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2473634219677.jpeg       这是老伴儿王子家的故事。

       如果说王家是鸭子场的一道风景,那二大爷就是这风景里的一座山。

  爷爷一共四个儿子,公公排行老三,上边有大爷,是一个精干的小老头,娶了一个可人的老婆,爱都爱到骨子里了。可这个大妈过门就是个病秧子,大爷一辈子靠着扎笤帚的手艺,挣点小钱,每天全身心地照顾有病的大妈,省吃俭用的也要给老婆炒两个菜,自己看着老婆吃。在那个年代的爷们儿中,大爷也算上爱妻的楷模,可大妈还是英年早逝了。

  排行老四的是老叔,在一辈子自命不凡的抱怨声中,在一辈子聪明的赞扬声中,在一事无成的悔恨中离开人世。

  剩下的就是二大爷,人称王二爷,比我公公年长三岁。这老哥儿俩的房子挨排着,所以我一到王家,印象最深刻的长辈就是二大爷。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进王家的晚上,一个中等个、宽肩膀、古铜脸、方下巴老年人在昏暗的灯光下走来,看起来大概六七十岁的样子。公公给我介绍说:“小泥儿,这是你二大爷。”我赶快向二大爷抬起头说:“二大爷好!”

       我盯盯地看着眼前这个老头,心想“还美其名曰五十多岁呢?说七十岁也有人信。额头上的皱纹就像一道道干枯的小溪,一只深陷的眼睛,在浓密的如同灌木丛的眉毛下闪着严肃的光,另一只眼睛像围在灌木丛中的一个深邃的洞,凹陷下去,黑暗得已经没有了光明。笨重的鼻子下,是一张男人宽阔端庄的嘴,嘴和下巴周围已被植被全部覆盖上,几乎没有多余的空地。这是一张含蓄着悲剧、愁苦和力量的脸。但是,却让人看一眼就难以忘记。

  二大爷的身体结实的像一座石碑,有人说他被马驹子踢一下就像被跳蚤弹了一下似的。说起话来洪钟一般,走起路来噔噔噔,连小伙子也追不上。那天二大爷手里还拿了一个长长大鞭杆,那双大手粗糙的像松树皮似的,每个关节就像排列的山核桃,谁要叫他轮上一巴掌,那可就是个满脸花啊!

  二大爷永远穿的是二大妈做的那种便服,立领,对襟,打口盘,再订两个大挎兜的布衫,冬天深色,夏天白色,春秋两色同穿,一直到去了天堂也不赶时尚,穿的还是这套衣裳。

  只要他一有空就会到公公家一坐,老哥俩聊聊。可大多数时间是两个人一起沉默,各坐各的一言不发。不了解的人以为是各想各的心事,其实这是他们特有的沟通方式,心与心的交融就在这不需言语的默契之中。

  先说说二大爷的事业,他从十九岁就定下了自己的理想——赶大车。一个晚上,爷爷问他:“老二你也不愿意念书,长大了能干什么呢?”二大爷马上回答说:“爹,我要赶马车!”爷爷没过多久,当真给他套了一挂马车,这一干就是一辈子。

  爷爷活着时家里日子还算富裕,家里就有拉不完的活,可临秋末尾,一场官司叫一个在当地大户人家一败涂地。家境好的时候二大爷是王家“专职司机”,无论公公从外地回来,还是送爷爷打猎、会友、进城,都是二大爷亲自接送。嫁姑娘,迎媳妇也是二大爷亲自“开着马车去。”平日家货采买都归二大爷管。二大爷说:“那时候真威风,高头大马挂着铃铛,好木头的车厢板子,长鞭上拴着红缨,老远的就知道是王家大马车。”

  后来,家境困难了,马车变卖了。二大爷送那几匹大马离家时,一整夜守着它,说着话,流着泪,依依不舍。二大爷说:“就是儿子上学,姑娘出嫁,老婆上路,我也没那么伤心过!”家境不好了,二大爷仍然专注他的事业和理想,给别人赶车,以赶车为生,养活一家人的生计。

  解放了,二大爷成了生产队的车老板,买种子,送公粮,队里送粪,外场拉脚,都是靠二大爷的马车。二大爷赶车,无论是自己的活还是公家活,从不用装卸工,一车的货,从装到卸全是自己一个人干。有时扛着200多斤的大麻袋,就像倒蹬几块砖似的。生产队长说:“大队直接赚了一个人的工分,王二爷可是咱村的宝贝啊!”

       二大爷马车赶得好,他把马当成自己的朋友,他说:“我懂得马的心思,听得懂马的话,那马也就能懂我的心思,听懂我的话。”这件事在当地传成神话。无论哪的马车一旦路过鸭子场,陷在路上泥里出不来时,人们都会说:“到鸭子场找王二爷去,一准能出来。”王老爷子一到,先和马说几句话,他是趴在马耳边说的,谁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马语?接着用鞭子捎抽了马的左腿,然后再抽右腿,调整好马迈步的先后和使劲的方向,最后一大鞭子抽在马屁股上,再大吼一声“驾”,只见马像接到冲锋的命令一样,“嗖”地一下,带着马车冲出泥潭,上了正道。每次车老板子上来感谢时,二大爷都装作不在乎地说:“没事没事,小事一桩,甭客气,走吧!走吧!”然后从自己的大挎兜里掏出一块布擦擦那只唯一一只能看见亮的眼睛。这成了他每做完一件事的标志,也可以说是习惯,只是那个手绢实在不敢恭维,更像一块大抹布。在他挺胸抬头地独自离开时,仍然是一脸的严肃,可脸上褶子里藏着的骄傲和快乐却自觉不自觉地溜达出来。

  二大爷是为了不起的车把式,但二大爷的爱情却是没有驾驭马车那么得心应手、顺风顺水。电视里流行演爱情片时,二大爷已单身二三十年了,用二大爷的话说:“我们那时哪知道什么爱呀,就知道娶老婆、睡觉、生孩子,”二大爷的情感世界却是荒芜的、粗犷的。他的婚姻是爷爷包办的,性格刚烈的他,年轻时就知道赶大车,赚吃喝,根本不知道对二大妈疼爱。稀里糊涂一下子生了一个姑娘四个儿子,六二年自然灾害时,大女儿出嫁了,二大妈照顾着一家五个男人的嘴巴和肚子。

  那个年代中国式的女人,男人就是天,二大妈就是在那样困难时候,每天晚上还是给二大爷汤壶酒,炒俩菜,可男人们粗心,谁也不知道二大妈一天到晚吃的是什么?每次五个男人吃完了,锅里连点米汤都没有了,二大妈就自己煮点野菜吃。后来,大哥考上大学,剩下四个男人,二大妈又总是怕饿着才四岁的老儿子,最后也不知道是野菜中毒,还是得了肝病,骨瘦如柴,肚子大大的,没想到,二大妈就这样被活活地饿死了。

  从此,二大爷的家没了女人,变得如同没有了瓦的房、没有了火的锅,充满凄凉。婆婆那些年来总是帮他家这些男人拆洗棉衣,缝缝补补。人们开始劝二大爷再娶个老婆,可这个钢打铁铸的汉子就是不答应,硬是又当爹又当娘。大儿子上了大学,自己娶了媳妇。二大爷又张罗给二儿子娶了媳妇,由于条件差,有人愿意嫁就行了,二儿子自己看上的可人也只能告吹,娶了手有点残疾的二嫂。

      自从二儿媳进了家门,家里有了女人,又有了温暖,可二大爷的心里总是冰冷的、黑暗的。晚上,只有在风雨交加的黑夜,当儿子们都睡了,他就一个人盘腿坐在小炕桌旁,打开那盏摇摇欲醉,昏昏暗暗的孤灯,一壶烧酒,几颗花生豆,三两条咸菜,一个人默默地喝着,在心里和二大妈说着话,不时地掏出那块当手绢用的破布,擦擦那唯一一只能看到天堂里的二大妈的眼睛。或许二大妈能听到吧,活着的时候二大爷可没这么好好和她说上几句话。

       大哥从大连工学院毕业了,拿回家里的几件白背心,上边印着“大连工学院造船系”后边还印着号码,明眼人一看就是打篮球球穿的背心,二大爷不识字,大哥分配工作走了,二大爷拿出背心说:“多好的背心,不就有两三个洞吗?这些败家的犊子玩应,不穿我穿。”他穿着印有“大连工学院造船系”的背心赶着大马车,招来很多围观的人,有的老熟人竟然开玩笑说:“王二爷,造船系的老教授,不开轮船,改赶大车了?”开始二大爷还不明白啥意思?说的人多了,每次二大爷就甩响大鞭子说:“不就一个破背心嘛,别扯犊子,别挡道,鞭子可不长眼睛。”一直把那两件背心穿碎,没人在敢当面说话了,可却成了一道风景!

  后来日子好过了,大哥接二大爷到城里享享福,二大爷兴高采烈地去了。一路上坐火车,是他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一路的风景让他兴奋不已,回来时和公公讲起来,只是兴奋地说:“好,太好了。”公公生气了,“就会说好好好,到底好在哪?一句也说不出来。”说完公公把脸扭到一边,屁股也调过去,给二大爷一个后脊梁。二大爷只是低头呵呵地笑。

  那时,大哥在江西九江市工作。每天二大爷自己买早餐,油条豆浆,他说:“那真是享福,过去地主也没这样”。

  可没多少日子二大爷回来了,他说:“城里呆不了,没有土路,看不到马车,干净的不知手脚放在哪?看不到老少爷们,憋的快发疯了!这辈子算离不开鸭子场了。”公公说他:“你这辈子是没出息了,有福都不会享。”二大爷嘿嘿地笑着,“知道什么是福了,知足啦。”

  二大爷还是个刚直不阿,黑白分明,敢打抱不平的汉子。大家口的时候,家里有哪个侄子、外甥不听话,爷爷就会说:“老二去看看,管管。”吓得晚辈立刻老老实实。他对自己的儿子也是说一不二,做了错事肯定跑不了挨顿胖揍。一次二哥和村里的人耍钱玩,被二大爷追得满院子跑,用铁锹好顿拍。逃跑后藏到小灰窖里,晚上,公公把他从灰窑里揪出来时都满身满脸都是黑灰,和黑人一样,不敢回家,最后还是被公公骂了一顿后送回家的。

  村里有个大情小事时,人们都会说找王二爷评评理。有人受了欺负也会说:“我会找王二爷来好好教训教训你。”文革时,村里有人陷害公公贪污工分,被关进牛棚,也有人动手动脚。在开批斗会时,二大爷拿个大鞭杆子,像座山似的站在前边,用洪钟般的声音吼叫着“告诉你们,要革命我不反对,毛主席说了,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谁敢动我弟弟一个手指头,我叫你们脑袋开瓢,不信就试试?”有了二大爷的保护,公公真是少受不少皮肉之苦。

  八十多岁时,二大爷终于像山体滑坡似的倒了下来,那次刚好我和王子回鸭子场,看到二大爷病得不轻,再三说服才把他带到沈阳。在大连工作的大哥在沈阳接的他,检查之后是严重的心脏病晚期,他的心脏比正常人的两倍还大。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二大爷,也是最后一次和他近距离接触。他依然穿着白色的便服白布衫,外边套着也是蓝色的便服布衫,两个大挎兜依然装着那块当手绢用的布,不时地拿出来擦擦那只变得混沌的眼睛。确诊之后,他坚决要回到鸭子场去,他说:“我不能像老三那样死在外边。”(因为我公公是死在我家沈阳)。

  回去不长时间,在一个打大雷的深夜,二大爷一个人悄悄地走了。几乎全村的老少爷们都来为他送葬。有人看到二大爷的遗容后说:“王二爷一辈子不笑,可死的时候是微笑着走的。”

  下葬那天也是瓢泼大雨,可葬期已定,不能推迟,村里的老少爷们冒雨来抬棺相送。被雨浇过的棺木越抬越重,上山的路泥泞的一泚一滑,走一步退半步,抬扛子的人从八个人加到十六个人,走起来依旧很艰难,二大爷的四个儿子不断地跪下来给送葬的人磕头,感谢大家。

  一路大雨,一路纸钱,一路哀歌,一路浩浩荡荡的队伍。二大爷在天之灵似乎看到了这一切,二十分钟的山路,走了三个小时,到了目的雨越来越小,下完葬之后远天竟出现一道清晰的彩虹。

  墓地上欢呼起来,“王二爷笑了”,“王二爷保佑大家”,“王二爷显灵了”,“今天送王二爷,算是送对了”。

  从此王二爷的故事,传遍了十里八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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