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如今,我已在岁月的长河中奔向古稀,过往的流年,尘封的记忆,常在梦中重现,曾经历的点滴,如今回味着感触颇深。少时的坎坷经历,练就了我坚强的个性,无论遇到什么挫折,不灰心,不言弃,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


  我出生在皖北农村,距县城五十多里,是贫穷落后的偏僻湖地。小时候大多跟奶奶在一起,常听奶奶讲述我们家族曾经的“光辉”史。 


  听奶奶说,我曾祖父年轻时家境并不宽裕。曾祖父虽是升斗小民却古道热肠,对人热情厚道。曾祖母是河南侉子,随父母逃荒来到这里,曾祖父收留了他们。老人见我曾祖父善良耿直,便将女儿的终身托付与曾祖父,他们成了一家人。 


  曾祖母旺夫,自他们成亲后,事事顺利。曾祖父会做木工活,买了十八棵树打成棺材卖,赚得了人生第一桶金。有了养家糊口做手艺的本钱,日子逐渐好起来。曾祖母勤俭贤惠,持家有道,他们风雨同舟,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曾祖父母养育了五男二女,子女们逐渐长大成家。父亲这辈堂兄弟们十人,我父亲排行老七,弟兄们勤劳能干,家族从此兴旺起来。家业也渐渐多渠道发展,开了油坊酒坊,还从县城运盐送往乡下的小店铺。奶奶总爱忆当年的光景,说拉盐车的牲口膘肥体壮,身上的毛像抹了油。前面两匹枣红马并行,中间架辕的骡子脖上挂着铃铛。奶奶讲到这些时神采飞扬,感慨不已道:“一里路以外就能听到铃铛声响……” 


  有了经济基础,建房子置地是自然的。 曾祖父家房屋墙壁砌着一米多高的青砖,这在当时的农村显得很气派(一般人家都是土坯草房)。家里平时一两个长工,农忙时节便多雇些短工。家里家外分工明确,二祖父善于人际交往在外应酬,我祖父排行老五和其他兄长们侍弄着农田,我奶奶和妯娌们操持着家里的内务,家中农业副业同发展。一大家人住在一起,和睦相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奶奶还说那时乡下很穷,一般人家三餐的菜大多是酱豆咸菜,偶尔炒菜也不舍得多放油,只滴几滴油在锅里,菜不粘锅就行了。我们家有油坊,用撇香油的大勺子舀芝麻油,往菜上一泼,扑鼻的油香四溢…… 


  奶奶还告诉我,解放前,八路军工作组在家里住过一阵子,他们临走时要带我父亲参加革命工作。那时候父亲只有十五岁,是祖父母的长子,他们不舍得我父亲离开家去革命。1950年土改,被划为地主成分,房屋土地被分了,祖父母才后悔当初没让我父亲出去工作,因为家庭成分影响了父亲一生的发展。 


  父亲遗传了祖父母的优点,皮肤白晰,五官端正,一表人才,上过六年私塾,说话有板有眼,做事雷厉风行。家里人很宠爱父亲,听大姑姑说父亲小时候吃饭时,桌子必须摆在堂屋,一人独坐面朝南,慢条斯理地吃,一副少爷派头。 


  我父母的婚姻是在土改前定下的。外祖父是私塾先生,也是郎中,家境也相当不错。农忙时得雇人打短工,因此土改时被划为富农成分,也是剥削者。土改后,两家状况都不景气。外祖父母欣赏我父亲一表人才,又聪明识字,不嫌弃父亲家贫穷。1952年的春天,地主家的少爷和富农家的小姐终成眷属。 


  (二)


  父母亲结婚时,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了。原来的一个大家庭,分为若干个小家,每家日子都很艰辛。 


  两年后,1954年的秋天,家中添了我,境况更差。听母亲说,我最先会说的两个字是“吃、喝”,越穷越饿,越饿越能吃。我逮着吃的就愣撑,不知饥和饱,以致于吃坏了肚子……夜里,我的哭声吵醒了奶奶,她心疼得流泪,把我抱到她床上。父亲说我小时候吃的鱼最多,我祖父身体不好,父亲常常到家前面的池塘抓鱼给祖父增加营养,祖父抱恙在身,却一口都不舍得吃,把鱼都留给我,在那艰难的岁月里,老一辈对后辈的爱多么厚重。我父母亲上有老,下有小,既要照顾父母,又要养育子女,是多么不容易。 


  当年生产队识字的人不多,父亲上过六年私塾,也算是文化人了,在生产队当会计,但也难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后来大跃进时期,农民成了真正的“无产者”,不能在家里开伙,都到食堂吃大锅饭。我依稀记得,奶奶牵着我的手去食堂打饭,盛到碗里的是清水煮瓠子汤,大人都不想下咽,小孩子更不愿意吃,每到食堂吃饭,家人看着我就犯愁。 


  虽然当时我很小,但那时的感觉一直记得,整天懒懒的没劲,总觉得饿。每次去食堂打饭都盼着不再是水煮瓜汤,可希望总是落空。 


  父亲见家人生活难以为继,他辞去会计职务,去蒙城县和朋友谋划出路。父亲一去,久久不归,小叔便带着四岁的我,去蒙城县找我父亲。在途中我又累又饿,不愿走路,赖在小叔背上不下来,才十六岁的小叔背着我走上百里的路,他更累更饿,终于支持不住了,把我放下来歇息,让我自己先走会儿。可我坐在地上不愿动,小叔情急之下打了我一巴掌。我没觉得疼痛,只是鼻血流了下来,滴在胸前的衣襟上。我小时候就怕血,于是大哭起来。小叔带我到路边的河沟洗去血迹,又背起我重新上路。 


  1958年初秋,父亲为了家人的生计,跟朋友一起闯关东。那时北方的年景比我们这里要好一些,只要劳动能吃苦,不怕累就有温饱。父亲先在佳木斯糖厂谋得一份工作,可是那里的工资低。父亲为了多挣点儿钱养家糊口,先后换了好几种工作。后来听说煤矿下井工人挣钱多,他不顾下井危险,辗转到煤矿当了采掘工人。从此,劳累、危险伴随着漂泊他乡的父亲。


  父亲每月的辛苦钱,只留下够他生活的费用,其余的都寄到亲戚家,再由亲戚转交给母亲,因为我们为了生存投亲靠友,居无定所。那时粮食紧缺,母亲托人只买到点儿豆类,仅够一岁多的弟弟吃。弟弟瘦得皮包骨,两只大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眶里。后来,我们全家去了东北,我在电影《烈火中永生》中,看到小萝卜头时,就会想起大弟弟当年在老家时瘦弱的样子,细细的脖子支撑着大大的脑袋,一双深陷的大眼睛。


  (三)


  记忆在心底,想起我流泪,那一幕幕不是我编织的梦,那么小的我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是饥饿定格了我四岁的记忆。 


  母亲带着一岁多的弟弟生活艰难,无法顾及我,我只好跟着奶奶辗转在亲戚家,“打游击”混口饭度饥荒。亲戚家是贫下中农,比我家境况要好,不用背井离乡,但也只能维持自家的生计。家里一下子添了两张嘴,真的不堪重负,但碍于面子,只能囊着鼻子吃我这棵“葱”了。 


  那时最好吃的就是红薯了。可是亲戚煮的红薯是给奶奶吃的,我只能吃胡萝卜。以前的胡萝卜很小,是黄白色的,一股辣蒿味好难吃,没有现在改良过的甜脆。看着奶奶吃红薯,我吃胡萝卜如同嚼蜡。奶奶看着我眼巴巴的馋样,她吃红薯也难以下咽,但又不好明着给我吃,只能趁着亲戚不在跟前,把红薯塞到我嘴里。我逮着那细长的红薯,一口咬下好长一截,嘴里塞得满满的,都无法咀嚼了。突然亲戚过来了,我慌得忙吞下,噎得我喘不过气来,奶奶忙为我捋胸拍背,好久我才缓过来。 


  夜晚,我和奶奶睡在土坯围成的地铺上,里面放了一些草很暖和。趁着亲戚睡着了,奶奶悄悄地去找红薯给我吃。房梁上垂下一根绳子,下面系着一个树杈做钩子,装红薯的篮子就挂在那树杈上,奶奶踮着脚够了一个红薯,又蹑手蹑脚地回到地铺。 


  我和奶奶钻在被窝里小声说话。奶奶轻声对我说:“没有熟的了,都是生的,慢慢嚼,小点声儿,别让人听到了。” 那晚的夜,好静,好静,静得连我和奶奶的呼吸声都听得到。我轻轻地嚼着,发出轻微的“咯吱咯吱”声,我紧张得心怦怦地跳着。我担心被亲戚发觉,想快点儿吃了红薯,可又不敢大口咬使劲嚼,怕声音太响……红薯真好吃,没有怪味,只有甜,一直甜到心里,甜到如今……红薯依然是我的最爱,只要闻到烤红薯的味,就会想起当年奶奶给我“偷”红薯吃的情景。虽然现在的胡萝卜品种改良后好吃了,但我看到胡萝卜,胃里还似乎泛起一股辣蒿味。


  后来,奶奶为了减轻亲戚的负担,又去了她的娘家。那家人有当村干部的,日子好过些,可是奶奶不好意思带我去,把我一个人留在原来的亲戚家。正值春荒季,我一个人在那儿感到孤独无依。亲戚家没有柴烧,只好烧铺床的高粱秸秆。秸秆是用细麻绳绑在一起的,才四岁多的我没有力气,无法扯断床笆,亲戚斥责我不好好烧火。我小声说拽不开,便让我去堂屋拿刀来砍开。


  我来到堂屋,看到菜刀在做隔墙的笆箔上,刀把插在笆箔的横栏里,我向下拽刀把,拽不下来,想跷起脚往上拔刀,可是我太矮了够不着。这时亲戚大喊:“快把刀拿来!”我一急,也顾不得找凳子踩了,就跳着用手向上顶刀把,一次不行,我又猛跳了几次。刀被顶得向上一蹿,又朝着我的脸落下来,我本能地向左转脸,刀落在了我的右肋骨上,削去了一块皮肉,又“哐啷”一声掉在地上。好奇怪,当时并没有出血,只看到伤口是白色的,像花生米那么大,疼得我直吸气,也不敢哭。 


  我捂着伤口去厨房继续烧火,不敢声张。也不记得过了多少天,伤口才愈合,留下了一个像小花生米般大小,凸起的疤,至今这个疤痕仍清晰可见。我五十一岁那年,有一次和父母叙旧,说起了烧火的事,我掀起衣服把疤痕给父母看,他们才知道当年所发生的一切。母亲有些内疚,泪眼婆娑着说:“当时我只想你有口吃的能活命,哪想到你能受那么多的委屈啊……” 


  就这样,我熬过了春荒,活了下来。感谢亲戚在那艰难的日子里收留了我,当年的照顾之情,度命之恩,我永生难忘 。 


  (四)


  在寒寒凉凉的日子里,我经历的事越来越多,记忆也越来越清晰。度过了春荒熬过了夏,奶奶把我送回母亲那儿。我们没有自己的家,住在奶奶娘家生产队的炕房里,那是烤烟的炕房,离村庄很远。炕房里面地势很低,进去就像钻进地窨子一样,我个子矮小,进出时得爬下爬上。炕房虽然不是我自己的家,可是我和母亲在一起心安理得,感到很踏实。 


  母亲带着我和弟弟,生活越来越艰难。我连胡萝卜也吃不着了,母亲只


  好去地里捡胡萝卜缨子煮着吃。胡萝卜缨子又苦又涩,嚼着很费劲。当时,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粮食紧缺,母亲攥着父亲寄来的钱买不到粮食。弟弟才一周岁多,不吃菜叶子,母亲四处求人买粮食,只买到点儿黄豆,仅够弟弟糊口。母亲为了节省柴火,只好把黄豆装在小纱布口袋里,连袋和胡萝卜缨子一起煮。 


  有一次,我正吃着胡萝卜缨子,突然发现了一粒豆子,我对母亲说:“我碗里有个毛毛的豆子。” (毛毛是弟弟的乳名)母亲看看我说:“豆子是从袋子里漏出来的,盛到你碗里了,你吃了吧。” 我说:“豆子不是我的,是毛毛的,我不吃。”于是,我把那粒豆子捏到弟弟碗里。后来母亲一提起这事就说我:“就你性格倔强,让你吃了那个豆你不吃,你不挨饿谁挨饿?”每每想起这件事,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当时自己那么小,那么饥饿,食物该有多大的诱惑啊,我怎么会有那么坚强的毅力,克制着不吃呢?几十年来,我依然保持着当年的个性,不属于我的东西,我绝不会贪恋。


  后来,胡萝卜缨子也没有了,母亲到处寻找着能吃的东西。有一天,母亲看到池塘边有许多蛙卵,便捞一些回来煮熟了充饥。母亲看着碗里的蛙卵,又瞅瞅面黄肌瘦的我和弟弟,她很纠结,既舍不得吃这“好东西”,又不敢先给我们吃。最终,母亲决定自己先试吃,她吃了若没事再让我们吃。我可怜的母亲,她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儿女,冒着生命危险,吃了那碗蛙卵,她吐得昏天黑地,不省人事……天佑善人啊!母亲的善良感动了天地,她活过来了,我和弟弟才得以生存。事后听人说,母亲吃的可能是癞蛤蟆卵,中毒了。 


  我饿得浑身无力,似乎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一天,母亲又出去找能吃的了,我在炕房门口饥肠辘辘,眼巴巴地等着母亲回来。突然,一股从来没有闻过的香味儿飘过来。那香味太诱人了,我打起了精神,情不自禁地顺着香味儿移动着。香味引我来到一处冒着烟的地方,那里好多人围着躺在地上的牲口,人们用刀割它们的耳朵、尾巴等。原来是牲口棚发生火灾,牲口被烧死了,皮毛烧焦散发出的味那么香,连空气都变得香喷喷的,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在向我招手,好像在提醒我,没有刀,用牙咬!我多想上前啃一口,尝尝那诱人的美味啊,可是哪有我的份?我根本无法靠近,能闻到牲口皮毛烧焦的香味我已知足了。


  我退休前是一名小学语文教师,每当给学生讲《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文时,我入情入境,声情并茂。文中的小女孩儿痴痴地望着橱窗里烤鹅的情景,我似乎身临其境,仿佛那小女孩就是当年的自己 ,我难以克制自己的情感,心里酸酸的,双眼不由自主地模糊了…… 


  (五)


  我时而忆起小时候曾经历的苦难,对自己说忘了吧,可是,那些往事早已刻在灵魂深处,又怎能轻易忘得了?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在饥寒交迫中熬到了上个世纪六零年初。那时我也许是饿愣了,整天傻傻地发呆,终日无语,有气无力地待在炕烟房里。总想着啥时候能填饱肚子呢?没想到幸福悄悄地降临了。 


  一天上午,我和弟弟两人在家。忽然,有一穿着黑大衣的高个男子,站在炕房门口向里面张望,随后弯腰进来了。啊!是父亲,我万分惊讶。父亲问:“你还认得我吗?”我没有说话,只是点点头笑了,这可是久违的笑,发自内心的笑啊。不一会儿,母亲回来了。父亲看着黄皮寡瘦的我们,一时间相对无语。后来听父母亲商量着,要尽快离开这里,母亲便去亲戚家接回了奶奶。 


  当天下午,我们一起去了县城的大姑家。大姑是父亲的堂姐,姐弟好几年不见,彼此嘘寒问暖,倾诉着别离之情。傍晚,父亲的五堂哥也来看望我们,他们谈论着生活的艰难。当父亲说到要带着我们北上的话题时,他们都压低了声音。我们一行五人,买票要凭证件,只有父亲一人有工作证,我和弟弟年纪小不要票,奶奶和母亲的票不好买,因此我们北上困难重重。 


  正说着,有人来了,姑父示意父亲回避。客人离开,话题又继续,好像在谋划着一次秘密行动一样。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政府不允许有劳动能力的人外流。万一北上的消息泄露,父亲此行就前功尽弃,或许父亲也会被留下,我们还得在饥饿中煎熬,大家的神情都很凝重。


  父亲回来时带了一些粮食,他要把带的米面拿出来做晚饭,大姑说家里饭都做好了,说我们北上路途遥远,让我们把粮食带着留路上吃。从父亲回来,我才算吃到了真正的饭,感觉有精神了,浑身也有了力气。和父母在一起的感觉真好,吃在一起,待在一起,感到特别温暖踏实。 


  我们在大姑家住了一宿,父亲与姑父彻夜长谈。看着大人们的神色,可知此行不易。奶奶和母亲有顾虑,让父亲自己回东北,说宁愿在家挨饿受冻,也不愿拖累父亲。父亲却显得很乐观,说总会有办法的。在那万分艰难的日子里,一家人相亲相爱,相依为命,那浓浓的深情,让我感动。 在人生的旅途上,谁都会遇到困难挫折,有的人会知难而退,选择逃避。可是父亲敢于面对,迎刃而上,勇敢前行。在我心里,父亲是坚强的,伟大的,无所不能的! 


  (六)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逃难的多。政府为了安定,控制人员外流,每个车站及码头都有工作人员巡查,拦下后就遣送回原籍。为了躲避拦截,父亲带领我们舍近求远。绕道走水路坐轮船,具体途经哪些城市我不清楚。只记得票不好买,一路很艰难,只是后来偶尔听到父亲和别人唠嗑,说过“裕溪口,营口……” 


  有一天,我不记得是在哪个码头,父母亲去买票了,来了几个工作人员,非得让我和奶奶跟着他们走,把我们送到了一个拥挤不堪的地方,那里的人头攒动,男女老少都有,四周用绳索围着。我和奶奶挨着绳索围栏站着,奶奶唉声叹气。我哭着张望着,盼着父母亲来找我们。许久,我看到了父亲的身影。我和奶奶大声呼喊着:“俺在这里,在这里!”父亲看到了我们,向我们摆摆手,然后向维持秩序的人走去。不知父亲跟工作人员说了些什么,反正父亲以他的真诚说服了他们,我们没有被遣送回去。 


  来到码头,我看到水面上有一座座“大楼”,感到很新奇,父亲告诉我那不是楼,是轮船。我们登上了大客轮,我和奶奶挤在一个铺位上。我第一次坐大轮船,兴奋得睡不着觉。夜里,我趿拉着奶奶的小尖鞋(奶奶是缠过足的小脚)去上卫生间,我刚到池边站好,突然“哗”的一声水响,吓得我往外就跑,一抬脚,一只鞋掉进便池被水冲走了,害得奶奶只好把那只脚用布裹起来。后来父亲告诉我才知道,那是水自动冲刷厕所的声音。


  在轮船上坐了多久我不清楚了,只记得下了轮船又去坐火车。站台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人们有的扛着行李,有的背着包裹,焦急地等待着火车。不一会儿,火车头拉着一节节绿色车厢,好似一条青龙呼啸而来。还没等火车停稳,人们便像潮水一般涌向车门。好在父亲当时年轻力壮,他把弟弟裹上棉被背着,又用绳子固定好。父亲冲进人群,挤到车厢门口,先把奶奶、母亲推上车,然后一手抓住车门旁边的扶手,另一只手抱起我,纵身一跃登上火车。汽笛长鸣,火车徐徐开动,车厢里的人水泄不通。父亲放下我,我被夹在大人们的腿旁动弹不得。火车“咣当咣当”地飞驰,我感觉车厢宽松些了,跟着父亲慢慢往车厢中间移动。父亲给奶奶找到了座位,我和弟弟都挤在奶奶那儿摇晃着。 


  后来又几经辗转换乘火车,哪些车站我已然不记得。总之,我们一路舟车劳顿,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父亲工作的山区煤城,开始了新的生活。


  (七)


  我们住进父亲事先备好的房子,一大一小两间房,大房里有个热乎乎的炕,小房烧火做饭。我有家了,再也不会居无定所,寄人篱下了。房子虽然不大,可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多么幸福温暖啊。 


  父亲给我们入了户,有了城市户口,吃上了国家供应粮。那时成人每月供应27斤粮食,小孩根据年龄大小定量,父亲从事煤矿井下工作,每月定量47斤。粗粮多,细粮少,面粉、大米按比例供应,粗粮有玉米面,高粱米,玉米碴子。父亲上班劳累,母亲把细粮留给父亲和奶奶吃,我们喝玉米面粥。母亲把玉米面粥熬得很稠,一碗粥我一鼓作气就下了肚。我被饿怕了,勺子把碗刮得滋滋响,碗里不留一丁点儿粥的残余。父亲笑着对我说:“锅里饭多着呢,吃完再盛,饭管饱……” 


  北方的冬天白茫茫一片特别冷,平常零下二十几度,最冷时达到零下三十多度,甚至接近零下四十度。当地人冬天待在屋里习惯了,我们刚从南方来,老在屋里嫌憋闷,于是,我和奶奶冒着严寒上街了。 室外太冷了,我呼出的热气在眉毛、睫毛上结了霜,成了白眉黑眼玉睫毛了。我唯恐眼睛被冻上,使劲地眨着眼睛。西北风呼呼作响,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耳朵冻得像猫咬似的。我和奶奶去了商店,店里正中央取暖用的大铁炉子烧得通红,真暖和。旁边一条长板凳上有人坐那烤火,我和奶奶也坐在炉旁烤起火来。 


  我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进进出出的顾客,沉浸在温暖快乐中。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喊:“有糊味,谁的衣服被烤糊了!?” 我低头一看,大吃一惊,真糟糕!我棉衣的口袋已被烤得焦黄了。这是爸爸前几天才给我买的呀,那是件红底黑格漂亮的翻领棉袄。我既心疼,又怕父母批评,我一手捂着烤糊的衣兜,一手抹眼泪……奶奶哄我说:“回家我把棉袄补好,你爸妈看不出来……” 


  有一天,我和奶奶又出外转悠。走到大食堂旁边,奶奶突然停下了脚步,盯着食堂前面看。我顺着奶奶的目光看去,哦,有一座小小的冰山,(那是食堂厨师们,把洗菜洗碗水倒在雪堆上结了冰,日久形成了小冰山)那晶莹剔透的冰上有一些羽毛和一个个红肉球,好像冰山上盛开着永不凋谢的花,那么红,那么艳。奶奶说:“这好好的鸡胗怎么扔了?真是糟蹋东西啊!”说着就靠近了小冰山,想把那诱人的“红花”采下来,可是冰太硬无法取下,奶奶看着红肉球束手无策。突然奶奶说:“咱们快回家。”拉着我急忙往家走。 


  回到家,奶奶说起看到的鸡胗,父亲听了皱起眉头说:“现在我们吃得饱,穿得暖,人家扔的东西咱不要捡,不然人会笑话咱的。”奶奶又使眼色给母亲让她帮腔,母亲轻轻摇了摇头。我想帮奶奶,可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也不敢说。午饭后,父亲上班去了,奶奶还是要去把鸡胗抠下来。母亲说:“你儿子是要面子的人,知道了会生气的。” 奶奶坚决地说:“咱们咋活过来的?又不是去偷东西,丢啥人?生啥气?”奶奶又带着我,拿着菜刀,去了食堂那儿。那冰晶似的小山很滑,奶奶弯着腰,小心翼翼靠近了凝固在冰上的红花,举起菜刀“噼里啪啦”连敲带砍,把那一个个鸡胗撬下来。 


  回到家,母亲担心父亲生气,不敢做着吃,奶奶说:“这是好东西,扔了就可惜了。你炒熟咱们吃吧,不让他知道。” 我忙不迭地抢着说:“好啊,好啊,我们偷着吃,不让爸知道。” 母亲去厨房收拾鸡胗,好一会儿,母亲终于端出了炒熟的鸡胗,一股香味儿迎面扑来。奶奶说:“赶紧吃吧。”我迫不及待地夹起一块放进嘴里,哎呦,好烫!真香!肉质脆脆的,有嚼劲,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品尝到这么好吃的美味。 


  我正吃得津津有味,突然觉得不对劲儿:奶奶和母亲她俩怎么都不动筷子?我还以为他们害怕父亲知道生气呢,就说:“趁爸不在家,咱赶快吃完。” 母亲瞪了我一眼说:“小丫头,就知道吃!”我小声嘟囔着:“不是说好的吗?……” 奶奶、母亲夹着鸡胗,似乎有千斤重,久久送不进嘴里……她们的眼圈红了,我也似乎明白了,这美味她们怎么舍得都吃了呢?


  (八) 


  温饱的日子过得真快,不经意间一年多过去了。到了1961年夏季,小叔也从关里老家来了。人口多,房子小,住不下了。于是父亲在电影院西边买了一处大房子,一共四间,还有个大院子,坐落在定国山山坡上。我们和奶奶住三间,小叔住一间。 


  我们所在的煤矿地处山区,一排排房子依山而建,马路随着山势起伏。我家地势高,视野开阔。沿着院门前小路往西走,翻过山梁,一直下去就是水库。房东边的路宽些,来往行人很多。路旁有个水源管道的阀门井,是用混凝土修建的,上面的圆形井盖很大,是大人聊天,孩子玩耍的好去处。 


  1962年秋,我在矿二校报名上学了。学校很大,一条马路把校园分为两部分。校园里有三个操场,操场上分布着单杠,双杠,篮球场,跳远沙池等,在那个年代,体育设施算是比较齐全的了。教室都是砖瓦结构的,窗明几净,采光很好,是一所很正规的矿工子弟小学。 


  那时候东北人看不起我们关里人。刚上学时,我很少说话,因为我说的是家乡话,怕同学嘲笑我不会说东北话。当地人说话翘舌音多,我有时字音分不清。有一次,老师让我们买作业本,当时写数学作业的本子叫“算草本”,他们说话儿化音特多,我把“草儿”听成了“桃”字, 回家让父亲给我买“算桃本”,害得父亲跑了好多商店都没买到。 


  转眼间到了冬天,那时物资缺乏,尤其是衣服鞋子,有钱也买不到。天寒地冻,我上学没有棉鞋穿,母亲怕我脚冻坏了,把我脚上包裹几层布,再穿上大人的单鞋,鞋前头都是空的,脚就像两只船。我嫌丢人,不愿意去学校,哭着说:“同学的鞋都没有我的大,这么难看。”母亲哄我:“去吧,你爸去百货商店找熟人了,过两天就能买到棉鞋了。”母亲送了我一段路,我鼓足勇气走到了学校,下课了我不敢出去活动,一直坐在书桌前,怕同学看到我穿的鞋。 


  万事开头难,后来几天都是我自己上学了。路上全是冰雪,一路上很难走,一不留神就会摔倒。大约有一星期,我就这样摔打着往返在家与学校之间。 


  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放学,西北风像吹哨子般呜呜作响,沙粒似的雪花迎面袭来,打在脸上生疼。我用围巾把头脸裹严实,只露出眼睛看路,小心翼翼地向前挪着脚步。突然,我“哧溜”一滑向前摔去,扑在一户人家铲起的冰雪堆上。那冰碴锋利如刀,我的下巴顿时鲜血直流,血滴在胸前衣襟上,立刻冻成一粒粒小血珠。我吓坏了,大哭起来,路上没人,我满脸血泪挨到了家…… 


  当母亲看到我血泪模糊的脸时,吓了一跳,为我清洗后,心疼地搂着我流泪。我又坚持着上了几天学,父亲求人终于给我买到一双棉鞋(当地叫‘棉乌拉鞋),我穿上了棉鞋不知有多高兴。如今,只要我触及下巴上那两厘米长的疤痕 ,当年摔倒的场景仍浮现在眼前。


  (九)


  我的第二故乡,双鸭山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与俄罗斯毗邻。这里的冬天特别长,雪从每年的十一月,伴随着我们到翌年的四月份。身处雪乡,儿时的雪趣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冬天在上学的路上,我们顺坡就势打秃噜滑,(方言,就是快跑几步,突然停下,身体会向前滑行)有时一不小心还会摔个仰八叉。一轱辘爬起来,仍旧跑着滑着到学校。同学们的眉毛、刘海、帽檐都是白的,贴近口鼻的围巾上也布满了白霜。 


  故乡的雪是有个性的,尤其是“大烟炮”刮起来“嗖嗖”直响,就像吹哨子似的。偶尔还会听到“刷啦”一声,雪花乘风撞击在窗户上,又打着旋拥挤在门前,少许玉屑会调皮地从门缝钻进屋里…… 


  有一次,雪整整下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家里的门被雪挤压堵上了,只能推开一条缝,就怎么也推不开了。后来还是小叔在外面用铁锹把雪挖开后,才把门打开。那场雪下得几乎齐腰深,雪后大人们忙着清理出行的路。孩子们在清理的雪夹道里团雪球,手冻麻了,脸冻红了,也不叫冷,拢起手哈哈热气,又喊着笑着,热火朝天地掷雪球打雪仗。还有的孩子拿出炉铲子,把大人堆在路旁的雪挖成一个个雪洞,然后便在粉妆玉砌的雪洞里捉迷藏,钻出钻进,嬉戏在雪的世界…… 


  雪下得越大,孩子们越往外跑。在下坡的路上,胆子大的男孩半卧在爬犁上,把一条腿拖在后面掌握方向,从上坡往下滑,风驰电掣般冲下来。喝彩声,欢笑声,此起彼伏……有时俩孩子坐在一个爬犁上滑,小点儿的孩子坐后面,搂着前面孩子的腰,前面的孩子两腿摆动着控制方向,稍不留神爬犁一打斜,孩子们便会滚落在雪地,若没受伤,再上爬犁。女孩虽然胆小,玩心也重,从家里拖出大板锹,坐在铁锹上,两手握住锹柄往下滑,锹柄一斜,身子一歪,便倒在雪地上,爬起来继续滑。摔破头戗烂脸流血是常有的事。那个年代,孩子多不金贵,都是大的带小的随性散养,不像现在的孩子像温室的花草。


  小孩子们滑雪,大人们滑冰。每到冬天,电影院门前的操场上便放上水冻成滑冰场。我们学校里的滑冰刀是向学生开放的,我和几个女同学借来滑冰刀,到冰场学滑冰。我们把滑冰刀绑在脚下,先在溜滑的冰上推着方凳滑,然后我们又互相拉着手蹒跚学步。“哧溜”,一个同学滑倒了,连带着大家倒在了一起,哈哈……哈哈……晶莹剔透的滑冰场上,飘荡着我们欢快的笑声。滑冰的大人们身轻如燕,有的猫着腰,身体前倾,两脚左一下右一下,贴着冰面舒缓地蹬着滑着。滑着,滑着,突然直起身子,单腿直立,张开双臂,瞬间又三百六度大转身在冰上划了个大圆弧,似乎在表演冰上芭蕾,冰刀削下的细碎白色粉沫在脚边飞溅,还有的两人拉着手比翼双飞……我们羡慕极了。 


  北方的冬天,无论下的是鹅毛大雪,还是玉屑盐粒样的雪都是爽爽的,即使在雪地里打几个滚起来,只要轻轻拍打衣服,雪便会抖落。尽管室外零下二三十度,孩子们还是会被雪的洁白纯净诱惑,打雪仗,团雪球,调皮的孩子们恶作剧,会把雪球塞进玩伴的脖子里,彼此用雪球还击着,雪成了孩子们快乐的源泉。


  黑龙江是我的第二故乡,浓缩了我少时美好的时光,留下了我美丽的念想。如今忆起昔日,无限感慨,童年本如歌,同样的岁月,别样的童年,昔日落叶飘零般的经历,淬炼了我坚韧的个性。无论在怎样的境遇,坚信着只要不放弃,没有过不去的坎,也恪守着做人不忘本,做事守诚信,见利不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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