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农村出生的赤壁人，大抵都做过放牛伢。
记忆中，已经模糊我是哪年开始成为放牛伢的。母亲说我8岁时开始下田插秧，挣工分补家里超支的窟窿。依此推测，大概是1970年前后时间的事了。
当年，我们虎形唐家是一个小村子，属于老新店公社（仅辖朱巷、马蹄湖、石人、新貌四个大队，即现合并后的新店镇朱巷、官仕坳两个行政村）朱巷大队的第8生产队。队里有十几头牛，属于集体财产，集中关在队里统一建的一栋牛栏屋里。但照看放养，则由每家每户负责，由队里记工分。十几头牛，几乎是清一色淡棕黑色的水牛，唯独我家看管是黄褐色的黄牛。那个时代，牛是农民的宝贝。谁家看管的牛肚子没有吃饱，不仅看牛的人会挨训，家里还要被扣工分。
队里的牛，大多由孩子去放。我因在母亲的娘家湖南株洲读了一年级后再回赤壁，比他们晚了一些加入放牛伢的行列。记得我是冬天从湖南回来的时候，奶奶见有太阳，就烧了一锅热水在屋外给我洗澡。那些小伙伴们故意逗我，问我是否记得他们的名字，想不想和他们一起去放牛。我那时能听懂湖北话却不会说，就用地道的湖南株洲话一一回答，惹得他们一个个不停地大笑。
在此之前，我家的那头黄牛，一直由六十多岁的爷爷照看。爷爷原本居住县城的“一条龙”，是粤汉铁路的火车司机。由于有过当司炉的经历，特别会把握火候。抗日期间蒲圻铁路桥被炸毁后，他逃难到了新店，凭着这一特长成了远近闻名的厨师。我接过放牛鞭后，爷爷就相继被区或公社的卫生院、供销社及学校请去当炊事员。
我们那帮放牛伢的头，是我的堂姐，叫春梅。我们两家共同的先祖是在虎形唐家出生的，后来分支搬到了县城，与留在村子里的这支，隔了十几代。我爷爷的爷爷，和她爷爷的爷爷，是同一个人。她的父亲是过继到这个村子里的，而我爷爷是躲日本人逃难到这里的，加之没有出五服，所以两家特别亲。
春梅姐是1962年春天生的，俗称“梅儿”。每次放牛、打猪草都是她带队。一起放牛的孩子中，和我们同年的有好几个：月半夜（正月十五）生的月英（俗称月儿）、细成（俗称细婆），是我们的父辈；耀清（俗称耀儿），是我们的爷辈。大一点的有1960、1961年出生的和珍、东山（俗称贱儿），小的有1963年生的伏生，也是我们的父辈。春梅姐尽管辈份低，但有主见，知道哪个季节到哪里放牛、打猪草。每次放牛归来，不仅牛的肚子吃得圆鼓鼓的，还能打回一篮猪草。所以，那些辈份比我们高的放牛伢，也乐得听她指挥、安排。
那时，我们放牛是统一行动。去得最多的，是与湖南临湘市定湖镇交界的马蹄湖。马蹄湖上接新店河，下接黄盖湖入长江，水草丰茂。那里有我们村的田地，有一望无垠嫩绿的牧草，是最理想的牧场。附近洪山公社月一、月二和我们新店公社马蹄湖大队的孩子们，也大多牵着牛在那里放牧。
每次凌晨出发去马蹄湖，都是我家的那头黄牯牛打头阵。出发时，大家还有说有笑，有的哼歌，有的故意双脚夹紧牛肚、扬鞭发出“驾”的声音。颇似清朝诗人陆师《骑牛歌》描写的那番：“牛背儿童自放歌，头头注涧复逾坡。问渠何法牛驯扰，鞭挞无惊刍牧多。”不一会，就昏昏欲睡了。我们这些放牛伢，每天基本上都是睡梦中被大人叫醒，手将眼睛一揉就出发。放牛回家后还要接着上学，加之小孩子的瞌睡本来就多，在牛背上摇摇晃晃就趴着睡了，仿佛睡在摇篮里一般。现在想起来，那是一副多么美妙的牧牛图啊：寂静的原野上，一头黄牛带领着十几头水牛，驮着十几个熟睡小孩，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目的地前进，矮山和树木慢慢移动到身后。那些牛也很有灵性，待我们一觉醒来，就已经在马蹄湖里欢快地吃草了。
有一次，我们在与夏家岭李家交界一口叫新塘的水塘上方荒地放牛时，细成兴致大发，带着我们翻鹞子。随着“哎呀”一声清脆的童声，细成惊恐地叫了起来：“我的右手肘怎么啦？”接着，钻心的疼痛袭来，他忍不住嚎啕大哭。我们这些孩子哪见过这样的场景？一个个惊慌失措地围了过来。春梅姐说：“不好，细婆的手断了（骨折了），赶紧回家。”那个时候的医学不发达，小孩子又喜欢动，总是用左手去弄右手，以致留下了后遗症。
最有趣的，是伏生。我们放牛，不是牵着牛绳，而是把牛绳缠绕在牛角上，叫做“抛牛”。她看到我们这样做，叫和珍帮她也照着做。我们的牛吃饱后慢慢地回到了原地，而她家的牛则不怎么合群，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看到我们牵着牛要回家，她急得直跺脚，冲着和珍就吼：都是你，不然我家的牛咋会不见了？
每年的5月下旬至6月上旬，是江南的梅雨季节。那个时候的赤壁农村，还没有雨衣雨裤。农民下田、下地干活，只能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放牛伢早起放牛，也是这般打扮。那情那景，恰似唐朝诗人储光羲《牧童词》中写的那样：“不言牧田远，不道牧陂深。所念牛驯扰，不乱牧童心。圆笠覆我首，长蓑披我襟。方将忧暑雨，亦以惧寒阴。大牛隐层坂，小牛穿近林。同类相鼓舞，触物成讴吟。取乐须臾间，宁问声与音。”恍若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我放牛伢的生涯里，还有过差点被淹死的经历。
有一年秋季的下午，我们在村外与车埠烂泥坑黄家交界的地方放牛。见旁边有一口水塘，我们就把牛“抛”在山上，下塘去打猪草。那时，我还不会游泳，看到水塘中央有一大片“筛草”，就径直趟了过去。没想到，这是一口锅底状的水塘。我的脚下一滑，便溜向了水塘中央。出于求生的本能，我的两只小手不断地在水面“扑通、扑通”地抓。眼看水面就要淹过我的头顶，一起在水塘里打猪草、同样不会游泳的小伙伴们见状，拼命地呼喊，惊动了正在山坡砍柴的爱成、汗成两兄弟。爱成赶紧丢下手里的砍柴刀，飞快地奔向水塘，跳进水里将我救出。也就是从那开始，我积极练习游泳，以防不测。
爱成和汗成月英的哥哥，分别大我5岁和2岁，是我的族叔，也是我的同班同学。1977年下半年我们一同读高二时，爱成弃笔从戎，穿上了军装。他退伍后，被安排在新店纸厂工作。一次，在运造纸的原料回新店时，车上捆纸箱的绳子松了，他爬上车厢去紧绳子，意外地从车厢上摔下，英年早逝。汗成和亲朋出发去接他的灵柩回家时，正碰上我结婚去迎娶新娘，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这也成了我心中永远的愧疚。
直至现在，我还记得每天凌晨放牛前，奶奶为我拌糯米粉的情景。那种舐犊之情，令我终生难忘。糯米粉，是糯米炒熟后磨成的粉，一般贮存在陶罐里。吃的时候，打开密封的陶罐，用勺子舀半碗，加糖兑开水搅拌均匀。这是一种技术活，开水加多了稠稠的，加少了不均匀，真难为了没有干过活的奶奶。每天晚上睡觉前，奶奶总是先把水烧开，灌进开水瓶里。凌晨起床后，摸索着点亮煤油灯，把糯米粉拌好，再叫我起床，吃完了去放牛。奶奶从小生活在城里，是大家闺秀，出嫁时有丫环陪嫁，喜欢看书，还爱抽烟。和爷爷一样，一辈子没有干过农活。那时，父亲每次外调回家，都会在给爷爷奶奶带烟的同时，买上一本书给奶奶看。父亲应征入伍时，我尚未满月。欢送新兵的当天晚上，赵李桥区大礼堂被挤塌，父亲的腿也被砸断。伤愈后，无法再去部队，也从事不了体力劳动。后来，上级领导为照顾他，让他参加外调。一大家子人吃饭，仅母亲一人在农村干农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只能过早地参加集体劳动，下田插秧、放牛挣工分，补超支的窟窿。
随着弟弟妹妹慢慢长大，我把放牛鞭交给了弟弟，结束了放牛伢的生涯。但儿时放牛时的场景，却像电影一样，时常在我的脑海里萦绕。说实话，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无惧风吹雨打、寒风刺骨，起得最早，活动范围最广，最天真无邪，最自由浪漫、无拘无束，最吃苦耐劳，最具有责任心的群体，可谓是放牛伢。他们相互之间，没有猜疑，没有世俗，没有功利，也不受上代恩怨的影响，只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原始、朴素情感和童真。
“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当年的放牛伢因打拼和外嫁，天各一方，也都做了爷爷奶奶。但是，我却始终无法忘记，那天真烂漫的放牛伢生涯。虽然，她像燃过的美丽烟火，不能重新绽放，却永远在我的记忆里闪烁。而那种骑在牛背上一路向前的感觉，一直引导着我在生活中体验成长的艰辛和快乐，在追寻中领悟和反思人生，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