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听您的叮嘱,我接过了自信,凝望您的目光,我看到了爱心,有老有小您手里捧着孝顺,再苦再累您脸上挂着温馨,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生活的苦涩有三分,您却吃了十分……”每当听到这首歌,我的眼泪就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来,这段歌词,其实就是我父亲的真实写照。

  父亲祖籍在太行山下的河北省沙河市(县)刘石岗村,姓王,大名明鑫(小名活的),一米八的个头,粗壮的身材,话音似钟,行走如风,干起农活来一个顶仨。他憨厚、勤劳、善良,典型的北方乡下农民形象。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家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父亲在世时的那一件件往事,似历史长河中的朵朵浪花,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勾起我对父亲永久的怀念。

  父亲从小家里贫穷,爷爷饿死在逃荒的路上至今尸骨未归,奶奶靠给富人家干家务活糊口,父亲兄妹四人,他排行老大,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九岁,二叔六岁那年,被人贩子拐卖到邯郸武安邑城村,当两个人贩子谈卖价钱时,被父亲听到,父亲哄着不懂事的二叔说是上厕所,自己偷偷翻山越岭十五里路程一气跑回家中,幸免未被人贩子同二叔一起卖掉,解放后家里人到邑城寻找二叔的下落,由于人贩子多次倒卖,后来一直没打听到二叔的下落。

  父亲十几岁就到富人家里扛活(打工),春夏秋冬,起早贪晚,整天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贫苦生活。三叔王明山(小名二诺的,二叔被卖后称三叔为二叔)那年秋天,正在山区姥姥家渡口村的南山上给地主家里放牛,听说八路军来了,甩下放牛鞭参军上了前线,那时他刚十几岁,三叔在部队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参加过多次战斗,身上七处负伤,多次荣立战功,后又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名中校团长。在叔叔的影响下,父亲在村里受到了党组织的培养和重用,他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在抗战时期,组织抗战支前队,给部队送军粮、做军鞋,动员青壮年参军,积极配合上级在村里搞土改,由于业绩突出,后被当选为村干部,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在家里伺候母亲,照顾妹妹,多次写信和上部队看望当兵的叔叔,并嘱咐叔叔不要惦记母亲,安心部队工作,父亲自己承担起这个度日如年的家。解放后村里成立了初级社、高级社,后又成立了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父亲又兼任生产队长。生产队长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大到春种夏收,小到每家每户吃喝拉撒睡,起早贪晚,场院田间,样样操心受累,他做事实诚,秉性刚直,大公无私,深受社员们的拥护。

  父亲是一个十分勤劳又非常能干的人,他从小给富人家扛活,学会了犁、楼、耮、耙,扬场放磙,样样农活技术精通。他年轻时力气很大,装满130多斤的长条布袋自己用手一滚就放在了肩上,一天使用黄牛犁地二亩多,夏天锄小苗(谷子)一天能锄一亩,(一般劳力一天能锄半亩就不错了)是当地出了名的干农活能手。父亲在世时经常给我们讲他一顿饭能吃一胳膊窝头、喝半桶杂面汤的故事:有一年秋天和一个伙计给富人家里犁地,上午家里往地里送饭,一荆篮子谷子面窝头,一桶杂面汤(豆面)面条,管家嘱咐送饭伙计,等犁地的人吃罢饭把剩下的饭再送到其它地让干活的人吃,父亲和他的伙计,一顿饭把一篮子窝头和一桶杂面汤全部吃了个精光,伙计俩每人吃了十几个窝头半桶杂面汤,窝头能从手腕一个一个排列一胳膊到肩膀头,从此父亲一顿饭能吃一胳膊窝头成了当地流传的笑话故事,讲起来惊人,听后又好笑。

  小时候父亲对我非常的疼爱,有什么好吃的他舍不得吃分给我吃,每天晚上去生产队部记工分,把我放在他脖子上,举得老高老高,赶集看会每次回来都要买些好吃的给我。父亲十分勤奋,每天晚上喂牲口到深夜,早晨起得很早把水缸挑的满满的。记得有一次,家里做饭用的铁锅坏了,为了不耽误家里早晨做饭,鸡不叫起床,步行十几里山坡路叫开修锅匠的门把锅修好,返回到家中生产队还没敲上工钟。那年夏天我刚初中毕业回生产队劳动,父亲、哥哥、我们三人分了十多亩小苗(谷子)要锄,我刚下学不会锄地,哥哥刚学锄地也不门道,十多亩小苗全靠父亲一人,那年夏季雨水特别多,为了及早把小苗地锄出来,天上下着雨,身上披个塑料布,在父亲的带领下,父子三人顶雨踏泥,锄头蘸着雨水,一锄一锄终于将十多亩谷子地锄了出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正值文化大革命,人祸再加上连年旱灾,群众的生活非常艰难。当时父亲在生产队放牛,在放牛的路上和收获过的庄稼地里捡一些丢剩下的残玉米,每天捡一点放到牲口棚的口袋里。一天晚上放牛回来得很晚,被村里的两个红卫兵看到了,硬说父亲偷生产队里的玉米,不分青红皂白带到大队部,由贫协、治保、民兵、红卫兵组成的审批小组,整整威逼训了一晚上,父亲死不承认,他们经检查玉米粒又小又瘪,不像是从生产队偷的,但那两个红卫兵死咬住不放。父亲深知在当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时,由于工作原因,触犯过他们两个人的个人利益,所以记下了冤仇,他俩寻机报复。再则他俩想利用栽赃陷害他人来突出自己的“突出”表现,拱当村里造反派头头和村干部。由于野心、报复心的存在,他们把偷玉米的罪名强压到父亲头上。他们不但把从地里捡来的玉米拿走,可恨的是把全家人分的口粮全部抢走上交大队,父亲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诉,他受诬陷,受冤屈,因此家里也受牵连,母亲有时也埋怨父亲,从此,他像变了一个人,自己躲到阴暗潮湿的南屋喂牲口的屋里去住,整夜生闷气睡不着觉,有时饭也不吃,除了干活,很少给旁人说话。从那以后,父亲的身体慢慢消瘦下来,病魔同时也向父亲袭来。父亲病后住不起医院,请来后石岗村的刘医生诊治,在他病重期间,他还闲不住,带着病还到地里给猪割草。那年天旱,五月没收成,家里没有麦子,父亲得病后白面很少吃,最好的就是小米米汤(小米闷得稠饭)。现在想起来真对不起父亲,不过当时家里就是那种状况,母亲和我们都无能为力。

  文化大革命后期,在村党支部、村贫协会和老支书的多次过问下,经过再三调查核实,父亲是冤枉的,是某些人故意栽赃陷害,父亲的“罪名”终于得到平反昭雪。父亲过早的去世我想是与那次遭受某些人栽赃陷害有直接的关系。1973年秋天,生产队开始刨红薯时,父亲病情加重,不久就离开了我们,父亲去世那年刚五十一岁。现在想起来,真对不起父亲,在父亲无助的情况下,作为他最亲的人没能给他更多的温暖,没有尽到一个儿子在危难之际保护父亲的的责任。

  我怀念我的父亲,他的一生是艰难的一生,勤奋的一生,是苦多甜少的一生,正像歌词里唱的那样,生活的苦涩有三分,父亲他却吃了十分,他对社会、家庭、子女做出了极大贡献,他的恩情难以用语言表达,我怀念我的父亲,他是我们的榜样。

  永远值得我敬仰的父亲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