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丰碑
北宋有卢村，明代仍之。清乾隆年为卢家村，咸丰年为东卢村和西卢村，光绪年至今为东芦村、西芦村。据《王氏家谱》记载，明洪武四年，王还、王迁兄弟二人从山西洪洞迁居卢村。因村边池塘盛长芦苇，故得名芦村。后村分为二：东芦村、西芦村。
西芦村位于尧都区屯里镇西北部，南通临汾市，西依汾河水。全村5个居民组，649户，2831人，劳动力1570余人，是屯里镇最大的行政村。耕地面积2043亩，汾河滩涂地近5000亩。
西芦村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是临汾市、山西省的先进典型，以开发滩涂种莲菜闻名省内外。夏日，站在西芦村那平直的公路上远望，眼前展现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绿色长廊。碧绿的白杨，墨绿的泡桐，湛绿的垂柳……一片片，一行行，象屹立于旷野间的壮美屏障。走近昔日滩涂地，更是别有一番风味。那大大的荷叶，有的象碧绿的翠盘，有的象撑起的小伞，有的象绿色的罗裙，片片层层，错错落落，那荷叶上夜晚留下的露水珠，晶莹透明，似光彩夺目的珍珠，随莲叶的摇曳，闪闪发光，滚来滚去。更让人赏心悦目的是荷花！那粗粗的绿梗把花儿高高的撑起，亭亭玉立，绰约多姿，似含羞的姑娘。那荷花，白的似玉似雪，洁白晶莹，柔静高雅；红的如霞似火，灼灼动人，其情其景，着实令人心醉！原国务委员陈俊生视察后，发出“不是西湖，胜似西湖”的感叹，原省领导王茂林、王森浩、郭裕怀等人也前来视察。山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古滩》，就是以西芦村为原型的。
望着西芦人脸上那富裕的笑容，看着那一排排整洁的院落，西芦人的心中永远地珍藏着一个人的名字——李春芳。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串关于他的故事。
1971年，“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时任临汾县县委副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李春芳开始到临汾县（今尧都区）西芦村蹲点。作为一县之长，李春芳去西芦村蹲点的原因很特别。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农业大国，全国人民温饱问题的解决是一件首当其冲的大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都在大搞农业学大寨运动。
当时，西芦1700多人，只有1000亩地，人均不到半亩地，亩产都不达标，且不说还有不长庄稼的盐碱地，好地还经常被汾河水冲塌，全村人一年要吃20多万斤供应粮，是当时有名的穷村子。在当地留传着一首歌谣：“西芦曲没院墙，蛤蟆爬到锅沿上，西芦曲没吃地，跑到河西偷牧畜”。这就是当时穷西芦的写照。
西芦村当时的“乱”也是有名的。主要由于四清问题没有解决好，共9个生产队分为两派，分别为“318”和“126”，势均力敌，互不相让，人心涣散，经常发生打架斗殴。一个工分2毛钱，全村群众劳动一年，分不了多少红。那年，一个光棍放了一年羊，还倒欠了队里20元钱。劳力多的好家庭一年分30斤玉米、50斤麦子……村民们为了生活，经常到别的村去给人家打土坯、垒土墙、拉煤、割草混口饭吃，或者到外村收割过的地里刨红薯、拾菜叶、捡麦穗以补贴家用，维持生计……兵无粮马无草，老百姓没吃没穿，接电灯没钱拉电线，拉牲口的绳子断了都没钱买。当时，西芦村是全县最烂的村子，县里派来蹲点的干部到村里一看，连铺盖卷都没放下，转身就回到县里找李春芳：“李书记，你不让我干了我都不去西芦，村子又大又穷，派性严重、我去了弄不下样子。”
西芦村真的这么烂吗？李春芳不信，他亲自到村里去看，车行至高河桥，望着通往西芦村的路便皱起眉头，道路坑坑凹凹，全是约一尺的深壕沟，是胶皮车雨天留下的痕迹。连环坑、子母坑、花生坑等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坑坑相连，形成高低不平的波浪，汽车行驶在上面就像波浪中行驶的小船。村中的路更寒酸，孩子们上学晴天一脚土，雨天经常是走着走着鞋子就没有了，陷到泥里拔不出来。
一看这样子，李春芳下决心要改变西芦村的模样，让西芦村人民过上好日子，再也不缺吃少穿的，让外村人笑话。他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是一个地方官员义不容辞的事。他怀着对农民的浓厚感情和一个共产党员庄严的责任感，毫不犹豫地蹲点西芦村，把西芦村当作自己的第二个办公室。人们常说：“要想富、先修路”。眼光再不放长远点，吃亏的可是几代人哟！面对村民们强烈的呼声，李书记和该村党支部、革委会把修建村里至高河桥公路的事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成头等大事来抓。采取群众的事群众议、群众办，把修建村级公路的决策权和主动权交给每位村民，修什么样的路，怎么修，都由群众说了算。修路关键是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筹投劳，群众的心通了，公路才能修通，在引导广大农民建村级公路的过程中，李书记要求村干部当好政策的宣传员、修路的组织员、矛盾纠纷的调解员、资金使用的监督员、施工质量的技术员、安全施工的监管员、上下衔接的联络员。修路的事凝聚了人心，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出现了一场西芦村里的群众战争。
“大生产呀么——呼——嗨，男女老少齐上阵。修好了路，拉起了车，咱们老百姓可真高兴哩嘛——呼——嗨”。在施工现场，出现了1000多群众喊着号子，上工地，修公路的情景。就连村里一位跛脚的村民，也主动融入到修路的热潮中去。通过广泛发动群众，修通了2.5公里路，直通高河桥，彻底断了不通公路的“穷根”。群众高兴地说：“西芦的马路宽又平、一直铺到临汾城”。消除派性，从思想上改变西芦村干部群众。李春芳自蹲点西芦村后，一直在寻找突破口。他教育干部要认真对待群众意见，把让群众推荐、民意测评和民主选举的理念灌注于干部的思想，让干部自己衡量自己合不合格，符合不符合当干部的条件。然后，将9个生产队合并为5个队，让群众自己选生产队的当家人，把大家信任的、精明能干的人挑选出来当领头羊，把光说不练的干部拉下了马，理顺了全村人的心气，然后集思广益谋生产。西芦村的变化真正起步于1973年，从1973年开始，李春芳带人开始大力治理农田，重新规划，平土地、填沟渠、移老坟、建公墓，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尽可能地增加耕地面积，减少耕作障碍。
西芦人曾有一段顺口溜：“汾河滩，不能说，杂草乱泥蛤蟆窝，有野兔，有野狼（罗），黑了睡觉睡不着。”李书记就是要向这样的荒地要粮食，利用农闲时节，带领全村干部开荒垦田，全村人大干一年时间，在村子西边的汾河滩上开了800亩荒地种上了水稻、莲菜。李春芳教大家开荒打方田很有一套，先是挖高垫低平整土地，然后横平竖直打地垅，留出田间小路，以便施肥、收割，看着这几乎凭空多出来的800亩地，一向苦于人均不到半亩地的西芦人信心百倍，更加折服于县委书记对农村工作的熟悉。
李春芳带领大家大打翻身仗，那是真正的真抓实干苦干加巧干。当初，路不好走，往西芦走有一尺多厚的车辙，离村子很远，他的吉普车就没法走了，他就淌着泥、踏着土，步行进村，他十分反感那些“有点不蹲点，点上只有铺盖卷”的干部，几乎每个月都要来村里三、四次，有时还住两三天，在村里吃派饭。每次来之前不通知任何人，先是到地里转一圈，看看庄稼的长势，了解一下地里的墒情。他熟悉村里每一块地由谁负责，了解到第一手资料后，再招集干部、群众开会，开了小会开大会，在会上绝不空谈，而是对庄稼的长势“评头论足”，为村里的工作出谋划策，同时，为了统一思想、理顺心气，他还积极组织大家演节目、推标兵、唱样板戏，在他的直接教导、培训下，村里干部的水平提高很快，群众的精神面貌也大有改观，大家都觉得有奔头、有目标、有干劲。
在大家的印象中，李春芳的口才好那是公认的，他从来都是出口成章且合辙押韵。据说，他讲话根本不看讲稿，到外地开会时，也几乎不用秘书写的稿子，而是在火车上自己起草提纲。当时流传一句话：“李书记级别不高风头高，官职不大名气大”，因为，他在全国性的农业学大寨会上讲了两次话，这在当时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工闲休息时还给大家讲政治、讲形势，或斜坐或半躺在田间地头，听年富力强、风华正茂、仪表堂堂、学识渊博的李书记不知疲倦、抑扬顿挫地讲这讲那，听新鲜、长见识、明形势、增知识，听得大家心明眼亮、干劲倍增，这温暖的一幕永远地留在许多西芦村人的脑海中。
当时，大家根本没有科学种田的概念，亩产不到300斤，李春芳就亲自教大家适时拔草、锄地、播种、中耕，给大家讲科学种田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八字宪法”，西芦村人种的庄稼亩产随之有了大幅增加。在李书记的直接带领下，短短三年时间，西芦村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粮食产量直线上升，1973年，全村总产量10万斤，（除过200亩菜地、200亩棉花地）。74年，粮食产量为20万斤，75年30万斤，76年就达到了50万斤，亩产提到800—1000斤，李书记在西芦村蹲点的1971年—1978年间，西芦村从当年的1200人增加为1800人，人增加了1／3，却不仅没有人挨饿，反而人人吃得饱穿得暖，西芦村从1971年时一年要吃国家20万斤救济粮，变为一年向国家上交50万斤公粮，成了让邻村刮目相看、艳羡不己的好村子、富村子。李春书的做法为后来人开了先河，1989、1990年，时任村支书郭东宝又带领全村群众又在村北和村西的汾河滩上增开了1400亩方田，形成了千亩荷花、千亩水稻。大大增加了村里的耕地面积。
在那个“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打击投机倒把”的年代，西芦村却在县委书记的眼皮底下“大搞投机倒把、大种资本主义的苗”，为此沾了不少光。西芦村濒临汾河，种植莲菜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在那个年代，大家虽然都很清楚这一点，却没人改尝试搞经营、怕被戴上高帽子挨批斗。李书记来了后，他与群众打成一片，亲如一家，大家心里的防线逐渐放松了。
1972年，西芦村有人尝试着先在西滩种莲菜，拿到市场上去卖，每斤可以卖到两毛钱，一亩地可卖600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可以说个媳妇。李书记对此心知肚明，从不干预，他虽然没有公然提倡，实际上却是默许了这种做法。这样一来，西芦村种莲菜搞副业、增加收入的做法就一直在李书记的“庇护”下坚持了下来，到1989年时，全村共种了2000 亩莲菜，年收入能达到八、九万元，成了华北地区最大的莲菜基地，多位领导曾来此参观、取经，一位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曾说过：“西芦村不是西湖胜似西湖。”
1989年，村里修建大照碑时，由郭东宝起草，李春芳手书的嵌名对联“和风拂汾水平田百顷启拓龙年振伟业，春风润碧莲芳香千秋留得成功致富路”诗意地记叙了这些故事。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农村生育六、七个孩子的家庭很普遍，西芦村甚至有的人家有10个孩子，在我国上下大张旗鼓搞计划生育工作中，计划生育工作在当时被称为“断子绝孙”的工作，阻力很大，村里人不仅传统思想重，而且顾虑多，怕有风险。李书记用他独具特色的方法为大家做思想工作，引导大家再不要过“娃娃一窝、糊糊一锅”“只有数量不重质量”的日子，改变旧的生育观念，优生优育，提高生活质量。在他诙谐幽默的说教下，大家逐渐深刻地意识到，在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不搞不行了，大家都明白了一个“再没有节制地生孩子，地球上就装不下了”的道理，开始接受计划生育这个崭新的理念。解决了大家的思想问题后，李春芳就亲自调来当时全县最好的妇产科大夫程茂林，并许诺给每个做了节育手术的妇女，手术后，队里将把10斤麦子、2斤红糖送到坑头上，并给她记10个工分。由于工作方法得当，当时，西芦村许多育龄妇女主动上了手术台。时光如梭、日月不居，转眼，李春芳书记与西芦村共同工作了7年，1978年，他结束了在西芦村的蹲点工作。走之前，清正廉洁的李春芳书记动情地对西芦村人民说：“我走的时候不带走西芦人民一针一线，连身上的土也要拍干净。”
李书记和大家共同走过了7年，把一个人人头疼的穷村子彻底变了模样，西芦村人民对李春芳书记有着很深的感情。那年过年时，村里杀了几头猪，大家一致决定要为李书记和几位当时下乡工作组的公社领导每人送几十斤大米和一块猪肉，于是派了当时村里最年轻的生产队长郭东宝为他们送东西。郭东宝来到李书记家时，他不在家，家里只有李书记病在床上的爱人，郭东宝说明来意后，不顾李书记爱人的推辞，放下肉就走了。没想到，李书记回到家里得知这件事后，不仅批评了爱人，还按照市价，给村里交了钱和粮票，并在大会上作了检查。几个公社干部闻讯后，都没好意思接受西芦人民的这份心意，全都把大米和猪肉交到了公社食堂。
1981年，李春芳主张扩修红卫路时，为了保证工期，赶在雨季来临之前铺好路基，李春芳特意到自己的“老根据地”西芦村招集青壮年劳力，当时，李书记一声号令，全村人奋勇当先，根本不讲条件，没有顾虑，不顾有人往省里告状，立即组织了一支300人的队伍听候调遣，因为他们知道，跟着李书记干，没错！后来，村里人得知，省里经过实地调查，不仅没有批评李书记，反而为修路工程拔给了100万元，纷纷为李春芳书记拍手叫好。1997年腊月十九，李春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去世，永远地离开了大家。二十六出殡那天，西芦村的群众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自发地组织了一支100多人的锣鼓队，拉着上书“悼念我们的好书记李春芳同志”的30
米长的横幅，为这位深得民心的好书记送行。洪洞人路过看到这样的盛大的出殡场面时，好奇地询问。当得知是为李书记送行时，他们也自发地加入送行的队伍，说要送他一程。寒风劲吹，热泪挥洒，数千人组成的送葬队伍，表达了对李书记深深的爱戴、无限的追思和永久的缅怀。
李春芳走了，但他在西芦村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