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老北京四大名医
我小时候就常听老人们说，买药就买同仁堂（的药），看病就找施今墨。这位施今墨大夫就是老北京的四大名医之一。当年老北京有四大名医，除了施今墨之外，还有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
但是既然是四大名医，看病为什么只找施今墨啊？！因为那时候其他三位中的孔伯华、汪逢春两位已经离世了，而另外一位萧龙友也因年事已高，基本不怎么接诊了。
解放前的北京市（当时叫北平市）中医师比比皆是，能妙手回春的医师也不在少数，为什么他们这四位能获此殊荣，而其他人则不行呢？！这四位医师除了人品、医德，医术高明之外，还能够在引领、保护、发展中医方面做出贡献，敢在中医危机的关头挺身而出，能亲力亲为，发挥了旗帜性的作用，因此才能获得如此众多的百姓认可。
据说，1929年2月，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提出了“废止中医药案”。此案提出后，受到了全国各界人士的质疑。在北平，孔伯华、施今墨等人积极呼吁各界人士支持中医界的反“废止”斗争，并组织了华北中医请愿团准备到南京请愿。各地的中医界代表纷纷响应，3月各地代表聚集上海召开会议，会上华北中医界代表北平的孔伯华先生被推选为临时大会主席。并于1929年3月17日在上海举行了抗议集会。并推举了以孔伯华先生等5名资深人士组成联合请愿团，奔赴南京向政府请愿，请求政府保留中医行业。
由于全国中医界，以及其他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终于使当局收回成命。通过这次反“废止”的斗争，为我们传承、保护了祖国传统中医学，振兴国粹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医界人士发扬光大中医树立了的信心，为这次抗议集会成为了我国中医的一个转折点，史称“三·一七事件”。
“三·一七事件”之后，政府为了缓和各界质疑，批准设立了中央国医馆，并任命施今墨担任国医馆副馆长。但国医馆设立仅仅是政府的权宜之计，形同虚设。不久施今墨先生愤然辞去国医馆副馆长之职。中医界的有识之士看到要振兴中医，仅仅依靠政府是行不通的，需要中医界本身自强自立、自谋生路。要发展中医，则必须发展中医教育，才是中医的振兴之路。于是在北京的这四位大师先后兴办了中医院校，培养中医自己的人才。
1930年孔伯华与萧龙友共同创办了北京国医学院。在学院经费出现困难时期，二位先生竭尽全力倾囊资助。孔先生和萧先生还在学院开设门诊，以诊费补贴办学经费。该学院开办10余年间，毕业学员数百人，为处于逆境中的北平中医事业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932年施今墨先生在北京创办了华北国医学院，讲授中西医课程，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新型中西医结合的医学院。施先生还创办过中医学校、中医讲习所和中医研究所等。直至1954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在施今墨先生在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时，依然还提出成立中医科学研究院、中医医院、中医医学院等建议。
汪逢春先生也创办医学讲习会、中药讲习所，培养了众多中医英才。汪逢春先生的弟子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了中医界栋梁之才。其中，赵绍琴为当代名医，著有《温病纵横》、《温病浅谈》《赵绍琴临床400法》、《文魁脉学》等书。李鼎铭、秦厚生等亦为知名医家。
说起这四位名医基本都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人，最后一位离世的施今墨老先生也是在六十年代末。而那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无缘与他们见面，更不可能会有什么交往。但听父亲讲，早年曾请施老看过一次病。据说当年的号也不是很好挂，每天仅有几个号，并且基本不能加号。故而需要很早去排队。于是父亲就托了人挂号。此人是否就是今天的所谓“黄牛”，我就无从知晓了。不过此人的敬业精神还令人称赞的，他再三嘱咐我父亲一定要早去，因为，如果施老身体好的话，前一二位病人，施老会亲笔写处方的，后面的病人就只能由施老的学生或家人代笔了。不过，那天不知是施老身体欠佳啊，还是真去晚了，父亲还是没能得到施老的亲笔处方。施老半躺在椅子上，用手给父亲号了号脉，然后口述说：某某（药）若干钱，某某若干钱，等学生把处方写好递给施老，施老接过来看了看，提起笔对个别药名或计量做了些修改，再递给那位学生。于是那位学生，机械地说，先抓三副吧，每副煎两次，混合后分早晚各一次服用。这份药方，我父亲一直保留着，最早是准备复诊时携带，后来就成为了一种纪念和收藏。但是十分可惜，文革期间还是遗失了。
后来到了七十年代，我父亲患了中风，半身不遂，于是到北京市中医医院就诊。当年看病，病人是不允许选择医师的，一般是由护士分配。但为了治疗的连续性，基本是固定在一个诊室，我父亲经常被分诊的诊室是15诊室，诊室内有两位女医生，一位姓刘，一位姓施。于是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她们二位轮流给我父亲看病开药。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位姓施大夫叫施如瑜，就是施今墨老先生的小女儿。到了八十年代，我调入民主党派机关工作，因为我所在民主党派分工为“医药卫生界”，故有幸接触到了一些四大名医的后人和弟子，不断听到一些有关四大名医的琐事，我想把知道的一些事件记录下来，其中或许有些鲜为人知的轶事，也许能为后人全面了解老北京的四大名医作一点儿注脚。
施老的儿子施小墨女儿施如瑜都是我所在的民主党派成员。（民主党派的党员一般都叫成员）而我们民主党派的主任委员——祝谌予，还是施老的女婿。他担任过北京中医学院的首任教务长。而且祝老的儿子，也就是施老的外孙也参加了我们的民主党派。由于施老的外孙和我年纪相仿，于是我们经常在一起闲聊，并且聊的很是投机。于是有机会听他谈一些施老的轶事。
据施老外孙子祝肇刚讲，施老的学生很多，大致有三大类，第一类是所谓入室弟子，这样的据说仅有九位。而加入到我所在党派的，除了其父祝谌予，还有一位是李介鸣。第二类是他们主办的国医学院的学生，这样的就有几百位之多了。再有就是临时收的了，对一份药方、一件病例进行过指导的，施老也同样认可其为自己的弟子。当然“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弟子太多了难免也会有被忘记姓名者，故后来所谓施老的弟子中也偶有冒名者。不过据说施老也并不计较！
说起萧龙友萧老，当年弃政从医，深知行医的艰难，因此并不希望自己的子女从事医学事业，故而子女们都没有继承萧老的事业。而当年我在北京十三中，也就是原来的辅仁男附中，教我们数学课的老师姓萧，叫萧浓华，文革期间有人说她是萧龙友萧老的女儿，若干年来我一直深信不疑。退休后偶然听一位中医药大学的教授讲，萧老有位嫡孙女叫萧承棕，现在在中医药大学的某附属医院工作，并已经成为北京市著名中医师。于是我到网上去查找，偶然发现一篇介绍萧承棕的文章系赵雪锋所作，我知道银河悦读中文网中有一位作家叫赵雪锋，于是连忙与雪峰先生联系，不料雪峰先生一片茫然，不知所云，此时我才搞清楚，此“赵雪锋”非彼“赵雪锋”，如此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也为此文添加了一段趣闻……
不过，此文中介绍到萧老的子女确实是没有继承其而学医的。可见世间传言萧老不愿儿女学医，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但萧老的子女中也没有我的老师，看来文革中的一些说法，也只能姑妄听之，不可当真。
说起萧老还有一件趣事值得一提。因我十分喜好书画，故时常听到一些有关书画界的趣事。据说当年著名画家蒋兆和先生接到一项为古代名人画像的任务。当制作李时珍画像时，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模特，于是就借鉴了自己老岳父——萧龙友的形象，经过蒋大师的进一步加工、创作，至今这副肖像已经成为了李时珍的标准像，并且还依照此像专门出版过邮票。这幅肖像或许还能为我们从中略窥一些萧老的真容。
汪逢春汪老是一位传奇人物。据说汪老看病开方，很有些特色，汪老喜欢使用一些鲜的植物入药，例如：鲜栀子、鲜薄荷等等，有时还有些水果。甚至汪老有时还开出与成药同煎的药方。
汪老门下的几位弟子，也是我们党派的成员。如赵绍琴、谢子衡等等。赵绍琴老在医学上很有建树，留下很多的著作。而谢子衡谢老除了在医学上有所建树之外，还对书画很有研究，并且成为京城的一位著名画家。我收藏的我们党派出版的一本画册，其中还有谢老的一幅山水画作品。不过这也没有什么稀奇，当年，汪老也很喜欢书画，据我熟悉的一位中医药大学教授讲，汪老不但是一位医家还是一位很好的文学家、书画鉴赏家。因此汪老的学生中出一位画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汪老教学不但要求学生读医书，而且还要大家读《荀子》。汪老晚年和弟子们共同编纂了《泊庐医案》其中有汪老和众多弟子的名号，记录了自己平生所诊断的病案以备后人查询。汪老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自掏腰包印刷了这本凝结自己和弟子们心血结晶的《泊庐医案》免费赠送，体现了汪老的仁心仁术。
老北京的四大名医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有机遇也有局限。而他们的后人们却在改革开放后为中医发扬光大做出新贡献。施今墨先生之子施小墨 ，曾开设了“施小墨诊所”。诊所是两层建筑，首层销售中成药及保健品，二层为施小墨和姐姐施如瑜的诊室和药房。施小墨擅长内、妇、儿科、癌症等疾病的治疗。施小墨主张积极养生，认为每人每天需要吃些粗粮、杂粮和坚果，同时也要重视锻炼。施先生自己也身体力行，每天都坚持步行上下班，保证走一万步的运动量。
孔伯华孔老的后人开设了“孔伯华医馆”，将中医文化与养生文化融为一体，设中医诊疗、太极推拿、养生咨询、健康管理、学术交流等专项服务内容，并提供高端养生会员服务。孙老后人至今已有四代。三子孔嗣伯曾在北京平心堂中医门诊部出诊，其擅长于心脑血管病、肾病、消化系统疾病。嫡孙孔令诩擅治肿瘤及疑难杂症。嫡孙孔令誉擅治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病。
萧龙友萧老的子女虽多不从医，但嫡孙女萧承宗，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某附属医院任教授。萧承宗萧大夫主治妇科及疑难杂症，责任心极强，为人心地善良，医术更是高超。四大名医中唯有汪逢春后人皆不从医，可谓是一大遗憾，所幸汪老弟子众多，几位高足传承了汪老的医道，也算是弥补了这点不足。
