把笔从嘴边挪开，埋头写起来。
静静的办公室里，响起了“沙沙沙”的笔声。响起了朱淑琴老师由均匀到不均匀的呼吸声……
没到规定的时间，我就写完了。只粗粗地看了一遍，也没修改，就把作文本举到老师眼前。朱老师一把拿过作文本，认真地看起来。她疑惑的面孔舒展了，眉毛动了，眼睛笑了。
猛地，她抱起了我。惊喜地连连说：“文豪！文豪！你真是我的小文豪！”
“老师，什么叫文豪呀？”我按着她的肩头，低头问道。
“文豪？文豪就是你！”
难道这就是我祖辈、父辈植入我心田的种子在发芽吗？
我们兄弟7个，我排行老六。家庭生活不富裕。我上四年级的暑假开始就和哥哥及小伙伴儿到地头、山坡打草，卖给生产队喂牲口。那时候，我们的工具是一个背筐、一把镰刀。我到了六年级的时候，背草记录是150斤，5厘钱一斤，150斤才挣7毛5分钱。我从三年级的暑假打草起，一直打到初中三年级。打草出大汗、被“金刚钻儿”钻进头发咬头皮都不算事儿，不小心被镰刀拉破手指冒出的鲜血以及扎心的剧疼才是刻骨铭心的。打草挣钱先用于交学杂费，剩下的就买书。我买的书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一千零一夜》《马雅科夫诗集》《悲惨世界》《莫泊桑小说选》《说唐》《水浒》《西游记》《三侠五义》《青春之歌》《啼笑因缘》《敌后武工队》《红日》《红岩》《三家巷》《苦斗》等中外名著。
1966年夏我们面临初中毕业。我准备考高中，然后考北京大学新闻系或者中文系。我们的毕业考试全都考完两门了，突然，有人在学校的大礼堂墙上贴出了大字报，校园的宁静被打破，开始了“停课闹革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1968年春天，学校传达北京市文件，指明：农民户口的学生暂时不分配，可回乡务农。于是，我回到家乡模式口村。在农村广阔的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面向黄土、背朝天之余，我坚持读书、记日记。
庄海泉老师为我作文写的评语以及三哥的鼓励，使我在读小说时萌生一个想法：我也能写啊！
1970年首钢铸造厂招工，生产队推荐我当上了首钢工人。
记得第一天进行安全教育的时候，主席台上陆续上来一些伤员。我正纳闷，负责安全讲座的师傅一本正经地高声道：“这些阶级弟兄，是让‘帝、修、反’咬了一口！”我更纳闷了：“帝修反怎么可能会专门跑到这儿来咬我们的阶级弟兄呀？”接下来，那位师傅慷慨激昂一番后，才道出事情的原委——“他们是在挖防空洞时塌方了，给捂在了里面，砸伤的。”我仔细端详台上的几位英雄，各个缠着绷带，白花花一片。其中，一个姑娘最引人注目：她的整个脑袋被绷带包裹得严严实实，就像一个比篮球还大的雪球，而且是躺在担架上。当时，我对她产生了怜悯之情：她这么年轻，今后怎么办？随之，一种创作的冲动油然从我心底升腾：“我一定把她写成小说！”那年，我20岁。
打那以后，我的业余时间差不多都是以笔为伴度过的。可惜，想要写的小说，一直没有编好。原因好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那个年代，我酷爱写诗。我甚至自己要求自己：一天写一首。所以，我的业余时间大部分被“诗”占据了。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它改变了我：使我对写诗畏而怯步，萌生出主打小说的念头，更贴切地说是埋下了写小说的种子。
那时侯，我的弟弟在部队服兵役。由于我家“当官”的多，所以，“走资派”也多。那个年月，正是“文化大革命”疯狂之时，带“长”字的统统靠边站，当官的一律被挂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牌子是十分正常的现像，随之而来的便是“株连九族”。就因为这些所谓的“政治问题”的株连，我弟弟的组织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他心情郁闷，给我写了一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无奈与痛苦，我看清了信纸上有泪痕。
那天，我第一次尝到了睡不着觉的滋味。仰望浩瀚的星空，我发出了“志成似登天，谁断我前程”的质问。苍天不答，我落泪！我燃烧的热血作墨，泼在夜幕上，让雷公电母为我挥毫抄写：“志成似登天，谁断我前程？久望空中月，嫦娥在落泪。众星欺北斗，大海困小舟。冷视腰中剑，锋芒仍如故！”后来，冷静下来一想，我这诗有些欠缺，不太押韵。当时，我真的是“怒发冲冠”了！哪里还管它押不押韵！
其实，我的本意是：我们兄弟都胸怀大志，都认为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就应当有所作为，就应当对祖国和人类做出自己的贡献。怎么现在实现它比登天还难？究竟是什么人在断送我们的前程呢？在人间找不到答案，在天堂里能够找到吗？月宫仙子也只是摇头。她对于我们怀才不遇、难展鸿鹄之志的遭遇深表同情，但又无能为力，只能送给我们眼泪。尽管如此，我仍然劝慰我的弟弟，把眼光放远，挫折是暂时的，只要理想之火不熄，追求真理的精神不死；只要你真才实学在身，只要你超群的本领如故，你就一定会对党和人民有所作为，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贡献。
万万不会想到，这封信寄出去后，我弟弟却没能见到：信，被部队截留了，并且写上恶毒的批语、盖上大印，寄给我厂“革命委员会”。厂里如临大敌，说我写反诗，给我办了“学习班”。当时掌权的造反派绝大多数是“大老粗”，他们见了部队的批语，只知道是反动，但究竟怎么个反动法，他们说不出子午卯丁来。
于是，他们从某个中学学校找来一个教语文的老师，让他给解释诗的意思。这位老师接过诗来，吓得面如土色，连连说：“太反动！太反动了！”四周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他环视一下大家，突然问：“这是谁写的？”没有人回答他，大家都在等着听下文“到底怎么个反动法？”老师用食指指着诗行，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当他讲到“众星欺北斗，大海困小舟”时，竟然愤怒地拍案而起：“最最最反动的就是这两句！”大家伙顿开茅塞，猛然，有人唱了起来：“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有人一拍大腿：“他妈的！赶兴这小子是在反对毛泽东！是在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为什么知道得这么详细？因为隔壁就是囚禁我的所谓的学习班。而隔墙的材料是用木板钉的，不但不隔音，而且从木板缝儿还能窥见——“隔墙有眼”是也。
这是一个狂热的年代。不管你是哪一派，只要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即使两派当时打得跟热窑似的，也会一起把矛头指向他。反正，谁反对毛主席，就会受到“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诛之！全国共诛之！”那时侯，我遭的罪可想而知了！但我始终一口咬定：“我不是反对毛主席！”我的理由很简单：从我懂事起，我的祖辈和父辈就给我打上了“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的烙印。
我——一个堂堂7尺男儿，一次次以泪洗面，一次次用“不轻弹”的热泪印证我对毛主席的忠诚。
我排行第六，我弟弟就是老七啦。我和弟弟只相差两岁，我俩一起度过童年、少年。换句话就是：我的童年里有他，他的少年里有我。后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我弟弟参军了。我俩第一次分开了。只要我一想他，就会一个人立在夜幕下，仰望天上的北斗星，一遍遍地从上面的第一颗星星，数到最后一颗——第七颗，每当我数到第七颗星星时，我就会觉得那就是我的弟弟，他正对着我笑，让我与他一起分享他的快乐。而今，我却看不到他在笑，因为我在流泪，泪水挡住了视线……
我除了这些，还能做什么呢？
对了！我要把“反诗”，把我的遭遇写成小说——心中埋下的写小说的种子终于有机会要发芽了！于是，我有了创作中篇小说《野菊花》的冲动。
在《野菊花》中，这件“倒霉的事”安在了刘秀梅的丈夫吴家驹身上。不过，他的遭遇比我要悲惨得多：新婚之夜——人生四大喜事之一家驹都没能享受完，就被“听房的”抓住，冠以写“反诗”的罪名而遭迫害。最后，客死他乡。写到此，我仍为吴家驹的死而心痛，尽管这个人物是我在《野菊花》中虚构的。
我后来被“宽大”了。不是常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吗？我也没“坦白”，怎么就被“宽大”了呢？原因有两个版本，其一，他们内查外调的结果是：赵连文出身贫农，根正苗红，从小学一年级到念至初中三年级都是班主席，并且年年是“三好学生”、“优秀队员”。在初三的时候，就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总之，赵连文是一个品学兼优的青年。第二个版本是：听说，是有人替我说了好话。大意是：诗中的“众星欺北斗”，北斗，指的就是北斗星。这和全诗中的“月亮”是一致的。再说，赵连文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往解放军那儿写反对毛主席的诗！从骨子里分析，赵连文他也不会反对毛主席。如果他真的有反对毛主席的言行，甭说是他弟弟，就连他家里的所有成员都会和他划清界限。两个版本我都相信。对于第一个版本，我的批语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好在历史是自己写的。对于第二个版本，我要说：“感谢你 ！我的恩人！”遗憾的是，至今我也不知道这个恩人是谁。这件事情告诉我：世界上有好人，也有坏人。遇到好人，能救一命，遇到坏人，能毁了你一生。
要说的话实在太多，暂且不表。接着说我从学习班出来后又发生的事让我终止了《野菊花》的创作。
我的一个铁哥们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我俩见面后，彼此都有好感，于是开始交往起来。初恋带给我的都是阳光、都是美好。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她听说了厂子给我办学习班的事。
“天呀！你写反诗？”
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的这句问话，我也永远不会忘记她那双惊恐的眼睛。
“反革命”，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能容忍的三个字。用当时时髦的话说就是“最最最不能原谅的、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不管是什么样的姑娘，十个有五双会跟你划清界限。她也没例外，何况，她是一个正在积极要求入党的团委书记。尽管她抱着我痛哭流泣、依依难别。这时候的我反而心硬如铁。从我心里冒出的话不是乞求她，也不是挽留她，而是如诗一样的排比句：如果姑娘的心，是用纸糊的，那么，她就经不住风吹；如果姑娘的心，是用泥捏的，那么，她就经不住雨打------
我摘心断肠般的痛苦变成了一种升华，推出了一个小说的主题：几千年的封建残余势力没能把两个相恋的人分开，而“文化大革命”的“莫须有”的罪名却把他们分开了，永远地分开了。后来，这种升华与我初恋的姑娘给我的带有泪痕的“最后一封信”得到了印证：“人的生命固然可贵，但是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更加重要。你的政治生命夭折了，我们爱情之花也便凋谢了。”
于是，我十分郑重地对着黑夜发誓：不写诗了，专攻小说！我心底埋下的写小说的种子在这一刻，在我一腔热血的浇灌下，真正发芽了——写我的初恋！尽管《野菊花》是我未完成的处女作。
那时侯，我三班倒作业，时间充裕：上夜班：下了夜班回家不睡觉，写东西；上白班：早晨上班前先写，下了班吃完饭还写；上中班：0点下班，到家睡觉，醒来后，从早上8点写到12点。即使我结婚了，也基本如此。时至今日，我也不会做饭，不管买东西。
我主要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大部头”《留不住爱神的人》。我没有自我陶醉，我要继续写下去。我入厂第一天看到的安全教育那一幕，那个用绷带缠着脑袋的姑娘，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好男儿说话算数，何况，我立过誓言，要把他们写成小说。于是，我马不停蹄地又写起来——就是《野菊花》。
不过，那时候，这个第二“大部头”的名字叫《一幅裸体像》。主线是一个从小爱画画的男生向青梅竹马的女生提出给她画躶体像的故事，女生虽然羞涩，但是为了支持他画画，毅然同意了，可是她有个条件：一定得穿条小裤衩。后来，造反派抄家，从男生家里搜出了这张画，男生被打成流氓。打这儿以后，男生下定决心，不再画画。并且与被砸伤的那个脑袋缠着绷带的姑娘结婚了。多年后，女生得知男生废弃了画画，便鼓励他重新拿起画笔，并且主动地让他画自己的裸体。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