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站位看政坛局势变化
新中国的壮丽事业，使无数的爱国民主人士与共产党人走到了一起。六位副主席围着毛泽东主席一字排开，就如同一幅最生动的油画，深深地定格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自从党中央从西柏坡搬迁到中南海之后，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日夜工作，高效率地完成了组建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并且确定了国歌，国旗，国徽。剩下的就是开国大典的地点了。后来经过周恩来的反复调查权衡，决定放在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人同意了周恩来的方案。 从此，天安门，这座封建时代北京城的最高建筑，封建皇权的最高象征，将赋予它全新的意义，
建国典礼正式开始时间放在了10月1日下午3点。
可能很多人很奇怪，为什么不把它放在上午？原来这个阅兵定在什么时间，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反复考虑定下来的。当时主要考虑到防空问题。中央政府成立的时候，成都、广州、重庆还有国民党的飞机停留着，它的飞机有个作战半径问题，如果时间定早了，它轰炸以后可以返回去。选择下午3点钟，它要轰炸就无法回去。还有，当时国民党拥有的美制B-24轰炸机主要集中在舟山群岛。经过精密计算，如果时间放在3时之前，它轰炸北京之后，也能返回舟山岛。
虽然在北京的四周，早已布置好的高射炮群正严阵以待，我军飞行员穿上了飞行服，做好了随时升空作战的准备。但为了做到万无一失，还是认为放在下午比较合适。
时间虽然定在下午，但一大早，北京城里的30万老百姓从四面八方就汇集到了天安门广场。
这一天，为开国大典和阅兵式演奏的军乐队员们将在天安门广场站立6个多小时。早饭的时候，食堂特意给每个人加了一个鸡蛋，并对饮水进行了限制。时为联合军乐队队员的孟庆元回忆说，动员的时候要求大家少喝水，甚至不喝水，为了在天安门站的时候不要去解小便。
10月1日，风和日丽、秋高气爽。天安门广场，群众热情的欢呼声、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上午8时，人民解放军的受阅部队已经到达指定地点。到了上午10时，天安门广场上已经是人山人海。此时人们不断地打听：毛主席怎么还不上天安门呢？开国大典什么时候开始呀？
一大早就列队在北京饭店门前的199师的官兵们，有些坚持不住了，队列中不断有人晕倒。只好晕倒一个补充一个。由于没有正式通知阅兵时间，所以有的战士小便都尿到裤子里头了。
那么这时的毛泽东在哪里呢？
一般的老百姓不可能想象，这天毛泽东是清晨才睡觉的。当成千上万的人群涌上十里长街的时候，毛泽东却正在梦乡。
这些日子，他实在是太忙了，也实在是太累了。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马上要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有多少工作要做，有多少事情要处理啊。
据当时的卫士回忆，他是中午１点钟才起床的。他同往常一样，穿上了那套已经穿了多年的羊毛衫。羊毛衫上有两个大窟窿；裤子上也有两个大窟窿，搞得不好，他两条腿一蹬就可能蹬到两个大洞里面去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此事仍然让卫士激动不已：开国大典是普天同庆的大喜日子，可是谁知道，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参加庆典时穿了一套破了4个大窟窿的羊毛衫裤。
毛泽东外面穿的还不错，是特意为他缝制的“礼服”——这是一套黄色的美国将校呢制服，是特级技师为他精心制作的。
毛泽东先来到了中南海的勤政殿，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张澜、李济深、宋庆龄、高岗等领导人欢聚一堂，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成为即将诞生的共和国政府的第一任政府首脑。
这是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时间仅用了45分钟。
2点50分，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下。临行前，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们打了几十年疲劳战，今天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又是一个疲劳战。”
天安门的东西两口有两条马道，是供人们上下天安门用的。现在老百姓花个几十元钱就能登上天安门城楼，但在1949年之前，那是并非普通人所能涉足的。它自建立以来，是明清两代帝王登基之处，也是新科状元进宫晋见皇帝的地方。明清两代前后500余年中，共有24位皇帝曾在这里登基、婚娶过。平民百姓是无缘登此台阶的。
这年，毛泽东和宋庆龄都56岁，朱德62岁、刘少奇50岁、周恩来51岁、张澜77岁，李济深74岁……他们都为国家和真理作了长时间的艰苦斗争，才登上了这一台阶。也可以说，为了登上这100级台阶，中国共产党奋斗了28年。开国大典时，新中国的领导人都没有乘坐土电梯，而是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地走完100级的古砖道，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踏上天安门，毛泽东的神情是严肃的。他走到天安门的正中央，双目炯炯地看着广场上沸腾的人群。
这时候，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大会开始。
毛泽东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到麦克风前，环视了一下人群，平缓了一下呼吸。用高亢的湖南口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这声音成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后来，人们说他在天安门上宣布的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其实不是，他只是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并没有另外的话。
天安门广场上沸腾了。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
当林伯渠宣布“请毛主席升国旗”时，毛泽东神情庄重，用力按动了通往电动旗杆的电钮……第一面耀眼夺目的五星红旗顺着旗杆，冉冉升起。与此同时，54门礼炮齐鸣28响。这54门礼炮象征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中的54个民族，28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奋斗的28个春秋。
惊天动地的礼炮声，使人们看到，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此时此刻，领袖的心情是激动的，群众的心情也是激动的。他们浴血奋斗几十年，终于迎来了共和国的成立，也就是说，他们用不到30年的时间，打下了一个新的天下，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激动的吗？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身旁站着六位副主席，这其中三位是党外民主人士。可惜，当时拍摄的纪录片被烧掉了，只有在油画《开国大典》上，还看得到七位正副主席的“全家福”。当年“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另外一个战场在“国统区”，各民主党派高举“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大旗动摇了的国民党统治，他们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同蒋介石决裂，有力地配合共产党的军事斗争。当时五星国旗上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占了两颗星，这绝非可有可无的陪衬。他们不但帮助共产党打天下，还要一起议政参政坐天下。
那天，当头戴瓜皮帽、身穿土布长衫和布鞋的张澜登上天安门开国大典亮相。毛泽东感叹说：“表老，你也太简朴了，现在是国家副主席了，应该穿好点。”
原来9月底，开国大典迫在眉睫，张澜还没有准备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新服装。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问他，是要订做，还是去买套现成的？
张澜说：“已经来不及了。”他打量了一下穿在身上的土布长衫说：“就穿这一件长衫，不是挺好吗？”
张澜是前清秀才。1903年东渡日本留学。东邻日本的维新富强与中国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1911年，四川爆发了闻名中外的保路运动，他成为这次运动的一位重要领导人。1926年，他担任成都大学校长。他的教育思想先进，治学严谨，营造了一种良好的学风，使成都大学，一跃成为当时我国规模最大，最有生气的高等学府之一，
1945年国共在重庆谈判，时任民盟主席的张澜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经过一番长谈之后，张澜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他感慨地说，得天下者毛泽东。从此民盟与中国共产党休戚与共，直至建立新中国。
站在毛泽东主席身边的还有宋庆龄，她虽年近花甲，历尽世事沧桑，但容光焕发，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今天，她穿着整洁的节日服装，步履轻盈，看上去仿佛只是30多岁。
城楼的大红柱旁，高悬着八盏大红宫灯，两边飘扬着八面红旗。宋庆龄对周恩来说：“很气派，很漂亮呀!”
宋庆龄倚着汉白玉石栏杆向下望去，只见广场上千万面红旗迎风招展，30万人举着五彩缤纷的花束和气球，簇拥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的大道上。宋庆龄梦寐以求的万众欢腾的胜利局面终于成为现实，她心中的激动与兴奋实在是难以言表的。
1949年6月19日，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亲笔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信中诚挚邀请宋庆龄北上，以便“就近请教”。这封信由邓颖超和廖梦醒携带并代表党中央专程去上海，邀请宋庆龄女士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平逝世。北平成了宋庆龄的伤心地，她曾发誓不再进北平。这次宋庆龄见到毛泽东的信后，深为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真诚所感动，于是欣然同意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知道宋庆龄要来北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决定亲自到火车站迎接。
8月28日，随着一声汽笛长鸣，宋庆龄乘坐的专列徐徐驶进前门车站。列车刚刚停稳，毛泽东便出人意料地一步跨上车去，走进车厢亲自欢迎孙夫人下车。
毛泽东伸出双手，与宋庆龄热烈握手，亲切地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
宋庆龄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
毛泽东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
宋庆龄说：“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
宋庆龄在毛泽东的陪同下走出车厢。只见她身着黑色拷绸旗袍，系一条白色纱巾，步履轻盈，风采依然，看不出一丝疲倦。欢迎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她兴奋地与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等人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她与何香凝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站立在一旁的毛泽东露出欣慰的笑容。大家都沉浸在胜利后重逢的无比喜悦之中。
当晚，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洗尘，热烈欢迎她来北平共商国家大事。
在国人心目中，端庄娴静、朴实无华、柔中有刚、意志坚强的宋庆龄，是中华民族伟大女性的卓越代表，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英勇斗争中一面不朽的旗帜。因此，如果在开国大典上没有宋庆龄的身影，不能不说是一个最大的缺憾。
在毛泽东身边，还站着一位留着短须、面容坚毅、双目炯炯有神的长者。他，就是刚刚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济深。在新中国建立过程中，李济深及其领导下的民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李济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这是蒋介石极不愿意看到的，也是美国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
李济深是一个经历与身份很独特的人物。他身为国民党陆军上将，却三次被蒋介石“永远开除出党”。原因只有一个，他积极拥护共产党的各项主张，反对分裂，反对内战。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他担任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职。
蒋介石为了防止李济深投奔中共，在香港，他们撒下了一张无形的大网，时时刻刻对他进行监视，控制。1948年12月26日李济深在钱之光、潘汉年等人精心策划下登上苏联巨型货轮“阿尔丹”号。终于挣脱了他们的罗网与羁绊，突然消失于他们的监视、掌控之中。
到京后，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他。
李济深激动地说：“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都很谦虚，朴素。我真心诚意地拥护共产党，我们的全体同志都拥护中国共产党。我相信，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新中国一定会建设的更好，咱们也会相处得更好。”
没想到，建立新中国的壮丽事业，使无数的爱国民主人士与共产党人走到了一起。而开国大典上，六位副主席围着毛泽东主席一字排开，就如同一幅最生动的油画，深深地定格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这天，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天黑。整个广场上灯笼火把，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毛泽东自始至终站在城楼上，始终举手向群众致意。面对群众的万岁声，他忍不住朝群众喊：“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开国大典以后，天安门成了共和国的象征，庄严和神圣的象征。它被写进了国徽，印在了人民币上……深深地刻在了中国老百姓的心里。
为了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先后八次登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城楼上站位突然变化，使全国的老同志、老干部们惊诧不已，震动很大。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一改只有五一、十一登上天安门，与群众一起庆祝节日的习惯，而是频繁地登上天安门城楼，因为他要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他接见红卫兵小将。
“红卫兵”原本是一张小字报上的署名。1966年5月下旬，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写了一张小字报，署名为“红卫兵”。6月2日，清华附中的校园里正式贴出了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100多个学生在上面签了名。7月28日，他们把大字报和前《两论》交给了江青，要她转给毛主席。
这些娃娃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毛主席会给他们写信。8月1日开幕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就是《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信后还附着他们的《两论》。毛主席在7月30日写的这封信中，有三处“热烈支持”他们的话。
毛泽东的这封信，把红卫兵推上了政治舞台。毛主席写这封信的信息立即传遍了全国，学生们把“红卫兵”看成是“最光彩”的名称，纷纷把他们五花八门的组织名称，都改为“红卫兵”。红卫兵运动立即风靡全国，震惊世界。
1966年8月18日是中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天。
清晨５时，太阳还没有照射到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为了接见红卫兵，半夜里主席说要穿军装。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只好在中央警卫团的干部中寻找适合主席的军装。
此时的天安门广场，已经是红色的海洋，来自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红卫兵，早已等候在这里了。——他们在凌晨接到通知，毛泽东主席将在这里接见他们。那个时候，毛泽东的形象正在被神化，能够见到他老人家将是怎样的心情，恐怕现在的人是很难体会的了。
7时30分，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宣布大会开始。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林彪、周恩来对100万红卫兵讲话。林彪拖着长长的湖北腔，讲了现在人们听来有些空洞、激进的一些话。从此这个声音，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回荡了很久很久……
他们讲话后，游行就开始了，毛泽东看着沸腾的人群，高兴地对林彪说：
“这次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于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林彪当时说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这天，在天安门广场上群众雀跃欢呼，一片沸腾；而在天安门城楼上，却是几人欢乐众人愁。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领导人，是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2日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11名常委的名单次序站位的，林彪一下跃升为第二位，刘少奇降为第八位。而名不经传的陈伯达竟然排到了邓小平朱德之前。林彪成为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副主席则被改为常委。
这种大起大落的站位变化，使全国的老同志、老干部们惊诧不已，震动很大。
无论广场上红卫兵怎样地欢腾雀跃，都不能扫去城楼上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愁容。这天情绪最不好的是刘少奇，他远远地站在毛主席的一边，满脸愁云，不言不语。红卫兵给他戴“红卫兵”袖章时，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右手往下扒拉，红卫兵只好作罢。他站累了进城楼正厅歇息时，毛泽东已先他进入，坐在靠东墙的沙发上看报。他从毛主席面前进入正厅，坐在靠北墙的沙发上，两人相距不到2米，可是谁也未开口说话，也没有招手、点头示意。
陈云在会议开始一个多小时后才到会。他走向检阅台，没有去他应该站的位置上，只是往天安门广场看了几眼，既未招手致意，也未和别人讲话，没有多会他又悄悄地退出了会场。
受“二月兵变”之诬的贺龙元帅，这天心情也很沉闷。毛主席与他握手时，他没有说话，尽管这表明毛主席当时还是信任贺龙的。
这天，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这天成了知名人物——还在大会没有结束的时候，她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能不能把红卫兵的红袖章套在毛主席的衣袖上？她跑到会议主持人那里，提出了这个想法。
会议主持人想了一下，说好，就领她走到了毛泽东的身边。知道了来意，毛泽东笑了，把他的右手伸了过来。于是，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袖章戴在了毛泽东的军装上。
毛泽东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宋彬彬。”
“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
“是。”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要武嘛！”
没想到，事后宋彬彬真的把名字改成了宋要武。
这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呆了6个小时。也就是从这天起，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向社会，大破“四旧”。
以后毛泽东又连续第二、第三、……第八次接见检阅红卫兵。这时，天安门城楼上一些熟悉的国家领导人身影也在逐渐地消失，淡出了公众的视线。
由于接见红卫兵的组织工作一直是由周恩来负责的。所以最辛苦还是周恩来，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心血，他的身体严重透支，达到了极限。这也为他日后患病埋下祸根。另外，在接见1200万红卫兵时，国家的铁路，餐饮等部门都在超负荷地运转，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转眼间又到了1970年的国庆，这时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从大动乱，逐步向安定团结的局面转变。国庆节这一天，北京秋高气爽，鲜花茂盛。参加庆祝共和国成立21周年的各界群众，一大早就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整个广场，彩旗飞扬，充满了浓郁的节日气氛。
和往常一样，周恩来总是第一个到达天安门城楼上，他来是要检查各项准备工作，并且迎接各国外宾。当一个高鼻子外国人和他的妻子走出电梯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迎了上去，用他那有力的手，握住了这个老外的手，说：“欢迎你，斯诺同志。”当斯诺知道他是第一个被邀请上天安门的美国人时，他很兴奋，说：“我真是第一个被邀请上天安门的美国人吗?”周恩来肯定地点了点头。斯诺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记者，当年他不顾个人安危，克服重重困难，深入陕北苏区进行采访并写出了《西行漫记》，全面客观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真实情况。让全世界人民了解到中国革命的真相，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今天，他走上天安门，依然是那个充满好奇心记者，他对城楼上的一切，都觉得新鲜，甚至觉得眼睛都不够使。“毛主席叫我请您来，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的声音响在耳边。
斯诺也很动感情地说：“当年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第一个见到的红军领导人就是您。”
斯诺永远忘记不了，当时周恩来是用英语和他交谈，他很吃惊。
周恩来也回忆起当时给这位外国记者安排的采访路线，说那时没有汽车，只有一匹马给他骑。
“当年您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这在西方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我上天安门，也是……”
周恩来以政治家的语气说：“在中美关系相互隔绝的情况下，你三次访问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我们的国庆活动，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情。”
“我又有独家新闻了？！”斯诺显得异常兴奋。
这时，电梯又一次打开，毛泽东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周恩来和斯诺迎上前去。此时，毛泽东已经步入老年，和斯诺印象中的毛主席有了很大的变化。
“主席，您看谁来了?”周恩来用他那特有的江苏口音普遍话说。
毛泽东显然已经认出了斯诺，他笑了，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我们又见面了。”
斯诺感到，毛泽东虽然老了，但他的说话还是像当年一样的风趣幽默。
天安门广场上的庆祝活动开始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声浪此起彼伏，这使斯诺感到惊奇和茫然。
毛泽东把他叫了过来，让他站在了天安门的正中央，翻译冀朝铸正好站在了他的身后。新华社记者摄影记者杜修贤急忙抢下了这个镜头。
第二天，经周恩来总理精心安排的这张照片发表在了中国的各大报上。这张新闻照片打破了毛泽东与林彪肩并肩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文革”模式，第一次将副统帅“裁剪”在民众视线之外。
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能享此这么高的待遇，站在毛泽东的身边，参加国庆活动；自文革开展以来，第一次在公开的场合正副统帅没有并肩站在一起。这是两个最微妙最神秘的信息，可惜在当时谁也没有解读出它其中的含义。
在天安门城楼上党、政、军领导人除了文革要员江青等人外，那就是林彪和他的四员“大将”。但人们还是惊喜地看到了一些久违了面孔，如叶剑英等老帅。另外还有一些被解放出来的老干部们。
从表面看，林彪和他的四员“大将”的表情与以往参加活动没有很大区别，但庐山会议那场惊心动魄斗争的阴影却挥之不去。
这年的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就在当年彭德怀倒霉的“庐山会议”旧址——庐山人民剧场召开。这是毛泽东在世时第三次把中央全会放在了庐山，也是最后一次放在了庐山。
在这次会议上，林彪一反常态，突然推翻了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决定，提出要毛泽东当主席。毛泽东知道，林彪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自己想当国家主席。和林彪一起跳出来的除了他的四员“大将”之外，还有“理论家”陈伯达。为了挫败林彪的阴谋，毛泽东决定先拿陈伯达开刀。
陈伯达的下台，也预示着林彪等人已经失宠了，从他们的事业的顶峰上跌落下来。
文革期间，斯诺虽然不在中国，但他时时刻刻关心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是斯诺始料未及的。1968年6月15日，斯诺在给朋友张歆海的一封信中曾认为：“按逻辑上说周恩来应当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从我们的视野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能与周恩来的威望与能力相比的人了。”
对于文化大革命，斯诺是难以理解的。但这次到中国的基层访问，发现情况并不是像西方媒体所描绘的那样糟糕和恐怖，与他之前来华访问，有些地方还是发生巨大的变化。
因此，站在毛泽东身边斯诺内疚地说。“我这次来中国后发现我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观点不正确。”
毛泽东转过脸来，笑着摆了摆手说：“你当时怎么看就应该怎么写。今后也如此，你怎么看就怎么写。不应该要求外国朋友的观点和我们完全一样。我们自己都不完全一样嘛！过去外交部有个极左派，闹得外交部可乱了，谁都管不了。英国代办处就是他们放火烧的。”
接着斯诺高兴地告诉毛泽东：“我五天前才从保安回来。保安变化大极了。当年从延安到保安路上要走三天，这次才花了两个半小时。”
“有一些变化。”毛泽东没有惊喜，他知道中国的进步还不大。
毛泽东把斯诺叫到天安门上的用意是什么？许多人都不甚清楚，就连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忽略了这一重要情况。事后基辛格在他回忆录中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我们的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转弯抹角，以至使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
的确是这样，毛泽东是想要用这样一种方式，向美国总统传递这样的信息——中美关系应该解冻了。
毛泽东虽已步入暮年，但是他的思维仍然非常活跃。他反复思考和忧虑的是：中国的国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
长期以来，孤立和遏制中国，一直是美国在亚洲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重要内容。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他意识到不改变这种政策，美国就无法摆脱在亚洲的困境。它要有效地对付苏联，也必须改变过去的反华政策。他立即指示基辛格“探索同中国人民和解的可能性”。同年3月，尼克松在访问法国时对戴高乐说：无论困难多么大，他决心要同中国进行“对话”。不久，又正式请求戴高乐把美国谋求同中国对话的设想转告中国政府，接着又分别要求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把他的想法转告中国领导人。从中国方面看，自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苏联当时已成为对中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为了中国的自身安全和利益。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作出决策，争取改善中美关系。
虽然这次天安门微妙的站位信息没有被美国高层解读出其中的含义，但在随后的“乒乓球”外交中得到了弥补。
1972年2月12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向周恩来伸出了友谊之手。
打开中美关系，可以说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的英明杰作，使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迅速改变了世界格局。掀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上新的篇章，为中国后来的对外开放跨出了关键一步。
一张空坐位；一张最后的正副统帅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周恩来对记者发了最大的火。这些都见证了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从那以后，毛泽东再没有气宇轩昂地登上天安门城楼。
1971年的“五一”节。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6个年头。但这时中国的政局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当然啦，这个事件中国的老百姓是不知道真相的。这就是毛泽东领导全党在庐山会议上挫败了林彪一伙抢班夺权的计划。然而毛泽东对林彪一伙仍然采取的是教育挽救的办法，希望他们能悔过自新，能够对他们的错误有深刻的认识。
这天的上午，毛泽东按照惯例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接着，跟在后面的就是手拿红宝书的林彪，这已经是文革以来的既定模式了，有毛泽东在场，必定有林彪随后。第三个出来的才是周恩来，他的目光仍然炯炯有神，他不住地观察着周围，这也是多年的习惯了，凡是有毛泽东出席的场所，他不能容忍有丝毫的安全隐患。紧接周恩来后面的是康生、江青、董必武……
当天上午活动的时间很短。毛泽东先向城楼上各单位军管会的头头们招手致意，然后来到城楼栅栏前向城楼下欢声如雷的群众游行队伍招手致意。
给人一种很明显的感觉就是，与1966年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时相比，他的精力和神采都不如那时了。
当天下午，部分领导人又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和北京市群众一道游园。但毛泽东、林彪没有去。
这天晚上有盛大焰火晚会，烟花燃放就放在天安门广场。按规定中央领导人都要出席晚上的盛会。
为了拍摄好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群众共庆的欢乐场面，新华社记者杜修贤天没有黑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要做好拍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虽然白天已经忙了一天，已经很累了。但他还是一丝不苟地把灯具，站梯，摄影器材检查了一遍。素以“严谨”著称的总理，绝对不允许记者，特别是他身边工作的记者在公开场合出半点差错。他跟了总理十多年，这点他最明白。
西边的晚霞已经退尽，夜幕终于落下了。天安门广场上开始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广场四周的建筑物穿上了彩色灯装，把人民大会堂、英雄纪念碑、历史博物馆等建筑装扮的如梦幻般俏丽。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全世界各民族大团结万岁！”的巨幅霓虹灯标语牌，耸立在广场上，光芒四射，格外醒目。
中央领导人陆陆续续来到城楼上，他们先坐在大殿的休息室里休息。不一会，毛泽东也走进大殿的休息室，微笑着面对起立相迎的中央领导人，挥手致意。然后他径直走到屏风后面坐下来休息。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双手合十的常用礼节向毛泽东问好，坐在毛泽东身边谈话。
去年“十·一”，全国各大报纸上就发了一张毛主席和美国友人斯诺在城楼上合影。似乎毛泽东更愿意和外国人在一起。
突然，门口一阵涌动，周恩来大步流星走了进来，人们惊奇地发现总理身后跟着大大咧咧的陈老总。
正是久违了，大家好不亲切哟！关切地询问他手术后的恢复情况。老总笑哈哈地一一作了回答。后来总理又将陈毅带到屏风后面见毛泽东。
毛泽东迅速抬起头来，凝目细望，咧开嘴笑了。他要忙站起身，但被陈毅按住。
“身体怎么样啊？”毛泽东一向言简意约，这次却问了两句意思相同的重复话：“恢复的好吧？”
陈毅身患肠癌，术后恢复不久，很有些面对“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慷慨悲壮之感，用力拍拍厚实的胸脯：“恢复得很好，主席！”
主席望着陈毅由衷地笑了。自从这次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对陈毅等老帅们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总理双手抱臂站在一旁，一言不发，望着这对老战友风趣地一问一答，脸上露出了喜色。
从城楼休息室出来，毛泽东坐在城楼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最西侧的位子怎么空着？哎，这不是林彪的位子吗？这时杜修贤才发现林彪还没来。他左右环顾了一下，总理的目光也在寻找林彪。
毛泽东略略地抬了抬头，朝对面的空座位瞥了一眼，又侧过脸和西哈努克谈话，仿佛根本就没在意那座位还空着！
总理不停地看表，浓浓的眉头凝了结，他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
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进大家焦急万分的视线里。5月的天，他披着一件军呢大衣，皱着眉，一脸枯寂的样子。
他落座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
拍摄一般要等正副统帅交谈时才开始。拍电影的人还在对着毛泽东的方向调试镜头。不知怎的，杜修贤被眼前的瞬间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侧面。拍了一张主桌的全景。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他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没有再拍，到别处找镜头了。
“林副主席”，禀性谦和的董必武探过头去，眯眼望着林彪，关切地问：“身体不大好？”
“嗯。”林彪拉着脸，朝董必武点了点头。
他确实身体不好，穿着大衣，还把双手抄在袖筒里。表面上他谁也不看，但实际上他是用眼睛的余光注意周围的一切。毛泽东那边稍有动作，他的身体也会相应地令人不易察觉地起了震动，他是随时准备响应毛泽东的。可是，毛泽东的一切动作都与他无关，没有丝毫同他谈话招呼的意思，甚至始终不肯面对他望一眼。
当杜修贤再慢慢地踱到主席桌边准备拍摄时，他呆住了，林彪怎么不见了！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林彪还没出现。杜修贤开始着急起来，会不会林彪走了？想到这杜修贤心里感到有些惶恐，拍摄还没开始，林彪怎能就不在了呢？没有林彪的照片怎么行呢？拿什么见明天的报纸？直到这时杜修贤没有意识到他那个鬼使神差的“瞬间”已成为今晚绝无仅有的独家新闻。
要说最着急的还是周恩来，他目光频频望向那个空座位，喉结上下滚动着，他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只是将警卫员叫到跟前，耳语了几句，警卫员飞快地跑向城楼大厅……
毛泽东不动声色，和西哈努克亲王继续谈话。毛泽东的头由右侧扭向左侧，目光扫过对面的空座位，没有停留，没有疑问，没有寻究……
警卫员一溜小跑到总理跟前，总理的浓眉疙瘩打得更紧，神色非同寻常的严峻。杜修贤一见，心里暗暗叫到：不好！林彪不是到城楼休息室休息，也不是上卫生间了，结果只有一个，不辞而别回家了！
他为什么要先走？为什么不给主席和总理讲一声？杜修贤感到难以理解。
西哈努克亲王突然发现了林彪的空位置，董必武向他解释道：“身体不好，先回去了。”也许这是对林彪突然离去最好的解释。否则人们无法理解林彪的奇怪行为。
这个事情并没有就这样结束。很快，周恩来把当天拍电影和拍照片的杜修贤等人叫到城楼的一侧。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和电影你们拍摄了没有？”周恩来一脸严肃，劈头就问。
“啊呀，我们哪儿知道他坐几分钟就走？还没有来……”
“老杜你照了没有？”
“就照了一张。”杜修贤吓得说话都有点哆嗦。
“电影拍摄到主席和林副主席一起的镜头吗？”
“没有……”电影摄影师回答声音很小。
不知谁这时小声嘀咕了一句：“我们想等主席和副主席交谈的镜头。”
总理火了，一手插腰，一手在空中舞了个弧形。“等他们交谈？什么时候新闻拍摄规定要等领导人交谈才能开机？记者就是要眼快手快，会抢拍。新闻就是时间，新闻等得来吗？”
杜修贤跟总理这么多年，头一次见他发这么大火。
周恩来沉重地叹了口气。口气也缓了些。“人民希望党中央团结，国家安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城楼上和首都人民一同欢度节日的夜晚，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主题。如果人民问，城楼上观看焰火，怎么没有见到林副主席啊？怎么办？党中央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靠你们宣传，靠你们解释。”
周恩来双手抱胸，来回踱了几步。他扬起疲惫的脸，嗓音有点暗哑地说道：“今天的活动有些特殊，有难度。这一点我清楚。但同志们都是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要想到随时会出现地意外情况，要有应付各种变化的思想准备。今天你们不要怪我对你们严厉，严厉一点有好处！你们回去总结经验教训，下不为例！”
周恩来一字一顿说完最后四个字，戛然而止。然后手一挥叫大家散去继续工作。
杜修贤也想拔脚离去，没有想到总理叫住了他。
“老杜，你快去把那张照片冲洗出来，现场地拍摄任务交给其他同志。”
夜已经很深了，西花厅总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杜修贤轻轻推开门走进去，看见总理正埋头批阅一叠文件。见到杜修贤，总理才停下笔，手扬了扬叫他坐，杜修贤没坐，把照片交给了总理，不想多占用他宝贵的时间。
总理审看着照片，看得出他对这张照片也不满意。
“就这一张呵，就这一张。”总理捏着照片的一角，一手支撑下巴，凝眉自言自语。过一会他问杜修贤，这张照片能不能在电影电视上用？
杜修贤不好回答，因为他并不满意这张照片的人物效果。
最后总理说：“电视电影就用这张照片，你去办一下。”
杜修贤离去时，总理又将自己埋进了“文件大山”里。
5月2日，报纸出来了，仅此一张的照片登在头版头条，标题用醒目的黑体字压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观看焰火》。
当晚，这张照片也定格在电视新闻里，谁也没有发现这只是一张瞬间的照片。
从那以后，毛泽东再没有气宇轩昂地登上天安门城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