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人奇书 一个物理教师写出百余万言的长卷史诗巨著 
上下集共106万字的长篇小说，却取了个很不起眼的名字——《南河镇》。无意中拿到该书时，我感觉有些头大。要不是钟宪政先生跟我同行，是学物理、教物理的，而且还是我们民盟的盟员，说实话对该书，我会不屑一顾的。
信手翻看了一段后，我却身不由己了。一口气读完后，我更是情不自禁，不吐不快，心中似有千言万语，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满怀好奇带着诸多问号，拜访了作者钟宪政先生后，这才有了下面的文字。
对文学的钟爱，先生是从小人书开始的。见孺子可教，从小父亲就给他灌输了不少的文史知识，同时也给他提供了不少的创作素材。因此《南河镇》不是一代人的积累，而是两代，《南河镇》的问世也不是了却一代人未了的心愿，而是两代。
关于为啥不学文、而学理，先生笑着说有些事是由不得人的。1966年高中毕业后，11年后考上大学就已经不错了。磨难多了说句话都得三思，在一线教书的教师又岂敢奢望成为作家？钟宪政先生由衷地感谢这个社会，是社会的进步，给他提供了宽松的创作空间，从而让他追回了逝去的青春年华。
《南河镇》这个不起眼的名字，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完成了40万字后，才应运而生。钟宪政先生说这不仅只是“南河镇”仨字在作品中出现的概率最高，更重要的，是因“镇”是城乡的结合部。既是城乡的结合部，士农工商便都有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也都可以涉猎。看了初稿，业内有个权威人士建议改《南河镇》为《辛亥革命在陕西》，但权衡再三后，他觉得还是不改为好，原因是以小见大可以，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以辛亥革命前后30年为历史背景，以辛亥革命西路战役、富平兵变、三原兵变、昭陵六骏被盗案、北京政变、豫西大战、二虎守长安、清涧暴动、渭华暴动、皖北暴动、咸长暴动、大荔剿匪、凤翔剿匪、民国18年年馑、中原大战、复修渭惠渠以及西安事变等政治、军事事件为主线，先生写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大陕西。不是历史，而是小说。作为小说除背景人物外，《南河镇》还有自己的艺术形象。形形色色不下60个艺术形象，大都出自于南河镇。将艺术形象跟背景人物联系在一起的是个文化名人，也是《南河镇》的主人公陈德润。除各自的生活圈子外，在包括他的妻子、他的父亲、他的岳父、他的两个儿子、儿媳在内，是陈德润一家把这60多人，巧妙地带进了历史的大背景，从而让他们分别成了某些政治、历史事件的参与者。
跟伟人一样，作者要有博大的胸怀；跟诗人一样，作者要有丰富的情怀；跟哲人一样，作者还要有预见性、前瞻性。作者要积极，却又不能偏激，因为消极跟偏激，都是不成熟的表现。既不给某个人树碑，也不给某些人立传，既不投某个人之所好，也不迎任何政治之需要，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尊重读者、尊重自己的良心，民族利益至上，是先生的创作理念。
作者的境界有多高，作品的境界就有多高；作者能代表多少人，作品就能感召多少人。从不把自己凌驾于读者之上，钟宪政先生说作者首先应该是个读者、是个普通的读者。只有把自己融入读者，作者才有希望写出好的作品。一部好作品影响的将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十几代，甚至是几十代人。正如巴尔扎克所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跟人一样，作品也是有思想的。既可以有自己的影子，也可以有自己的情感，文学却不是发泄私愤的工具。也就是说，作者首先得跳出自我的圈子。要关注国家、关注民族，要关注劳苦大众，更要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要写他们的喜怒哀乐，要写他们对生活的向往、对生活的渴盼。
虽源于生活，文学却不是生活的流水，而是流水中溅起的浪花、泛起的波澜。当然还有那些漩涡、那些险滩。虽高于生活，却又不能脱离生活，文学不是对生活肆意的杜撰，而是对生活的升华、对生活的提炼。要高于生活，就得虚构。虚构不再只是写作，而是创作，创作的东西不再只是文学，而已是文学艺术了。也就是说，作者还得跳出纪实的圈子。无巧不成书！而巧不巧、妙不妙就看作者的功力、作者的匠心了。光惯性思维不行，作者要有异向思维、发散思维，甚至是逆向思维。逆向思维往往是出人意料，但细细品味，却又都在情理之中。作为淫荡女人的典型对佘大花，先生着了不少的笔墨，就在山穷水尽、无以复加的时候，笔锋一转，先生又写她的觉醒。这样不但有了新的故事，而浪子回头的故事，还更加地感人。
既可以虚构，还可以夸张，既可以叙述，还可以描述；既可以写景，还可以抒情，既可以现实，还可以浪漫；既可以追叙，还可以插叙，甚至是倒叙；既有对白，又有独白，还可以有旁白，甚至还可以深入灵魂，去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一言以蔽之包罗万象，小说是个广阔的天地，不拘一格，其表现手法也是丰富的、多样的。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作者有多丰富，作品就有多丰富；作者有多大的气魄，作品就有多大的气魄，但必须以两个积累为前提，一是生活的积累，一是文史知识的积累。先生说即便故事再多，即便情节再曲折，主线却必须清楚，尤其是长卷。也就是说既要放得开，又能收得住，否则别说读者，连作者都会被自己搞乱。
人人都抱怨嫌资料不够详尽，先生却说资料越简单越好，说资料简单，才给作者留下广阔的创作空间。清朝最后一位县令是个清官，对他《民国咸阳县志》只有两行半的记载，而塑造这个艺术形象，先生却写了不下10万字的故事。关于“咸长暴动”，互联网只一笔带过，而先生笔下，却又是十几万字的故事。
人物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少越好，问题是如何让有限的人物，在故事中反复地出现，并不断进入新的故事。前面提到的那个县令，就暗中支持陈德润在南河镇创办新学，并亲自出任“格致”课的教员。而直到离任时，大家才知他是一县之尊的父母官。后来为编纂《陕西通志》，他又被陈德润从老家宜昌请来，并出任了总纂。再后来又被陈推荐给以于右任为总司令的陕西靖国军，并代表靖国军南下汉口，成功地诱捕了刺杀同盟会西北支部长、靖国军总指挥井勿幕的凶犯。最后陈德润找于右任帮忙在商务印书馆印书，又跟他在上海不期而遇，原来应邀帮于右任筹建上海大学，他出任了该大学的教务长。
反过来人物的失联、失踪甚至是死亡，往往也会收到同样的、甚至是更好的效果。譬如郭德玉失踪后，他媳妇佘大花红杏出墙，从而引发了一连串的风波。佘大勇失踪后他爸跟他媳妇乱伦，并生下了名分不清的孽种。后来一气之下用集束雷管，佘大勇结束了他父子、他夫妻的性命。而同时失踪的陈致远，故事又截然不同，但不管咋说，失联、失踪乃至非正常死亡，都是个伏笔、都是个包袱，都会给人留下悬念，都能让人欲罢不能。丢包袱要果断，解包袱却不能着急，譬如恶棍麻子佘被枭首，发生在上册之始，而揭开这个谜底时，却在下册之末。读者的胃口既被吊起，多吊一会儿又有何妨。
谈及灵感，先生说灵感不是天上掉给作者的馅饼，而是创作走进死胡同时作者苦苦思索、苦苦寻觅后的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是作者思维的突然泛滥。他的另一部小说《情与缘》原来只1.9万字是个短篇，半年后一个灵感让作品达到6万字，变成了中篇，后来又一个灵感让作品超过18万字，已是个长篇了。
谈及传统文化时，先生说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同时也是个农业大国，说白了民族的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农耕文化。作品若没农村生活、若没农民形象，作者根本无法写出民族的传统文化。而离开土地、离开庄稼、离开牲畜写农民，农民就不是农民，而只是一张照片。一切矛盾冲突、一切感情纠葛，都是围绕生活展开的。没有生活的文学作品无疑是空泛的、苍白的，形同嚼蜡，是品之无味的。有些情感剧看了几十集，还不知主人公是干啥的，是靠啥吃饭、靠啥养家糊口的。也许不食人间烟火，又是勾心斗角，又是阴谋诡计，肚皮官司打了多年，竟也不觉得饿！
提到创作的苦与乐，钟宪政先生不禁感慨万千。既沉重、又快乐，他说创作简直就是个怪物！进入创作状态后，作者几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作品中，而忘乎了所以，甚至忘却了自我，就连做梦都是一段又一段的文字、一个又一个的人物。
本来就有失眠的毛病，八年来钟宪政先生不但将安定换成了药效更强的阿普唑仑，还将药量由一片增到了四片。八年中人都说，他憔悴了不少，八年后人又说，他年轻了许多。许多生人都不相信，他已年过古稀，而说他最多是，刚过花甲。在先生看来，这均得益于他的书法创作、文学创作。他说身体的健康，首先是心理的健康，而今人多注重体能的锻炼，却忽视了心脑的锻炼，这无疑是个误区。心脑的锻炼只能是思考、只能是探索，老年人不思考、不探索，痴呆就会找上门来。指挥系统千万不能出问题，指挥部一旦瘫痪，一切锻炼都将是徒劳。
幼年丧母，先生吃尽了苦头。出身不好，他又看够了人的眉高眼低，听够了人的冷言冷语。为谋生他曾自学中医，自学木工、瓦工、裁缝，加上是个有心人，他处处关注着生活、留意着生活，有着丰富的生活积累。再加上电脑、网络带来的便捷，一个物理教师写出百余万言的长卷史诗巨著便见怪不怪，而在情理之中了。
诗赠《南河镇》作者钟宪政先生：
静心创著南河镇，
辛亥关中革命人。
历史画场重展放，
民国风雨几秋春。
书描形象丰清雅，
精彩章篇结构新。
物理教师绘长卷，
奇文惊现读书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