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安悲歌 
这个人死了好多年了。他是我的战友，也是同乡，我们一同入伍，他却在入伍一年后，非正常死在了大兴安岭。他姓康，死那年仅20岁，花季年华的士兵凋谢在从戎戍边的边城。
小康是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人。1958年根据上级指示要在平山县境内修建岗南水库，水库的选址洽在西柏坡村。
这西柏坡乃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最后一个战地指挥所，是党中央所在地。毛主席、朱总司令在这里指挥了著名的平津、辽沈、淮海三大战役。因为这个原因，上级决定将西柏坡村整体迁移至十几里外的新址。
小康那年15岁，也随村民迁走了。小康的祖父是抗战时西柏坡村的老村长；父亲也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1962年小康高中毕业，与我同时从城里和县里参军。我们两家相距百余里。那年月，高中生当兵的还较少，都是小知识份子嘛，我觉得我们有共同语言，很说得来。
小康是根红苗正的兵，在那个讲阶级斗争“唯成分论”的年代是很吃香的。刚当兵时他比我能干，虽然我们同是上了12 年学的高中毕业生，但他是老区农村长大的，比我有体力，能吃苦，入伍半年以后，我们双双被评上了“五好战士”。
小康是我们一帮战友中唯一结了婚的人。入伍前他在父亲的搓合下，与父亲同事的女儿搞上了对象。及至入伍前，父母又催他结了婚。蜜月没过半，就与我们踏上了北去的军车。
北去的军列穿过华北大平原，出山海关，又在松辽大平原上蜿蜒前行，整整走了四天四夜。到了沿途的大站就在兵站吃饭，吃完再走。
晚上透过“闷罐”车的小窗口，可看到天上的星光和远处黑黝黝的山影。离家乡和亲人越来越远，加上旅途的孤寂使我们彻夜难眠。我推了推躺在身边的小康，他也没睡着，问我干什么？“你怎么那么早就结婚了？”“我父母催得急，我也不好违抗。”“咱是特种兵，你这一走五六年，媳妇能熬得住？”“我相信她会等着我。”
后来，我才知道他媳妇叫桂英，是村供销社的一个营业员，那一年才17 岁。桂英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美女，明眉大眼，高挑的身材，红扑扑的面庞，她在柜台前一站，立马就会吸引许多年轻小伙子问这问那，人们不为买东西，只为能看她几眼，说上几句话。
供销社的小卖部由此变得异常红火。小康娶了这么漂亮的媳妇，村里人的闲话也多了。桂英可不管那套，上班好好工作，下班侍奉公婆，操持家务。虽然丈夫当兵去了，一家人倒也和睦亲热，其乐融融。
小康是个直性子人，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高兴时他会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不高兴时兴许一天不说一句话。但不管高兴不高兴，只要你一提桂英，他就来了精神。也难怪，他毕竟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媳妇，而且蜜月没度完就“千里赴戎机”了。怎么不让他惦念远方的妻子呢？这是我们这些没有结婚经验的毛头小伙子所难以理喻的。
小康又是一个肚里存不住事的人，他愿与人共同分享他的感受，不管是美酒还是苦酒。当没人在身边时，他会从小挎包里掏出一个圆圆的小镜子，镜子背面镶着桂英的照片：低眉浅笑，脸蛋上一边一个“酒窝”。如果被别人看到这一情景，他也不藏匿，而是很大方地把小镜子递给你，“看看吧，这是俺媳妇！”言语中充满自豪和满意，意思是让你共同品味和分享他的甜蜜和幸福。
那时，铁道兵在边远地方修铁路的生活是单调而枯燥的。吃完晚饭，劳累了一天的战士们没有电视看，连收音机的信号也不好，只有借着军帐里微弱的马灯灯光看书看报。一阵疲劳乏累的感觉向人袭来，战士们一个个手拿书报，合衣而眠，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而小康则不同了，他会在别人入睡后，悄悄拿出爱人的信一遍遍地阅读，仿佛咀嚼着一枚橄榄，越嚼味越浓。有一次我半夜起来小解，发现他还在灯前读信，就悄悄凑了过去，他也不回避，就让我看了他妻子的情书。信写得工整，字迹也娟秀，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少妇对戍边夫君的惦念和思恋。
我觉得他们真是天造地配的一对儿，他们是那样琴瑟和谐，相亲相爱。第二天我把小康看情书的事说给别人听，大家都来了情绪，一致要求看这封情书，小康小心翼翼地从挎包里一本厚书中取出，大家争相传阅，共同分享他的快乐。
后来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小康的情书成了大家的精神食粮，他先看，然后大家传看。一帮百无聊赖的士兵，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背景下，就做着这样令今人难以理解的事情。
后来，这事儿又有了发展：小康给媳妇的情书也必须让我们过目。我们还给连部的通信员下了一道死令：“小康的书信在没给大家看前不准盖三角免费邮戳，否则拿你是问！”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蛮不讲理的：公民有通信自由，有维护个人隐私的权力，人家的情书凭什么让别人看呢？但在那个年代，我们并不认为这样的行为有什么不妥，连他本人都不介意；小康说那有什么，我是过来人，将来你们都会有这一天……。
事情的发展还在不断升级：当一帮青春勃发的年轻士兵，在深山老林里施工，男人是军营的一统天下，有时一年也看不到一个女人，在感到缺乏异性刺激的情况下，就会三五成群地凑在小康的身边，提出这样无理又无耻的要求：“小康，讲讲你媳妇的事儿，讲讲洞房之夜那事儿……”
事情到了这份儿，小康又装糊涂了：“什么事儿，我不明白，你们要听什么？”“好你小子，耍滑头！”于是大家一拥而上，格肢他，让他难受。等他求饶了，才吞吞吐吐说出来，大家津津有味地听着，分享着那语言带来的刺激，想入非非地勾划着那一幕幕难以言表的画面。
记得有一次，小康可能心情不好，不愿回答别人的提问。大家不依不饶，最后竟然把他裤子扒掉了，弄得他大喊大叫。指导员严厉制止了这种恶作剧。晚上点名时，带头的几个战士受到指导员的点名批评。
当然，大部分时候大家还是处得很好的。每逢星期天，小康都要给远方的妻子写信。他带着马扎儿，孤身来到密林深处，坐在一棵刚锯倒的大树树墩上写情书。
听着林中的鸟鸣和虫叫，望着一碧如洗的蓝天白云，小康思绪万千，疾笔如飞，一串串充满激情的诗意的话语写在信上，有时竟写十几页之多。当我们要求看情书时，他会卖“关子”：“别白看，你们每人剥两张桦树皮给我，我就让你们看。”
于是大家就从林中找那种直溜的，没有什么节疤的桦树锯倒剥皮，这样几个人凑上十几张桦树皮做为交换条件，就能看到那封声情并茂催人泪下的情书了。当然大家奉献的十几张桦树皮就成了他下次写情书的信笺纸了。
在那段日子里，虽然大家都没见过桂英的面，但大家都认为桂英是咱们大伙的媳妇，见了小康差不多都是那句话：“咱媳妇来信没有？别忘了让我看……”或是“给咱媳妇写信没有？别忘了让我看……”就这样，他的媳妇成了大家的精神“调济品”。
秋天过去了，初冬已经降临大兴安岭。这时是1963年10月份。一段时间，桂英没来信。小康的脸色由春意盎然也变得如秋风冷雨般萧瑟而铁青，话语也少了。只是常常一个人钻进密林中，在他常写情书的那个大树墩一坐就是半天。有人看见他偷偷翻阅过去的情书；有人看见他拿着那个有桂英照片的小镜子发呆，人们不敢再和他开玩笑，人们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那天我们正在吃晚饭，通信员送来一封他的信。我们清楚记得，桂英媳妇有三个月音信绝无了。刚扒拉了两口饭的小康扔下饭碗，一个人躲到密林中去了。
有人看见他借着朗朗月光看信，看着看着，泪流满面；还有的说，他看完信就把信纸团成一团，放进嘴里吃到肚里去了……
当他这晚回到帐篷时，已是子夜时分。人们早已入睡，谁也没注意到他的情绪变化，也没有人敢提起看“咱媳妇的来信”。
第二天清晨，吃过早饭，大家排队上工去了。这天又逢小康值日。他把全班的饭碗、面盆洗刷干净，又把全班12个人的被子叠放整齐，搞完内务就失踪了。
按当时规定，做值日的战士可比别人晚到工地半小时，然而大家这一天恰恰忽略了这一点，直到中午收工回来也没见他人影。班长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汇报到连部。连长、指导员一听就急了，中午饭都没心思吃，命令两个班，立即出动沿各个方向搜山。
二十几个人分成6个小分队在各处搜寻。直到太阳快落山了，连长的步话机中才传来二班长的声音，在 15公里外的西南山坡上发现了尸体。我和连长、通信员、司号员等一行五人立即赶往出事地点。
大兴安岭的第一场初雪，把大地覆盖得一片银白。经过近两小时的急行军，我们赶到了现场。只见在密林的边缘上有一棵孤零零的“歪脖树”，树上吊着小康的尸体。我们从远处看到一身草绿色军装的小康，映衬在蓝天白雪之中，犹如一位长途跋涉的旅人靠在树干上小憩。我的心脏一阵紧缩，砰、砰地跳个不停。我们几个人在连长的指挥下，七手八脚解开歪脖树上的背包带，把尸体平放在雪地上。此时，我们不由得泪流满面。
大兴安岭的初冬，白天气温也在零下二十来度，尸体早已僵硬，估计死亡时间已有五六个小时。我们几个人把他背下山来，在下山的路上我们无比的悲痛：今天早上还在一起吃饭的战友如今已成僵尸！
按照连长的安排，尸体暂时停放在一座废弃的铁工棚里，门上加了锁。意外死亡的事故逐级上报，很快，铁三师保卫处的干部、法医当晚就赶来了，指导员让我陪同他们连夜验尸。我战战兢兢地打开铁工棚房门，举着马灯。法医认真检查了尸体全身，又在脖子上的勒痕处用手按了按，还测量了口型的尺寸，从而做出了结论：排除他杀，自缢身亡。
小康的意外死亡，震动了全团官兵。人们再也看不到那个心直口快、面目清秀的“高中兵”了，每念及此，我们都会悲从中来。由于等待家属前来处理，尸体一直在铁工棚里放了多日。
在那几天，晚上值勤站岗成了问题，停尸房就在营房附近，胆小的战士就不敢站岗了。有一天半夜有风，把靠在帐篷外的扫帚刮倒，只听“唰——叭”的一声，值勤战士大叫一声“有鬼”，跑进帐篷，惊动了全班熟睡的战士，大家穿好衣服随他走出帐篷，按他指点的方向看去，一把扫帚仍躺在帐篷外。
此事第二天就汇报上去了。营教导员认为有必要在全连进行“无鬼”教育。他的理论逻辑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论者；唯物论者都是无神论者，既然无神也就无鬼。这样的教育整整进行了一周；白天上工，晚上上课或讨论。
一周以后，我连收到了小康父亲的电报：“惊悉我儿不幸身亡，不胜悲痛。但吾儿不才自缢，自绝于党和人民，实属可恶。请部队首长自行处理有关后事。谨致谢忱。”
这就是一个革命老干部对自己亲生骨肉意外身亡的态度，非但不来看望诀别，而且给儿子冠上“自绝于党和人民”，打入“实属可恶”之列，就太不近人情了。小康一不反党，二不反社会主义，何来“自绝于党和人民”？
在那个政治帽子满天飞的年代，人的死亡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因公牺牲，光荣伟大；二是因病死亡，稀松平常；三是自杀身亡，十恶不赦，死有余辜；大概小康就属第三类，这罪不可恕，连亲生父亲都要划清界线，并要违心地臭骂一通。
在那个人性扭曲的年代，人有生的权力，却没有死的自由，人是党的人，国家的人，自然就没有个人选择死的权力，你如若自尽，自然就成了“自绝于党和人民”，多么可恶而荒唐的逻辑！
接到他父亲的电报，连长、指导员又请示了团政治部，决定立即就地安葬。我们仍选择了小康走完人生20年最后时刻的那棵“歪脖树”旁，背后是高高的兴安岭，山下是流淌的额尔古纳河，“头枕青山脚踏河”，这应是小康安眠的绝好“福地”。
我们从大森林中砍倒一棵松树，加工成一块“墓桩”。经请示连长、指导员，在墓桩上既不能写小康“同志”，也难称其为“战士”，我用粗黑的毛笔写下了这样的字样：
1943年9月生 1963年10月卒 河北省平山县人
康×× 之墓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三师13团一营三连连部立
墓字写在刨光的松树树干的白色立面上，我们又在墓桩表面涂上一层桐油，以防雨水冰霜的冲刷。我们默默地脱下军帽，向自己的战友做最后的诀别。
在后来清理小康的遗物中，我们从他留下来的日记中找到了他自缢的答案：由于公婆对桂英的不满，更由于她的容貌超群，被比她大十多岁的供销社主任看中并被奸污。她苦不堪言，求死不得，求生不能，她写长信向自己的丈夫哭诉了这一切，却没想到丈夫不能承受……
在桂英得知丈夫先己而去的第三天，她也走上了不归路：人们在风雨过后的次日早晨，在岗南水库水面上发现了她的尸体。
多年以后，我回到了家乡，几个战友相约去平山探望小康的父母，才知其母早已亡故，父亲——那个革命性极强的老干部，也已双目失明，过着风蚀残烛的晚年。
我们不愿再提起往事，以免勾起老人辛酸的回忆，当我们问起供销社主任的下场，老人咬牙切齿地边说边用拐杖敲打着黄土地面：“报应啊，他害死我们家两口人，我告了，法院以破坏军婚致人死亡判他15年徒刑，现在还服刑呢……”
一段尘封的历史讲述着一段久远而凄美的故事；小康的死只是令人扼腕；他当时要是心胸宽一点，要是向别人求助或向上级反映，也许不会是这样悲惨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