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我与祖国同岁，我与祖国同行。

我的老家，背靠燕羽山（海拔1247米）。儿时的记忆，山是光秃秃的，那些裸露的崖石就像龇牙咧嘴的怪物，凡是可以用来做饭的，都被人像剃头一样割掉了，进了家家户户的“灶火堂”。家里土改时分了几亩地，春天，母亲带着我去地里干农活儿，就告诉我哪些野菜可以吃，我便很快认识了“曲麻菜（苦菜）”“波波丁（蒲公英）”，后来认识的野菜名越来越多。地里主要种高粱，磨成的高粱面吃起来很涩，也种一些谷子，但产量低。菜是极缺的，顿顿以大咸菜来下饭。旧中国给无数人留下的贫穷就像患了疟疾的孩子，盼着名医来调养诊治。

村里办起了合作社，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除了吃高粱面、小米之外，吃的粮食还有莜麦面，那是因为当时隶属河北省的缘故，莜麦面自然也是国家配给的。不管怎样，在吃的上面，已经开始好转。可吃上一顿白面饺子，那就是非常奢侈的想法了，平时甭想，年根也许能行。吃饭时小孩子如果不小心摔了碗，就会挨打，所以那时到地里干活，碰到“达达碗”花，尽管很漂亮，谁也不会摘，因为怕吃饭时“打碗（不小心摔坏）”，当然这是迷信。新中国成立之初，真的就是一穷二白，而且老百姓苦了几千年。现在的影视剧描写旧中国，吃穿住行都按当今的状况去设想，简直是对国人的贫穷历史所知甚少。

那时，村里的所有住房都是石头垒的，高粱杆儿做薄（屋顶），不管是几间房，连一块儿砖也没有，一铺炕要睡五六个人，“家具”更简单，有的家里置办两节板柜，有的人家没有板柜，就把所穿的用的都放在土炕上，有的人家连铺的炕席也买不起，就糊一层报纸或牛皮纸。冬天取暖靠“火盆”。谁家篱笆门外面有一垛柴，就成了这家人日子“好过”的标志。大人们一个人也就一两身衣服，小孩子穿大人剩下的，或者把大人衣服改改，没有手绢，小孩子擦鼻涕就用衣袖，结果衣袖腌臜得很。大人们出门“座席”，因为没有像样的衣服，就要舍脸到村里人稍微穿的好一点的人家去借，“座席”回来赶快还给人家。“座席”时还要考虑到家里还有人没能吃到席面上的东西，就趁人不注意用事先准备好的一块布包起来，赶紧装进大夹袄里，有的人连“肉蛋儿（肉丸子）”也装，为的是带回家给没“座席”的尝尝。那时候，有的人到了五六月（阴历）还换不下棉衣服，窟窿处露出的棉花就如同沾了羊粪蛋蛋羊尾巴。那时，人们外出靠双腿，条件好些了就骑毛驴，到县城还要带上牲口草料。出门时要到稍微富裕的人家借“捎马子”（搭在肩上的布口袋），显得不丢份儿。

1959年大跃进，村里开始办食堂，开始时饭菜管够，后来不行了，浪费严重，就按人头、按劳力分饭菜。跟苏联闹翻了，加上自然灾害，食堂开始吃“代食品”。所谓“代食品”就是棒胎子面（脱掉玉米后的棒心儿磨成）。尽管那时日子过得清苦，可人们的思想很纯洁，“跟共产党走”深深烙印在脑海里，党和国家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二话。老百姓挂在嘴边的话就是“现在不用闹怕了”“吃水不忘挖井人”，群众对党的感情、对国家的希望、对干部的信任，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那时，诈骗的人没有生存的土壤，犯罪的人极少，因为有“投机倒把”几个字管着，当然这和人口流动有关系。但在当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绝非虚言。

村里人也在场边低头谈论共产主义是个什么样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谁也没见过，反正觉得很好而且肯定能实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因为有了自留地来补充，吃饱的问题有所好转。至于身上穿的，大人小孩渐渐告别“大襟袄、大裤裆裤子”。县城开办了“信托商店”，常有人到县城买“估衣”，解决一家人穿衣问题。70年代中期，衣服件数稍有增加，初步达到可以换洗的程度。年轻人穿内衣、穿绒裤不再新鲜，“的确良”布料风靡一时。女人实行花头巾，后来改成编织的粉色毛围脖。出门骑自行车的多了。县领导机关开始有一两部吉普车，县域内大部分乡镇还没有公交车。到北京（北郊市场）也只有两趟公交车，砂石路，车行至关沟时还要加水，到延庆需要两个多小时。后来，原在县城东门口的汽车站搬到了新址，车辆开始多起来。

70年代末，农村出现“盖房热”。那时村民需要盖房，写个申请经过大队批准，然后报公社“备案”即可，不收宅基地费。首次出现“砖腿”“砖山尖”“砖窗台”。窗户采用“上开下瞭（玻璃）”。因为盖房是大事，一家盖房全村人来“帮工”。“东家”只管吃喝就行。只有木匠收工钱，因为木匠干的时间长，而且跨村请来的木匠需要用现金到所在的生产队“买工分”。因为情浓，谁家盖房都有人“帮工”，最多时二三十口子人，凡是来的人都卖力气干活，有的人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找不到了，原来悄悄的回家吃饭了，让人很过意不去。

80年代，人们的生活状况迅速改变。在穿戴方面，年轻人开始讲究时尚，戴墨镜（墨镜的镜片上要带商标）、穿喇叭筒裤子是“与时俱进”，女青年烫发、涂口红、带耳坠、穿连衣裙较为普遍，曾经一度时兴的方格子上衣“隐退”了。有工作的时尚男青年喜欢穿四个兜的呢子中山服。至于村里的人，不管上了年纪还是年轻人，大都不再穿“甩裆裤”，改穿“制服”了。盖房全部改成砖瓦房，叫做“硬山到顶”。不过“帮工”的少了，因为生产队解体，一家一户“单独结算”，所以请人干活儿是要主动付工钱的。

80年代中期，电视机、录音机自农村才开始出现。一台彩色电视机的价格等于五间北房，只有“万元户”享受得起。1983年，我已经调到县城工作４年了，在乡亲们眼里，属于半农半非的“公家人”。就在这一年，我才买了一台手提录放机，当时村子里很少有人买，买了录音机我很高兴，常把声音调得稍大一些，村里人知道后，纷纷来看，说这个东西不赖。我的心里自然很美。没过多少日子，我又添置了沙发，是从北太平庄市场那儿买的，托人情给我运到县城的工作单位，我又找村里的大马车运回来，偏偏那天有一个乡亲进城，正好搭车回来，他坐在沙发上，那叫一个美，连口说道：“这个东西挺好的，坐上去颤悠悠的还挺软，比咱们的木板凳好多了，多少钱？”我告诉他70块钱，他说“也真够贵的。”回家后我刚把沙发安顿好，村里就有许多人来看，他们甚至不知道沙发是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长什么样儿。因为刚刚盖了大瓦房，又有了钢管床，还置办了大衣柜、高低柜，房间又大，村里人纷纷到我家“欣赏”。当然，很快村里人也都有了这些东西。连洗衣机也进了“寻常百姓家”。

90年代的农村，发展走上了“快车道”，且不说村里人的衣着变化，就说“吃”这一项，顿顿白面大米，吃不饱的问题彻底解决了。各类生活用的票证接连退出了“历史舞台”。进入21世纪，农村盖房也开始水泥打过梁，房间越来越大，窗户越来越大，地铺瓷砖。免除了农业税，农民种地不仅不交税反而还有补贴，这是做梦都不敢想的。尤其是2010年以后，村子“日新月异”，过去从衣着上区分城里人和农村人的眼光过时了。经过翻新的红瓦房越来越多，有的人家盖起了“小洋楼”，不仅样式非常漂亮，功能越来越现代，居住越来越舒适。和过去相比，简直就是两重天。老百姓出门坐公交车（老人免费），不少人还买了小轿车，在过去连想都不管想。

过去人常说“靠山吃山”，那是一句俗话。近几年还真换了方式应验了。自从2005年确定了生态文明战略以后，“贫穷”的大山忽然吃香了，受人待见了。区、镇两级政府把山区绿化作为了头等大事儿，村里人都兼职护林员，每年享受“看山”补贴，还有“山场”补贴，日子真是一年比一年好。这还不算，村里有十多户人家开办了农家饭。原因是大山招来了众多“驴友”（登山爱好者），有时成群结队。他们看山景吃农家饭呼吸新鲜空气，为山村也带来了活力。有的民俗户到了节假日，光门口停放的大轿子车就有十多辆，客人鱼贯而下到民俗户用餐，有时还要买走一些山货。我曾悄悄地问过一个开民俗饭的“老板”，像这样下来，一年下来能挣多少钱？他笑而不答。我远望群山无尽感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正在家乡变为现实。

退休了，人总是情不由己地“遥想当年”，回忆所有走过的路，我们困苦过，为了改变面貌我们奋斗过，我们的奉献也得到了肯定，我们的命运时刻都和祖国紧紧连在一起。

当年，在我成为“吃粮票”的“公家人”的时候，在我第一个从北京买回沙发的时候，人们是多么羡慕。

而今，这种差异不仅没有了，反而开始被人家超越，有的还是跨越式超越，大门口停着轿车，富裕的人家还有车库。村子的街道硬化了，路边有路灯、有花草，所有房屋都做了保暖，体育场有健身器材，村委会是二层小楼，卫生室就建在旁边，公共浴池定时开放，文化大院还经常有“星火工程”演出，每家每户取暖做饭都用上了天然气，就连吃“低保”的农户也由国家补贴盖起了新房，实现了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我真真切切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意义。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托谁的福？托共产党的福，因为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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