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说说广告的事儿。要说广告先说人群。

  两人为伴,三人成群,人群处处有,是开在世间一团团繁复的花。

  一旦聚集成群,脾气性格再不同的人们的感情和思想都会如葵花向太阳,全都转向同一个方向,所以群体本身具备一种力量。一个豪爽、勇猛的群体,它的每一分子都会变得豪爽、勇猛;一个懦弱的群体,又会使它的每一分子都变得懦弱无力--哪怕群体拆散之后,每个个体都能够以一敌十,甚至以一挡百,但也不会妨碍他们身在群体时,乖乖地在比他们实力低微得多的对手面前,放下武器,双手高举,摆出投降的姿势。

  而且,虽然我不相信耶稣会用五张饼两条鱼管五千人吃饱还有富余,也不相信释迦牟尼的前世毗婆尸佛真能从母亲的右肋那里穿个大洞生出来,可是基督教徒们信前者,佛教徒们信后者。两种群体具备了所有群体的最典型特征,都有一股非理性的激情。哪怕是博学之士,一旦加入群体,那些他们引以为傲的,各自具备的观察力和批判能力也会直线下降,剩下的,只有服从,融入,歌颂。

  一般的人,总会身不由己加入一个甚至数个群体,然后把身上多余的成分去掉,不足的地方填充,改造成这些群体需要的样式;鲜少有个人的气场能够压住并且领导群体的气场的,如有,那这人不得了,他是领袖。他领导的群体因为人多势众,所以摧枯拉朽,面对一堆摇摇欲坠的危垣断壁,宛如一阵阵来势凶狠的白蚁,所过之处,噬骨吞血。

  每个群体都有一个领袖。

  每个群体的领袖都擅长一样本事--抓“脉门”。基本上,每个群体虽然主题不同、功能各异,但表现出来的感情都极为简单而夸张。领袖要想打动群体,就一定要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辞,言之凿凿。就像当年罗斯福竞选美国总统,人们记住的不是他在关税和动力工业上采取什么立场,而是他“狮子般的头昂起来,目光炯炯,烟嘴朝天翘起,海军大氅披在宽大的肩膀上,何等潇洒大方。他的风度极其热情、亲切、尊严;他总是微笑着,开口就是‘我的朋友们’”。人们被打动,目的即达成。

  现在,我们身处消费时代,自然会形成无数的消费群体。而且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领袖,这些领袖有一个概而括之的名字,叫做“广告”。

  广告古来有,如今特别多。

  殷商时代即有个叫格伯的人,把马卖给棚先,这件事被铭记在青铜器上。湖北鄂州出土的青铜镜上,居然有“王氏作镜真太好”、“荣氏镜佳且好,明而日月世少有”这样的文字。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汴梁城东十字街口,种种酒旗店招随风飘摇,也是广告。苏东坡还给卖馓子的老太婆写过一首广告诗:“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知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明代《金陵繁胜图》中画有标着“茶、酒、书、药、米、帽”等字样的招牌……

  在任何时代,兜里有钱的消费者都是幸福的,因为会被商家奉为上帝。可是,当广告铺天盖地袭来,消费者就拥有了自己的上帝,它每时每刻在我们耳边喋喋不休,威逼利诱:某某牌的商品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

  所以我们会无意识地记住许许多多的广告,然后这些广告就充当了我们的消费领袖,在我们步入超市的时候,给荷包里的钞票指引“正确”的消费方向。而且,它们居然使我们产生了类似于宗教感情的一种消费感情,每个人都在向别的人热切传播某种信条,比如不吃什么会死,不喝什么会死,不穿什么会死,不戴什么会死,不听什么歌会死,不看什么电影会死,等等等等。

  德·库朗热在论述罗马高卢人时说,罗马帝国的区区30个军团,能够使整个罗马的一亿人俯首贴耳,原因并不仅是罗马人的畏惧和奴性,而是罗马人视皇帝为神。“在他的疆域之内,即使最小的城镇也设有膜拜皇帝的祭坛。”而现在,就任意一家公司而言,充其量能有多少人?它甚至能够统治全球的原因,更不会因为人群的畏惧和奴性,而是它凭借广告作领袖,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

  领袖激活我们的感情和想象力的手段,说穿了简单得很,但却意外好用。

  首先,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只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比如“送礼就送脑白金,脑白金!!!”

  然后便是不停地重复重复再重复,直到我们最终对它深信不移。于是,一时间,任何一个时段,任何一个电视台,你都可以见到两个恶俗的卡通老头老太扭动着老腰老屁股,唱着这句恶心的歌词。很奇怪,渐渐的,它听起来不再那么恶心了;渐渐的,它们看起来居然有点可爱了;终于,我们开始买它送礼了,那么恭喜:你被感染了。

  只要一个人被感染,它就会以细菌传播疾病的疾速不停歇地传染下去,当模仿成了规模,规模就变成时尚,然后我们就会因为拥有某家公司的某一种产品,或一款丝巾,或一款手表,或一款钻戒,而高兴得脸上泛红,抑制不住地愉快使眼睛里闪烁着非同寻常的光芒。

  而且一些狡猾的商家会刻意和群众保持距离。越是成功的奢侈品,越会如是。它一面大作广告,一面又采取全球限量以及实名购买的销售方式,使自己在群众的眼里变得至尊高贵,扑朔迷离,然后令人不由自主,拜伏在地。

  于不知不觉间支配人们的头脑,这就是广告的暴政。而且这种暴政因为我们无法同它作战,所以我们无法战胜。于是,我们只好在它的领导之下,成为一群名副其实的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社会学经典名著,就这么被我读完了。我们甚至可以用它来解答诸如日本普通民众为何曾变成战争机器,“文革”青年为何曾变得丧失理性,入市股民又为何会变得群情激亢等种种深奥的社会学问题,我却拿它来解剖了一只名叫“广告”的蚊子。泼溅出的蚊子血,不知道是多少人心口的朱砂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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