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延安整风

 

       1943年初,父亲应召回延安参加“延安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实际上在42年就开始了,据父亲讲,根据以往经验,后勤部门历来办事拖拖拉拉,什么运动走走过场。父亲以为学习几天就回来,工作简单交代了一下就走了。这次他可想错了,这次延安整风运动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整风的目的不是学习学习提高思想觉悟而是重点在于审干和肃反。

        到了延安抗大总部立即分组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不久就进入写自传、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背靠背揭发等等整风程序。政委很快离开了“整风小组”回医院去了。原因非常简单,政委是老红军,从农村参加革命,爬雪山过草地一直没有离开革命队伍,也没有被俘的经历,许多老战友、首长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临行时政委向父亲告别,让父亲好好交代自己的问题,早日回到医院工作。那里许多事还等着处理呢。政委的一番话让父亲十分反感,当时他认为自己历史也是很清白的,没有什么要“好好交代的”。随着第一批人员离开“整风小组”,剩余人员又开始分类组合。又抽调一批有经验办案人员进驻各个“整风小组”,窑洞外有士兵站岗,出入不再自由了。

       父亲的问题不幸被政委言中了,是属于需要好好交代的。经过一年多的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这些审查人员已经取得了经验,形成了审查程序,即首先让你写自传,根据自传找出疑点,在你的疑点上进行你是国民党特嫌的任意推理,如果你要否认,那么需要你举证(主要是人证),没有人证或是人证不知去向的、说不清楚的问题、在敌占区不可查询的问题,则视为重大特嫌,要严加审查。

      父亲的第一个说不清的问题是在去新四军之前曾经在国民党第4预备师任了2个月的上尉军医,在这期间有没有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要人证。放弃了国民党上尉军医一个月十几块大洋的收入去投奔没有什么月收入的新四军是为了什么(主要指思想,不需要人证,但是说法要符合逻辑)?是不是国民党特务组织派到新四军的特务?在新四军没有呆多长时间又去了延安,是不是受国民党特务指使的?到延安后为什么没有马上交出组织关系,是不是要投敌叛变?在新四军和八路军时是如何给国民党特务传递情报的?发展了什么人参加了特务组织?如果你要否认,这一连串异想天开的问题都需要你举证。

      父亲找不到合适的人为自己作证,即使有,也在敌占区,过了这些年也说不清楚这些人具体情况。组织上是不可能派人到敌占区去查证的,因此你的举证是无效的。不能对审查组所谓合理的推理举证,说明你的问题很严重。

       审查组的工作开始加大力度,24小时不让父亲休息,轮番审讯,原有的食品标准取消了,仅仅给一点黑豆充饥。这一招十分奏效,被审人员开始大分化、大改组。据父亲讲,同窑洞有的被审人员违心地承认了审查组的推理,有的被审人员自杀了,也有的被审人员被逼疯了。

        不久被审查对象又开始重新组合,那些“认罪”和被逼疯的人搬出了“审查窑洞”,就是所谓“解放了”,留下的则面临着新一轮的审查。所谓新一轮审查就是以攻心为主的诱供审查,首先让所谓“解放”了人做留下人的思想工作,讲他们认罪以后组织上既往不咎,仍然恢复他们的工作,继续得到了组织上的信任。然后审查组开始与审查对象个别谈话,态度也温和一些。

      他们找父亲谈话不再让父亲为他们异想天开的推理举证了,而是语重心长的引导。他们首先肯定了父亲到延安后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没有参与敌特的工作(这一点他们可能到医院进行了调查)。但是从上海到新四军这一段时间还是有特嫌的,你到延安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特务活动,可能早就与特务组织失去联系了(还是特嫌)。

      如果你承认了参加过特务组织,一点关系也没有。年轻人一时糊涂很正常。但是如果你什么也不承认,选择继续与组织对抗下去的话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组织上就可以立即给你下国民党特务的结论,拉出去枪毙。

       父亲沉默着,思索办案人员的每一句话。人家毕竟代表组织,自己胳膊拧不过大腿,可是为什么组织上一定认定我是特务呢?见父亲沉默不语,审查人员认为父亲一定动摇了,于是提出了更优惠的条件,只要是承认参加过国民党,历史问题一笔勾销,审查到此结束。多年以后,父亲在谈到整风时曾经坦言,鉴于当时那种形式,他确实动摇过。

        可是想到了承认审查组的推理,这无疑是向党说了谎话,对党不忠,何况以后还要不知道编多少谎话来欺骗党(什么时候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介绍人是谁,你的领导人是谁,有什么活动......),一想到此就不寒而栗,那将赴万劫不复的深渊。

        就在父亲精神快要崩溃的时候,抗大副校长何长工同志带领工作组来指导整风工作。他带来了党中央关于整风工作的最新指示和学习文件,在学习有关文件以后,对以前的整风工作进行了重新梳理,这样父亲的问题才得到了解决。

      何长工同志在谈到我父亲问题时说,洪引同志的历史问题是清楚的,不存在国民党特务问题,而且他到延安后工作也是好的。建议马上结束对他的审查,让他回到工作岗位上继续工作。临行时,何长工同志又单独找父亲谈了话,除了希望父亲正确认识整风运动,不要背思想包袱,回去努力工作之外,特别又关照父亲到国民党任军医那一段历史以后最好不要再讲了,一共不到2个月时间也没有干什么,这只不过是去新四军的借道而已。再有,到延安后一边在抗大学习,一边到医院工作,你的组织关系没有及时交上去,这里确实有一个单位归属问题。

       多年以后父亲在回忆延安整风这段经历时,总是感叹道,延安整风教训太深刻了。怎么叫太深刻了呢?后来我才知道何长工同志带领工作组对整风问题纠偏只解放了像父亲那样坚持下来的同志,而那些被逼无奈违心承认国民党特务的人、自杀的人、逼疯的人,一律按国民党特务处理了。他们之中大部分人被枪毙了,我相信这里面不少人是被冤枉的。

      有些事我非常不理解,他们当中不少人都坐过国民党的牢狱,受尽了酷刑,依然坚贞不屈,可是在整风期间就崩溃了呢?(尽管整人是残酷了一点,可是和坐国民党的牢狱比起来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父亲曾经语重心长的对我讲过,你们这一代对我们这一代是无法了解的。我们当初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那时对马克思主义并不理解,我们一个坚定信念就是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新中国。为此,我们不惧艰难险苦,不惜牺牲一切,在任何地方斗争都能得到同志们的支持,即使在国民党的牢狱,也不孤单。

         可是在整风期间,你为之而奋斗的党不再相信你了,你的信念动摇了。你的同志不相信你了,甚至多年生死与共的战友都不敢为你说一句公道话,有的还说假话,甚至违心的揭发你。你孤独了,那种感觉是十分痛苦的。肉体上的伤害在精神的作用下是能恢复的,可是精神上的伤害在孤独的作用下会使人崩溃的。延安整风运动对于那些参加革命的热血青年教训是深刻的,后来父母在谈论一些在文化大革命受迫害自杀的朋友曾经感叹道,这些人可能是没有参加过42年整风,或是在整风期间顺利过关的人,否则不会走上这条路。

         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父母即将被隔离审查的前夜,他们道别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记住42年整风的教训,不自杀,不说假话。这次父亲没有审查多长时间就放回来了,可是母亲却因为说过江青以前的一些事情(母亲记不得说过什么、和谁说的,不过从话的内容来看好像是她说的,母亲是37年去的陕北公学,和江青去的时间应该是前后脚,知道一些事情也正常。)被确定为“516”反革命骨干成员。

        “516”反革命集团本来也是江青等人为了排除异己,打倒一些人,子虚乌有设立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为了向江青表功,将“516”定为有组织、有领导、有政治纲领的反革命集团。这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母亲的下级包括她的一些好朋友纷纷指认是母亲发展他们参加了“516”组织,母亲的上级也包括当年同生共死的战友也承认自己是“516”分子并发展我母亲(当然了,这些人在承认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时,组织上是保证既往不咎的)。

        办案人员非常恼火,由于母亲坚持不说假话,此案上下都不能结案。他们想尽了“可行的”办法,打耳光、揪头发往墙上撞、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拿灯光照眼睛、不许睡觉等等。方法用尽可是依然不能奏效,他们开始希望母亲受不了折磨能够自杀,这样双方就都了结了,于是他们在每次“审讯”后故意留下来刀子、绳子之类的东西以供母亲自杀使用。

        他们的用意母亲当然明白,母亲明确的告诉办案人员,你们可以整死我,我不会自杀,我不说假话。就这样母亲被审查了2年之久,随着“516”一风吹,母亲被释放了。这次可是和延安整风不一样了,对于那些说假话的都网开一面,既往不咎。那些承认自己是“516”分子的人也没事了,不少人还得到了信任,甚至担负了更大的领导责任。母亲虽然被“无罪”开释,却因为说真话,让当权者却耿耿于怀(这件事我始终想不清楚,一个共产党员说了假话就能顺利过关,既往不咎。而说了真话的却要九死一生呢?),他们认为母亲尽管不是“516”分子,可是审查结论却是“犯了严重政治错误”。

       母亲不认可这种结论,没有签字。根据我党处理此类“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案例的做法,这个处理不得不说是轻的。是呀,不做这样的结论如何解释这2年对母亲的非法关押呢?最后,不管你是否同意,放进档案了事。母亲在家休养期间,不少说假话的、专案组人员整过、打过母亲的人到家里向母亲道歉。

        虽然母亲的肉体、精神受到了摧残,但是人格却得到了赞誉。母亲原谅他们,认为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不这么认为,群众可以,受党多年教育的党员也这样?)。姐姐却恨透了这些人(在母亲隔离审查期间都是姐姐给母亲送一些日用品,当然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侮辱。昔日这些人围着母亲身边转,到家里来有时是姐姐给他们端茶倒水,如今怎么这副嘴脸?姐姐说她一辈子也不原谅这些人。),在家里见到这些人就往外轰人,搞得母亲很尴尬。

 

                                         第六节   和日本人的斗争

 

       父亲是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工作的。看到父亲腰间别着勃朗宁手枪的老照片觉得很神气,但是父亲却说他不会打枪,没有参加过战斗。据他讲,医院行军总是稀稀拉拉的溃不成军,不少人总是掉队,怎么说也没有用,特别是女同志。可是当后面日军的三八大盖子弹犀利的叫声划破夜空时,一个掉队的女同志也没有,全都跑到前面去了。小时候,当我知道父亲是参加抗日战争的老革命时,总是缠着父亲讲打日本鬼子的战斗故事,可是每次都很失望。直到父亲病重,我从部队到医院看望他时,他才断断续续讲了一些过去的事情。

       1943年父亲参加完延安整风又回到了抗大医院,这时医院已经陆陆续续来了不少日本医务技术人员,这些人有的是八路军和日本部队作战俘虏的日本医务技术人员,有的是日本反战同盟派来的。父亲对日本人是十分反感的,他认为日本人凶残、狡诈,侵略中国,不过这些日本人的到来大大加强了医院的技术力量。那时医院主要医疗技术问题是外伤及术后感染问题,医院的缺医少药使这种问题更严重了。

       据父亲讲,当时术后感染率达到了70-80%,由术后感染导致死亡、截肢也有40-50%。由于在战斗中负伤,伤员们只能对伤口进行简单处理,他们到医院后大部分人在未做手术前其伤口已经被感染了。鉴于上述情况,日本医务人员为了避免术后感染导致死亡,他们大都采取了截肢手术。这样术后感染导致死亡率下降了但是伤残率却上升了,许多伤员治愈后将不能再返回作战部队。有人认为这是日本人变相残害八路军并将此事上报总部领导。总部领导责成父亲查处此事。父亲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这些日本医务人员在日本医院也是这么处理日本伤员的,这是符合日本野战救助条例要求的。如果说有问题,个别滥用、扩大截肢手术现象还是有的,不过不属于故意残害八路军伤员。

       一天,医院的日本医生黑田冲进了父亲办公室,状告在给一位八路军营长治疗时,那位营长要杀了他。那位营长叫秦燃(解放后任公安总队政治部主任,文革期间到卫生部军管,父亲和他又见面了。),他右腿被炸伤,伤口已经大面积溃烂。黑田医生要求做截肢手术,秦燃死活不同意做截肢手术,他知道没有了腿,他再也不可能回部队了。

       当秦燃同志知道为他治疗的是日本医生是便怒不可遏(他的腿就是日本小钢炮炸伤的),说什么也要打这个“鬼子”。父亲了解了情况便批评了黑田,秦燃的腿骨没有断,做截肢是不可以的。没有想到黑田冷冷的说道,他的伤口溃烂的很严重,截肢是早晚的事。我在帝国医学院是这么学习的,我处理帝国军人也是如此。

       父亲打断了他的话,告诉他,你现在不是帝国的军医,你现在是为八路军服务的医生。黑田脸上露出轻蔑的笑容,连忙说,院长教导的对,恕黑田无能。对于秦燃的腿伤除了截肢我无能为力,不过院长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还是想学习一下的。说完扭头就走了,临到门口又回过头对父亲讲,院长,我打赌,秦燃的腿保是不住的。我提醒你,截肢晚了会殃及秦燃的生命。(黑田的高傲是是有资本的,他毕业于日本帝国医学院,由于成绩优秀留在医学院做研究工作,战争把他派往中国。他讨厌这场战争,使他中断了他喜欢的研究工作。他工作努力、认真却得不到领导的赏识,一次因为学术上的争论竟然打了主管领导。这在当时等级森严的日本部队是绝对不容许的,他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一气之下他参加了反战同盟,几经辗转来到了抗大医院。)父亲接受了黑田的挑战。

       后来父亲回忆道,当时并不是要拿秦燃的腿和日本人打赌,总部查处文件刚刚传达,黑田医生对此意见很大并带头挑衅把父亲逼的无路可选境地,他知道这次手术的分量,黑田的威胁不是没有道理的,秦燃的腿能否保住,他只有5成把握。父亲亲自为秦燃主刀并指令我母亲亲自护理,术后的护理直接关系到手术的成败与否。为此母亲放下了手头工作,昼夜看护着秦燃同志,一刻也不敢放松。

      父亲告诉母亲,这种一对一的特护(当时实在抽不出人来搞这种特护,这在当时也是绝无仅有的)要伤员睡你就睡,他醒你就得醒,否则不但你被拖垮了还容易出现纰漏。由于父亲成功的手术、母亲的精心照料再加上秦燃同志身体素质好,没有过多长时间他的腿竟奇迹般的好了并返回了部队。后来黑田向父亲道了歉并表示我们日本人愿赌服输,他送给父亲一个精美的日本野战手术器械盒(可惜这个器械盒在文化大革命抄家时被造反派抄走就再也没有还回来,只剩下一个辅助盒了)。

 

        这个手术器械盒子我小时候见过,盒子是用很薄的不锈钢制成的,盒子的正面的图案是用许多针尖大小的钱包_wps图片.jpg点,敲击在不锈钢表面组成一支盛开的樱花,右上方有“外科囊”三个字。打开里面竟然有三层架子,分别固定着大小不同的手术刀、剪子、止血钳等等。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偷偷用里面的刀子削了一回铅笔,刀子刚刚放在铅笔上,根本不用削,刀子自动向前走。那种东洋刀的诡异至今让我惊叹不已(后来被父亲发现了,除了揍了我一顿外还把盒子锁起来了)。对于黑田的道歉父亲倒是不以为然,不过黑田的礼物却人父亲高兴不已,他用这个手术器械为不少八路军、解放军伤员做了外科手术。

解放以后,父亲已经脱离了医院工作,可是不长时间他就要打开盒子,擦拭里面的器械,尽管里面的器械都是不锈钢的,父亲还是要涂一层凡士林。闲时,父亲经常用丝线缝制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小包,据说,这是外科医生的基本功(见照片)。

       他是否还憧憬着在未来的战争中还想做一名外科大夫?1944年姐姐出生了,父亲和母亲工作都很忙,没有时间照顾这个刚刚来世的小姑娘并把姐姐交给外婆照料。没有过多长时间,延安派出了大批干部到东北建设根据地,父亲和母亲都在派遣名单之中。这样靠一个小脚老太太照料姐姐确实有不少十几困难,正在父母踌躇之际,黑田找到了父亲。他对父亲讲,他的一个同学的太太来到中国找他的丈夫,很不幸,他的同学在一次战斗中阵亡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她遇到了黑田。黑田想让她暂时做看护我姐姐的保姆,等这场战争结束了再带她回国。由于父亲急于去东北,他利用收拾行礼的一点空余时间见了一下那位日本保姆。那位日本保姆30多岁,打扮的很利落。虽然她是日本人,但是中国话讲的还可以,交流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他也没有多想,留下了这个日本保姆就匆匆赶赴东北通化医学院任教育长的工作去了。

        那时东北将要成为我党的最大的根据地,背靠苏联,面向关内,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父亲到了东北异常繁忙,先后在通化医学院,东北军区后勤部医管处,佳木斯卫生技术厂,东北传染病防治院任职。解放前夕,全家在东北相聚了。当父亲见到我姐姐那一霎那惊呆了,一个梳着日本样式头发,穿着日本样式服装的小姑娘扑向父亲的怀里,满口日语滔滔不绝的向父亲似乎倾诉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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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一时不知所措,不知道他的宝贝姑娘在讲些什么?日本保姆见状连忙跑了过来,逐字逐句的给父亲翻译。父亲顿时伤感万分,为自己当初让这个日本保姆带姐姐的轻率决定后悔不已。父亲严厉的斥责了日本保姆,告诉她不许再用日语和姐姐说话,日本保姆表面上接受了父亲的意见,可是背地里还是和姐姐用日语交流,致使在一段时间内父女之间的交流必须有这个日本保姆在场。

      父亲把这一不快迁怒于黑田,这个家伙打赌输了,竟然用这种让父亲说不出道不出的手段找了回来。不久父亲接到了上级通知,要求曾经为解放军服务过的日本技术人员及其家属分批限期回国。日本保姆知道消息后苦苦哀求父亲,她不想回国,要求留在中国,她舍不得姐姐。如果她必须回国的话,她希望把姐姐带回日本,她家住在北海道,家境殷实。等姐姐长大了,国内战乱平息,把姐姐送回来。同时,她又沮丧的说,姐姐身体天生瘦弱,经过这样的“生死离别”会大病一场的。

父亲很理解日本保姆对姐姐的感情(父亲肯定不会同意日本保姆把姐姐带到日本的),姐姐也确实和她难舍难离,但是上级的政策是不能违背的,父亲的权利只能把她放在最后一批回国人员名单中。最后的期限很快就到来了,姐姐也似乎知道了点什么,整天抓着日本保姆不撒手,姐姐瘦弱的身体由于日夜焦虑已露出病态。

        姐姐的不幸让日本保姆言中了,她前脚走,后脚姐姐就病了,而且病的越来越严重,最后转成了肺炎。在那个医疗落后的年代,人得了肺炎基本上无药可治预示着死亡,何况一个孩子了。父亲心急如焚,幸亏一个老战友送来了从国民党部队缴获的像金子一样贵重的盘尼西林,这样才救了姐姐一条命,姐姐至今屁股上还遗留着一个深深的当年打盘尼西林针坑。时过境迁,多少年以后,当年满口流利日语的姐姐只记得一个单词了,“阿伯桑”,这是当年她对日本保姆的称呼,可能是阿姨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